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形势及走势——世纪之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思考之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之四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走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我国的经济发展步入了以结构调整和质量提高为重点的新时期，经济改革进入了以所有制改革和国企战略改组为重点的新阶段。20年的发展与改革，既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又遇到了许多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已经取得的成绩，怎样认识和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基本走势如何，是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一、必须充分肯定20年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巨大成就
世纪之交，回顾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前所未有”和“举世瞩目”。所谓“前所未有”，是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纵向的自我比较，2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改革开放前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所谓“举世瞩目”，是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这一时期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横向比较，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首屈一指。2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发展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度。1979～1997年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既高于我国改革开放前26年间平均6.1%的增长速度，也高于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2%的增长速度，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居于第一位。
2.国家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大小的主要标志是GDP的总量。1997年，中国GDP的总量居美、日、德、法、英、意6国之后，居世界第7位，较1990年的第10位上升了3位。如果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GDP量与大陆的加在一起，中国则超过英、意而居于世界第5位。这就明显地标志着，中国正在由过去的人口大国、经济小国向经济大国迈进。据国外专家预测，如果中国GDP的增长能够保持这一增长势头，2020年左右中国的GDP总量将跃居世界第1位。那时，中国则可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跨进。
3.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间，中国人民一直处于低水平的温饱生活状态，农村尚有2.5亿人口未能脱贫。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梦呓般地由温饱过渡到了小康。即便是生活水平提高相对缓慢的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亦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97年的2090元，增长了约15倍。
4.经济的外向型度迅速提高。中国的开放与改革相伴而行，从而使我们这样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能够较好地借助大陆以外的资本、技术、产品、市场、人才、管理和机制等，加快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步伐。截止1998年10月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2万多家，合同外资金额560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578亿美元。1997年，中国（大陆）的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10位，较1978年的第32位上升了22位；外贸额占GDP的比重近40%，较1978年的9.8%提高了约30个百分点；外汇储备14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较1998年的15亿美元提高了近千倍。经济外向型度的提高及其所带来的显著成就，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和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
5.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包括已发生剧变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中国率先攻克了短缺经济的堡垒，出现了产品的相对过剩。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目前中国的工业品中，约有75%供过于求，25%供求平衡。这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重大成果，它不仅使中国的消费者真正开始成为“上帝”，而且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以调整结构和追求质量的新时期。
此外，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空前稳定。其表现为：第一，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达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第二，全国各个阶层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达到了高度的认同，其稳定性不会因人而异或因时而迁；第三，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员的更替逐步进入正常程序和平稳过渡，有效地防止了大的社会震荡。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又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二、必须用改革的观点认识和解决发展与改革中的新问题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改革攻坚阶段的到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也正面临着不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严峻困难和复杂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并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前途与命运。
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有：
1.企业破产、倒闭现象已经出现并迅速加剧，且在世纪之交达到高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把企业的破产倒闭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有制企业永远都不会破产倒闭，否则，就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竞争规律强制发生作用，无论企业的“姓氏”如何及规模大小，也不管企业过去为国家和社会作过多大的贡献，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如何，谁落后谁就会遭到淘汰。而且，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竞争的加剧，这种淘汰正在呈加速增长之势。例如，中国自1988年开始试行《破产法》，在1988～1994年的7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累计为1400多户，平均每年200件左右，而1995年1年即达1700多户，1996年又升至6300多户，1997年突破万户大关。落后的企业因失去生存能力而破产倒闭，本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由此而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但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却导致一部分人将企业破产倒闭现象归罪于改革，认为是改革搞死、搞垮了国有企业。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惟有更加注重淘汰落后，才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确切地讲，中国经济改革及淘汰落后的起步是晚了而不是早了，如果建国后即建立并维持这样一种体制，中国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状况早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企业因为落后而被淘汰，应当从企业自身去寻找原因并认真加以克服，而不能为维持自己的落后而恐惧淘汰和抱怨改革。同样，中国也在参与世界竞争，难道我们能够由于中国企业的落后而阻止或减缓世界范围的残酷竞争和淘汰落后吗？因此，不管企业破产会带来多少矛盾和多大的“阵痛”，我们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搞下去。当破而不破，只能使更多的好企业被拖垮，国家乃至整个社会都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2.失业和下岗问题突出了，且在世纪之末呈现出加剧之势。1997年全国下岗职工已达1700万人，其中约有300多万人未能得到安置。1998年，我国的下岗职工将会达到2500万人左右，其中难以得到安置的将超过400万人。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的艰难处境，使得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发生怀疑，甚至将失业、下岗现象的产生归结于改革开放的“错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我认为，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而形成的失业，以及经济不景气或企业破产倒闭出现的职工下岗现象，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前就严重存在了，只是在当时我们把失业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特定背景下，政府通过禁止农民离开土地，国有企业实行“低工资、高就业”，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特殊方式，将其掩盖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农民流动和国企改革等，这些问题才逐渐“显形”。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增强了吸纳就业的能力，加之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而使过去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缓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20年仍然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改革开放，也不实行计划生育，全国人民天天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国今天不知有多少失业人口和下岗职工，也不知会乱到何种程度？当然，失业、下岗现象的加剧的确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只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发展中找出路，而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上去。
3.我们不愿看到也不愿承认的“两极分化”现象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且有进一步发展之势。所谓“两极分化”，就是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千万和亿万富翁，另一方面出现了一部分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的贫困者。尽管中国的“两极分化”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出现的，且主要呈“枣核型”，而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尖锥型”，但它毕竟是一个新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偏爱穷人，打击富人，导致全国人民几乎都一样穷，城市居民维持一个低水平的温饱，农村尚有2.5亿人口没有脱贫，故不存在“两极分化”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方面看到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企业和群众依靠辛勤劳动先富起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又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不会出现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但事实表明，中国不仅已经出现了一批千万和亿万富翁，而且，在农村贫困尚未完全消除（至1997年底全国尚有5000余万农民没有脱贫）的情况下，城市中又出现了2000多万的贫困者阶层。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一问题？我认为：第一，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现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二，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在现阶段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是我国加快发展和摆脱落后的重要杠杆和必要代价；第三，要尽可能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缓解“两极分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但其办法不是“打富济贫”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而是通过收取收入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开展社会捐赠和慈善事业等十分体面的办法，让富人为社会多做贡献，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济制度等，使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不愿或不敢承认事实上已经出现的“两极分化”，既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利于我们做好相应的政策准备和物质准备，妥善地解决由此导致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过去往往采取每年一次的“送温暖”办法，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4.由于经济外向型度的提高和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更加紧密，中国经济发展受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变动的消极影响也愈来愈大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因而受境外因素的影响较小，经济运行可以“我行我素”。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借助外力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一面，认为可以利用制度的优越性抵御所有不利的方面和消极的因素。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幼稚的想法。我们利用制度的优越性抵御的主要是政治、文化中消极的东西，而因经济因素及某些非经济因素引起的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的风吹草动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因素和消极影响，我们并非都能抵御，也不能一味地“对着干”。近10年来，这种大的影响已经有了两次。第一次是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由于政治因素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使中国的进出口环境骤然恶化，给许多工业企业和外贸公司带来严重的困难，有些甚至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当然，西方国家也要为此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第二次是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延续至今的亚洲金融危机，即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使我国的外贸、引资、旅游等均受到较大影响，从而增大了经济发展的难度，带来了一些新的困难。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面影响还会进一步增大，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并且理智地研究和制定风险防范对策，以尽可能化弊为利，减少损失。例如，对于引发泰国金融危机的国际投机资本，我们过去往往用道德的标准去评价、指责和反对，但是，我们的道德标准能够约束专门进行合法投机活动的国际投机家吗？这样的投机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能够避免吗？所以，我们与其愤怒地指责别人，不如冷静地研究别人和理智地反省自己，这才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5.产品相对过剩的形成，使得经济结构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了。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包括所有制结构、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各产业内部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等，但最主要的是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合理。中国过去长期为温饱而奋斗，自然也就形成了以满足温饱消费需要为特征的低档次的产品结构及其相适应的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且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改革开放20年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0多亿中国人民普遍由温饱过渡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但生产、技术和产品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满足人们的温饱消费水平上，从而导致了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错位，即一方面是满足温饱需求的产品明显过剩，另一方面是适应小康需求的诸多产品尚无法生产。目前中国约有40万种产品，而发达国家高达170万种，二者的差距之大，足以说明中国的结构问题之突出。然而，要实现生产、技术和产品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升级换代，中国又遇到了两大制约因素，即资本积累和技术储备的严重不足。许多人只看到了资本短缺的一面，殊不知技术短缺的制约更为严重。解决这两大难题，从根本上来说也要靠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即通过深化改革和增强经济生活的活力，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资本使用的效果，避免重复建设，促使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通过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但从结构调整本身的难度和制约因素的影响来看，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有所减缓。
6.社会治安问题和腐败现象愈来愈突出。目前我国存在的社会治安和腐败问题，也许是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时期，且仍有进一步恶化之势。社会治安状况差由多种原因所致，如国民素质、文化教育和执法力度等，但经济发展状况无疑是最为深层的制约因素。许多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当人们普遍处于温饱生活状态时，社会治安往往是比较好的；当人们的生活达到十分富裕的时候，社会治安状况也是比较好的；惟有跨越了温饱而又远远没有达到富裕水准时，社会治安问题一般都比较多。国外有些专家甚至作过这样的统计分析，即一个国家人均GDP的水平处于500～1000美元的阶段时，社会治安问题普遍突出。由此可见，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解决人们焦虑的社会治安问题也是适应的。目前我国人均GDP只有750美元左右，仍处于这样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固然需要综合治理，但关键还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腐败现象更为复杂，亦是由多种因素所致。但我认为，我国解决腐败问题再也不能停留在遇事论事、遇人抓人的事后处理上，而应深刻反思并痛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体制上的缺陷，从而使工作的重点逐渐转向事先防范上来。否则，我们就会有割不完的“韭菜”，也会使更多的能人、好人走入歧途，酿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悲剧。中国的腐败现象严重，除了腐败者个人的因素和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之外，最根本的是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缺陷所致。从经济体制上说，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赋予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权力太多太大，许多不应由政府管的事情也要层层审批，且批错了几乎又不负任何责任。从政治体制上讲，主要是缺乏完善的民主制度，对官员和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从而使权力的滥用和“寻租”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可见，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从体制上堵塞漏洞，加快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以及在条件适宜时果断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有人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上述两大缺陷更为突出，但却很少产生腐败现象，因而认为目前存在的严重的腐败现象主要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依此推论，消除腐败只有停止改革开放并退回到旧体制上去。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严重的腐败现象，并不是体制上没有缺陷，而是采取了特殊的防范机制，即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把人往死里整，甚至搞“株连”，导致有贪欲的人不敢轻易伸手。但频繁地使用这种防范手段，也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经济上濒于崩溃，政治上几乎亡党亡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不能再用这样的办法防范腐败，而必须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可见，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我们也只能用改革的观点去思维，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方法去解决。舍此之外，再无任何明智的选择。
三、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要走势
自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开始步入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关键时期，经济改革进入以国企改革和所有制改革为重点的攻坚阶段。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走势如何，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对于这一基本走势的判断，我将其概括为如下“十大局面”或“十大格局”。
一是大竞争导致的大淘汰。即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产品相对过剩格局的出现和政府保护落后企业政策的消失，使我国经济生活出现了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进而导致了大淘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世纪之交，我国的企业淘汰将进入一个空前残酷的时期，无论姓“公”姓“私”与规模大小，不管企业过去的贡献如何及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如何，市场经济都会将这些竞争失效的企业淘汰出局。这种淘汰，表面上看是淘汰落后的产品，背后是淘汰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实质上则是淘汰人，即低素质的企业家、工程师和劳动者，从而为中国经济生活和生产要素的质的提高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如果说前一时期的竞争以淘汰小型企业国有企业为主，那么，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一部分大中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将进入淘汰的系列。
二是国有经济布局的大调整。国有企业的效率与活力问题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对其分布进行战略调整，即必须由国家掌握的要布局够、布局好，不宜由国家掌握的要果断地退出。我国的国有企业过去不是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而是政治上“兴无灭资”和经济上“兴公灭私”的结果，其特点是面广、点多、块小、质低、效益差，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再不进行大的调整和改组，恐有全军覆灭之险。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思路，是按照党的十五大关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和“抓大放小”的要求，努力创造条件，抓紧对竞争领域的中小企业以各种形式进行非国有化改造，最后将国有企业收缩在别人不能搞（如投资量大、周期长的企业）、不愿搞（如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公用和公益事业）和不允许搞（如涉及国家安全的军事工业和自然垄断的行业等）的部门和行业。
三是非公有经济的大发展。党的“十五大”首次把非公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加以肯定，提出各种经济成分要共同发展和平等竞争，并强调要完善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从而为各种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最为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使我国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使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积极作用。
四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大变样。实践证明，全民和集体作为我国公有制传统的实现形式，弊端甚多，必须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积极寻求新的实现形式。从长远来看，我国现行的国有企业，除有相当一部分逐渐转化为各种形式的非国有企业外，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将采取3种形式，即：极少数实行国家独资；少数实行控股；多数实行国家参股。而且，国家对企业是否参控股以及参控股的程度如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根据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灵活调整。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弊端极多，多数老集体企业将会被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所取代，也有一部分老集体将转化为非公有企业。
五是对内对外的大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当前和今后经济结构调整对资本、技术的强烈需求，以及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将使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开放的广度和力度也会更大。与此同时，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开放也会有更大的发展。
六是资产的大转让和企业的大并购。随着国企战略改组的推进和“抓大放小”的实施，不少国有企业中出现了产权或股权的大转让。而企业竞争的加剧和大淘汰格局的形成，也加快了企业间联合、兼并的步伐。
七是资产的大重组。企业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规模经济的需要，促使我国企业进入了一个以资产重组为核心，包括债务重组、人员重组和业务重组在内的企业大重组时期。产权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育，联合、兼并、转让的兴起，也为企业重组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各种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必要手段。大重组促进了企业优势的互补与集中，优化了资源的配置，成为优势企业、优质产品、优良资产和优秀人才实行低成本快速扩张的重要途径，从而成为当前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大热潮。
八是企业机制的大转换。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营机制的转换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短缺经济、竞争不足和缺乏淘汰机制，企业转机的动力和压力都明显不足，“大锅饭”、“铁饭碗”、“铁交椅”等旧的机制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国企普遍缺乏活力并日趋困难的重要原因。但是，党的十五大以后，由于非国有经济大发展，国有企业大调整，以及企业大并购、大淘汰格局的形成，国企转机的动力、压力都明显加大，从而为经营机制的大转换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时机。
九是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市场供求状况的根本改变和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的过渡，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进入一个大调整的新时期。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各产业内部结构以及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全面调整和优化，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从追求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高，从粗放发展过渡到集约经营的关键。
十是劳动力市场、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大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产品市场发育的成熟，劳动力、产权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发育显得更加迫切。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企业的大并购和大重组，以及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亟需对现有的人财物力资源的配置进行全面的调整和优化，以便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资源配置的重组和优化只能在流动中完成，从而为劳动力、产权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发育提供了契机。
以上十大趋势不仅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巨大的压力。惟有认准趋势、把握趋势和自觉地顺应这些趋势，我们才能赢得时间和争取主动，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再跃一个新的台阶，经济改革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
责任编辑注：该系列文章见本专题1998年第10期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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