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与党的两次工作重点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工作重点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成功的关键，是集中体现邓小平理论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和基础。我们回顾党的八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两次作出工作重点转移战略决策的成败得失，找出第一次未能坚定转移的原因及第二次转移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对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更自觉和坚定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与八大正确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却未能坚定不移地实现转移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实质上第一次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次年2月和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号召将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但是，这个正确的方针并没有在实践中始终贯彻到底，尽管在三年调整时期，党的工作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总体上长时期未能把工作重点在实践中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而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党的主要领导人仍坚持“两个凡是”，未能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那么，八大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为什么在20多年内未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呢？
首先，“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根本原因。 这个“思想准备不足”也就是江泽民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受理想化社会主义模式影响，追求“一大二公三纯”，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轻生产力，导致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本来，1957年党提出了改革高级农业社体制，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等政策，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但毛泽东却追求理想社会主义，随即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主张，认为它是“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 294 页，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斯大林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归结为消灭阶级和工业比重占70%两点，我们则主张“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注：转引自江流《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第188页， 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并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注：转引自人大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2 期第48 页。 ）到1966年他又提出《五七指示》，要求全社会“亦工亦农亦武”，逐步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批判资产阶级，建立“一大二公三纯”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必然离开生产力高度发展，而主要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二）错误地把民主革命的理论、方法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提出要“以苏为鉴”，并试图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也取得了某些进展，但由于“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正是这样， 毛泽东主观上十分迫切要求发展生产力，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尽快改变经济技术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但怎么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呢？毛泽东鉴于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确认“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造之后。”（注：转引自江流《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第187页， 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因而不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的新情况，违背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规律，过份强调“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作用，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因而发动群众搞“大跃进”，力图用革命冲击的方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后来虽对“大跃进”的失误有所察觉和纠正，但还认为是“三面红旗”之一，不能动摇，否则就是“黑暗风”。1962年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两岸关系紧张，更使毛泽东感到“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说明问题”，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致随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推动生产力发展，致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列宁1921年《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告诫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恰当地运用革命方法会造成“碰得头破血流”的恶果。
（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也有不尽完善或疏漏之处。一是没有从基本矛盾的分析中明确地概括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进一步从理论上确立，在实践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从而使他一方面提出工作重心要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另一方面又轻易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在理论上陷入了把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对立的混乱。二是未对过渡时期结束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作出准确判断，因而遇到新的阶级斗争就容易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三是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矛盾”的主要方面归结为生产关系领域的非纯粹公有经济，上层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并把解决基本矛盾的途径归结为“兴无灭资”、“破私立公”和“继续革命”，终于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冲掉了经济建设为中心。
其次，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某种激化，是造成改变八大路线的直接导因。1956年6月和10月先后爆发了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群众采取过激行动反政府的严重事件，匈牙利则发展成反革命暴乱。1957年国内整风中又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再加上在半年内全国有二万多工人、学生罢工、罢课，部分农户退社，促使毛泽东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1957年5 月就说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想要“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至6 月更认为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造成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八届三中全会上有人提出三大改造后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以致发展成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等“左”倾错误。到彭德怀等提出要纠正“左”倾错误，更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错误和失误，又给国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国际上出现“反华大合唱”。这一切又反过来促使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看得更加严重，于1962年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使党的工作重点越来越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把一切工作都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灾难深重的“政治大革命”，造成十年“文革”经济损失5000多亿元。
二、邓小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巨大成功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凡是派”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故1977年党的十一大再提“四化”也未能把工作重点转移过来。但邓小平顺应人民的愿望，冲破“凡是派”阻力，于1978年9 月最早提出尽快结束揭批“四人帮”斗争，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于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次转移为什么能坚持20多年不动摇呢？这主要是邓小平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前后，及时、深刻地对工作重点转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及国内外条件作了全面的思想理论论证，大大增强了我们坚持工作重点转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首先，邓小平指出经济建设是我国“最大的政治”，政治问题主要从经济角度解决的新思路，彻底肃清了“空头政治”影响，从经济决定政治的高度保证了工作重心的稳妥转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最大政治是什么？曾是一个被“左”倾思潮搞乱了的问题。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长期影响，脱离经济工作抽象谈政治，片面夸大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忽视发展生产力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作用，因而以主要精力抓政治运动，使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甚至连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也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更是达到了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荒谬程度，直接影响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因此，正确认识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是关系到能否把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问题。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很多，如“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1页。）； 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也是“很大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 页。），等等。但邓小平都不认为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页。）。为什么呢？他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了论证。
一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而且，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也应该是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他还提出对“四化”有利还是有害，是衡量包括政治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这样， 经济建设难道不是最大的政治吗？
二是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因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多大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9～8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增强人们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才能有效地抵御国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阴谋和颠覆破坏活动。
三是经济建设符合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他说，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他说， “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4 页。）
四是指出实现“四化”是我们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说，“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总路线还不是最大的政治？ ”（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页。）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力。“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都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页。）
他还提出了“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5页。）的新思路。 这就使得那些“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无处藏身，使人们看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首先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个总路线问题；这就彻底扫除了空头政治的影响，强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工作重点的稳定转移。
其次，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从根本上排除了两者相悖的混乱，保证了工作重点的坚定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揭批“四人帮”运动还在进行，一定范围的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还存在。那么，什么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呢？邓小平审视了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明确提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只有抓住“生产力水平很低”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逐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为此，他明确提出，揭批“四人帮”“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不能没有底（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但它显然不同于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绝不能把它当主要矛盾看待，更不能把很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纲上线为阶级之间的斗争，从而抛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应当认清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正确地解决这些阶级矛盾，防止它的蔓延和激化。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第一次工作重点转移时因国际国内某些突发事变而轻易改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失误。
所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只有抓住这个中心，大大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只有搞好经济建设，才能创造解决国内国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他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因而这20年先后出现学潮和动乱，以及苏联、 东欧剧变、西方制裁，都未能改变这个主要矛盾和中心，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再次，他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彻底肃清了理想化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各种犹疑困惑，为保证工作重点牢固转移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武器。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314页。）以后，他围绕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阐述。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 页，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到1992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同时， 科学地揭示了发展生产力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根本标准的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既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又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那么党就应该始终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地位，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并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方针、办法都可大胆采用，一切有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办法、方式都可试验，而不应在姓“资”、姓“社”上争论不休，犹疑困惑。这就极大地强化了我们的生产力观念，坚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和信心。
第四，他准确地分析了“世情”和“国情”，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找到了客观依据。他说，“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9～25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酝酿工作重点转移时，邓小平坚持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建立了“一条线”的国际反霸战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随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趋势日渐明朗，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新判断，代替了战争与革命的判断。他不否认“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着重指出“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这就科学地论证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和平国际环境。同时，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必须认清“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国情。据此，1981年至1986年党的文件中三次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十三大又根据邓小平关于要阐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的指示，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强调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必须正视初级阶段这个现实，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不能急于求成和求纯。1992年他又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这就不仅找到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国情依据，而且通过党规党法的权威形式来巩固和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由于长期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80600多亿元，为1978年的近22倍，年均增长9.8%，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和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三、历史的启示
近半个世纪来，两次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告诉我们，要确保经济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地位，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从宏观上树立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中心的思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从两次工作重点转移的经验教训知道，搞好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基本途径。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共同富裕，从而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国家的凝聚力，反对霸权主义和祖国统一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加快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因此，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就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受任何干扰。（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页。）
其次，要始终坚持其他工作紧紧围绕和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现在有人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国内有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西方敌对势力不断挑起事端，表明“左”和右的干扰一直不断。这“左”右两种干扰如任其发展都足以动摇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我们必须善于及时果断地排除“左”右干扰和破坏，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两度泛滥，出现动乱的情况下，反复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四化”；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他又冷静地告诉我们，关键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次北约炸我使馆，引起全民共愤，江泽民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告诉我们，不论解决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都要坚持其他工作围绕、服从和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保持社会稳定，才能推动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体现了基本路线的核心和实质，是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目的和归宿，两个基本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个中心也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也不能搞单打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政治保证和舆论支持；坚持改革开放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不仅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能有效地扼制那种反对改革，主张走阶级斗争老路的“左”倾错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无论是坚持一个中心还是坚持两个基本点，都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前提，而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反过来会促进社会稳定。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4页，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为此，我们必须摒弃过去搞政治运动那一套作法，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把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做到三者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国内政治局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以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应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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