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其对论文,变动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这与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战略密不可分。但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相对过于显著（图1）。按照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于消费的国内需求在一国经济中应占主要地位。发达经济中消费的贡献一般稳定在GDP的2/3水平，而中国的消费贡献却仍显不足，甚至表现出下降趋势（图2）。同时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已经接近80%，这意味着外部需求风险在高度集中和迅速增大。因此，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经受着显著的需求约束。另一方面我们观察到，在这一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倾斜，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显然，短期内这样的收入分配状况将对乘数效应产生抑制，从而削弱政府宏观调控的效度。同时它会加剧生产迅速扩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从而将经济推向危机。长期中，倾斜的收入分配结构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将会影响全社会的资本积累的数量、结构与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根本性约束。
本文首先依据相关指标测度和分析近期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变动状况，进而从短期和长期不同视角阐释了收入分配约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给出支持性证据，以及相应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若干政策建议。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实证分析了近期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变动状况；第三部分是对收入分配抑制宏观调控效度、约束经济增长之内在机理的解析与验证；第四部分作为结语，针对当前中国不断强化的倾斜的收入分配结构状况，在分析成因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若干政策与建议。
图1 依据CPI调整计算的GDP及消费、投资增长态势
图2 以投资率与消费率衡量的投资与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程度
注：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数据均依据相应年份(1996- 2005)《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二、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变动状况的基本分析：1995—20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状况表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在宏观层面上，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具体表现为，在GDP快速增长过程当中，GDP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却在不断下降，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占比却在不断上升（图3）。劳动者报酬占比从 1995年的52.8%下降到2005年的41.4%，下降近 22%，而政府收入占比却从1995年的10.3%升至 2005年的17.3%，增长近71%。反映出宏观层面的分配向政府发生倾斜。
而据孔泾源等提供的数据（表1）表明，1995至 2002年间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收入分配逐渐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表现为：政府收入占比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企业收入占比总体表现出上升势头，居民收入占比则呈明显下降趋势（图4及图5）。
图3 劳动者报酬与政府收入占比状况
数据来源：中经网。由于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比数据缺失，笔者补充了2005年的数据。
表1 近期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状况
图4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占比
二是在微观层面上，居民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以及个体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下面我们将依据一些数量指标对此进行测度和描述，这些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指数、阿鲁瓦利亚指数、收入不良指数以及绝对极值比等。计算数据取自对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对于城镇居民收入的相关统计（如果考虑农村人口，那么计算所得的指标值将会更大，由此反映映的实际收入差距也将更大。但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客观存在会在相当程度上弱化此时指标的解释意义）。特别地，1995年和1996年的收入采用人均生活费收入，1997-2004年则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年样本被分作七个收入等级（括号内为调查样本中各组人口比重），即：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10%)，中等偏下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户 (20%)，高收入户(10%)和最高收入户(10%)。各指标具体计算如下：基尼系数依据公式
近似计算，其中W[,i]为第i组人数占样本总人数的比重，V[,i]该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S[，i]为第1组至第i组累计收入的比重；它是最为广泛使用的总体收入差距的测度指标，国际上通常将基尼系数值达到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库兹涅茨指数是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该指数下限为0.2，此时意味着收入分配的绝对平均；指数越高，表明收入差别越大。阿鲁瓦利亚指数为最贫穷的40%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该指数上限值为0.4，此时意味着收入分配的绝对平均；指数值越低，表明收入差别越大。收入不良指数为最富有的20%人口与最贫穷的20%人口各自收入占比之比。这一指数的最低值为1；指数越高，收入差别越大。绝对极值比为最高收入组人口与最低收入组人口的收入之比。各指标计算结果如表2。
图5 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占比
根据图6反映的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我们可以看出：近1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收入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
这期间，库兹涅茨指数的变动趋势（图7）反映出高收入者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在不断上升，阿鲁瓦利亚指数的变动趋势（图8）反映出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比在不断下降。同时收入不良指数（图9）和“绝对极值比”指标表现出的显著上升趋势（图10），都支持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基本判断。特别地，“绝对极值比”指标表明，近十年间居民中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2倍以上。由此可见，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向富人的明显偏斜，并且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这种偏斜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在被强化。
表2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测度(1995-2004)
图6 以基尼系数表征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变动状况
图7 以库兹涅茨指数表征的城镇居民收入变动状况
三、收入分配约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短期与长期
依据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政府恰当干预经济短期内有助于“熨平”经济波动以及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正是以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实施为核心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基础。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度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效用的发挥。在经典的IS-LM模型框架内，这取决于IS曲线以及LM曲线的斜率。IS- LM模型的数理表达如下：
图8 以阿鲁瓦利亚指数表征的城镇居民收入变动状况
图9 以收入不良指数表征的城镇居民收入变动状况
图10 以绝对极值比表征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变动状况
其中r为利息率，Y为国民收入，a为自发消费，e为自发投资，G为计划政府支出，d为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即投资的利率弹性系数，M为货币供给量，h和 k为货币需求对利率和收入的敏感程度，P为价格水平，n为经济的边际支出倾向即β(1-t)，表示国民收入一定数量的变动所引起的总计划支出的变动量。β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税率。可见，n与边际消费倾向β成正方向变化，与税率t成反方向变化，1/(1-n)为自发支出乘数K。
(1)、(2)式表明：决定宏观经济政策效度的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具体地又是由投资的利率弹性 d、边际消费倾向β以及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k、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h等因素共同决定。
综合(1)、(2)式，我们可以得到产品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时的国民收入Y：
依据(3)式，分别对（计划）政府支出G和货币供应量M求一阶偏导，可以得到财政政策乘数(4)以及货币政策乘数(5)：
财政政策乘数表示在实际货币供给量不变条件下，产品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时政府支出G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变动的倍数，我们借以表征财政政策的效度；货币政策乘数表示在财政政策不变条件下，产品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时实际货币供应量M的变化引起国民收入变化的倍数，我们借以表征货币政策的效度。显然，有：
以及
。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β正向地决定了经济的边际支出倾向n（从而自发支出乘数K=1/(1-n)），(4)式和(5)式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正向地决定了财政政策乘数与货币政策乘数的大小。按照凯恩斯的观点，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偏斜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会导致社会消费总量减少进而加剧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更会由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减小而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产生制约（并且降低了支出乘数效应从而降低投资效率），从而削弱了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旨在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往往需要伴随着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的推行）。具体地，根据(4)式，边际消费倾向的减小将导致财政政策乘数减小，从而增加一定数量的政府支出所能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将减少，财政政策效度因此减弱；根据(5)式，边际消费倾向的减小将导致一定数量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能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将减少，货币政策效度同样遭到削弱。这正是短期内收入分配约束宏观调控效度、影响经济增长机理之所在。
然而，经济增长根本上是一个长期问题。长期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需求拉动”转向主要依靠资本积累的“供给推动”，这其中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两种资本积累的比例增长。长期地看，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意义在于，一定的收入分配结构能够通过影响全社会资本积累的数量、结构与效率而对经济增长形成约束。
首先，如果收入分配过多地向政府倾斜，一方面，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谢建国、陈漓高， 2002）；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政府支出可能是低效率的。Kormendi等(1985)的研究结果表明，真实 GDP的平均增长率与GDP中政府消费占比的平均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系，而Crier等(1989)的研究结果则显示，GDP增长率与GDP中政府支出占比的增长率之间呈负向关系。其次，如果收入分配更多地向企业倾斜，则可能导致过多的物质资本积累。不仅物质资本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而且王小鲁(2001)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投资效率又是偏低的。最后，在考察居民收入分配时，我们常常需要考虑数量和结构两个维度。如果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更多，那么这将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进而解决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投资。但是引入结构因素之后，如果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并且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那么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构反而会导致社会消费总额的偏低进而无助于解决甚至恶化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更为重要地，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以及普遍存在的信贷配给，初始的资源分配结果（财富和收入状况）将对个人投资进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尽管低收入者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在未来产生高额回报，但其仍然可能因为无法自由举债而丧失投资能力。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会因此受到影响，这将从根本上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因为按照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报酬递增来自于人力资本存量的专业化和研究产生的溢出效应而不是非熟练劳动供给；一个人力资本存量更大的经济将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Romer,1986,1990)。Lucas(1988)亦指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整体效率以及两种资本收益的提高。而“战后欧洲和日本经济得以迅速重建的实践证明：知识、教育和人类掌握的技能在决定产出时，如果不是更重要，至少也可能和实物资本一样重要”（邹至庄，2005）。 Galor(1993)对于借贷约束、财富和收入分配与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Gregorio等 (2000)对于受到借贷约束的低收入者教育投资行为的研究，都支持了“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结论。Aghion(1998)在AK模型中引入信用市场不完善假定分析再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以及Galor & Moav(1999)基于对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各自效用的分析，也都得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基本结论。事实上，根据新增长理论，收入分配还可能通过内生的财政政策机制以及社会稳定机制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它们都支持收入分配不平等十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
图11 收入分配约束宏观调控效度以及经济增长的可能途径
我们进一步地提供对于上述约束机制的支持性证据。这里是基于微观的家庭数据估算近期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2年-2002年对于中国城市住户的调查。我们分别估算了各年居民家庭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泰尔熵指数以及 W90/W10（90分位数与10分位数之比），并且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估计了各年的居民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计算了支出乘数，支出乘数=1/（1-边际消费倾向）。估算过程中：1991年采用家庭现金收入，1992- 2002采用家庭可支配收入；1992-2001采用家庭生活费支出，2002年采用消费性支出。具体估算结果整理列于表3。在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估计边际消费倾向时，发现从1992年到2002年方程的拟和度有所下降，调整R平方值随时间递减。这说明居民消费行为可能发生了变化。但是王曦(2004)的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居民总消费对于当期收入仍然是过度敏感的，有50%强的消费是根据当期收入进行的。
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泰尔熵指数以及W90/W10指标表现出的上升趋势说明：1992-2002年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向高收入者倾斜并且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与之相伴，居民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换算得到的支出乘数也表现出下降轨迹。由此可以推断，当前中国倾斜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对宏观调控效度和经济增长构成显著约束（图12、图13）。
表3 收入分配结构与居民（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变化
图12 居民家庭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结构变动
图13 边际消费倾向、收入结构与支出乘数变动
四、中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成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在现有生产力水平状况和转型经济背景下，我们认为造成中国当前偏斜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探寻。
首先，二元的经济结构是造成中国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其次，制度的倾斜或不完善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与扩大。(1)不同地区、行业或部门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直接造成了相互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扩大。通常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其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也较高，因此其收入的平均水平也较高。在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常常与政府管制高度相关。例如政府对金融、电信、电力等行业的准入管制，使得这些行业形成了垄断或寡头市场结构并由此获得丰厚垄断利润以及高额报酬支付能力。(2)在初次分配阶段，不同性质（所有制）部门既定分配制度上的差异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先天”差距；而在收入再分配阶段，税制的不完善以及转移支付对象的局限性则削弱了收入政策调节的力度以及弱化了再分配政策对于缩减收入差距的贡献。(3)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在社保资金足额获取及其管理与运用以及社保覆盖范围上均存在较大局限，影响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有效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4)法律体系的不健全、货币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使得一部分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而低收入群体的投资能力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最后，市场机制本身成为制造个人收入分配差异的关键原因。并且市场机制本身无法消除这种差异，却反而可能使之进一步扩大。因为人是具有异质性的，并且先天禀赋也各不相同，特别是个人最初的收入分配或财富状况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将导致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进而借助市场机制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舒尔茨(1965)指出，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资本投资机会遭受挫折的结果，并且存在着“贫困——低人力资本——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协调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有利于增进宏观调控效度以及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具体可采取以下举措。
第一，加速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努力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力度同时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努力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以及维护各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二，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营造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使异质性要素按照等价原则得到合理回报。
第三，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努力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在再分配领域，要增强政府对于收入分配的调控职能。通过针对性的税制改革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加快构建覆盖广泛、保障有力、运作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削弱居民储蓄倾向，同时通过增加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支付，借助其较高的消费倾向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以及促进乘数效应的发挥。
第四，加强制度设施建设与创新。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货币和资本市场，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建立第三方担保机制、政府提供政策扶持以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与培训等形式，鼓励、引导和促进社会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缩小个体间收入差距以及在长期中提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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