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口语阐释东干民歌主题意向的艺术范本
——中亚东干学者М.苏尚洛的东干语文学批评论
惠继东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用中国西北方言口语阐释东干民歌的主题意向，是苏尚洛东干语文学批评的主要特点和价值之一。他运用现实主义的批评方法，以东干民歌所展示的人民群众企盼美好生活的图景，类比东干人和谐幸福的现实生活，凸显了礼赞社会主义的评论意图；从民族命运层面对封建时代广大妇女真实生活境遇的深度思考，表现了对封建婚姻文化深沉的批判意识；从东干民歌中提炼的对待“命定论”的态度——用劳动改变命运的观点，既是他善于用与生活讲和的智慧概括社会学内涵能力的展示，又是他严谨的审美逻辑观灵活运用的具体体现。苏尚洛为东干民歌乃至东干口传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М.苏尚洛；文学批评；东干语；东干民歌；主题意向
“在东干学研究领域，苏尚洛就像一座灯塔，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苏尚洛关于东干文学、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成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2]。他是最早用东干语撰写东干文学评论的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东干学者，他的东干语文学批评专著《中亚东干文学评论》以学者的严谨规范和厚重的历史意识对东干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和翻译文学第一次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析论。这部文学批评专著开了东干语文学批评的风气之先。从此以后，一批东干语文学批评论著和论文相继问世，使东干语文学批评成为特殊的批评形态之一，成为东干文学研究中的一道独特景观。苏尚洛关于东干民歌的主题意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广大妇女因封建婚姻而遭遇的“为难”，底层民众对“命定论”的态度，用劳动改变命运的观点的阐释——就是这种独特景观的集中体现。
一
苏尚洛从东干民歌里提炼出来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企盼的主题，既表现了千百年来人民群众梦想过上好日子的真实意愿，又表现了对“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新时代的礼赞。从东干民歌所表现的人民群众盼望过上好日子的意愿来看，千百年来，这个正当合理、真实而美好的愿望和诉求，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皇上的时候儿把民人(人民)的口传文学没当事来……多一半子民族们的口传文学没发展来”；从对“十月革命”的礼赞来看，自从“消灭掉”“皇上的江山”，“这如今一切民族们的口传文学唱开咱们的能古(能耐)带富足光阴哩”，终于实现了“照着这些材料书写民人的盼望和等待”的愿望。[3]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苏尚洛进一步拓展了东干民歌的评论主旨，正是“十月革命”才真正开创了东干人民的新生活——创建新光阴、开创新文明终于成为现实。为此，苏尚洛怀着激动的心情写道：“作造曲子(民歌)的人作造新曲子的呢，说书的人说新光阴的呢，这些能古都是十月革命给咱们给下的”[4]。为了使评论主旨更加明确地突显出来，苏尚洛列举了在东干乡庄米粮川听到的和东干说书人张天和创作的以“集体农庄”为题材的几首新民歌，并作了具体而详细地分析。
对米粮川“集体农庄”题材民歌的分析，表现的是东干“集体农庄”的能耐和东干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以及“集体农庄”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主题，这个主题的凸显是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予以实现的。苏尚洛将“三十年”前“米粮川”的荒凉景象和“如今”的美丽富庶景象进行对比，所昭示的是对“十月革命”和东干人新生活的礼赞，以及“把咱们的富足光阴叫世界上的民人们听”的喜悦心情。
对东干说书人张天和创作的“集体农庄”题材民歌的分析着重突出的是作品高超的艺术技巧。在苏尚洛看来，张天和的作品“太妙得很”，因为“他把集体农庄的时运儿(美好生活和光明景象)都作造到高头哩”，他在歌唱“集体农庄”“富足光阴”的同时，还“把集体农庄的改变也造制(创作)到里头哩”——和“早前”相比，“如今咱们的文明长咂哩(提高得特别明显)”的主题得以明显昭示。
苏尚洛从东干民歌中提炼出来的对待“命定论”的态度——用劳动改变命运的观点，既是他善于用与生活讲和的智慧概括社会学内涵能力的展示，又是他严谨的审美逻辑观灵活运用的具体体现。“命定论”主要是阐释善恶报应论的一种学说，其要义是人的一生命运如何，都是上天早已决定好的，成败、显晦都在上天掌控之中，命运无法改变，也不为常人所知。自汉代以来这种学说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信仰，如汉代学者董仲舒、班固、王充等人的作品中都曾涉及这一问题。到了魏晋，在吸收佛道果报思想和感应理论之后，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并于宋代基本定型，至明代前期，善恶报应思想逐渐被基层民众广泛接受，成为凝结于民众心灵深处的一种信仰。[8]这种信仰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上的灵活性便成为民间文学演绎果报故事的一个重要源流。
把大姑娘嫁给“碎娃娃”这种封建婚姻文化，本质上是断送女性人权的文化，是男性统治欲无限膨胀的体现。这种以男人权力为出发点的畸形婚姻文化，在最初形成时就被赋予了以男人为绝对中心的浓郁色彩。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作祟，使一些家庭由于担心男孩过早夭折，或者久病不愈，都要破费钱财娶一个成年媳妇，以示其已长大成人，病魔和夭折对其无能为力。显然这类封建婚姻文化从男性角度来看具有避邪和吉利的意味，但它却是以剥夺女性的人权作为惨痛代价的。
苏尚洛关于东干民歌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企盼的主题论述，与特定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因而被涂上了一层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在文学艺术方面形成的许多决议都是以加强文学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为目的。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俄共中央的信》《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的决议》，20世纪30年代的《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决议》，20世纪40年代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等文学决议都突出强调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作用和功能。在这些决议中，作家“被指责为不问政治、缺乏原则、宣扬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决议宣言式地呼吁文学艺术活动家们去创造反映苏联人民劳动功勋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艺术作品。”[6](P295)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批评语境下，苏尚洛从东干民歌里提炼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企盼的主题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成为特定社会时代风尚在东干语文学批评中的艺术折射。
二
其次，坚持持续培训，循环施行。员工专业技能培训不仅仅是一次活动，更重要的是长期效应。谁都不是天才，员工的专业技能不可能培训一次就突飞猛进，他们需要不断巩固、学习和锻炼，才能逐步提高。而且持续培训还能更好地解决人才储备，顺利完成员工新老接替的过程，使培训公寓的员工管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服务工作更加规范化、专业化。
封建时代妇女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戕害和肉体上的压迫难以数计，苏尚洛主要选取妇女不幸婚姻题材的民歌《兰巧儿担水》进行分析。在具体分析时，苏尚洛采取边分析边引述的方法来完成整个分析过程。
首先，苏尚洛摆出分析对象的内容和来源后分析道：“有名的女人的为难的一个曲子是《兰巧儿担水》……这个曲子表说(讲述)的中国女人的为难带泼烦(心绪烦闷)，曲子上唱的是娘老子把姑娘给给(许配给)十三岁的娃娃哩。”分析之后是引述，以女主人公的口吻介绍公公、婆婆和“丈夫”的年龄以及“丈夫”所从事的职业，为下文的分析作了铺垫。
其次，承接上文引述的内容摆出十九、二十岁的姑娘嫁给“碎娃娃”的事实，对封建律条予以质疑，间接地回答了上文引述内容里省略的女人的年龄，获得了一举两得的评论效果。为了突出“早前照着封建主派头的人的律条把十九、二十的姑娘给碎娃娃的来”的缺乏人道和灭绝人性，苏尚洛对“合法”夫妻相差悬殊的年龄和“丈夫”少不更事的情形从细节上作了具体分析——“有的那个男人连鞋都穿不来，媳妇儿还也把男人告(哄、劝，用于大人对小孩)呢、领上浪(像大人领上小孩游玩)呢。”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妇女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虽然名分上有“合法”的丈夫，但这样的婚姻无异于守活寡。即便这样，女人还要受沉重的劳作的“为难”。于是分析便过渡到民歌内容引述的环节。女人所干的沉重的家务活远远超过了壮年长工所干的累活、重活——料理繁杂的家庭事务，看管院里院外的安全，收拾做饭的柴禾，供应一家人畜饮水——“早晨担水四十担，晚上担水鸡叫唤”。
最后是结论性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出人意料：“就朝这么女人在婆婆家受哩难哩，临后(后来)，男人把书念完，就不认他的婆也(妻子)哩。”[7]行文至此，评论的主旨一目了然，苏尚洛借对《兰巧儿担水》这则民歌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妇女不幸婚姻的根源，以及对男女不平等状况的愤懑与控诉。
封建社会妇女作为弱势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何止千万，苏尚洛独独选取妇女不幸的婚姻——夫妻不对等的年龄剖析所酿成的妇女婚姻悲剧，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苏尚洛将东干民歌中女主人公不幸婚姻上升到婚姻文化层面予以概括的结果，其真实意图是表达一种文化批判意识。在苏尚洛看来，女主人公的不幸命运归根结蒂是封建婚姻文化造成的。这里封建婚姻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它所代表的特定社会阶层、社会势力共同促成的有利于其自身的文化统治。文化统治是以适应并满足于统治者的心理需求和实用功能为出发点来解释这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的。文化统治是否合理并不取决于这种文化本身的内容与形式的正确与否，而是由这种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强弱，以及带给文化统治者实际利益的多寡和大小而决定的。封建婚姻文化的统治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占封建社会统治地位的男性利益需求之强大。同时，这种封建婚姻文化，在心理上也满足了男性的一种畸形“审美”需求，于是这种以牺牲妇女青春、爱情和婚姻的怪异、畸形文化便在封建传统的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
把大姑娘嫁给“碎娃娃”这种封建婚姻文化是极权社会的产物，是“家庭精神”(黑格尔语)的象征。这种“家庭精神”在封建宗法制时代是以父亲的存在形式为其文化特征的，换言之，男性家长制的统治是这种文化的显著标志。苏尚洛以含蓄的曲笔通过“碎娃娃”“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对这种男性家长制下的丈夫权力作了深刻揭示。“碎娃娃”“丈夫”权力的实施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展现的，在十三岁初为“人夫”时，他的权力是通过示弱的哭闹形式展现的，只有在媳妇哄劝、领上游玩散心的前提下，才会安静下来，停止对媳妇实施哭闹的权力；等到长大后“翅膀硬了”之时，他的权力就以强硬的休妻形式来实现——“就不认他的婆也哩”。“碎娃娃”“丈夫”在家庭中的这种地位优势，使他拥有的权力处于失控状态，而当这种权力转换成一种文化统治力时，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主宰妻子的命运而不受法理的制约和道义的谴责。
对比法在苏尚洛的东干语文学批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着重突出了东干人依靠共产党的领导继续不断开创新生活——“修治(创建)新光阴和新文明”——的光明前景，从而使东干民歌所表达的“富足光阴”有赖于共产党领导的主题得以深化。为此，苏尚洛这样写道：咱们东干民族，皇上的手呢连自己的学堂都没有来，叵说(不要说)再单另的文明问题哩。那候儿有几个念下(通过读书取得功名)的人呢？三十年多(三十年代)东干里头没有一个把大学念完的人。这如今连早前有大分隔(区别)呢，这个问题上咱们的老子(父亲)们就是顶好的证见，他们自己肯(经常)说早前皇上手呢遭下的难。社会主义光阴上咱们东干民人们的文明发展哩，这如今咱们有自己的诗人呢、大夫呢，有自己的科学家呢。多少东干户家(农民)因为高收成成下社会主义工苦(劳动)的英雄哩，戴哩公家的奥尔迭诺(勋章)哩。这个能古皇上的时候儿睡梦地呢都梦不见。[5]这就是东干人“早前”说唱“为难光阴”，而“这候儿”“唱的高兴、富足光阴”的原因。
苏尚洛从东干民歌中提炼出来的封建社会女人的“为难”，既表现的是对妇女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又表现了对封建婚姻文化的批判意识。东干民歌里描写女人不幸遭遇的民歌是《兰巧儿担水》《十岁的郎》和《孟姜女》等。东干民歌是东干人从中国带过去的，因此，对东干民歌的阐释和解读自然绕不开对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所遭受的悲惨命运的评说。在长期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受到了比男人更深重的压迫和迫害，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和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
东干民歌中命运故事所蕴含的因果报应思想正是“命定学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曲折反映。《出门人》是表现“命定论”有名的东干民歌，情节上以一夜的时辰更替为结构线索，内容上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出门人”痛恨自己的命穷；二是从“命定论”角度分析了命穷的原因——因为“亏下了人”，所以命穷。
考察一种文化的优劣，公平合理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苏尚洛对《兰巧儿担水》所表现的封建婚姻文化的批判正是基于对这种不公平的婚姻文化的质疑为前提的。在苏尚洛看来，从公平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媳妇”白天黑夜为“丈夫”一家辛勤付出，理应得到公婆的关心照顾和“丈夫”的呵护体贴，但事实恰恰相反，“媳妇”却被“念完书”的“丈夫”无情地休弃了。这种情况下，苏尚洛对《兰巧儿担水》中所隐含的有关公正问题的阐释就表现出对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广大妇女的深切同情，同时也寄寓了对这种封建糟粕文化深沉的批判意识。
欧阳修后来有所反思，对晏殊也有比较公平的评价，而他《晏元献公挽辞三首》（其三）“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中“明哲保身”一词，至今被不合情理地误解为对晏殊的批评（对此笔者有专文辨析，此不赘），某些宋人笔记也津津乐道于晏殊之“富贵”。由此，长期以来对晏殊等人之评价延伸着自宋以来的偏见。
三
关于历史与诗(文艺)的区别，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进一步来看，这里所指的诗可以被替换为一切虚构型叙述文本，而这里所指的历史也可以被泛化为所有纪实型叙述文本。新闻文本与电影文本的关系其实也类同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历史与诗(文艺)的关系。新闻文本重视个别或局部的事实，以纪实性为导向。而剧情电影却试图从个别或局部的事实中寻找普遍性的规律，以虚构性为导向。
现代经济管理工作是在一系列数据的基础之上，用严格的推理得到结论的学科，过程需要严密的计算和逻辑推理。数学应用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成败，数学分析可以提供有效手段。例如函数、极限、推理与证明等内容都是基础的数学分析，要全面掌握才能很好理解经济原理中的各类数学模型，为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分析师有着严密逻辑性的，可以探寻出事物内部发展的联系和规律，对未来趋势做出科学合理预测，指明正确发展方向。要将数学分析和现代经济管理工作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会更加具有针对性，最大限度发挥出作用，从而不断优化效果。
在围绕《出门人》主旨择其重点作详细分析时，苏尚洛把论证任务分成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承接上文指出《出门人》的“意思”“深得很”，“曲子把封建主义的时候儿民人的为难光阴表(解说)哩一遍”，并由“早前的中国民人们过哩顶为难的光阴”，将话题延伸到“命定论”的问题上予以剖析。第二步，围绕如何看待“命定论”的主题分别选取民歌第一段、第三段前半节、第二段后半节作为论述对象。所选取的三段材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内容上由“出门人”生活困窘，欠下了账写到“走口外”躲账；由“丢下一个骰子，就码一个牌”的谶语，写到因为“亏下了人”所以“命穷”的成因，从而为下文的论证作了充分铺垫。
分析封建婚姻文化，妇女的不幸命运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民族命运问题是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在封建婚姻对妇女的束缚和奴役中，折射出的是民族封闭、落后和衰弱无为的根源。苏尚洛不仅以较为深沉的文字阐释了“把大姑娘给给碎娃娃”这种畸形婚姻对妇女精神和肉体的戕害，展示了封建婚姻文化统治下的妇女悲惨命运，并给予深切同情；同时，他还从民族命运的层面对妇女命运予以深度观照。例如，在分析了“媳妇”对“丈夫”一家人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劳作艰辛之后写道：“男人把书念完，就不认他婆也哩！”这样的评论性结语已经超越了“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传统主旨认知，揭示出东干民歌的深层意蕴——以此表现封建包办婚姻使古代中国妇女饱受精神和肉体巨大折磨，使其在生命的黄金时期身心处于紧张、疲惫状态，民族中的一半人(女性)深处压抑、委屈、幽怨乃至悲愤之中，久而久之必将造成民心唤散、精神羸弱、不思进取的民族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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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论证过程中，苏尚洛把展示他的审美逻辑理念和对待“命定论”的态度结合起来进行。所谓审美逻辑是指审美活动中形象思维所必须遵循的思维规律，受审美对象构成条件及关系和主体美感生成条件及关系的制约。审美对象是客观美的事物，这些事物本身就处在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中，互为条件、互相制约，审美必须首先遵循这些客观逻辑。审美活动在主观上尽管并不排斥抽象思维，但形象思维始终占主导地位。[9]苏尚洛所遵循的审美逻辑的特点是以揭示审美表象和审美本质间的关系予以呈现的。具体来说，这种审美逻辑是凭借严谨的逻辑推理来完成的。为此，苏尚洛首先开门见山地指出“穷光阴嘪(没有)在穷命上”。紧接着全面展开论证：“比论：俄罗斯皇上的手呢一亿的穷工人们带穷户家儿们没有富贵的命吗？为啥这些民人们受哩难哩？因为是皇上带富汉们、地主们压迫哩民人哩……就那时候儿富汉们带地主们说是：富光阴在命上呢。可是1917年的伟大十月革命把富汉带地主们的江山消灭掉哩，造制(创建)哩自己的民人们的苏维埃国家哩。如今早前受哩难的民人们过高兴富足光阴的呢。”[10]
变电站改造期间，还应注重对临时供电模式的监控和管理。在临时供电模式的运行过程中，常发生一些安全事故，因此，要重视对施工工程的监控和管理，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上述论证过程将打比方、反问、设问、正反对比、摆事实、讲道理等多种论证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严密的审美逻辑层，逐层剖析，深入揭示，直到真相大白：“穷光阴在穷命上呢”，那只是穷人因为生活走投无路时的自我解嘲而已；“穷光阴嘪在穷人的命上，在国家的说管(政权建立)上呢！”
这里“国家的说管”和“民人们过高兴富足光阴”构成了论证过程中严密的审美逻辑关系，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民人们”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创造了必要条件。劳动改变命运不仅使“国家说管”和“富足光阴”建立了审美逻辑联系，而且“劳动”和“东干民歌”也建立了审美逻辑联系。因为在苏尚洛看来：民歌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任何劳动过程都伴随着相应的歌曲，在洪亮的歌声中，东干农民耕地、播种、务落庄稼、收割庄稼……只有劳动才能得到幸福、富裕和快乐……在东干民歌中劳动题材占着较大地位，这是合乎规律的。[11](P209-219)这样的看法不仅证明了劳动对改变命运可资借鉴的意义，而且显示了苏尚洛的审美逻辑严谨缜密、以理服人的论证效果。
综上所述，苏尚洛关于东干民歌主题意向的阐释，显示了他的东干语文学批评的真知灼见：运用现实主义的批评方法，以东干民歌所展示的人民群众企盼美好生活的图景，类比东干人和谐幸福的现实生活，凸显的是礼赞社会主义的评论意图；从民族命运层面对封建时代广大妇女真实生活境遇的深度思考，表现的是对封建婚姻文化深沉的批判意识；从东干民歌中提炼出来的对待“命定论”的态度——用劳动改变命运的观点，既是他善于用与生活讲和的智慧概括社会学内涵能力的展示，又是他严谨的审美逻辑观灵活运用的具体体现。尽管他对东干民歌的主旨认知，有时不免过于注重从意识形态角度予以解读，给人一种“歌功颂德”之嫌，但是，只要了解“十月革命”前后东干人截然不同的命运经历，就有理由说，他对东干民歌主题的解读——评论中所洋溢的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感激之情，是他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他的东干语文学批评形态和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大异其趣——风格上过于淳朴直白、语言上不太符合既定规范，初步阅读这样的评论文章觉得不太习惯，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东干人落居中亚的历史，了解他们140年中在与文化母体隔绝的地方营造新文化的历程，也一定会理解他用东干语开展文学评论的艰辛和凝聚在其中的真正价值。[12](P15)
油红O染色方法参照Ramirez等的染色方法[9]，每个浓度组取生长至L4末期的线虫，用M9缓冲液将平板中的线虫洗脱于离心管中，转速为1500 r/min离心2 min去上清，重复洗脱三次；加入体积分数为60%的异丙醇，使线虫脱水，15 min后洗去异丙醇溶液；加入油红O染色30 min，用M9反复冲洗6次；将线虫转移到NGM平板上，随机挑取20只线虫置于载玻片上，显微镜下观察拍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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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М. Х.伊玛佐夫(编著)，丁宏(编译).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 2019) 06-0028-05
收稿日期： 2019-03-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干文学批评形态研究”(15XZW007)。
作者简介： 惠继东(1960 -)男，甘肃镇原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东干文学批评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