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摩号事件”与美国海上大国地位的形成
徐 睿1
(1.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摘要：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海上实力的提升，它对智利的外交策略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于和智利之间存在商业利益的竞争，美国对南美太平洋战争的调停明显偏向秘鲁与玻利维亚，之后还间接参与了智利内战，暗中支持巴尔马塞达政府，连美国海军都直接参与了巴尔马塞达支持者的撤离工作。双方对立的本质在于,美国不满智利对硝石的排他性占有，并利用硝石经济的不稳定性对智利海军建设的拖累，趁着国际硝石市价暴跌和两国海军实力逆转之际，炒作“巴尔的摩号事件”谋求政治利益。美国海军首次向智利公开发难，迫使后者妥协。事件之后，“门罗主义”不再只是搭乘英国海军安全便车的“妄言”，为美国海上大国地位的形成先在西半球奠定了基石。因此，针对美国海军在南海仲裁期间同步展开的海军强制外交，理解百年前“巴尔的摩号事件”中美国海军部署左右智利司法审判的先例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 巴尔的摩号；硝石；瓦尔帕莱索；美国海军；智利
1891年爆发的“巴尔的摩号事件”既是美国海权兴起之必然结果，又是智利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滥觞。(1) “巴尔的摩号事件”：1891年10月16日晚，位于智利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的一家酒吧(True Blue Saloon)内,一群从美国军舰“巴尔的摩号”(USS Baltimore)上岸放松的水兵和当地居民爆发了激烈冲突，结果事件使美方两人先后死亡，多人受伤，同时不少美国水手和少量智利人遭到当地警方的逮捕。智利最初并没有过于关注，但美国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均反应强烈，随后进行的外交谈判一度步履维艰，几近战争边缘。 回溯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现代海军崛起之初，智利也同步开启了该国历史上著名的“硝石时代”。(2) 当时美国著名的海军部长本杰明·F.特雷西(Benjamin F. Tracy)也将19世纪80年代看成美国现代海军崛起的起点。Benjamin F. Tracy, “Our New War Ship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 Vol.152, No.415, 1891, p.641.然而，硝石经济的短暂繁荣使智利愈加依赖于这种国际市价不够稳定的初级产品，进一步巩固了国内单一出口型的经济结构。果不其然，国际硝石价格暴跌给了智利经济沉重一击，遂使智利被迫暂停海军现代化的项目。美国趁机成功向智利施展了一次海军强制外交，在西半球确立了海上优势，开启了从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的征程。
一直以来，美国为捍卫在南美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的商业利益与智利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其外交策略深受自身海军实力的影响，从调停南美太平洋战争到间接插手智利内战，再到对“巴尔的摩号事件”采取正面、公开的对抗，两国的积怨终于爆发。美国学界在“巴尔的摩号事件”上的研究成果卓著，角度新颖，但较少关注美国海军和外交仲裁间的互动。(3) 美国学术界有一些主要研究“巴尔的摩号事件”的专著和文章。20世纪40年代，有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美国在南美太平洋地区的海军战略；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对“巴尔的摩号事件”系统研究的专著，包括以“巴尔的摩号事件”遇难水手为研究对象来描绘底层人物的研究成果，还有突出“巴尔的摩号事件”对美国世界地位重要意义的传统外交史研究；进入21世纪后，研究领域开始多元化，甚至出现了客观强调当时国际通信网络科技进步对“巴尔的摩号事件”外交斡旋起到重大意义的科技史佳作。See Seward W. Livermore, “American Strategy Diplomacy in the South Pacific 1890—1914”,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12,No.1,1943, pp.33-51;Joyce S. Goldberg, The Baltimore Affair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6;Joyce S. Goldberg,“The Heroic Image of a Pennsylvania Sailor”,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 Vol.104, No.1, 1980,pp.74-85;Joyce S. Goldberg,“Consent to Ascent, The Baltimore Affair and the U.S. Rise to World Power Status”, The Americas ,Vol.41, No.1,1984,pp.21-35;John A. Britton,“‘The Confusion Provoked by Instantaneous Discussi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 and the Chilean Crisis of 1891—1892 in the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 Vol.48, No.4, 2007, pp.729-757.国内不仅拉美学界，乃至美国史领域对事件本身都没有给予适当关注，多强调七年后爆发的美西战争及其影响。(4) 参见王静：“西沃德购买西印度群岛原因探析”，《历史教学》，2007年第10期，第49-52页；韩琦、胡慧芳：“智利硝石业的发展与早期现代化”，《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第88-89页；任克佳：《美国对南美太平洋战争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曹龙兴：《智利早期现代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张晓东：“规避南海的‘修昔底德陷阱’——加勒比海历史经验的启示”，《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2期，第56-65页。 实质上，“巴尔的摩号事件”不是单纯的外交摩擦，而是同为西半球国家的美国和智利海军综合实力在19世纪末反转的重要表象，是美国趁着智利缺乏稳定并过度依赖出口的硝石产业严重削弱了智利海军的时机，成功施展的一次海军强制外交。(5)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徐守源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页。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智利工业化始于南美太平洋战争的前10年，而非战争开始时。
一、美国对南美太平洋地区制海权的争夺(6) “制海权”概念宽泛，制海权的价值不在于物理上的征服或者占有，而在于能使海洋为己所用，并防止为敌所用。它的相对性体现在时间、地点、利用程度，战略后果和必要性。[英]杰弗里·蒂尔著：《21世纪海权指南》(第二版)，师小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版，第184-186页。
1879年到1883年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联盟的战争改变了西半球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海上力量格局。在美国看来，智利的海上优势严重威胁到了从加利福尼亚至俄勒冈整个西海岸。(7) William F. Sate, 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pires in Conflict ,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0, p.51. 70年代末，美国更关注国内事务，海军处在低谷时期。(8) E. B. Potter, Sea Power :A Naval History , Prentice Hall, Inc., 1960, p.155.在工业方面，美国制造业的繁荣推动对外贸易迅速扩张，出口激增也让时人对建立大商船队充满向往，于是和欧洲、南美等海上强国的贸易摩擦自然也多了起来。在技术层面，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舰逐渐取代了过时的风帆战舰，同时制炮、装甲、动力等方面也获得了长足改进，海军战略变得更具进攻性。(9) 同⑥, p.163. 在政治层面，支持大海军的共和党开始占据优势，海军内部涌现了不少重要的改革者。(10) 同⑥, p.159. 在地理层面，美国地理上天然隔绝于欧洲，西海岸也相对隔绝于东部，巴拿马运河开凿前，美国海军的实力只能发挥一半。美国早期重商主义传统在新环境中适应、调整，海军建设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强大的海军能够攫取商业利益，商业繁荣又能反哺海军建设。如果美国海军走向深蓝，放眼海外的第一站自然是西半球原西属拉美地区，而作为美洲西海岸沿线的智利，是为数不多能在西半球和美国竞争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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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秘鲁的卡亚俄、到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再到美国西海岸诸港，港口贸易枢纽地位的交相更迭和地区内的制海权紧密相关，如果说南美太平洋战争确定了瓦尔帕莱索对卡亚俄的取代，“巴尔的摩号事件”则是它走向衰落的标志。智利在南美太平洋战争期间已经侵犯到了美国在当地的商业利益，虽然这时美国海军建设已经开始狂飙突进，但暂时落后于智利海军。(11) 南美太平洋战争具体是指，在1879—1884年间，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三国为争夺阿塔卡玛沙漠(南纬18°—28°之间)硝石矿区而爆发的战争。 美国国会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明白，“几个南美共和国一直在采购战舰，这些战舰任意一艘单枪匹马即可摧毁美国海军的全部家当”。(12) [美]哈罗德·斯普雷特、玛格丽·特斯普雷特著，王忠奎、曹菁译：《美国海军的崛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页。 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总统时期美国海军确实不够强大，在国际海军实力的排名上甚至要落后于中国、智利、丹麦等一些拥有现代铁甲战舰的国家。(13) David Healy, James G .Blaine and Latin America ,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180.智利和秘鲁早在1863—1866年间反对西班牙入侵战争后已经深感海军的重要，他们开始向英国大量采购军舰，心照不宣地开启了漫长的军备竞赛。特别是秘鲁受制于东部高大而又险峻的安第斯山脉阻隔，使该国经济安全深受西部太平洋沿岸的港口贸易和海外运输掣肘，况且领土争议地区多是些盛产硝石和鸟粪资源的宝地，海上通道安全直接决定对外出口贸易，海洋成为这类国家的命门。港口贸易兴衰见证着南美太平洋地区制海权的更替。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秘鲁卡亚俄港(Callao)的重要地位逐渐被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Valparaíso)取代，后者逐渐发展成地区内重要的海上贸易枢纽和基地。(14) Joyce S. Goldberg, The Baltimore Affair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p.1.然而，在美国西海岸一些港口开始崛起后，瓦尔帕莱索也难逃衰落的命运。
“巴尔的摩号事件”是美国和智利首次直接、正面的对抗，但这也有一个过程，主要源于美国海军实力的迅速提升。(15) William F. Sate, 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pires in Conflict ,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0, p.66. 美国对南美太平洋战争参战各方大相径庭的态度除以自身利益为考量外，也受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三国海上实力差异的影响。实力最弱的玻利维亚总统伊拉里翁·达萨(Hilarion Daza, 1876-1879)决定查扣载有智利财产的中立国船只，甚至扬言要去美国执行法令。美国为捍卫中立国合法权利，直接向玻利维亚声明一旦受到侵犯将采取必要措施。(16) Evarts to Pettis, Washington, June 23,1879,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6,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0, p.125.秘鲁也曾想用经济武器制裁智利，但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了这种想法，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战前秘鲁海军不容小觑，除了有如米格尔·格劳(Miguel Grau)这样优秀的军官外，还有两艘铁甲舰、两艘海防舰、一艘轻巡洋舰和一艘炮艇，以及各类运输船。(17) William F. Sater, Chile and the War of the Pacific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p.18.美国曾和秘鲁进行平等的秘密合作，在秘鲁海军在与智利的交战中受重创后，合作便不再继续。美国一度还为潜在盟友的损失感到焦虑，担心智利独占秘鲁那些盛产硝石和鸟粪资源的土地。秘鲁前任总统普拉多(Mariano Ignacio Prado，1876-1879)这时又突然出走，加剧了秘鲁国内的政治动荡，新上任的彼罗拉总统(Nicolás de Piérola, 1879-1881)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表达了出售钦博特湾(Chimbote Bay)的意愿。(18) 美国驻利马公使赫伯特(Stephen A. Hurlbut)曾向秘鲁政府提出希望提供钦博特港口给美国军舰停泊加煤，但国会当时顾及智利的态度，便暂时将这一提议束之高阁。Hurlbut to Blaine, Lima, October 5,1881,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6,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2, p.938. 秘鲁向美国投其所好，无疑希望联美抗智，美国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过早向智利摊牌。
在寻求相对制海权的道路上，即使美国部分政治精英意识到海外基地的重要性，但大多数受孤立主义影响的普通民众(包括很多海军专业人士)并不赞同。同南美海上强国智利相比，美国海军不仅严重缺乏重要的海外基地，在军事人员素质上可能也有差距。(19) 同⑤, p.65. 况且，南美海岸线上的天然良港本不多，没有充足的港口维修设施，一旦接受质量低劣的煤炭后，美国海军在近海游弋的能力将严重受限，难以为外交提供强有力支持。实质上，购买钦博特湾是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前，为巩固西海岸防卫的无奈之举。时任美国海军“约克城号”(USS Yorktown)指挥官罗布利·D.埃文斯(Robley D. Evans)受美国海军部之命，历时51天从纽约出发赶到瓦尔帕莱索后，在众人为此等壮举庆祝时，他却暗自神伤地感叹道，“如果我们没有在巴西海岸附近损失掉帆，没有在蒙特维迪亚耽搁过久，如果我们还能有充足的煤炭，这才值得庆祝。”(20) Robley D. Evans, A Sailor ’s Log :Recollections of Forty Years of Naval Life , Elder and Company, 1901, p.256.约克城号比美西战争时“俄勒冈号”(USS Oregon)的遭遇早了近十年，只有极少数像埃文斯这类的海军军官意识到地理因素对远距离夺取制海权的重要。(21) 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海军为了加强北大西洋舰队的力量，命令军舰俄勒冈号从普吉特湾(Puget Sound)出发，绕行南美洲，最终航行至加勒比海。在将近15 000海里的全部航程里，俄勒冈号平均以12节的速度航行，用时66天。 一旦美国和智利交战，其他中立的拉美国家能轻易切断美国本土与一些能够清理肮脏船底、修复受损船只码头之间的联系，如果煤炭供应再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从南美太平洋战争开始到1891年8月底巴尔马塞达宣布倒台，美国其实反对的是智利对鸟粪和硝石资源的独占。直到智利内战时，智利国会派和英国资本联系更加密切，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处在依附地位。经历了智利硝石产业的短暂繁荣，瓦尔帕莱索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上对海洋的依赖进一步加深。(46) [英]哈罗德·布莱克莫尔、克里福德·T.史密斯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译：《拉丁美洲地理透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50页。智利硝石出口在1880年为22 394吨，到1890年增至1 063 277吨，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52.06%。硝石时代始于1880年，至1920年结束。 “巴尔的摩号事件”正是双方海军维护各自海上贸易的矛盾激化，其中美舰巴尔的摩号在此过程中最为活跃，最终成为了智利人憎恶美国干涉内政的象征。
首先，“巴尔的摩号事件”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逐渐破除约束发展大海军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大讨论，争取了普通民众对海军的支持，海上大国地位受到了欧洲列强的普遍认可。危机期间，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对智利的呼吁保持沉默，这也无疑表明对美国海军新贵地位的认可和维护国家利益信念的尊重。1892年1月18日，智利驻英公使奥古斯丁·罗斯(Agustín Ross)迅速向乔治·蒙特总统汇报了英国和西班牙在这件事上的复杂态度，痛斥了这些国家的隔岸观火。英国不愿为智利得罪已经陷入爱国主义狂热的美国民众，基本默认了“巴尔的摩号事件”对美国的重要意义。智利不仅没能得到原先期待的支持，反而发现美国可能还在故意渲染事件的政治影响以便另有所图。美国政府在国内为遇难的两名舰员举办了盛大的纪念仪式，用国家英雄之礼将他们的遗骨安葬供后人瞻仰。人们的爱国情感得到鼓舞，国家凝聚力得到了增强。哈里森开始放手展示美国海军坚定维护海外利益的决心，向包括智利在内的世界各国宣扬了一种信念，“无论在海洋或者陆地，星条旗都应得到尊重，心智正常的美国公民决不会对那些无辜惨死于暴徒之手的同胞无动于衷，并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去买单。”(64) Joyce S. Goldberg, “Consent to Ascent, The Baltimore Affair and the U.S. Rise to World Power Status”, The Americas , Vol.41, No.1, 1984, p.23.
当瓦尔帕莱索港爆发的冲突导致美国水手死伤之事不断发酵时，美国便把目光聚焦在如何利用事件的政治影响上，钦博特港的转让再度成为重要筹码。(24) Seward W. Livermore, “American Strategy Diplomacy in the South Pacific 1890—1914”,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12, No.1, 1943, pp.34-35.1892年6月，布莱恩卸任后不久，华盛顿听闻智利与一些欧洲老牌强国结盟，准备在塔克纳—阿里卡地区争端上共同反对美国。美国又重启了钦博特港的谈判，到了12月，美国海军部急命太平洋舰队驶往秘鲁卡亚俄港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巴尔的摩号”舰长皮克林(Captain Picking)受命扩展对钦博特港的考察，同时与美国驻利马公使商讨把该港口用作加煤站，并转让给美国的具体事宜。随着美国海军的崛起，这次对智利在外交态度上变得愈加强硬，“巴尔的摩号事件”终成为一个临界点，标志着智利在南美太平洋地区海上主导权的衰落，显示出美国在南半球设置海外基地寻求制海权的意图。
二、“巴尔的摩号事件”背后的经济矛盾
智利海军在维护本国商业利益和英国的大量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硝石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回顾南美太平洋战争，智利海军曾先于陆军进攻，炮击并封锁了秘鲁太平洋沿岸的莫延多、皮萨瓜和伊基克等地，重创秘鲁。美国为可能蒙受的经济损失感到不安，更重要的是智利也为英国资本代言，并间接对抗“门罗主义”。一方面，时任美国驻秘鲁公使理查德·吉布斯(Richard Gibbs)曾提议政府派海军保护在秘鲁港口内装送硝石和鸟粪的美国船只。(25) Gibbs to Evarts, April 2, 1879, No.326,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No.79, 4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War of the Pacifi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2,p.203. 转引自任克佳：《美国对南美太平洋战争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第30页。接替吉布斯的新任驻秘鲁公使克里斯蒂安斯(Isaac P. Christiancy)也在意硝石，但后者在美国海军对智利实施海军强制外交的问题上更务实。另一方面，智利海军上将威廉姆斯·罗夫耶多(Williams Robolledo)甚至将硝石经济运用于海军战略上。他拒绝平托总统(Pinto)要求直接打击敌方海军基地卡亚俄的冒险计划，而是巧妙地选择去封锁伊基克，“绞杀”秘鲁财政。(26) William F. Sater, Chile and the War of the Pacific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p.19.智利获胜后得到了原属玻利维亚的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和秘鲁塔拉帕卡(Tarapaca)两地重要的硝石产区，接管了秘鲁的塔克纳和阿里卡两省十年，期满后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归属。尽管各方均对《安孔条约》颇为不满，但条约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三国的经济纠纷。美国的调停显然对智利不利，但国务卿布莱恩还是希望对智利采取说服而非武力的方式，美国海军仍在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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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石经济不仅使智利海军的更新换代和海上贸易陷入了恶性循环，而且还造成了部分南美国家眼红或者忌惮的不利国际环境。在硝石国际市价暴跌后，智利突然缺少足够的资金进口工业原料和资本品，干扰了该国早期军工企业的发展。陆军上校马图拉纳(Maturana)在南美太平洋战争时，从智利硝石经济繁荣和充足的军事订单中获得了许多好处，其指导下的军械厂已经能生产炮弹、装甲钢板和军舰锅炉，甚至一位工程师设计了一艘鱼雷艇。(44) William F. Sater, Chile and the War of the Pacific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p.116.虽然智利海军一度强于美国海军，但它的背后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支撑。硝石产业不但没有改变智利初级产品出口，反加深了本国对港口贸易和海上交通线的依赖。上次经济危机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金银和铜等矿产的贬值，智利被迫在军事力量整体削减20%以及海军主力舰艇大修或出售的不利局面下打响了南美太平洋战争。(45) 同⑥, p.18. 现在，硝石虽然取代了这些矿产，但未能使智利海权和早期现代化走出恶性循环，对手也已换成了美国。不仅如此，更有多数智利人坚信阿根廷肯定会在美国和智利交战时参与进来，不排除阿根廷会同意美国陆军借道或允许美国海军使用自己的海军基地。
哈里森总统实际上对智利下达的最后通牒自南美太平洋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大量性能优于巴尔的摩号的新式战舰服役，各类精密武器和大炮的使用，唯独普通民众甚至不少职业海军军官维持着反对大海军建设的落伍观念。“巴尔的摩号事件”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推动着美国革除旧观念、迈向海上大国地位的征程。因此，尽管在事件的仲裁上美国取得了胜利，但和政治影响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智利内战爆发后不久，美国也旋即行动起来，美国海军巴尔的摩号在干涉智利内战上远比想象中更活跃。海军部长特雷西(Benjamin F. Tracy)下达了一份作战部署要求，“麦坎南(W. P. MacCann)率领“彭萨科拉号”(USS Pensacola)开始起航，巡弋范围大致从瓜亚吉尔南部到整个南美海岸线沿岸各港口，一旦有其他战舰抵达才能返航”。(34) Tracy to Brown, January 26, 1891, Washington,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ng the Relations with Chile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p.234. 当时支持国会派的智利海军要强于支持总统的陆军，他们因为夺取了盛产硝石的塔拉帕卡省重要港口城市伊基克获得了充足的财政支持，随后在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过程中爆发了“伊塔塔事件”，迅速招致了智利国会派对美国，特别是美国海军的严重不满。(35) “伊塔塔事件”(Itata Incident)：1891年智利内战，国会派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San Diego)购买武器反对巴尔马塞达政府，而美国认为这笔交易使自己违背了中立承诺，遂命令美国海军“查尔斯顿号”(USS Charleston)迫使满载武器的智利运输船伊塔塔号返回美国，继而引起了智利起义分子对美国的严重不满。 同时，在国会派破坏了为总统派服务的美国通信公司的电缆后，由于这些通信电缆多铺设在海上，应巴尔马塞达总统请求，美方派遣的电缆船“雷耶号”在巡洋舰巴尔的摩号的保护下顺利完成了修复任务。美国海军上将布朗(George Brown)还将巴尔马塞达的支持者从自己军舰上转移到了巴尔的摩号上，并要求指挥官驾驶军舰赶赴莫延多(Mollendo)，让这些人在中立区安全登陆。任务完成时已是9月9日了，五天后“巴尔的摩号”回到瓦尔帕莱索向上级复命。(36) Winfield S. Schley, Forty -Five Years Under the Flag , D. Appleton and Company Mcmiv, 1904, p.221.非但如此，布朗甚至率领美舰“圣弗朗西斯科号”驶往伊基克湾，去监视国会派军队的登陆行动。一时谣言盛传美国已参战，智利国会派认定美国的行动已构成刺探他国军队数量和作战部署的间谍行为。
智利反感于美国海军的肆无忌惮，这源于美国海军力量近些年的长足进步，巴尔的摩号便是美国为攫取硝石利益采取海军强制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它在智利内战期间“敏感的时间和地点”内的反复出现，逐渐引发了部分智利人对美国肆意干涉本国内政的反感。(37) “海军强制外交”是亨利·亨德里克斯对著名学者亚历山大·L.乔治“强制外交政策”的经典延伸，原有含义是“精心为对手创造出需求，使对方顺从自己的紧迫感……把武力用作一种更加灵活而精确的、作为外交政策辅助的心理威慑手段”。亨德里克斯认为，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强制外交具体是把海军配置到加勒比海以展示美国的决心，这种对武力的灵活运用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哈里森总统处理“巴尔的摩号事件”上已经有所体现。[美]亨利·J·亨德里克斯著，王小可等译：《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外交——美国海军与美国世纪的诞生》，海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页。 然而，美国海军部长最初赋予巴尔的摩号担负的使命便就是要“让智利学会尊重美国海军，如果有必要，展示一下我们保卫公民和海外利益的能力”。(38) Maurice Zeitlin, The Civil Wars in Chil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49.该舰最初由英国设计并在宾夕法尼亚建造，一度是美国海军的骨干，在世界同级别军舰里以出色航速著称，深得海军部长特雷西的赞誉。但美国海军之后又连续下水多艘自主设计制造的更先进的军舰，巴尔的摩号逐渐变得星光暗淡，最终成为美国军用造船业抛弃英国设计思想，走向自力更生的历史标志。特雷西对待该舰的态度也发生了反转，表面上给人造成喜新厌旧的印象，实际上倒是反映出了美国海军和国家外交政策紧密融合的趋势。军舰的最远航程关乎美国国家利益的范围，最大的续航能力决定了外交转圜的弹性，他的批判也多从国家政策需要出发，附带点明军舰的硬伤所在。“巴尔的摩号巡洋舰在设计上存在不少缺陷，续航能力不足，原先估计有9 000英里，实际也就 7 000 英里不到，而且该舰被派出执行任务时，很可能还未抵达目的地时就被迫返回母港，在争议地区也不能连续停留超过一星期，所以它的设计今后不会被采纳，舰船的煤炭续航能力必须得以提升。”(39) Benjamin F, Tracy, “Our New War Ship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 Vol.152, No.415, 1891, p.652.因而，一艘仅能满足军事需要的军舰，在美国迫切维护西半球经济利益需求上即使算“合格”，也不一定就是“称职”。
从图2可知，伍姓湖最高水位345.96m时，湖水容积为3.05×107m3，表面积为21.7km2，最低水位343.85 m时，湖水容积为 0.38×107m3，表面积为 9.6 km2。
智利在19世纪80年代的硝石繁荣决定了“巴尔的摩号事件”爆发的时空环境，滋生着本就复杂的经济利益纠纷。一位优秀的智利记者贾斯托·奥特加·阿伦帕特(Justo Arteaga Alemparte)认为“美国可能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使”。(27) Fredrick B. Pike, United States , 1880—1962, The Emergence of Chile ’s Social Crisis and the Challenge to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3, p.51.智利驻美公使马丁内斯(Martínez)打听到一些内幕，大致有关促使布莱恩强硬捍卫秘鲁和玻利维亚两国领土完整背后的利益关系网。纽约投资商雅各布·谢颇德(Jacob Shipherd)旗下的秘鲁公司兼并了一家在秘鲁经营的法国公司，继承了该公司长期握有的鸟粪和硝石开采权。这家秘鲁公司背景很深，与前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和纽约律师罗伯特·A.兰德尔(Robert A. Randall)都有来往。同时，据传美国要支付所有硝石的补偿债券，此举主要针对智利、英国和德国的利益，试图破坏智利一手建立的从秘鲁手里继承硝石所有权的过渡体系。智利强烈不满，毕竟硝石对本国推进国家现代化意义重大，只要出口国外或出售产权给私人便能够换取大量外汇并吸引外资，就硝石业自身特点而言，其属于具有较大联动效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8) 韩琦、胡慧芳：“智利硝石业的发展与早期现代化”，《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第92页。 然而，国际硝石市价的不稳定和智利长期用硝石收入平衡国际收支的做法也暗藏着巨大隐患，在隐患成真后，智利和外资的矛盾被激化，事件碰巧在此动荡之际爆发，一切绝非偶然。
购买钦博特港表面上是美国凭借海外基地谋求制海权的努力，实质上只是作为阻止欧洲干预美国和智利矛盾的外交策略。到了1889年，两国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哈里森政府重启了钦博特港的谈判。无论从军事还是商业角度来看，哈里森总统都表现出美国必须购入的意思，“近期的遭遇已经表明我们舰队在接受调度时常会尴尬，在南美海域执行任务后，军舰还要不辞辛劳赶回远在圣弗朗西斯科的母港。”(22) Harrison to Blaine, Washington, December 31, 1891,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Benjamin Harrison and James G .Blaine 1882—1893,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0, p.223.另一方面，秘鲁也希望能够借助谈判拉拢美国抗衡智利或者巴西，两国协商数月后依然无果。南美太平洋战争后，交战国签订的《安孔条约》(The Treaty of Ancon)规定，秘鲁需支付赎回塔里卡地区的1 000万美元费用。(23) 同③, p.227。布莱恩告诉哈里森总统现在不是购买的时机，高昂的售价只会使秘鲁得偿所望，美国在那里建海军基地是在无谓地承担秘鲁的安全责任，所以这项提议在1892年1月5日提交国会商议时被否决。 秘鲁现在出售钦博特湾无疑有助于筹款，即使不急着出售，至少也能通过释放出售的消息巩固和美国的联系。美国没有立马购入之意，但只要欧洲干涉的压力加剧，就会释放出佯装购买的信号，表现强硬以使各方浮想联翩，双方各取所需。然而，一旦欧洲干涉压力锐减，美国便不再过于关注，智利的态度逐渐不再如先前那般重要。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之后建议哈里森总统暂时作罢，以准备即将在华盛顿举办的第一届泛美会议。
2)不同积云参数化方案对不同量级降水预报的优劣不同,且没有一种积云方案对所有量级降水预报结果都较优。对于24 h累积降水,SAS方案的RMSE和ACC较优,G3D的ACC评分较高,但是RMSE也较大;小雨量级的TS评分,Tiedtke方案结果较好,GD方案次之;中雨量级的TS评分,KF方案优于其他,SAS方案次之;大雨量级的TS评分,SAS方案最优;暴雨量级的TS评分,GD方案较优,SAS方案最差。对于6 h和3 h的累积降水,SAS方案的RMSE和ACC评估结果较优,Tiedtke方案的TS评分结果较优。整体来看,SAS、Tiedtke、GD积云参数化方案预报的结果较稳定。
三、美国海军与“巴尔的摩号事件”仲裁
无论施莱提供的初步调查报告内容是否可靠详实，与智利相比，美国的反应更为迅速。1891年10月23日，代理国务卿威廉·F.华尔顿(William F. Wharton)代替了身体欠佳的布莱恩，正式阐明了美国的官方态度，“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美方水手根本构不成所谓的挑衅，反倒是包括智利警察在内、数倍于己的智利人事先预谋好的攻击行动”。(47) Wharton to Egan, Washington, October 23,1891,“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ng the Relations with Chile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p.108. 在美国看来，冲突直接针对美国。先前也有些针对德国海员的攻击行动，并导致一名德国人丧生，所以美国认为“攻击行为主要是因为智利人混淆了德国人和美国人”。(48) Egan to Blaine, Santiago, October 19,1891.(Received December 3.),“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ng the Relations with Chile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p.122. 华尔顿再三叮嘱美国驻智利公使伊根(Patrick Egan)，必须要让智利道歉并赔偿受害人及其家属。然而，智利最初并没有聚焦“巴尔的摩号事件”的案件审理。智利法官恩里克·福斯特(E. Froster)初步判定这起事件只是美方人员酒后斗殴，两国的理解大相径庭。海军部长特雷西敏锐地感到美国现代海军或许可以借此机会大展身手从而树立威望。(49) 同②, p.86. 海军强制外交直接反映在了美方密切跟进仲裁全过程的海军部署上，采用威慑或胁迫的做法影响判决结果。(50) “海军强制”中的“强制”一词包含“威慑”和“逼迫”两个紧密相连的维度。威慑是预防某人做某事，笼统而非具体、本身被动但并不致命；逼迫则可能会导致致命后果，它是具体、主动迫使敌人做某事，或者制止某人做某事。“巴尔的摩号事件”显然两者兼而有之，但是“逼迫”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英]杰弗里·蒂尔著，师小芹译：《21世纪海权指南》(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页。 仲裁一旦取胜，美国民众无疑会受到鼓舞，改变对发展大海军的态度。美国既获取了全球海上新贵地位，又避免给人产生“荣誉猎人”(Hunters of Glory)的印象。(51) 同②, p.109。
（一）融合发展紧密度不够，未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一个新课题，融合的目标、手段、重点任务等内容没有统一固定的发展模式，需在发展过程中边探索边提炼。但目前没有融合发展专门规划的引领，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举措，没有建立推动融合发展的工作机制。同时，在文旅融合过程中，更多的是侧重于旅游景区、景点基础设施和宣传营销，忽略了旅游文化产品的策划、包装及推广。
至少当时在美国不少外交官看来，美国外交合理与否取决于海军能力所至，而不完全是国际法。智利外交部长马塔(Manuel Antonio Matta)拒绝对智利效率不高的司法系统做出评论，提醒美国耐心等待调查结果。10月27日，马塔回复伊根时口气依然强硬。哈里森要伊根转告智利官方，美国只会向一个公开审判、有着合理诉讼程序的特殊法庭提交证据。哈里森其实更担心美国水手可能会被智利要求用西班牙语签署一些自己根本看不懂的声明，为了免遭蒙蔽，美国至少得赶在这些美国人重获自由前，尽量防止会败坏他们声誉的局面再次出现。(52) Harrison to Blaine, Washington, October 31, 1891,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Benjamin Harrison and James G .Blaine 1882—1893,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0, p.208. 伊根和马塔之间实际上在智利内战时就有矛盾，两人现如今再度交锋。双方强烈要求施压对方政府，最终智利决定先让步，将强硬的马塔撤职，向美国传达和解之意。智利方面对伊根也不满，可能在于这位美国公使擅于把美国海军实力转化为外交资源，尽管他在智利内战时行为不端，但美国顶住了智利强烈要求将其召回的压力。在布朗指挥美国军舰公然出现在智利内战的战场上时，伊根非但没有道歉，还大费唇舌地歪曲狡辩。当智利反国会派分子受到美国的暗中支持准备封锁智利港口的时候，伊根还要求“美国战舰前往这一水域捍卫美国在当地的利益”。(53) Blaine to Tracy, Washington, January 19, 1891,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ng the Relations with Chile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p.233. 美国海军当然不能在这场关乎美国荣誉的案件里袖手旁观。
美国海军不仅在干涉智利司法主权方面起到了一定效果，还在暗中敲打一直以来不断挑战“门罗主义”的英国。美国海军大动干戈的部署密切支持“巴尔的摩号事件”仲裁的关键在于伊根。和上司布莱恩一样，伊根也属于美国政坛里带有反英色彩的政客。美国政府对伊根的再三维护，很可能包含了海军强制外交也在南美太平洋地区挑战英国主导地位的意图。因此，在英美正式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之前，美国并未单纯地依靠战略耐心，而是率先剥离了作为霸权守成国英国在西半球的重要盟友智利。(54) 张晓东：“规避南海的‘修昔底德陷阱’——加勒比海历史经验的启示”，《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2期，第61页。 伊根对英国印象欠佳，多少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这位爱尔兰主义者曾在1882年受到过当地英国法庭的“迫害”而出走美国，后来才成为布莱恩的政治亲信。但是“门罗主义”在南美成功贯彻还取决于对待英国的决心，因为智利国会派更亲英疏美。包括一些欧洲国家也在密切地关注，特别是英国。英国驻智利公使约翰·G.肯尼迪(John G. Kennedy)希望向伊根表达和平解决的愿景，但遭到后者婉拒。因而，“巴尔的摩号事件”之仲裁意义对美国和智利而言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
美国海军的行动同美国与智利之间围绕“巴尔的摩号事件”司法审判同步开展，海军为外交提供了强大的实际支持。美国早预料到智利在案件审理上不会乖乖就范，海军部署有条不紊。美舰“约克城号”指挥官埃文斯就是这类代表，对事件始终抱有较高的战争兴致，不辞辛劳地赶赴目的地。英国对美国的政治目的显得后知后觉，但智利却能更直观感受到美国海军近些年的长足进步，美舰“巴尔的摩号”在暗示着美国新式海军已初具规模。(55) 巴尔的摩号是美国军舰里为数不多体现英国设计思想的军舰，与美国最新自主建造的新式战舰相比，其受热面区域比率明显偏低，美国自主建造的新式军舰性能几乎都要优于巴尔的摩号。同时高受热面比率(The high ratio of heating surface)具体是指，在单位平方英尺的区域内，在较少的工作投入下，锅炉能爆发出更强大的续航能力和更长的使用寿命。Benjamin F. Tracy, “Our New War Ship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 Vol. 152, No.415,1891, pp.654-655.在智利法庭做出不利于美国的判决时，两国海军剑拔弩张，美国总主动扮演危机渲染者的角色。10月28日，当约克城号航行至巴伊亚时，埃文斯已从当地美国领事的口中得知智利人在瓦尔帕莱索街头残杀了几名巴尔的摩号船员、重伤多人之事。“‘波士顿号’和‘亚特兰大号’已经起航，更多的战舰随后赶到……但披星戴月的航行使约克城号上的煤炭工人不堪重负”。10月30日，埃文斯又接到了海军部的电报，要求约克城号暂去蒙特维的亚(Montevideo)修整。埃文斯看过电报后感到“这可能意味着行动出现了某些变故，或许上级要求他等待更多军舰到来”。(56) Robley D. Evans, A Sailor ’s Log :Recollections of Forty Years of Naval Life , Elder and Company, 1901, pp.246-247.
美国新闻业这时也在卖力宣传，使普通民众也能了解美国海军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客观上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减轻美国传统价值观对建设大海军的阻碍。一些美国新闻媒体在着手预测美智两国可能出现的海上对抗局面。《纽约日报论坛》煞有其事地披露过去智利某些部门曾暗地里测绘美国普吉特湾(Puget Sound)地图，而且还密令海军控制麦哲伦海峡，和同期抵达的美国海军在南美最南端的合恩角附近海域激烈对抗。(57) John A. Britton, “‘The Confusion Provoked by Instantaneous Discussi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 and the Chilean Crisis of 1891-1892 in the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 Vol.48, No.4, 2007, p.751.实质上，这家报纸披露的消息在美国已家喻户晓，根本算不上秘密。《圣弗朗西斯科观察者报》甚至饶有兴趣地追踪“大宝贝计划”(Big Betsy)最新进展，具体用铁路把一座巨型海军大炮运送到停泊在海外的“蒙特雷号”(USS Monterey)战舰上，以此加强对美国西海岸的防卫。(58) “Big Betsy’s Journey”, Daily Inter Ocean, January 24, 1892, Vol. XX, Issue 306, p.4, Gale|GT3001470096,NineteenthCentury U.S.Newspapers.http://go.galegroup.com/ps/retrieve.do?tabID=Newspapers&resultListType=RESULT_LIST& searchResultsType=MultiTab&searchType=BasicSearchForm¤t Position=1&docId=GALE%7CGT3001470096&docType=Article&sort=Relevance& contentSegment=ZCEN-MOD1&prodId=GDCS&content Set=GALE%7CGT3001470096&searchId=R1&userGroupName=nankai&inPS=true，访问时间：2017年12月14日。 另一方面，智利海军也不甘示弱，举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他们把美舰约克城号看成假想敌，作为靶舰用新式鱼雷模拟攻击，鱼雷几乎以火箭般速度直扑目标。(59) William F. Sater, 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pires in Conflict ,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0, p.63.智利海军的强硬非但没起到震慑对手的效果，反而更加激发了美国的战争热情，使美国的海军强制外交取得更显著的效果。
哈里森总统要求国会准备采取行动，借助新闻舆论把“巴尔的摩号事件”和美国的威望联系起来，直言必须保护那些身在外国港口展示着美国国旗，或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去反对辱骂、攻击，甚至死亡的美国公民。美国海军部开始了紧张备战，华盛顿还委派了马汉前去和海军部长特雷西共同商讨进攻智利的细节，两人最终决定把进攻重点放在了对智利具有重要经济军事价值的港口——伊基克港(Iquique)。(60) Robert Seager II， Alfred T .Mahan :The Man and His Letters ,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7, p.237.由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距离伊基克较近，只要使其成为补给基地便能有效支援美国海军，加重智利海军因缺乏优质煤炭补给所面临的困境，同时吸引秘鲁参战夺回失去的领土。马汉之所以选择伊基克绝不仅是出于军事战略考量，更妄图使美国海军能一战即摧毁智利的经济命脉。一旦智利丧失硝石资源，其苦心经营的早期现代化将面临被釜底抽薪的绝境，所以智利不敢冒险对抗，只能接受外交妥协。乔治·蒙特总统(Jorge Montt)向布莱恩承诺智利会对“巴尔的摩号案件”审理一视同仁，具体做到：首先，区分重要或者不重要的证据。其次，不会刻意损毁或者隐藏证据。最后，承诺将严格遵循西班牙遗留的审判程序。(61) Blaine to Harrison, Washington, January 9, 1892,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Benjamin Harrison and James G .Blaine 1882—1893,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0, p.235.
在“巴尔的摩号事件”仲裁过程中，美国海军灵活拿捏智利最大的弱点——硝石，成功使智利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对抗并转而接受稍显屈辱的和平处理方式。经过十年的厉兵秣马，美国除了海军硬实力的显著增长外，也开始意识到海军在解决重大国际争端中的作用，并逐渐使海军文化从精英阶层传播到普通民众里去。(62) 本杰明·F.特雷西认为，“美国没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国外对自己海军建设的看法，这些评论充斥了很多负面色彩，显然是对现实的错误理解，如果我们的欧洲朋友坚持低估我们军舰的质量，那么努力使他们幡然醒悟既徒劳无功也毫无必要，他们之前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只有遇到教训才会转变……美国海军部门确实应该行动起来，去吸引我们每位公民加深对美国海军的认识，尽量避免受到境外片面消息的误导”。Benjamin F. Tracy, “Our New War Ship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 Vol.152, No.415, 1891, p.655.海军狂热分子西奥多·罗斯福(Theoeodre Roosevelt)一直对智利海军曾在1866年游弋于美国西海岸的示威心存芥蒂，痛感美国富庶的西海岸笼罩在智利海军的阴影之下。(63) Richard W. Turk, ed.,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 Mahan , Greenwood Press, 1987, p.115.但是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四、“巴尔的摩号事件”引发的对美国海上大国地位的影响
智利硝石经济的萧条主要从防务负担、军备维持、长远规划这三方面严重削弱了智利海军。首先，过度依赖出口加剧了海军的防务负担。南美太平洋战争后，智利虽然夺取了秘鲁盛产硝石和鸟粪等宝贵资源的土地，开启了本国史上繁荣的硝石经济时代，但硝石的出口量逐年递增，易受封锁的港口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同时也未根本改变智利初级产品出口对国际资本体系的依附。阿尔韦托·卡维罗(Alberto Cabero)披露了硝石经济的负面作用，繁荣使智利人意志愈加薄弱。(29) Alberto Cabero, and Chile y los Chilenos :Conferencias dictadas en la extensi ón cultural de Antofagasta durante los a 
os 1924y 1925,Editorial Nascimento, 1926.转引自曹龙兴：《智利早期现代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第49页。其次，智利过度吸引外资加剧了国家经济命脉受外国控制的风险。(30) 1879—1899年智利工业增长率(百分比)：1879年 2.54%；1880年9.46%；1881年-7.29%；1882年0.11%；1883年 4.59；1884年6.39%；1885年6.52%；1886年5.84%；1887年4.89%；1888年 3.93%；1889年3.10%； 1890年2.41% ；1891年1.87%；1892年 1.45%；1893年1.11%；1894年0.83%；1895年0.57%；1896年 0.34%；1897年0.12%；1898年-0.07%；1899年-0.19%。据数据可知，美国和智利在巴尔的摩号事件交涉期间，智利工业增长率正在迅速下降。1885—1886年下降幅度为0.68%；1886—1887年下降幅度为0.95% ；1887—1888年下降幅度为0.96%；1888—1889年下降幅度为0.83%；1889—1890年下降幅度为0.69%；1890—1891年下降幅度为0.54%；1891—1892年下降幅度为0.42%。See Juan Braun, et al., Econom ía Chilena 1810—1810—1995:Estad ísticas Hist óricas ,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2000, p.28.智利海军也受到牵连，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巴尔马塞达(José Manuel Balmaceda)总统深有体会，“考虑到海军未来的需求，有必要增加海军军校和见习水手生源，并批准改善员工工资的法案”。(31) José M.Balmaceda,“Discursos en el Congreso Nacional”, en Rafael Sagredo Baeza y Eduardo Devés Valdés, ed., Fuentes para Historia de la Republica , Volumen II,Dirección de Bibliotecas, Archivos y Museos,1991, p.338. 最后，硝石国际市价的频繁波动给智利财政安全埋下隐患，使该国海军现代化也受到影响。1890年，一些硝石生产商组织起来，联合要求智利政府削减产量，致使当年财政损失严重，而财政的减少又迫使巴尔马塞达总统终止了一些重要的国内公共工程和社会项目，包括重要的军事和海军现代化改革。(32) Simon Collier and William F. Sater, A History of Chile 1808—200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51.因而，巴尔马塞达总统提高了硝石出口税和国有铁路运输价格，试图结束这些产业所有权长期为外资霸占的局面。一些主要来自北部硝石产区，且利益攸关的外商惶恐不安，所以决定联合反对总统。1891年1月初，智利新预算法案充满争议， 巴尔马塞达试图越过议会强行实施，智利内战正式爆发。(33) 莫里斯·泽特林和少数学者一样都认为智利内战实质是该国敌对社会力量的公开和暴力表现，只是在“谁与谁”、“为什么而战”以及“产生了什么后果”上和他们存在分歧。他认为巴尔马塞达的民族主义政策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智利内战既非阶级冲突，也非国家对抗(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而是国内有着各自独立的经济基础和不同内部情况的资产阶级之分裂。巴尔马塞达分子属于其中一类资产阶级，多是由铜矿、银矿和煤矿的所有者组成，他们的失败本质上是他们在本阶级内部谋求政治霸权和国家权力上的失败，深刻塑造了智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Maurice Zeitlin, The Civil Wars in Chil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74-75.
产业扶贫是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重要措施，是让搬迁移民“稳得住、能致富”的突破口。惠水县以金融助推产业，以产业带动就业，通过阶梯利率浮动及授信额度调整措施，鼓励地方优质企业吸纳搬迁移民就业，通过联结企业与搬迁移民利益，实现金融扶持产业的同时带动搬迁移民就业，由“输血”变为“造血”，有效解决搬迁移民增收脱贫问题。
稍后，两位在舰上服役的海员查尔斯·W.里金(Charles W. Riggin)和威廉·特恩布尔(William Turnbull)的先后死亡直接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40) Joyce S. Goldberg, “The Heroic Image of a Pennsylvania Sailor”,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 Vol.104, No.1, 1980, pp.74-75.到了10月20日，海军部长下令彻查。素有“段子手”(Raconter)之称的施莱(Winfield Scott Schley)，在提交的调查报告中难掩兴奋，这或许是自己大显身手得到美国公众普遍认可的机会。(41) 时任巴尔的摩号指挥官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Winfield Scott Schley)和马汉、乔治·杜威、威廉·T.桑普森(William T. Sampson)等海军界名流同属海军战争学院校友。 先期抵达瓦尔帕莱索的美国海军将领麦坎南密切关注着局势，随着两国积怨的加深，美方担心实力不足，要求最近的巴尔的摩号火速驰援，舰船的及时到达无疑鼓舞了麦坎南将军和当地的美国人。(42) Winfield S. Schley, Forty -Five Years Under the Flag D. Appleton and Company Mcmiv, 1904, p.212.这一系列举动无疑是在刺激智利人的神经，约克城号指挥官埃文斯看得很清楚，“智利人在过去一年里自相残杀，但内战之中智利革命阵营间更多的敌对态度逐渐被证明是在针对美国，特别是美国海军”。(43) Robley D. Evans, A Sailor ’s Log :Recollections of Forty Years of Naval Life , Elder and Company, 1901, p.244.
其次，美国海军逐渐成为美国外交的有力工具，海军强制外交在“巴尔的摩号事件”上的成功鼓舞了美国海军之后更频繁地介入与国家利益有重大关联的外交争端中。得益于电报公司对信息传播效率的提升，海军强制外交的实施效果得到显著增强。各方交流变得更为迅捷对外交产生较大冲击。(65) John A. Britton, “‘The Confusion Provoked by Instantaneous Discussi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 and the Chilean Crisis of 1891-1892 in the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 Vol.48, No.4, 2007, p.732.1892年1月23日，哈里森在给智利的最后通牒里坦白美国将要动武，两天后美国公使伊根向智利国会进行了转达。美国只留给智利短暂的两天时间，也许这正是哈里森借着通信技术发展之便而施展的外交手腕。约翰·布里顿认为，哈里森是位熟悉美国新闻行业规则的卓越公众演说家。(66) 同②,p.744. 通牒里没有和解之意，哈里森只是在强调智利的责任，自己却无视美国粗暴干涉智利内政的现实。美国海军直接参与了智利政治犯流亡海外的行动，约克城号正在港口待命，“接收了五位从美国使馆送来的流亡者，其中两位来自西班牙”。(67) Mr. Egan to Blaine, Valparaiso, January 13, 1892,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ng the Relations with Chil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p.189. 1月23日智利向美国表达了对“巴尔的摩号事件”的歉意，但拒绝承认“巴尔的摩号事件”是对美国的公开侮辱，并用路易斯·佩雷莎(Luis Pereira)取代了马塔，满足了美方的要求。(68) Senor Pedro to Blaine, Washington, January 23, 1892,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ng the Relations with Chil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p.229. 哈里森在1月25日向国会提交的14页报告里没有提及智利已经做出的努力，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尽可能切实保护在海外的美国公民。
再次，美国海军逐渐走出了智利海军的阴影，逐渐凭借本国海军谋取西半球的制海权，以此达到捍卫“门罗主义”的目的，从此不再搭乘“英国便车”。其中，美国和智利海军实力的逆转在双方海军人员的心理活动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埃文斯在蒙特维的亚停留之际，上级不断告诫他智利海军实力不容小觑。埃文斯于是派遣一位军官秘密前去调查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修的智利王牌军舰“伊拉苏里斯号”(Errazuriz)。在阅读过这位军官的调查报告后，埃文斯妄言：“如果真有必要搞定它，半个小时足矣！”不仅如此，就在约克城号准备离开时，埃文斯偶遇了前来停泊的智利炮舰“菲尔科马约号”(Philcomayo)，他再次表达了不屑。(69) Robley D. Evans, A Sailor ’s Log :Recollections of Forty Years of Naval Life , Elder and Company, 1901, pp.253-254.虽然智利海军的技术装备已在航程等方面落后了，但若要论军事人员素质，或许实战经验丰富的智利海军官兵稍许值得期待，毕竟该国海军是按照英国的体系模式建立的，海军军校生常在英国军舰上实习。(70) Joyce S. Goldberg, The Baltimore Affair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pp.28-29.智利本想凭借本国海军，用强硬对抗的做法体面地结束危机，并没有和美国海军较量的打算。然而，美国并非只针对智利，可能包含了美国国内的反英势力(Anglophobia)挑战英国在拉丁美洲地位的意图。智利原本幻想英国至少会看在双方海军和经济紧密联系上施以援手，但在欧洲接二连三碰壁后才清楚地意识到，至少英国默许了美国海军开始正式担负起捍卫“门罗主义”的责任。
从表4可以看出，非常喜欢和喜欢学习汉语的学生占88.33%；有89.44%的学生觉得汉语非常有意思和有意思；91.67%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进步很大或有进步。可见，学生学习汉语的态度是积极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最后，“巴尔的摩号事件”促成了美国西海岸港口城市的繁荣，海上贸易和海军建设的良性循环与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智利海军形成鲜明对比。在事件爆发的同年，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大作中也在敦促政府加紧获取海外基地。“殖民地和海上基地相结合的体系，既能发展己方的经济活动，也可通过军事力量控制和约束对手的经济活动范围。”(71) Allan Westcott, ed., Mahan on Naval Warfar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Rear Admiral Alfred T .Mahan ,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 pp.100-101.哈里森总统为了掩盖美国对智利内政干涉以谋求分割硝石红利的现实，才不断渲染事件对美国的侮辱。智利最终被迫向美国政府道歉并向受害者家属赔款。智利总统蒙特几乎答应了哈里森在最后通牒里的所有要求，除了在调查取证上让步外，还同意与美国最高法院合作调查。等到1月28日哈里森再次向国会汇报时，他的态度和三天前相比截然不同。智利为改善两国关系开展了实际行动。智利政府进行了道歉，并将向受害人家属提供75 000美元补偿。但是在伊根离开圣地亚哥前，美国还在利用“巴尔的摩号事件”为巴尔马塞达的支持者提供政治庇护。美国希望能够像对秘鲁一样加强对智利的影响，这样利于维护其在南美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大的商业利益。
总之，“巴尔的摩号事件”的政治意义远超其司法意义，它发生于美国海权迅速崛起的19世纪末，在迈向海上大国地位的征途中，首要对手便是同属西半球国家、和英国资本联系密切的智利。事件加速了美国剔除传统价值观中反对建设大海军的思想；见证了两国海军实力的逆转；宣示了美国海军亲自担负起维护“门罗主义”之责任；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前奠定了美国西海岸港口相对于智利伊基克、瓦尔帕莱索的优势。所以，“巴尔的摩号事件”是引发智利乃至整个南美地区历史转折的重要象征，对美国也是如此。
五、结 语
持剑经商，海军先行。“巴尔的摩号事件”是美国为攫取在南美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利益对智利成功实施的一次海军强制外交，是双方为满足各自国内现代化需要而产生的矛盾。美国凭借着更完善均衡的工业体系，保障了海军建设和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而智利过度依靠硝石的单一出口型经济结构，非但不能满足海军现代化需求，反而增加了海军防务负担，最终在与美国海军的对抗中处落下风。美国海军的强大除了战舰先进、有众多位于重要航道的基地外，还有着全面均衡的工业体系支撑，实现了海军建设和国家现代化的互为表里，良性循环。自始至终，美国海军都未发射一枪一弹，仅凭紧凑的海军部署便已为自己在激烈的外交仲裁中赢得主动，而欧洲列强的沉默无不反映对美国海上大国地位形成的认可。这具体表现为海军强制外交实施的效果显著，对敌方(智利以及欧洲列强)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威慑，对友方(反对大海军建设有抵触心理的美国普通民众以及不少海军军官)则起到吸引和鼓舞作用。国外有学者挖掘了海军参与非军事行动的价值，认为和平是常态而战争才是例外，非常规军事行动常有规律的出现，产生的重大影响超出了许多人的认知。(72) Bruce A. Elleman and S. C. M. Paine, eds., Navies and Soft Power Historical Case Studies of Naval Power and the Nonuse of Military Forc e,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15, p.5.
由于NB的窄带特性，必须通过控制瞬时下行数据量，才能保证下行控制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下行控制的离散原则如下：
通常人们多关注1898年美西战争对美国的意义，而七年前发生在南美太平洋沿岸位于智利瓦尔帕莱索港的这个小事件却很容易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古语有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美国海军真正放眼全球之前，通过“巴尔的摩号事件”的推动，美国海军先在西半球站稳了脚跟，“门罗主义”政策直到此时才不再是“妄言”，逐渐受到了欧洲列强的尊重。因此，历史经验表明，建设一支强大海军并不一定意味着穷兵黩武，反而可以把海军建设看成国家对外提升国家软实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联合作战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海军作为外交资源能够帮助中国避免“巴尔的摩号事件”中美国海军强制外交干涉司法判决的案例重演，最终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保驾护航。
“Baltimore Incid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S into a Major Maritime Power
XU Rui1
(1.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China )
Abstract : Since the 1880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ritime power of the US,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towards Chile has accordingly changed. Due to the contest of commercial interests between Chile and the US, the US mediation of the South American Pacific War was obviously biased towards Peru and Bolivia. Furthermore, it in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the Chilean civil war, secretly provided assistance to the Balmaceda administration, and even sent the Navy to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the evacuation of political exiles. The essence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lies in the following fact: the US is dissatisfied with Chile’s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saltpeter, making full use of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altpeter economy which has been a dra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ean navy, and hyping up the “Baltimore Incident” for political gains against the context of the collapse of international saltpeter market and the reversal of the two countries’ naval strength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US Navy made a public attack on Chile, forcing the latter to compromise. After the incident, “Monroe doctrine” was no longer just a “rumor” of taking a free ride on the British navy’s safe and secure train,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US maritime power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precedent of the US Navy’s intervention in the Chilean judicial trial in the Baltimore Incident 100 years ago, which provides clues to understand the US naval compulsory diplomacy in the proces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Key words : Baltimore; saltpeter; Valparaíso; the US Navy; Chile
中图分类号： D8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9)09-0058-13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9.09.006
徐睿：“‘巴尔的摩号事件’与美国海上大国地位的形成”，《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9期，第58-70页。
XU Rui, “‘Baltimore Incid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S into a Major Maritime Power”, Pacific Journal , Vol. 27, No. 9, 2019, pp.58-70.
收稿日期： 2018-09-01；
修订日期： 2019-07-14。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独立以来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19JJD770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徐睿(1990—)，男，江苏南京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拉美史(海权问题、军事环境史)。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编辑 贡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