权力、市场与思想道德教育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机制论文,思想道德教育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道德，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制度的性质所决定，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且都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机制与实现形式来完成的。笔者以为，认真地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的教育机制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逐渐远去的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威训导机制
“机制”是社会科学从生物学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其意是指对运动过程中的有机体在活动方向、结构安排与功能发挥等方面实行控制或调节的手段。如果失去机制的作用，有机体便无法适应环境及其变化，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如果在新的环境里有机体仍旧使用过时的机制来对自身实行调控，则其生存必然艰难，发展就更不可想象了。因此，机制及其变革同有机体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早已是为人熟知的常识了。可是，机制的下述两个特征，却往往容易为人所忽略，以致经常产生滥用机制概念的“泛机制”毛病。机制的特征之一是内在于有机体之中，它是一个调控系统，既不能离开具体而抽象地存在，也不能把存在差异的甲体机制生搬硬套地移植于乙体机制，有机体的性质与状况决定着机制的性质与状况。机制的特征之二是它的连续性与反复性。为了适应环境变化，有机体往往有多种调控自己活动的办法，只有那些主要的、连续使用的、经常反复的手段或方法，才可以称之谓“这个”有机体的机制，不可把带偶然性的某种或某些方法泛称为机制（一旦次要方式上升为主要方式而成为机制，这是事物质变的结果，须另作研究）。讨论具体问题之前作这番较为啰嗦的理论界定，目的是为了从事物的特殊性出发，在抓住矛盾主要方面的思想启迪下，回顾计划经济体制下思想道德的教育机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基本特征，以便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教育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胜利的产物。建国初期，我们不但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还要进行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外交斗争。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了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以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不仅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牢记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以便应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而且要求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尽快尽早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增强国家的生存力量。于是，外学“苏联老大哥”，内学“解放区”的经验，借用革命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治理国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即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这个特征的社会化，就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有政治、法律、文化、思想道德等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又通过权力的运行机制而对社会产生巨大作用。
权力过分集中营造了一个多层的金字塔型的纵向社会组织结构，不论操持何种职业，也不论年龄与性别的差异，每个成年的中国公民都会被安置在这个社会组织结构的某个层面上，并受到某一级权力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人们的利益（包括经济与政治等各方面利益）分配由组织决定，人们对外界重大信息（诸如国内外大事等）的获取也由组织提供。对个人来说，组织就是权威，就是一切；对组织来说，个人就是“棋子”，就是一块可以随时搬动的“砖”。这种纵向结构安排决定了个人与组织（而且是岗位所在的具体组织）的关系模式是“权力——服从”结构。植根于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之中的思想道德教育机制，只能是权威训导机制，即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只能来源于纵向灌输，并由个人所在的那个具体的权威组织去执行。实现权威训导机制的基本形式是政治动员、思想激励，大搞群众运动。每当国家有大的举动（诸如某项重大政策的出台和某个重大运动的开展等等），中央号令一出，地方各级组织闻风而动，象接力赛跑似的雷厉风行地贯彻。不但是各级组织的成员要深刻地领悟精神，制订并落实贯彻措施，而且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大会小会地宣讲，大班小组地讨论，人们在反反复复的表态中下定决心，掀起贯彻高潮。由政治动员激起的道德火花，概括地说就是紧跟党中央的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在当时的各项群众运动中，人们唯恐跟之不及，办之不力，很少有心思去顾及其它，社会对个人思想道德（特别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德才兼备”之德）评价的标准，也主要是看个人行动上对组织（尤其是所在单位的组织）权威训导内容落实的情况。至于说单位组织训导的内容是不是完全与中央的要求相符，或者说党中央的某些政策是不是同中国实际的具体情况相符，那都是个人大可不必疑虑的，个人对组织的道德职责就是服从与贯彻。这种要求后来竟从伦理原则上发展成为“狠斗私字一闪念”，权威训导机制又几乎变成了一种“绝对盲从”的机制。当时所谓“宁可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的说法，不正是这种思想道德教育机制发展到极端形式的写照吗？
二、权力与利益调整中思想道德教育机制的混乱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不但把追求利益作为个人活力之源，成为一种思想道德的价值取向；而且作为社会代表的国家或政府，也总是以利益为机制来调控社会生活。因此，利益机制是存在于人类社会，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最根本的机制，其他的机制都是从属于它的，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否认利益机制存在的观点是肤浅的。就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力机制来说，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其本质仍然为利益机制。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只要个人一切都遵循权威训导的安排，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就均可由组织上予以提供。虽然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较低，道德行为的优良与一般也不会在物质利益分配上显示出多少差别；但是，权威训导机制在确定一个人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在调整人的政治利益（诸如政治荣誉感、组织亲和力与归宿感等）方面，却显示出强大无比的功能。国家通过权力机制的运行，也从最根本的方面保证并发展了无产阶级利益，为新中国往后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至于说，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其深层原因还不在于权力机制的作用，那是应当在另一个领域开展专题讨论的问题）。由此可见，我们在研究利益机制时，不仅应当从阶级性上了解它是哪个阶级所需要的利益，而且还应当从结构性上了解它是哪个层面所涉及的利益。人们在把利益机制作为一种道德价值的导向时，不仅在追求利益问题上显示了阶级性质的差别，而且也显示了层次结构的深浅。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个人物质利益在整个利益结构体系中所处的基础性地位。他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是许多历史唯心主义者也承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就说过，如果有了富丽堂皇的大权，而口袋里却没有一文钱，一个贫民甚至吃不到一顿午餐，那么，高喊“人民主权”就是荒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相当艰难的情况下，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了不少努力，但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其中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没有搞清楚），生产力发展很慢，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很慢。尽管当时思想道德教育的权威训导机制很强劲，可着眼点却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有时甚至成为经济建设的一大阻力。人们在那种无休止的群众运动中，厌烦情绪越来越大，工作积极性也越来越低。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总是反复地告诫全党全国人民，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完整的表述，集中起来说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引下，我们党把发展生产力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并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形成了判断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三条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述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科学判断标准的确立，既为整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转型指明了正确方向，又为思想道德教育服务于经济与政治发展目标及其机制转换提供了现实途径。
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在当代中国开展的又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在变革中，不但社会成员之间原有的权力与利益分配的格局要作大的调整，而且整个社会结构也要发生转型，即从纵向结构为主转向横向结构为主且纵横结构交错并存。在纵向结构社会里，权力较为单一（主要是行政权力），且运行的渠道以上下“管状”连接封闭式为主，适应计划经济的操作；在横向结构为主并且纵横结构交错的社会里，权力由单一性变成复合性，其运行渠道以上下左右“网状”连接开放式为主，适应市场经济的操作。与人们权力来源及其内容构成紧密关联的利益，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种类说，个人的直接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已从利益体系的结构层面上凸现出来，成为一种被追求的“时尚”，当今几乎无人不口谈“实惠”。就来源说，个人直接物质利益获取的渠道已从单一的组织分配变为包括组织分配在内的复合社会分配形式，经济收入的透明度越来越差，隐形性越来越强。同生产力缓慢增长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相比，由于权力与利益格局变动（特别是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迫切需求），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精神，现在转型时期社会物质文明建设所获得的进步，其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改革开放对综合国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但往昔中国的任何时代不能同日而语，而且也令当代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可是在问题的另一面，由于人们在价值观上偏向于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局部的、眼前的、暂时的利益的追求，加上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营造的腐败环境的干扰，人们不但利益观上失衡，即人的精神利益、政治利益、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日趋削弱，甚至出现了淡化的危险。这种情况反映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便出现了内容更新失敏、机制转换滞后的情况，集中表现就是拜金主义横行。当前我国监察、司法机关破获的一宗宗王宝森之流的大案要案，大众传媒披露和曝光的一起起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假公济私、贪脏枉法、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挥霍公款、腐化堕落等等典型案件，还有被广大老百姓痛恨的不负责的、损人利己的行业不正之风，等等，无一不是少数人贪婪的物欲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亵渎，对社会主义利益机制的破坏。其作用和影响是在思想道德的价值取向上，把人们的头脑搞乱了，以致于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机制产生了怀疑。
三、当前思想道德教育中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用特色理论教育干部和人民，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当前转换思想道德教育机制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必须端正认识，及时解决。其一，要深刻认识道德商业化的危险倾向，大张旗鼓地批判拜金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目的是让市场成为我国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用商品价值规律指导社会经济生活，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实践证明，发展市场经济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法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动力。然而有人对此作了误解和歪曲，把市场上冷冰冰的等价交换原则一点不漏地运用到思想道德建设中来，用钱“买”道德，用金钱多寡来衡量人的价值大小，一切向“钱”看。这正是列宁指出的资本主义世界道德的典型特征——“做事就是为了拿钱”。现在，我们有些人为了赚钱发财就不择手段，无耻钻营，贪污盗窃，挺而走险。显然，这种道德商业化即极端的损人利己的行径，不但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坚决不允许的，就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工作在每一种岗位上的人在做事拿钱的同时，还受到职业道德的严格约束；每一个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还受到社会公德的制约。显然，把思想道德完全商业化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的。即使在最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总还有一些人（特别在普通劳动者中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乐于助人，甚至舍身救人，道德品质是很高尚的。因此，对我国社会上一部人掀起的拜金主义逆流（特别是它的理论制造者与鼓吹者），要调动一切大众传媒给予批判，帮助人们从其毒害下解放出来，进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
其二，扬善更须惩恶。针对当前拜金主义的猖獗和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不少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身体力行地学雷锋、做好事，或者是默默无闻地对社会作无私的奉献，或者是旗帜鲜明地有声有色地为群众无偿服务。他们的崇高品质与模范行为，自然深受广大群众的赞许与各级党政组织的褒奖。高扬他们的美德善行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应该勇敢地承认，在当前利益机制混乱的情况下，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美德善行不但没有使狂热的拜金主义者、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受到感化和教育，犯罪的照样犯罪，缺德的依然缺德，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并未向好的方面发展；而且这些仁人志士越来越难以找到知音。这说明，在利益机制已经发生了转换的今天，如果照搬以往采用的政治动员、思想激励加上样板效应的实现形式，显然难以收到60年代学雷锋的良好效果。因此，整治道德环境（首先是运用法律的、行政的与经济的手段惩办各类腐败分子和丑行恶德之徒），就不能不成为当前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是也。
积改革开放前后共40多年思想道德教育领域贯彻利益机制的正反经验，我们认为摆正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眼前利益与根本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搞好思想道德教育，促进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采取何种办法来实现思想道德教育中的利益机制呢？笔者认为其原则一是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一切要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二是要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变换重点和方法，并且要以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和教育的等综合手段融合实施为主。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规范化与完善化，经过努力总是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理而稳定的形式和途径，来实现利益机制对思想道德教育的调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