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赋家的郎官身份对其赋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其论文,西汉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西汉赋家，人们常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政治地位低微，类于帝王近身之倡优。如黄震在其《黄氏日钞》卷四六中云：“相如文人无行，不与史事，以赋得幸，与倡优等，无足污简册，亦无足多贵责。”①黄震还认为司马相如“素行不谨”，亦类“倡优”。而历来武帝时文学侍从为倡优之论，多以东方朔、枚皋为例：“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②事实上并不能如此一言概之。
西汉著名的赋家，并没有普遍沦为倡优，他们大都曾拥有具体职事，多为郎官。这种情况，尤以武帝时期及之后为甚。贾谊、严助、董仲舒、东方朔、刘向、王褒等人曾任太中大夫、中大夫；严助又与司马相如、枚皋等人曾任掌顾问应对、奉使出差之议郎；还有司马相如在景帝时所任“武骑常侍”，扬雄所任黄门侍郎，东方朔、王褒、冯商等担任过的“金马门待诏”等诸职，均属郎官系统。且需要注意的是，“在武帝身边的赋家普遍爵秩较高，十位重要赋家中，曾任二千石(包括中二千石、比二千石)的，就达七人，东方朔和枚皋虽然‘常为郎’，但随扈左右，‘默贵幸’，他们或尊爵显，或亲近武帝，其官衔几乎由武帝之喜怒哀乐好尚而定”③。“言语侍从之臣”所思、所论和所献纳者，大都与时政朝廷有所相关。如东方朔拜太中大夫是因奏事方获升迁：“是日因奏《泰阶》之事，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④过去一味称赋家为“文学侍从”并认为其地位低下，乃是误解。
在西汉一朝，郎官这一职务的获取途径及其事务内涵和政治地位，往往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而，郎官赋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际遇。这种政治身份既是赋家仕途的起点，也是他们的话语身份。影响赋家创作赋体文学的重要因素有很多，但这种政治身份，应当也是其中之一。关于政治身份与文学作品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本文将尝试展开论述，以见教于方家。
一 武帝时赋家以郎官出仕的基本情况
郎官制度在秦朝即已存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⑤至西汉时，郎官的人员数量和职能都得到了扩充，成为一个更为庞大的系统。郎官系统主要有三类官职：第一类是“掌朝议”的“大夫”。“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⑥大夫负责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后更名为光禄大夫)、谏大夫，太中大夫等。他们与外朝公卿大臣相对应，作为中央政治顾问，是为了分去丞相、御史大夫、列卿下至六百石官吏之权⑦。郎官系统中深得皇帝信任的重要人物，又形成了一个相对于从事具体事务工作的“外朝”而存在的中心决策层“内朝”(又称“中朝”)；第二类是“郎”。“郎”分为“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级，无定员，经常多至千人。“议郎”是文官，职能与大夫同，充当皇帝顾问，参与政事，因不必在宫廷内宿卫，又称“外郎”、“散郎”。而“郎中署郎”、“侍郎”、“郎中”都是武官，平时宿卫宫廷，战时随皇帝出巡或一同出征、随行护位。这类随从人员，还包括《汉书·百官公卿表》提到的“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等职务⑧；第三类是级别更低的期门、谒者等。关于郎官系统本身，已经有过很多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郎官出入宫禁，直接服务于皇帝，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当时被视为是尊荣而重要的。在秦时和西汉早期，郎官主要是从上层社会的子弟中选拔。西汉初年的郎官，非富即贵。汉制规定，二千石以上官员出任三年，可得以一子为郎，实际上有时候还可以多子为郎，如韩延寿、李广三子皆为郎⑨。对此，董仲舒评价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⑩而平民人才即便“以赀为郎”，也可能难获升迁。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11)，司马相如在景帝时“以赀为郎，拜武骑常侍”，由于不受重用，不久辞职离去(12)，皆为此例。故而武帝之前，朝廷“固不能得贤才”(13)。
当时的“贤才”大量聚于藩国。汉代前期藩国力量强大，诸多文人前往依附。但是，在藩文人一般是门客身份，心态自由，甚至声称“何王不可曳长裾”(14)。枚乘自吴王转投梁孝王门下，司马相如自梁国“归蜀”等，都反映汉初文士在身份和选择上的自由。即便名声远播，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也并不稳定和明确，有类先秦游士。
武帝即位之后，开始着力于扩充郎官系统。当时战争频繁，为换取财力支持，于是拓宽了“以赀为郎”的渠道。《汉书·食货志》载：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自此而始”。其后“府库并虚，乃慕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15)。同时，为加强皇权，吸纳地方藩国人才，武帝“待以不次之位”，天下“鬻者以千数”(16)。武帝的征士行为，打破了之前郎官系统主要为子弟所占的局面，文学人才也开始从地方向中央集中。七国之乱平息之后(前154)，虽然淮南王刘安和河间王刘德的藩地构成了新的文学中心，但朝廷的“左官之律”、“附益阿党之法”(17)和“推恩令”，使得藩国聚才之力渐微。元光元年(前134)，郡国举孝廉制度颁布，“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18)。从此，这批“出入禁门腹心之臣……并在左右”，“作为重大决策的参谋、顾问，以弥补宰相才干不足的缺陷”(19)。
当时从地方涌向长安的文学人才，大多成为班固所说的“言语侍从之臣”：“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20)当然，这个群体，还远不止《汉书》所概括的这几位，只是《汉书》取材有限，写入的是当时较为重要的文士。《汉书·东方朔传》云：“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21)汉武帝罗列的这个名单，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言语侍从之臣”的基本阵容。《资治通鉴》卷一七中亦概括道：“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22)材料中“宠用”一语，说明他们深受皇帝的重视。
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东方朔等人皆是因奏事活动赏识进入到权力中心的。而以武力、刑名见长的游士，则受到排斥。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23)。这说明，征选郎官，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希望他们有益于国政，而并非为了倡优之乐。其实，“言语侍从之臣”在汉初即有，如文帝在极短时间内破格升任擅长“论议”的贾谊为“太中大夫”(24)。但此时与前代不同的是，成为郎官的途径多了一条，即“奏赋为郎”。“赋”在当时被视为一技之长，如司马相如因奏赋而再度为郎。通晓《楚辞》也是被视作一种才能，如朱买臣“武帝时得庄助之荐，拜中大夫”，是因其“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于是“与严助俱侍中”，成为郎官。之后，武帝令其与反对筑朔方的公孙弘辩论，实现内朝郎官与外朝大臣辩论之责。“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25)但是，即便如此，东方朔也常常参与了谏诤：“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26)时代为文人提供了上升渠道，赋家因此在精神面貌上显得十分积极和进取。另外，武帝时的“言语侍从之臣”升迁速度也很快：“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严)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27)又如“(主父)偃数上疏言事，迁谒事、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28)。
可见，武帝对郎官系统的增秩、扩员，直接造成了文人、赋家集中于朝廷。“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创作环境，与之前文人聚集在藩国时期相比，截然不同。
二“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环境中赋颂文体之结合
在武帝扩充郎官系统、赋家聚集中央之前，赋体还仅仅是藩国文人进行个人抒怀、咏物的体裁，而此时，郎官赋家笔下之赋很自然地融入了政治话题或者对中央政权的颂美。这意味着赋文体的功能和艺术表现方式都发生改变。以下来分析这一变化形成的过程和表现。
“武帝内中于辞客之侈张，而外以经术为附会”(29)，他通过大臣辩论的方式，来统一政见——让郎官近臣表达以皇帝为核心的“内朝”系统(30)的意志，郎官赋家因此具备参政或提供顾问之权：“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31)司马相如虽因为口吃较少参与政论，但其赋作吸纳了此种政治智慧。《难蜀中父老》、《喻巴蜀檄》等，设问辩论，主张中央王朝应“博恩广施，远抚长驾”，实现“遐迩一体，中外提福”，阐明开发西南夷之战略意义，以完成大一统之大局(32)。此类成熟的政治观点，当不是一朝一夕和一人的思考结果，而应是集体的政治智慧。身在“内朝”的郎官赋家，从与大臣辩论和“朝夕论思”等活动中获得了富有时代智慧的政治见解。司马相如自称写一篇赋，是“几百日而后成”(33)。那么，这个时间较长的写作过程中，“朝夕论思”的政论环境，正可以给他这样的创获。
“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开放式群体写作环境，更方便赋家从社会、政治视野中取材，这深刻地改变了过去缠绵于个人曲折心思的抒写模式。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富有政治寓意的内容，在当时的赋作中很常见。司马相如在“复召为郎”后“还宜春宫”、为“奏赋以哀二世行失”所写的《哀二世赋》，使用的虽然是长于抒情的兮体，但也是政论之赋。其中“观众树之蓊
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34)等句子，胸怀开阔，视野宽广，于登高之际问古今，充满了自命为当政者代言的骄傲感和使命感。此外，相如大赋中的礼仪与校猎场面的描写，也是对政治气势的宣耀。即便其中“架虚行危，撇入窅冥”(35)的玄虚内容，下笔亦非偶然，而是暗陈皇权之神秘。此较西汉初年，已大为不同。贾谊的赋作大都是抒一己之怀：《吊屈原赋》虽用及兮体，实有类于《逍遥游》，畅谈人生追求理想；《鵩鸟赋》探讨万物天道，乃哲学之奥思。景帝时，藩国如枚乘《笙赋》，邹阳《柳赋》、《酒赋》、《几赋》等咏物赋，占现存藩国作品总量的近90％。藩国文人和藩王之间的知遇之恩，是这些赋作的常见主题。而枚乘的《七发》除了有个政治意味的开头，全篇仍是咏物赋的作法。其《梁王菟园赋》虽有新意，但缺乏较为开阔的政治胸怀和国家气象。可以说，在司马相如之前，西汉散体赋基本上不具备政治场合性和仪式性，本质不离于贾谊“为赋以自广”(36)的命意，而并不具备表达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的功能。
另外，武帝时郎官赋家常出使边境、传令地方的使臣活动，也对他们的赋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武帝时期，“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37)。严助自吴来，武帝独擢为太中大夫，“遣助以节发兵会稽”(38)；司马相如自蜀地来，武帝就让他去安抚蜀地父老，并出使西南夷(39)；枚皋“拜为郎，使匈奴”(40)。使臣语言天分极高，心思细密，善于论辩，在外交时宣扬国威，长于夸颂。正如钱穆所云：“有辞赋文学之士颂功德，而不免于夸。”(41)司马相如之赋正是借使臣之口“颂功德”。《上林赋》中，亡是公摆出来自中央朝廷者的姿态，来教训子虚和乌有先生“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42)，即是一种“使臣之文”。宣教式的《难蜀父老赋》中，“使者”带着政治立场和说服目的出场，“借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43)。其文议论之色彩甚浓，还采用了问答体。使者游历远、见识广，赋中人文地理知识也很丰富，与围绕案头物事所写的短小的藩国咏物赋迥异。
应中央政治的需要，当时郎官赋家还将施用于最高场合的“颂”体，融入到赋体中。汉人乃是从《诗经》“六义”之角度来理解“颂”体的。直到东汉郑玄仍认为：“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44)他认为讲述“天子之德”，即是“颂”的任务。此释义为挚虞继承，云：“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45)其后刘勰亦云：“颂者……斯乃庙堂之正歌，非妄飨之常咏也。”(46)可见，最高场合、正面颂扬，乃是颂体重要特征。《汉书·艺文志》保留了多篇“颂”文题目，如《孝景皇帝颂》、《圣主得贤臣颂》等，所涉社会等级均为最高。再则，颂体往往以三言、四言为主，语言较为收敛。刘师培曾因句式辨析赋颂：“颂主告神美德，与赋之‘铺采’、‘体物’者有殊。故文必典重简约，应用经诰以致其雅。在赋如写八句，在颂则四语尽意。盖赋放颂敛，体自各别也。”(47)四字八字之间，赋、颂文体特征有别。
当时内廷之颂声和郎官赋家的赋作相互影响。《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48)“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所指的“数十人”，很可能就是内朝“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之人。而“十九章之歌”很可能即存于《汉书》的《郊祀歌》十九章。这些诗篇应该作于武帝时期的不同年份和不同作者之手，每篇都没有固定的程式，有三言，有杂言。《天地》这篇从语言上看甚至是短小的赋，《日出入》篇则是黄老滋味犹存，有似谣谚。《天马来》全篇是由四段“天马来”开头的句子组成三言体；因颂宛马，不乏草原民歌风味和言及昆仑、阊阖的想象之美。
司马相如之赋，有“颂”的影子。他的赋作言及天子，谈论诸侯之事；描写皇帝改易奢侈之风的行为，节奏鲜明，语句整齐，文势铺张，短句铿锵。如《上林赋》云：“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戴云干，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49)相对于骚体赋而言，减少了长句之使用，更显文风气势。三言的部分，与《郊祀歌》十九章中的《练时日》用三言来描摹“灵”之来去的祭祀场景，非常相似。《练时日》云：“九重开，灵之斿，垂惠恩，鸿祜休。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50)同样是宏大华丽的。《上林赋》当早于《练时日》产生，因此当时赋、颂之间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此外，古奥艰深之句在相如赋中也增多，有类于颂。“邹阳、枚乘之文，骈偶句式有所增加，但其文辞尚属平易精炼。至司马相如，不仅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句式，其文辞亦渐趋华美、艰深与古奥。”(51)“华美”、“艰深”和“古奥”，正是向颂体看齐，走向“举止矜贵，扬榷典硕”(52)的特色。
武帝时期，郎官系统的扩充以及武帝对于郎官赋家的重用，给赋的创作带来了特别的创作环境。郎官赋家在朝廷“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丰富了政治智慧和视野，在受命“造为诗赋”用于郊祀的同时，将颂体的特征融入赋中，歌颂国家政治、时代精神，因此丰富了赋体的功能。
三 昭宣以后郎官赋家的政治处境和大赋价值的失落
昭帝时，“汉武帝信任近臣的措施也就发展成了中朝官制度”(53)。郎官系统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人才进入到这个系统的随意性也就减少了，“奏赋为郎”之事更是渐为鲜见。如昭帝时的盐铁会议，“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的征辟(54)，是临时和偶然的。这批来到中央政府的论政者最后的去向，史书没有交代，他们最终并没有像武帝时期那些擅长论议的人那样，被吸纳为郎官受到重用。关于昭帝之后内朝官僚系统逐渐封闭的原因，祝总斌先生曾总结道：霍光所需要之近臣，“不但要能出谋划策，巩固整个王朝统治，而且还要忠诚于自己，能帮助处理、调整与宰相、大臣的关系。因而一旦选中了，便长期维持下去，有功封侯益土，原来的官职却很少变动”(55)。当时，郎官系统几为霍氏一门所据。《资治通鉴》卷二四载：“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56)同时，高官子弟赖祖宗之业，亦得大量进入内朝。如杨敞之子杨忠、杨恽因父任为郎，分别补常侍骑、补左曹，自称“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57)；元帝时萧望之子彶为散骑、中郎(58)。在这种情况下，郎官系统对于普通文人而言，相对封闭。而即使成为郎官，也不再在中朝担负与大臣论辩之职责，无法重现武帝时“朝夕论思”的盛况。
宣帝元康元年(前65)诏曰：“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59)而征召的结果是：“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60)可见宣帝所好者仍不离于“奇异”，对文学人才的政事才能并无期待。而且，此时皇帝对于文学的态度，是将之作为一种精神娱乐的消费。故当时也征召了一些相关的人才充为郎官，以供娱乐：“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61)当时的地方官纷纷往朝廷输送相关人才。“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62)这些有着技艺之长的文人，进入到郎官系统之后，却没有像武帝时期那样，成为“言语侍臣”，而是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十分疏离，仅仅以一艺悦人。
昭宣之后大多数地方征辟和内朝官出使，大多有关地方庶务或稳定。元始元年(前9)，“遣谏大夫行三辅，举籍吏民，以元寿二年仓卒时横赋敛者，偿其直”(63)。河平四年(前25)，“遣光禄大夫博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64)。初元元年(前48)，临遣光禄大夫(王)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等，因览风俗之化(65)。此间王褒又奉使出差益州，求碧鸡之宝(66)。至如后来谒者陈农求书、光禄大夫刘歆杂定婚礼等。这些活动，与之前武帝时期的郎官出使很有区别。当时郎官出使边疆者极少，仅见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而无功之事(67)。
当此时郎官赋家参与政治的机会逐渐减少、沦为朝廷文娱消费的对象，他们笔下的赋作也便失去了政治的精神，真正沦为扈从之赋、后庭歌咏。王褒即专属扈从歌咏事：“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顷之，擢褒为谏大夫。”其作在后宫流传：“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宣帝追溯武帝时《大人赋》故事，让王褒满足其愿望：“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68)《甘泉宫颂》如今只剩下残篇，残篇中的数句，是用韵的：“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惧而目眩。若播岸而临坑，登木末以窥泉。却而忘之，郁乎似积云，就而察之，对乎若太山。”(69)这几句言辞雄浑，是张耳目之娱，而非明天子、诸侯之别。扬雄的经历与王褒类似：“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他的数篇大赋都是由其独自一人以一年左右时间完成的。据《汉书·扬雄传》可知，元延二年(前11)，奏《甘泉赋》；同年三月，成帝巡幸河东，祠后土，扬雄上《河东赋》；十二月，奏《羽猎赋》(70)。这与武帝时司马相如汉大赋写作历时百日、产生于“朝夕论思”的环境相比，可谓截然有别。越是如此，赋家越希望赋体能够“存诗赋之正”。而王褒在进入郎官系统前后所写的《四子讲德论》和《圣主得贤臣颂》(71)等，粉饰颂美，并无新的政治见解，无法承担“存正”使命。
随着赋家郎官政治身份出现地位下滑，他们的赋作也就不再执着于政治见解，而是在艺术特点上更为娱乐化和形式化了。自武帝时司马相如《美人赋》就已经具有娱乐功能之赋的特征了，这篇赋言辞秾丽，基调谐谑，场景戏剧和娱乐化。《大人赋》求为神仙之乐，也有娱乐性。扈从娱乐之赋，在宣帝时遭到质疑——“(宣帝)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汉宣帝为此亲自辩解：“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武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72)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赞扬了汉宣帝这番对赋体的认可和尊崇，认为是“赞扬辞赋之词最先者”(73)，有研究者也认同黄侃之说(74)。细心品味，汉宣帝的评价未必是正面的。他是将赋之主要功能视为“音乐有郑卫”，是为“虞说耳目”而存在的文体，没有指出赋本身的独立地位和文学价值，只当作一种比“博弈”更为高级的精神娱乐。“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也是一种负面的赋文学观。此时的人们，似乎忘却了司马相如身为郎官的政治经历，而只会强调他博得皇帝“三惊”的艳丽文字。且由于赋体发展情况的复杂性，“诙谐”、“优语”一体始终存在，这也使人们认为赋是博一笑的雕虫小技。
元帝之后，政治环境更为恶化，郎官赋家处境更为艰难。弘恭、石显弄政，打击萧望之集团，被视为朋党的“堪、更生皆免为庶人”(75)。永光四年(前40)，周堪、张猛相继为石显害死，刘向受到石显迫害，几经沉浮。成帝时期，王氏子弟满朝，政治更为黑暗。王凤甚至阻挠成帝任刘歆为中常侍。当时，“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刘向还一度抱“经学救国”之理想，希望以著书之事，振兴王教。“光禄大夫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76)刘向所经历的险恶政治环境，使得他在赋作之中有着含蓄的政见表达。在元、成时期，他十分专注于个人情怀，流连于语言晦昧的咏物。其《雅琴赋》、《围棋赋》、《松枕赋》、《麒麟角杖赋》等，从表面看来，可以视作对文景时咏物赋的“复辟”，而实则有着更为沉重的心意寄托。《雅琴赋》中说“末世锁才兮知音寡”(77)。而他的《九叹》和王褒的《九怀》，是对汉初楚辞主题赋的回溯(78)，是新鲜而复古的尝试。《九叹》、《九怀》虽然内容上都是追思屈原之作，但实质上应该都蕴含了赋家对于政治的反思，赋体的功能与价值其实在此时已经再次被重估了。
四 西汉末期郎官赋家对赋体讽喻功能的探索
西汉末期，种种原因导致汉大赋的价值不断走向失落。这除却是因为大赋礼仪性的不断丧失，并且无法传达饱满的时代政治精神，形式逐渐空疏，也因为在西汉末期浓厚的经学氛围中，产生郎官赋家的渠道不断变窄，能够支撑大赋发展的文学力量在衰减。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的赋家转向了对赋体文学意蕴的追求(79)，以此来回避大赋衰落的事实；而也有郎官赋家，则是沿着经学社会所强调的文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对赋体的讽喻功能加以了新的探索，以此来摆脱大赋所遭遇的价值困境。
自武帝时起，以经术培养郎官几成常制。如“吾丘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80)。发展到“西汉后期，经明行修成为国家对仕士的基本要求”(81)。宣帝时，为在郎官中教授、讲习《穀梁》，刘向、尹更始等十余人精心习经达十余年。后“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82)。钱穆说，“昭宣以下，不仅丞相御史大夫重职，乃为儒生也，即庶僚下位，亦多名儒。而其出身则往往从郎吏始”(83)。萧望之即是“选明经术，温故知新，通于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84)。王吉，少好学明经，举孝廉为郎，后征为博士(85)；韦玄成，以父(韦贤)任为郎，常侍骑，又以明经擢为谏大夫(86)；眭弘，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87)；疏广，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后征为博士、太中大夫(88)；冯参，学通《尚书》，少为黄门郎给事中，宿卫十余年(89)；京房，治《易》，以孝廉为郎(90)；李寻，治《尚书》，丞相翟方进除为吏，后为黄门侍郎；平当，以明经为博士，论议通明，哀帝时为光禄大夫、诸吏、散骑，复为光禄勋等(91)。
与中央相呼应，乡郡之学亦是经学大盛，对文学产生了很大冲击。何武的个案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何武是蜀郡郫县人，早年爱文学。“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但宣帝并不需要太多的文学侍从，最后，“以褒为待诏，武等赐帛罢”。被遣还的何武并没有回到益州继续习赋，而是转入了经术之途，“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与翟方进交志相友”(92)。“奏赋为郎”之途，越到西汉后期越难被复制。孝平皇帝元始五年(5)有诏，“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93)。同样是不可能通过文学才能来获得出仕。时代缺乏培养赋家的渠道，而王褒、扬雄等人是在地方文化传统中天然生成的赋家。
从西汉整体的文化氛围来讲，郎官身在朝廷，以应制之赋为职业，本质上逐渐变为倡优扈从，赋家一直存在对自身身份的深刻反思。武帝时期，东方朔曾说道：“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94)“不得掌故”，应该有不通经学的意思。从武帝时期开始，朝廷对于经术的看重，使得一批不通经学赋家的发展道路颇受阻碍，东方朔因此感到并不得志。扬雄对弥漫于郎官系统的经学风气十分不满，他自立新说，放弃辞赋“小道”，其实是以新的方式投入经学：“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95)扬雄转向经学，是因为辞赋已然边缘化，难显于当时的主流思潮。董治安先生认为扬雄是用赋作本身，发出了对今文经学的冲击(96)。扬雄论争的矛头，很难说是对准了何种经学，他的希望应该是摆脱边缘化的地位，成为融入主流的思想者。
在习晓群经的晚年，扬雄对大赋文体的艺术特征和文体功能表示了否定。“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之，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缈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焉。”(97)总结而言，一是汉大赋文体之功能应主讽谏而不是夸耀，二是其艺术特征不应该是“极丽靡之辞”，从而做到“归之于正”。扬雄晚年称作赋为“雕虫篆刻”，可能与他在仕途上的失望有关。扬雄曾与刘歆、王莽同时成为“给事黄门”，而刘歆、王莽或因家族之势，或因经术之名，迅速从郎官的地位获升迁，扬雄却是“三世不徙官”。他早年“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98)，献四赋方才成为“黄门侍郎”，成为郎官。其后辞去文学侍从职务，开始潜心于经术研究，申请就学于兰台石室，并在后期拟经撰文。这实际上是经学社会给赋家造成压力的反映。
扬雄后来在应制之赋中探索如何去做到“必以讽”。如《长杨赋》的写作起因是针对哀帝让农民获取野兽至长杨射熊馆，“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长杨》的开篇即是劝诫哀帝“养民”，“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等。《甘泉》隐晦地提及“屏玉女，却宓妃”，“以微戒齐肃之事”。但言辞不离于淫靡。何焯评价中肯：“‘扬雄以为靡丽之赋至不已戏乎?’此扬子笃论，盖其意虽主讽，而铺陈侈荡，不知所裁，则中人骤悦其辞，反溺其指，希不邻于劝矣。《上林》之作，不若《谏猎》之为益也；然虚词滥说之中，亦寓讽焉。扬子《甘泉》，上比于帝室紫宫，以为此非人力，当鬼神其可是已。”(99)其讽喻之意，正是为了发出思考者的声音，以对抗辞赋沦为娱乐的边缘化地位。
不过，扬雄真正以经学观念的讽喻之心待之的，是后期的一些作品。写于平帝时的《十二州百官箴》，虽名为“箴”，但“以精神代色相，以议论当铺排，赋之变格也”(100)，是对赋体讽谏功能的实践。扬雄借此主动拉近赋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摆脱赋文学沦为精神娱乐工具的尝试。有人认为，“扬雄借助裁文来实现其讽谏的目的，显然是基于以为赋的‘侈丽阂衍之词’遮蔽了赋作的‘讽谕之义’的认识。但是，这种转型对赋体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汉代篇体作者，除扬雄外，尚有崔琦、崔驰、崔缓、胡广、高彪、潘助等人，但留存至今的作品极少，这或许与这一文体的开创者扬雄过于强调其讽谕目的而忽略了其文学性有关”(101)。其实，从当时政治环境的实际情况看来，郎官赋家扬雄的革新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也并非削弱了赋文学的文学性，他是想将赋文学引向“存诗赋之正”的意义。也许，正因如此，扬雄才能够成为史家班固推崇的赋家，也延续了他这种对赋文学价值的认识。
综上所述，西汉赋家的郎官身份，是影响汉赋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武帝时，身任郎官的赋家拥有实际职能，赋作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融入了“颂”的特点；而昭帝之后政治黑暗，郎官赋家不易进入政治核心层，只是成为“修武帝故事”的点缀，赋作的政论色彩随之减弱，沦为扈从娱乐之篇。郎官赋家此时也失去大赋写作方面的创新能力，重新回到咏物赋和个人情思的咏怀。自宣帝时起，郎官系统内更为贵重的经学风气及思潮，积年之后促成了郎官赋家赋体观念上的改变，如扬雄力求有意在赋作中凸显讽谏功能等等。因此，赋家的郎官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变化，一直在影响他们的赋作，并使之展开对赋文体深刻的理论思考。
注释：
①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六(附古今纪要)影印本，大化书局1984年版，第574页。
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册，第562—563页。
③祁峰《论西汉赋家身份的改变》，北京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七，第565页。
⑤班固《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册，第727页。
⑥⑧班固《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3册，第739页。
⑦班固《汉书》卷七七《刘辅传》，第10册，第3251—3253页。
⑨班固《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第10册，第3213页；卷五四《李广传》，第8册，第2449页。
⑩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引《天人三策》，第8册，第2512页。
(11)班固《汉书》卷五○《张释之传》，第8册，第2307页。
(12)班固《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第8册，第2577页。
(13)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4页。
(14)班固《汉书》卷五一《邹阳传》，第8册，第2340页。
(15)班固《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第4册，第1157页。
(16)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9册，第2841页。
(17)李乃龙、张春生《论汉初藩国文士的文学觉醒》，《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8)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册，第106页。
(19)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20)班固《两都赋序》，费振刚主编《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21)(25)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9册，第2863页。
(2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七，第562页。
(2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七，第556页。
(24)班固《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8册，第2221页。
(26)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9册，第2860页。
(27)(31)班固《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第9册，第2775页。
(28)班固《汉书》卷六四下《主父偃传》，第9册，第2802页。
(29)钱穆《秦汉史》，第99页。
(30)成祖明《郎官制度与汉代儒学》，《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第34—40页。
(32)司马相如《难蜀中父老》、《喻巴蜀檄》，《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第8册，第2577—2585页。
(33)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34)司马相如《哀二世赋》，费振刚主编《全汉赋》，第89页。
(35)刘熙载著、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32页。
(36)贾谊《鵩鸟赋序》，费振刚主编《全汉赋》，第2页。
(37)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9册，第2863页。
(38)班固《汉书》卷六四下《严助传》，第9册，第2776页。
(39)班固《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第8册，第2577页。
(40)班固《汉书》卷五一《枚皋传》，第8册，第2366页。
(41)钱穆《秦汉史》，第135页。
(42)司马相如《上林赋》，费振刚主编《全汉赋》，第62页。
(43)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赋》，费振刚主编《全汉赋》，第106页。
(44)孔颖达《毛诗正义·周颂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册，第1272页。
(45)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3册，第1018页。
(4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卷九《颂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
(47)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48)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4册，第1045页。
(49)司马相如《上林赋》，费振刚主编《全汉赋》，第67页。
(50)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4册，第1052页。
(51)孙少华《汉初骈散之分途及其政治与文学功能》，《文史哲》2010年第2期。
(52)刘熙载著、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第72页。
(53)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85页。
(54)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第1册，第223页。
(55)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83页。
(5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第794页。
(57)班固《汉书》卷六六《杨敞传》，第9册，第2894页。
(5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第901页。
(59)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第1册，第255页。
(60)(61)班固《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9册，第2821页。
(62)班固《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9册，第2811-2822页。
(63)班固《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1册，第349页。
(64)班固《汉书》卷一○《成帝纪》，第1册，第310页。
(65)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第1册，第279页。
(66)班固《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9册，第2826页
(67)班固《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9册，第2971页。
(68)班固《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9册，第2829页。
(69)王褒《甘泉宫颂》，费振刚主编《全汉赋》，第150页。
(70)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第11册，第3535页。
(71)王褒《四子讲德论》和《圣主得贤臣颂》，《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9册，第2822—2828页。
(72)班固《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9册，第2829页。
(7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2页。
(74)沈有珠《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济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75)班固《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10册，第3287页。
(7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第980—981页。
(77)刘向《雅琴赋》，费振刚主编《全汉赋》，第153页。
(78)徐宗文《论王褒赋的特点及其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79)孙少华《汉赋礼仪功能的式微与文学意蕴的形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80)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12页。
(81)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82)班固《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3618页。
(83)钱穆《秦汉史》，第211页。
(84)班固《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10册，第3274页。
(85)班固《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10册，第3058页。
(86)班固《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10册，第3108页。
(87)班固《汉书》卷七五《眭弘传》，第10册，第3153页。
(88)班固《汉书》卷七一《疏广传》，第10册，第3039页。
(89)班固《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附参传》，第10册，第3306页。
(90)班固《汉书》卷七三《京房传》，第10册，第3160页。
(91)班固《汉书》卷七一《平当传》，第10册，第3048页。
(92)班固《汉书》卷八二《何武传》，第10册，第3481页。
(93)班固《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1册，第359页。
(94)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9册，第2864页。
(95)扬雄《法言》序，《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第11册，第3580页。
(96)董治安《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文史哲》1990年第5期。
(97)班固《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第11册，第3575页。
(98)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第11册，第3514页。
(99)何焯《义门读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100)刘熙载著、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第474页。
(101)陈恩维《试论扬雄赋的模拟与转型》，《中国韵文学刊》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