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文化与军队思想教育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教育论文,中西论文,文化与论文,军队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文化总是以历史沉淀的方式在其他意识形态中得以表现的。军队思想教育作为一种传播意识形态的活动，总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显露这种文化特质的。从历史传统文化与思想教育关系的角度进行中西对比，给军队思想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深化对中西军队思想教育的认识。《传统与现代化》一书指出：“所谓传统文化，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司马云杰先生的文化生态结构模式中，也把传统文化归结为一定的价值意识取向体系[1](P54)。因此，本文主要比较中西传统文化价值意识取向对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
一、中西军队思想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1993年，美军为了索马里的“民主与秩序”，出兵索马里。但是当美军伤亡19人，美国千家万户在电视上看到面带嘲讽的索马里人在摩加迪沙街头拖拉美军士兵的尸体后，美军也顾不得面子，匆匆从索马里撤军了。按美军的实力，一个小小的索马里完全不是它的对手，它为什么这样做？自二战以来，美军已不知花费了多少巨资来寻找战死士兵遗骸，难道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者发善心了吗？不是，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传统文化既影响着思想教育的主体，又影响着思想教育的客体。思想教育工作是由人来做的，思想教育的对象同样也是人。而人一出世就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是一定文化下的人。现实的人都是现实社会与传统文化塑造的结晶。传统文化主要通过影响人的思想来作用于军队思想教育。人们的思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传统文化熏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熏陶还是根深蒂固的。有人就曾经惊叹道：“传统对现在起着如此大的支配作用，以至于人们离开传统去想象就根本不能产生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人们不可能凭空想象。”传统文化对人思想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因而对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也就无时无处不有。不仅如此，传统文化还影响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思想教育内容本身就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是在传统文化上扬弃发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教育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同时我军思想教育内容中又可找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子，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爱国主义，就常常体现着“精忠报国”的思想。思想教育方法的应用与选择也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如美国传统文化的“个体性”、“好利性”、“实用性”就使得美军的思想教育养成了不择手段求效果，以物质刺激作为重要的思想教育方法。
不同的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军队思想教育风格。一个民族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是在漫长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积淀的特有精神品质，它的内核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亦称“民族精神”、“民族魂”或“国魂”。它通过民族成员的人生态度、情感反应、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等表现出来。这种文化精神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稳定地、潜移默化地影响军队的每一个成员，影响军队的思想教育，从而形成中西军队各具特色的思想教育风格。尽管文化的积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许多国人就已经具有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时间意识、务实意识，这与50、60年代人们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传统文化特有品质却是难移的。
传统文化对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是辩证的。传统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使一个国家兴盛，也可使一个国家衰败。当日本人民埋头于日本自己的事时，大和民族文化造就的大和精神就是一把利己之剑，它会斩除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荆棘，使其顺利到达胜利的彼岸；当日本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向外扩张时，这种传统文化就是一把伤己之剑，它会四面树敌，使自己覆灭于正义力量的包围之中。这已被历史经验教训所证实。传统文化对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也是如此，积极影响无处不在，消极影响也无处不有。就传统文化中某个方面而言，它对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教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了我国重整体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但是，这种重整体的传统也曾几何时为“一大二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导致思想教育中对个人价值和个人创造力的忽视。西方军队重视个人权利、个体价值的传统文化，要求向其部队灌输个人英雄主义，虽然关键时刻也能造就出一些个人英雄，但总起来说，部队的凝聚力不够理想。就传统文化的整体而言，它既有优秀的也有消极的。譬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它在总体上是优秀的，但也免不了带有自身的弱点。因而传统文化对军队官兵思想的影响也就既有积极的、健康的，也有消极的、不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思想教育理论是在先进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批判地吸取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思想教育精华而产生的，这就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很好、威力很大。西方国家军队，由于其军队性质的局限，往往吸取历史上的侵略文化来灌输部队，为四处发兵、侵略扩张做舆论准备，因而很难对军队官兵进行真正的思想武装，其激起的精神力量十分有限，结果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西军队都重视利用传统文化来强化军队思想教育的效果。中西军队都强调思想教育能够符合和利用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特质，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扩大军人对教育内容的认同效应，以实现思想教育效果的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十分重视利用优秀民族文化来教育部队，强化军队思想教育的效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思想教育的创始人毛泽东6岁就读了“四书”，很小的时候还读了《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深谙中华文化的精髓，不愧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利用传统文化教育部队的大师。如：他透过天人相分、人定胜天，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透过古代民本思想提出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等等。在思想教育实践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十分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教育功能。如，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群体的“爱国心”来凝聚军心、激励斗志。利用儒家“中和”的观念强化人们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取向。
西方军队利用传统文化强化思想教育效果也可谓做得淋漓尽致。例如，在西方国家的军队思想教育中，宗教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宗教为中心的，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信仰宗教。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执政党和政府，历来都重视充分发挥宗教的作用，建立自上而下的庞大的宗教系统，把统治阶级的意志注入宗教活动中，使宗教成为军队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再比如，“趋利性”、“功利性”是美国文化的传统，为美军进行“物质刺激”性的思想教育提供了文化环境。美军在军队教育宣传中就不讳言利，军队宣传教育虽也强调军人奉献，但更强调部队可使官兵事业得到发展，向士兵提出“尽你所能、必有所成”的口号，甚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高喊爱国主义可以功史留名。这一招对资产阶级收买军心有时的确很有成效。
二、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与思想教育
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实际上是中西人本思想相异的核心。人是军队思想教育的主体和客体，军队思想教育的本质是对人进行精神性影响以激发其内在积极性。任何形式的军队思想教育实践活动都凝聚着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本思想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的人本思想体现的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如果把一个个具体的古代中国人抽象为“文化人”，那么共性之一就是基于整体思维的群体本位价值取向。这种群体意识体现为：第一，既贵人，更重如何做人。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强烈的整体和集体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把“人”置于家庭、集体、民族、国家之中，极少把人视作“原子”状的孤立个体。第三，朴素的民本思想。不难发现，儒家文化实际上是重群体的人本文化，重人的教化，重人际关系左右上下协调，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所以东方的人本思想带有群体和谐、道德教化的特点。
这种传统文化价值意识取向首先体现在军队思想教育的目标上为：“修德取胜。”如《吴子》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兵“以治为胜”：《司马法》提倡“仁本”“义治”；《孙膑兵法》提出“德行者，兵之厚积也”等等。其次，这种价值意识取向体现在军队思想教育的内容上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忠国利民为整体而献身，是群体本位要求的中华武德的中心内容，也一直是军队思想教育的主题。中国历史上能锻造出一支支与众不同的、忠君爱国的“家军队”，如岳家军、杨家军、戚家军，正是这种教育主题结出的硕果。再次，体现在军队思想教育的效果上为：军人团结协调、相互合作、同仇敌忾。在将卒关系上，“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国语·齐语》）将卒一体，上视下如子弟，下视上如父兄。最后，这种价值取向下军队思想教育催生的中国军人特有个人价值观为：忠孝一体、君父一体、爱家爱国爱民一体。保家卫国不仅是参加战争的价值动力机制，而且也是现实的价值选择。军人视“气节”如生命，参战动机上基本没有金钱的位置，讲究的是用“精忠报国”、“不成功，便成仁”的浩然之气为国为民来实现自己在军事生涯中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这种为国家为民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与西方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在中国军队历史上，不乏有军队思想教育的成功范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其军队思想教育与过去剥削阶级军队的思想教育不可同日而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剔除了传统文化群体本位取向中的糟粕，吸取了其营养，创立了独具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政治工作。例如，在思想教育中剔除了“精忠报国”中“忠”的封建糟粕，保留了忠于社稷的内容，“忠”被解释成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这种“忠”体现了时代精神，赋予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新意，为军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又如，在思想教育中吸取了群体和谐的思想，营造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内外关系，实现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有机统一，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等等。
西方的人本思想发源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是以个体为本位的。古希腊民族是一个商业城邦民族，商业文明发达，并且实行城邦民主政治，人的个体价值、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展示，由此形成人类早期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它的主要内容体现在：第一，人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人自身具有独立的认知价值和意义；第二，人的本质在于人有思想有判断，从而能理性地认识自我和周边世界，从而养成科学探索的精神；第三，人具有追求幸福、快乐和享受的权力，人应当为自己的幸福而努力。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精神，使当时古希腊人在生产、交往活动中充分展示了其智慧和力量，创造了极为灿烂的西方古代文明。在人类早期曾经出现过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几大文明中，只有古希腊在商业文明、科学知识和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足以令世人惊叹的成就。这样的成就不是专制政治的产物，而是个性发展的产物，因而，追求个性独立解放成为古希腊文化的最基本的特征，并一直延伸到近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西方文化中积淀最深的东西。
欧洲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后，迎来了文艺复兴，古希腊的文明重新得到弘扬，基于独立人格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文主义得以进一步的发展。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艺复兴根本原因是15-16世纪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关系，资产阶级想利用古希腊的传统文化，借尸还魂。法国的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德国的古典哲学的奠基使西方人文主义达到新的境界，并赋予了新的时代特点。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个性的独立和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精神反对朦昧主义。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种人文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为夺取政权与封建神权的斗争；在军事上表现为一系列为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制度的战争；在哲学上则表现为人性论与神性论的斗争。西方的这种人本传统文化养成了人们重视个人权利、独立、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其在美国社会的表现更为突出，正如《美国精神》一书的作者指出的，“在整个19世纪，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和文学、宗教和政治，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2](P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人现在也讲集体主义，但它的集体主义是有特定含义的，它不是指牺牲个人利益去服从集体利益，也并非意味着把个人利益溶化到集体利益中去，更不是大公无私，而是通过集体的合作和集体的力量来实现个人的利益。合作是手段，但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目标。
西方传统文化个体本位价值意识取向对西方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是很深的。其一，军队思想教育具有重视人的作用和价值的特点。从拿破仑的建军思想、战略理论和用兵之道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价值意识取向的影响。拿破仑提出了人的“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的观点。不仅拿破仑，而且克劳塞维茨也把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统计要素五种，充分论述了人特别是人的精神力量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应当说，这与其重视人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当代西方军队仍然十分推崇人的作用和价值，美军作战时，大炮、飞机损失再大也不会导致国内反战情绪，而死上几个人却会引起国内的轩然大波。因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打仗时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格外谨慎。其二，军队思想教育内容中充斥浓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西方军队思想教育灌输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历史观，从不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思想教育推崇的是强烈的个人奋斗意识和创新、冒险精神。教育出的军人独立性较强，协调性略显不足。其三，无论是军队思想教育的内容、方法还是教育效果上都内含着极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西方军队思想教育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甚至可溯源到斯巴达军事教育。斯巴达教育完全是以追求军事效力的愿望决定的。为了适应未来的军事生活，斯巴达儿童受到严格的军事教育，为了培养少年们在军事事务中的机智和聪明，斯巴达人甚至常常派遣接受教育的儿童去偷窃。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军人常常是以征服者为美德，为胜败手段和原因不太追究；个体的军人常常是以金钱、名利甚至美色为目标，参加战争能获得薪水或奖金以及掠夺到财物，就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中西人本思想理论，其起点、进展及特性都不同，但是，随着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联系日趋增强，出现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趋势。西方强调个体价值的人本理论也在开始注重其整体作用的发挥；东方强调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开始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随着人们视野的全球化，中西方人本文化的相互融合与交汇必将悄然地影响军队思想教育。坚持集体主义的军队，也会越来越重视个人利益；过份强调个人权利、靠物质刺激的军队，也开始重视“集体主义”建设。
三、契约本位和人伦道德本位与思想教育
比较中西人本传统文化的特质可以发现，西方传统文化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在西方形成的是独立的人格。西方人本主义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强调人是宇宙中心，周边一切皆“备于我”，人应当追求自身价值与幸福。在这种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其道德本位必然是契约型的，即人与人之间不是宗法伦理、等级关系，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定下来时，西方社会就形成了法治社会。罗马天主教的“原罪”意识，也是西方军队契约管理、制度化管理的文化基础。罗马天主教认为人是带有“原罪”而降到世上的，“性本恶”，因而他们会有“偷懒动机”，因此对人必须时刻防范，用法规约束。
西方社会的契约价值取向对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表现在：第一，军队思想教育的手段上注意借助制度的功能。例如，西方诞生的现代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都十分推崇通过制度来调整利益，通过利益引导思想。这方面西方军队比东方军队有更为深刻的研究。第二，军队中养成了有利于制度建设的军人心理和外部环境。在西方军队中“人治”的色彩不浓，按制度办事在西方军人的脑海里已经扎根，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道德意识，因为“法治”在西方社会已根深蒂固。第三，思想教育过程中，重视规范教育和条例教育，严格按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讲究思想教育的有序化和有效化。第四，思想教育具有防范性特点。“原罪”基础上的契约管理必然使西方军事当局视军队内部关系为制约与被制约、监督与被监督、激励与被激励的关系，军队思想教育也就带有了防范性的特点。正如美军军官韦斯布鲁克在《军人的政治教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军中的“社会政治训练着重进行说服，但同时也可以借此把那需要强制的人识别出来。”由此可见，西方军队对军人的控制办法（包括思想控制）主要是订立规章、强调规则、秩序，以制度为主体，以防范为特征。这种教育，制度效益明显、教育效率高、形式主义的东西受到约束，但同时也使得西方军队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军队的思想教育作用，造成官兵感情疏远。如美军在越战中，军官常常用法西斯制度强制式带兵，结果有三分之一的死亡军官是被自己的士兵打死的。越战后美军也开始强调军官带兵的领导艺术与感情带兵。过份看重契约的作用，还会强化官兵浓厚的雇佣思想，以致于许多官兵时刻都要算计：雇佣与受雇是否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和西方传统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人伦道德文化，伦理型文化。孔子认为一个人应该“入则孝，出则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对国家要忠，对朋友要义信。这样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亲缘、礼仪、友情、相互信任等文化情感联系上。这种伦理型文化表现在情感方式上就是情理合一。与东方重整体的价值意识取向相一致，它强调通过“情理合一”来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和谐。人们对群体关系、群体氛围，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比较重；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义务和贡献，同时也需要群体对个体关照和扶持。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理也；“人情练达即文章”，情也；学问在文章中，也就是理在情中，情与理是合一的。由此，中国经济是伦理型的经济，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的文化，中国管理是伦理型的管理，中国教育是伦理型的教育。因此，在军队的思想教育中首要的是十分注重于情感投资和理论灌输；其次，和西方军队的防范性教育不同，中国军队的教育是引导型的教育，即通过特定的途径使教育对象接受“道理”，从而形成自我教育，自觉教育的特点。这种以“情”为纽带，以“理”为内容的思想教育，由于沟通频率的提高，而增加了成员的认同感，组织整合能力强，凝聚力强，人与人之间关系较为协调。然而，这种以“情”“理”为重的教育，好容易忽略制度效应和条例管理的作用，从而表现为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充分，而在强调任务和规则方面，理性精神却表现得不充分。此外，宗法伦理关系容易渗透进制度管理中，从而带来一系列的对思想教育的负面影响。如：过多偏重“关系”学而忽略制度规则的有效运行；评定工作成绩时，也易以政治上、道德上和人事关系上的准则为依据。
当代中国军队的思想教育从根本上讲，是用马列主义武装官兵，并揉合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方法上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以情见长，以理规约，讲究“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由于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在情理的基础上可以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思想的一元化，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但法规约束力略显不足。当代西方军队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法规制约，以法治军，军队管理正规、规范，由于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缺少情理沟通，单纯的法规约束并不能杜绝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此，西方军队吸毒、犯罪较为普遍，阶级关系、种族关系紧张也不鲜见，甚至对军中同性恋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人生本位和贸易殖民经济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与思想教育
中国先民们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上，东濒沧海，西接世界屋脊，与外交通不便，但地势宽广，便于农耕。这种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大陆文化或以农业经济为基本价值意识取向的人生本位文化。人们为土地而生存、而斗争，一切生存都围绕着农业经济而展开。几千年来，他们就生长、徜徉在这块土地上，深受土地文化的培养和滋补，深知土地对生存的重要，因此，养成了一种安土重农的心理和质朴厚重的性格。这种性格反映在军事文化上，则表现为不求外方，反求自保，视兵为不祥之器等等，它折射出中华民族那种协和万邦，求安的传统精神境界。在国防观念上，就是既要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又不向外扩张，其理想的国防战略目标就是通过教化达到四夷宾服；反映在军事战略思维上，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后发制人；反映在军事政策上，强调义战、慎战、自卫、“先礼后兵”，集中表现为要求部队成为“仁义之师”，要“师出有名”。所以，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兵书中，从来没有对掠夺型战争的称赞。这一点甚至连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例如，明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和玛窦在遍游南欧列国和印度次大陆后来到中国时说，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到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他发现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要用这支军队去侵略别国。英国哲学家罗素二十年代到中国讲学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不象西方人那样好斗。长城作为中国古代防御性的军事设施，正是中华民族求统一、求和平，反穷兵黩武的象征。
这种价值意识取向对当代中国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十分深刻。中国军队思想教育中灌输的是节制的、收敛的、自保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思想教育培养出的军人战争观不是偏激的，而是较为客观、科学和温和的；反对穷兵黩武已深入人心，军人信奉“和为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思想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军人从心底里热爱和平和忠于祖国的信念，并从军情国情出发改善官兵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保持军心稳定，为部队质量建设作好思想政治保证，而不是为四面扩张制造舆论，煽动军人的好战情绪。思想教育的基本着眼点首先在于维系一支常规防卫部队思想稳定，其次才是着眼于为高技术条件下自卫战争提供精神动力。
和中国不同，西方古代是海洋型地理。古希腊文化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海上掠夺贸易经济的基础上。由于内地回旋余地不大，便促使这些民族向海外扩张。希腊早期的海外殖民始终贯穿着一种向外拓展的民族心态，而这在西方古代具有普遍性。这种心态与西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学派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同重农主义学派把土地视为国民财富的生成之源相反，认为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途径，主张国家必须运用一切手段特别是军事手段，去不断开辟海外贸易的“新边疆”。所谓“谁掌握了世界贸易，谁就掌握了世界本身”。美国独立战争领袖华盛顿及其顾问、助手，大都是信奉重商主义的，直到目前，重商主义理论仍然是美国对外战略思维的一块重要观念基石。
因此，基于贸易殖民经济的人生本位价值意识取向，反映在军事上是征服和侵略，他们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常常是以军事征服，向外拓展为荣耀，带有明显的侵略型国防倾向。他们进行一切战争根本不存在贯彻自卫原则的前提而是蔑视社会道德或无所谓社会道德。直到近代，西方国家对战争的正义性也完全采取的是一种回避的态度，这是与它们侵略扩张的霸权主义文化渊源是一致的。
这种价值意识取向反映在现代霸权主义军队思想教育中，其基本的目的就是为强权与霸权作辩护，给军人灌输其军事上的种种优越感和好战情绪，积极为军事行动准备战斗精神与作战勇气。其教育侧重点是国家利益观、侵略型的战争观以及战斗精神的培养，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点的军事侵略行动作好思想精神上的充分准备。其教育手段则充满军事上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不择手段，只求目的，骨子里信奉的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政治无道德”的教条。由于从事的战争大多为侵略战争，其思想教育的基本途径只能是从军人的趋利避害的利益本能出发，把国家利益和军人个体利益揉合到一起，向军人作出种种满足其个人需求的许诺，从而影响其从军、参战的心态。
一般说来，中西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识取向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群体与个体本位；以人伦为基础与契约为基础的道德本位；农业经济为基础与海外殖民型经济为基础的人生本位。这三个方面的价值意识取向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分别构成了中西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这种中西文化历史发展和功能交互作用过程中沉淀较深、较为稳定的文化价值模式对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
五、几点结论
1.传统文化因素对军队思想教育的影响是一个稳定而不容忽视的因素。人们在军队思想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适应特定的传统文化环境及其构成要素对军队成员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思想教育中文化的阻抗，将各种环境因素协调起来形成思想教育的合力；另一方面又要主动恰当地改造传统文化环境，避免消极因素对军队成员的影响。
2.中西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识取向如果不从阶级性上讲，对军队思想教育效果的生成都各有优长。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有效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应该是吸收两种文化之长，兴利避害。
3.要在扬弃我国传统文化重群体价值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传统文化中充分挖掘个体价值的因素，实现群体和个体的统一，即注重集体价值同时注重个体价值，不以集体而淹灭个体，也不以个体而否定集体；在强调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奉献的同时，也要关心个人的合法利益。
4.要在扬弃我国传统文化重情理教育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传统文化中法治精神，形成思想教育的“情、理、法”整合效应。在思想教育中，以规则为基础，以道理为论据，以感情为纽带形成“情、理、法”相统一的思想教育模式。
5.要充分利用我国军事传统文化中战争的正义性、防御性和反侵略性传统，揭露敌人穷兵黩武政策的本质鼓舞士气，以做好战时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