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鼓子的起源及其文献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州论文,起源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13)04-0179-06
兰州鼓子是流行于兰州及周边县区的一种清雅高尚的有器乐伴奏的用方言演唱的曲艺品种。以单口坐唱为主(加帮腔)，演唱依据内容分为刚口(武曲)和柔口(文曲)唱法两种，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扬琴、琵琶、二胡、古筝、笛子、月琴等为辅，有时也加入小月鼓、碰铃等打击乐器。音乐结构是曲牌连缀体，主要有鼓子、越调和平调三大类。兰州鼓子唱词雅俗共赏，不仅能表现复杂的传奇故事情节，也能刻划多种性格的人物形象，深受兰州、皋兰和榆中等地群众的喜爱。和大多数民间曲艺一样，在封建社会时期，民间曲艺被认为是俚俗小曲，不能被正确看待，只能在茶坊、酒肆、庭院演唱，不能登大雅之堂，历史上没有关于兰州鼓子的文字记载。有关兰州鼓子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论述文章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陆续出现，但关于它的起源，没有统一的说法，一直争论不休。
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
20世纪初，在北大歌谣运动的推动下，在全国掀起了搜集、研究民间文化的高潮。时之陇上名儒慕少堂，甘肃镇远人，早年热心政治，力图革命改变现状，后灰心，淡出政坛，在兰州治学三十余年，与当时民间艺人交往甚密，将民间歌谣、曲艺等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长期辑录民歌、兰州鼓子词等，并加以评论、考释。民国25年(1936年)由兰州俊华印书馆出版的《甘宁青史略》副编卷五中“皋兰鼓子词”条目楣首批注：“宋末有安定郡王赵令畴者，始创商调鼓子词，皋兰鼓子词之滥觞也。”[1]乾隆三年，临洮府至狄道移至兰州，改名为皋兰县，所以兰州鼓子也称皋兰鼓子词，这是迄今见到最早的关于兰州鼓子起源的文字。其依据是《四库全书提要》中记载：“宋赵德麟(令畴)始创商调鼓子词，用‘蝶恋花’谱西厢十二首”。北宋赵德麟所作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是现在唯一能确定为宋代的说唱鼓子词作品，所以慕少堂认为鼓子词是宋代由赵德麟始创于陇东地区，结合民间歌曲七言句式和“十二个月”的反复叠唱的形式，吸收陇东“麻簧”(帮腔)的演唱方式形成。
“七·七”事变后，甘肃成为战时后方。大批文化人士和曲艺艺人来到兰州，对兰州曲艺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后，有关兰州鼓子的文章陆续面世。1944年陇上学者李孔炤撰文《兰州流传民间文学考》，介绍了兰州鼓子在光绪年间的繁盛之势，不但官府宴客，邀兰州鼓子艺人助兴，街头里巷，民间众人也以演唱兰州鼓子为荣，“光绪二十一年，布政司丰仲泰、按察司黄云、兰州府傅秉鉴等，曾在府中设备酒筵，令皋兰县府衙役，邀约善歌词曲者，来府演唱。而一时善歌唱词曲者，大有‘青萍结缘，长行于薛卡之门’之概。而当时在茶馆酒肆间，为学咏词曲者，每得一曲，其动辄耗费一二十金以上，据传迩时兰州词曲届之俱权威者，以皋兰县府门前之一茶馆为冠。凡善词曲者，得置身此间，即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势。”[2]来兰谋生的艺人众多，带来了繁多的说唱艺术，后逐步形成曲艺组织或班社，兰州鼓子艺人李海舟组织了“南山学会鼓子研究会”，在《西北日报》上“陇谈”栏目，围绕兰州鼓子的渊源、风格、音乐、唱词及特点展开了讨论。1948年9月8日《西北日报》第二版，木石斋主的《兰州鼓子出古都》提出：“其实兰州鼓子，正复渊源有起于清代(明代无有也)，出自北平鼓书，或子弟书。观其伴奏乐器有三弦、洋琴(扬琴)皆与北平相似。因为清朝的陕甘总督，及甘肃的巡抚布按，历朝多用满族旗人……从北平带来了唱书的班底子来兰……于是北京子弟书就植根于此，再经多年演化，参用了西北其它民族的唱法，成为现在的兰州鼓子”。这是见到最早的提出兰州鼓子起源于清代的文章。随后9月11日李海舟撰文《读“兰州鼓子出古都说”后》，提出反驳，“考兰州民间流行的鼓子，原名叫鼓子词，简称鼓子，又叫小曲，系宋末安定郡王赵令畴始创……足证鼓子词不是清代作品。再从兰州鼓子四十八个曲牌名字考证，什么‘银纽丝’、‘打枣歌’、‘罗江怨’、‘叨叨令’、‘石榴花’……有的是宋词的牌名，有的是元曲的调子，有的是明朝的作品，足证兰州鼓子是从宋词元曲递演而来”。当天还刊登了木石斋主的《敬答李海舟君》，9月15日刊登铁耕的《论兰州鼓子》，9月26日有李海舟的《读罢“杂谈鼓子”后》，就兰州鼓子的起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
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在“双百”方针文艺政策指引下，大批文艺工作者和艺术院校师生深入农村田间地头，展开了大规模的“抢救遗产”工作。1954年西北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音乐资料之三《兰州鼓子》油印本，指出：“兰州鼓子可能由小元曲变革而来，当时各乡村的秧歌，名叫送秧歌，唱词中以丰收太平为主，曲调大半用的是兰州鼓子中的曲牌，打枣歌，切调等，后来发展成两个不同的类型，一个偏重于舞蹈，即今日的眉户，一个偏重于清唱，即今日的兰州鼓子。至清代的北京八角鼓和小铁鼓，流行到兰州方定型了”[4]。
李海舟(1901-1983)是对兰州鼓子有突出贡献的民间艺人，将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倾注于兰州鼓子。早期拜慕少堂为义父，在其指点下，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兰州鼓子词，请慕少堂为之审订，后交由省文化局收藏。1958年兰州市戏校成立兰州鼓子戏班，招收五十名青年学员，聘李海舟等人为指导教师。1962年他主持编撰了《兰州鼓子》，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序中他提到：“据李孔炤编的《兰州简史》记载‘鼓子词不仅由宋词、元曲诸宫调演变而来，它和唐代的经、变文还有血肉关系’。兰州鼓子可能始创于宋，曾繁荣于元、明之际。”“因为北宋欧阳修已写有十二个月鼓子词，在赵德麟以前，此种曲艺形式已广泛流传在我国北方各地了。陇东当时是通甘、青、宁、新的要道之一，此种民间曲艺形式，可能最先由别的地方传入，经赵德麟加以丰富，然后传入兰州，吸收了兰州当时流行的‘平调’、‘勾调’、‘荡调’等调的长处，成为兰州流行的十大调之一”[5]。《兰州鼓子》里收录了二十七首鼓子唱词，一个1961年新改编的鼓子戏唱词《三难新郎》，书中记录了鼓子类曲牌曲谱四十七个，越调类曲谱二十七个，平调类曲谱十一个，海调类曲谱一个，这是现今见到的兰州鼓子乐谱的最早记载。1963年冬，在兰州市文化局的支持下，李海舟联合百余名鼓子艺人和文艺工作者成立了“兰州鼓子研究会”，对兰州鼓子的传统曲目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收集唱词抄本近千篇，曲牌抄本五册，其中包括两册工尺谱本，可惜没有印刷出版，后来社会变革，大多文本流失了。这个研究会创作和移植了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现代题材曲目一百六十篇，1965年李海舟整理油印了兰州鼓子新编唱词一本，收录了新编鼓子唱词十三首和一个现代鼓子戏《姑嫂争先》，兰州鼓子当时被认为是“四旧”陆续禁演，为保存鼓子曲牌艺人们创作的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现代鼓子词，其中的《雷锋》、《韩英见娘》、《节振国除奸》、《夺取杉岚岗》等仍在演唱。
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
文革后由文化部、中国音协联合颁发了《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要求全国各地启动这一工程，并全面详尽地对戏曲音乐、民族民间器乐曲、曲艺音乐和古琴曲等我国极为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遗产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和系统、全面地收集整理”。掀起了对民间艺术研究的热潮，出版的文章或专著基本源于五六十年代调查的积累。这时对兰州鼓子起源研究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李耀先，原兰州市文化馆馆长，从1950年开始关注、研究兰州鼓子，1962年出版的《兰州鼓子》就是在他的指导、审订下完成的。1986年4月由甘肃曲艺家协会印刷了李耀先的《兰州鼓子音乐考》，文中详细分析了兰州鼓子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自西汉开通陆上丝绸之路以来，兰州就是长安、敦煌间的重要连接点，是西去青海、西域、乃至西藏至尼泊尔入印度的交通枢纽，汉唐以来，置驿传命，轻骑便车，络绎奔驰，都以兰州为中心”。“在汉族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长期交流中，必然受其影响，兰州的茶坊、酒肆间，说话、曲子，更是乐声盈耳”。兰州鼓子中“虞美人、满江红、令儿调、百合调、荡调、勾调、正平调、海调等，均为大令曲，明显受凉州大曲的影响。”他认为唐、宋大量的民歌、小曲经过群众的广泛传唱，逐步演变并成为兰州鼓子曲牌音乐的基础。并举谱例进行调式、音阶的对比，如当地民歌《女孩要男人》演变为兰州鼓子的曲牌[叠断桥]，流行在陇东和中部地区的《脚夫调》演变为曲牌[两条弦]，陇东、兰州一带的小曲《调兵曲》演变为曲牌[切调]。他还认为兰州鼓子的曲牌和唱词多来自唐教坊杂曲和敦煌寺院的曲子词，“唐末中原鼎沸，河陇地区生活安定，唐教坊所用杂曲子[柳青娘]、[春光好]、[金钱子]、[虞美人]等曲牌和敦煌寺院所用[十二月]、[营富]、[五更调]等曲牌沿丝绸之路传到了兰州一带，被民间艺人唱曲过程中吸收，并按当地方言字音，与当地民歌、小曲逐渐融合，也是兰州鼓子的基础”。“兰州鼓子的唱词不仅继承了河湟地区民间歌谣的传统，也继承了敦煌变文和曲子的长短句式”。到北宋时城市群众娱乐兴盛，开设了勾栏、游棚等固定演出场所，鼓子词和诸宫调等说唱形式大量出现，李耀先认为兰州鼓子在音乐上受《刘知远诸宫调》的影响较大，都“属于同宫调的若干曲牌连缀而成，前有引子，中间有若干曲牌，后面有尾声的全套缠令曲式。”继承了诸宫调多调性的特点，兰州鼓子调性不同的曲牌用过门音乐连接起来，形成了多调性的全套大型缠令曲式。元代时吸收了元散曲的部分曲牌，到明代吸收了沿丝路流传的民歌、小曲，“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比年以来，又有打枣杆、桂枝儿二曲……’”“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最先有银纽丝、倒板桨、剪靛花、吉祥草、倒花兰诸调，以劈破玉为最佳’。”“兰州鼓子吸收了这众多曲牌后，完全形成了至今还能见到的传统的大型套曲曲式。”但“郑和七下西洋，开通了水上丝绸之路，再加上明、清统治阶级频繁的镇压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的反抗，战乱不断，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兰州鼓子未能继续发展，逐渐的衰落了下来”[6]。
对兰州鼓子研究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是甘肃戏剧家协会主席王正强先生，原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曲艺、戏剧理论家。从七十年代广泛调查、研究兰州鼓子，多年的时间走访了两百多位鼓子艺人，1987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兰州鼓子研究》，这是迄今对兰州鼓子研究最全面，也最深入的论著，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中第一章对兰州鼓子的起源进行了分析，对兰州鼓子起源于宋元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对慕少堂“谈的是‘鼓子词’，并未明确道出‘鼓子词’就是兰州鼓词或者兰州鼓子”。对于李海舟提出的兰州鼓子可能始创于宋，繁于元、明之际的说法，“他既没有列出几条考证的依据出来，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深入阐述，实不能说服读者”。“尽管兰州鼓子中有一些元曲曲牌存在，但却不能以此笼统的说它产生于元代”。书中从兰州鼓子和北京八角鼓、陕西眉户的曲牌、曲本的对照分析得出，“事实上，兰州鼓子中的这些曲牌，最早是按其腔系归类，以‘一锅端’的形式分别在北京八角鼓和陕西眉户这两大成型民间艺术形式的基础上繁衍派生出来的一个支系”。对于兰州鼓子的“四十八个曲牌，甚至包括各个曲牌的多种变体唱调，都能够从八角鼓、眉户等同类地方曲艺中逐一考证出它们各自的来龙去脉”。“比如以鼓子腔系演唱曲，必以[鼓子头]始，[鼓子尾]终，中间则基本连缀本腔系内的若干牌子曲；若以越调腔系演唱曲本，又必然以[越调]始，[越尾]终，中间同样基本组合其本腔系内的若干牌子曲。二这种组合法则，分别同北京八角鼓、陕西眉户的组织格式又是那样的一致”。通过曲本的对比，“北京八角鼓和陕西眉户的曲本，却占据了兰州鼓子全部保留曲目的地位。尤其许多曲本文词和所配唱的牌子曲，竟然达到了难分难辨的程度”，“由八角鼓牌子曲发展而成的‘鼓子腔系’，由眉户牌子曲发展而成的‘越调腔系’。得出‘由北京八角鼓繁衍而生的新型地方曲艺——兰州鼓子，大约在清道、咸前后，即一八三零年左右，便开始在当地的娱乐场所慢慢传唱了’”。书中引用了李孔炤和木石齐主曾描述的清光绪二十一年和二十三年两次兰州鼓子演唱活动，认为“清同治、光绪时期，堪称兰州鼓子的全盛阶段”[7]。书中对兰州鼓子的唱词的格式、曲牌音乐的演进、演唱的要求、当地语言对曲牌音乐的影响、音乐伴奏等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鼓子腔系的三十二个曲牌和越调腔系的十六个曲牌的出处和音乐和演唱进行了重点分析和说明。并录入了《拷红》、《燕青打雷》和《悟空探路》三首艺人们最常演唱的唱段的完整曲谱；书后附录“一百五十年兰州鼓子艺人师承关系一览表”，列举了从道光年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一百多年间城关区和皋兰县两地杰出兰州鼓子艺人的师承关系，和他们各自擅长的项目；“新中国成立前论述兰州鼓子有关文章、条目索引”九条。该书理论的深入和全面是前所未有的，使得之后的文章大都认可王正强先生的清代起源说。
198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兰州文史专家程兆生的《金城漫话》中《秦腔·陇剧·兰州鼓子》一文，从兰州鼓子的曲牌结构出发，分析出兰州鼓子与敦煌变文、宋词、元曲的诸宫调都有一定的关系，成型于宋元时期。1988年民族音乐学家杜亚雄和赵塔里木合作发表在新疆大学学报上的的文章《“兰州鼓子”简析》认为清代说是可靠的，文章从明、清的社会发展出发，分析“当时的民歌(小调最为突出)以数量多、内容新、雅俗共赏、流传广泛为主要特征，曲牌直接源于民歌，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都为牌子曲类说唱曲种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在音乐上“兰州鼓子以明清俗曲作为曲牌的主要来源，以曲头一套词一曲尾的结构方式以及特有的演唱方式形‘成自己的一套’，而这一套具备了在明清而不是在宋元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可能性。因此，兰州鼓子形成于明清时期是比较可靠的说法。”[8]文章还分析了兰州鼓子的曲牌分类，六个常用曲牌的源流、唱词格式、音乐结构，词的音韵特点等。1990年兰州市西固区文化馆在副馆长马建一的主持下编印了《西固民间曲艺集成·兰州鼓子卷》两本，在前言中有兰州鼓子“始创于宋代，经过元曲、民代俗曲小调的演变发展，到清代已经形成，并且吸收了北京‘八角鼓’、‘单弦牌子曲’、‘四川清音’以及‘陕西眉户’等曲种的曲牌结构和各种民间小调而发展成为今天这样具有丰富曲调和兰州地方特色的民间说唱艺术。”[9]
四、本世纪初的研究
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兰州鼓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申遗前后出现了新的搜集、整理、研究兰州鼓子的新热潮。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高校师生表现出了对民间音乐的极大热情；二是新闻媒体出现了大量介绍兰州鼓子的文章和专题。
2002年西北师范大学康健民老师发表在《中国音乐》上的论文《“兰州鼓子”源流及其现状浅析》，对兰州鼓子的几种起源说法逐一进行了分析，兰州鼓子产生于唐代是因为它的唱词符合唐代流行的七律格式，曲牌[打枣歌]又名[打枣竿]，传说是唐王李世民拿竹竿打枣子时哼唱的调子；认为兰州鼓子产生于宋代，是因为宋代“词”极为盛行；产生于明代的原因是当时被朝廷发配到西北来的“充军”犯人带来了各地的音乐，本土化成了兰州鼓子，又因思念家乡，形成了一种悲苦凄凉的腔调“苍龙哭海”；文中认为“到了清代，兰州鼓子有所发展、有所改进，在演唱时，演唱者一手持八面鼓，一手打击节拍，气氛有了改观。”“到了现代，演唱兰州鼓子一般都唱牌调、越调、悲调等，惟有悟空探路一曲中，演唱‘八角鼓子头’。”[10]兰州鼓子与北京八角鼓是有关系，但从未听说有持八角鼓打节拍来演唱兰州鼓子的，因为兰州鼓子虽然有“鼓”一字，但从没有和打击乐有任何联系，兰州鼓子以雅驯著称，用打击乐的话艺人们认为就俗了。《悟空探路》音乐是[老三板]过门后，接[散板鼓子头]，没听过有“八角鼓子头”的说法。文章后面对兰州鼓子的现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但康老师在文章结尾时说“兰州的周边的一些区、县的村镇中，目前还活跃着一些‘兰州鼓子’爱好者，约六七千人。”据笔者近两年多的走访统计，兰州鼓子演唱人员总共不过三百人，虽然康老师的文章写于十年前，兰州鼓子国家级传承人魏世发说自非遗保护活动以来，演唱艺人有所增加，这说明十年前不可能有六七千人的规模。
2004年著名兰州鼓子艺人王雅禄自费印刷了《兰州鼓子清唱选段》，收录鼓子唱词73首，鼓子曲谱19首，眉户唱词8首；2006年西北师大音乐学院研究生黄虎的毕业论《兰州鼓子的调查与初步研究》，从兰州鼓子产生的地理环境谈起，分析了前人的几种起源说法，认为“对兰州鼓子渊源的研究，在没有得到确切的史料记载或更早时期‘物证’的前提下，只能根据清道光一十五年(1835年)的抄本下一个初步结论：兰州鼓子的可证之史约有170年以上。”[11]文章还分析了伴奏与曲牌音乐及演唱方法，在调查了部分兰州鼓子现状及研究情况下，分析了兰州鼓子生存困境的原因；文章附录记载了兰州鼓子活动的大事年表及现存的曲目名单。2006年由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印的《兰州鼓子词曲选》，收录了鼓子词83首，鼓子曲谱9首；2008年皋兰县编印了鼓子艺人陈增三的《兰州鼓子传统曲本精编》，收录了139首鼓子唱词；这两本书在前言里直接摘录了王正强先生关于兰州鼓子的起源的论述。2009年甘肃艺术研究院的周琪、郝相礼著的《兰州鼓子》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是“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书中第一章对兰州鼓子的几种起源进行了考证，“宋时流行的鼓子词以一曲叠唱为主要特征，所谓‘一曲叠唱’就是一个节目中无论唱多少段，都用一个词调来演唱”。而兰州鼓子与此不同，“属于曲体结构的牌子曲，有单曲体和连套体两种，单曲体只有一个曲牌，词可以有多段；连套体指在曲头和曲尾之间加入若干曲牌的连套方式。”由此得出宋代鼓子词与兰州鼓子表现形式上相差很远，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明清时期，“不同风格的民歌、小曲一时兴起，在北方以鼓词为代表，在南方以弹词为代表，这些说唱音乐在全国的大小城市广泛流行。’“在道光、咸丰年间，满族官员携八角鼓和清音子弟书在兰州演唱，从此落地生根，演化为‘兰州鼓子’。”[12]书中对兰州鼓子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简述；历数了各时期杰出的鼓子艺人；分析了部分演唱曲目和曲牌；并对现有的五个演唱点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述。2008年暑假“兰州大学多样性文化保护项目”组的学生，通过对兰州鼓子艺人走访、调查和录音，了解艺人们的生活、学唱、演唱的经历，写成了调查报告《兰州鼓子艺人群体传承状况研究》，探究传承兰州鼓子的过程中艺人们角色的转变与相应的社会责任。学生们确立了皋兰县什川镇的演唱点为“兰州鼓子保护基地”，并赠送了演出服装和1000元乐器维修费。
肖振东，兰州市戏曲剧院创作研究室主任。出生于鼓子世家，他的家乡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是鼓子之乡，本家堂哥肖振仁是兰州鼓子的领军人物，他从小耳濡目染，着迷于此，又精通音律，擅长扬琴演奏，是国家二级演奏员。中学毕业进入县文化宣传队，就着手改编、谱写兰州鼓子戏，他一向赞同对兰州鼓子的改革，1986年创作的兰州鼓子《三杯酒》中有不同的人物表演，音乐上有独唱、齐唱、对唱和帮腔，依据剧情的变化选取适合情绪的曲牌，赋予兰州鼓子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荣获中国曲协音乐设计三等奖。他从青年时就着手搜集兰州鼓子词，后结识了兰州鼓子的掌门人段树堂老先生，后者鼓励他全力抢救兰州鼓子的“十大调”，为了搜集更多的鼓子词，他跑遍了所有的兰州鼓子演唱的活动点，皋兰、榆中及市区的每个乡、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时为了拜求一首鼓子词，一位艺人家里甚至要去好多趟，退休后，更是全身心的扑在了兰州鼓子上，对十多年搜集来的兰州鼓子老艺人们的录音仔细核对，严格规范的记录唱腔旋律、节奏符号、韵味气口、速度情绪、调式转调等，后又请鼓子名家细致的校对和修改，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时期。2009年，他20多年的心血凝结成《兰州鼓子荟萃》一书，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兰州鼓子的渊源沿革、分布流行、代表人物、艺术特点、唱腔结构、音乐组成、基本曲牌；第二部分是唱腔精选，选录了部分鼓子名家的精品唱段以及新的创作公演获奖的部分曲目，共49部；第三部分是唱词精选，搜集整理了鼓子艺人们经常传唱的鼓子唱本，以及在“文革”期间艺人们为抢救鼓子曲牌而创作的新词新作，共计200篇。简述了兰州鼓子的渊源和代表人物，重点是对音乐曲谱的记录，记录了前奏、间奏音乐曲谱、70个曲牌曲谱、49首唱段的曲谱，以及194首鼓子唱词，是目前收录曲谱及唱词最多的著作；对兰州鼓子的起源部分沿用了王正强先生的观点，但对艺人的分布情况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尤其是皋兰县的具体每个村的各个时代的艺人都做了记录。
2010年兰州城市学院承担了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项目“兰州鼓子的文学性与民俗性研究”，围绕项目发表了四篇文章，2010年《艺海》第二期载张彦丽的《兰州鼓子表演中的审美意趣与传承》，论述了兰州鼓子表演中的生活本色性、民间大众性和演唱方式独有性；《西北民族研究》第三期载张彦丽的《兰州鼓子的方言民俗与生态环境的略探》，介绍了兰州鼓子的方言音韵特点、民俗风情与社会功能等；2011年《艺术教育》第四期载张彦丽的《兰州鼓子演出环境的拓展与革新设想》；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第五期在雷岩岭和张彦丽的《兰州鼓子词的民间性探析》。这个项目的文章从兰州鼓子的文学性和民俗性两方面进行分析，基本没有对兰州鼓子起源进行论述，但个别字句显示起源于清代。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杨阳的毕业论文《雅俗嬗变古韵犹存——兰州鼓子唱词研究》，第一部分就论述了兰州鼓子的起源的各种学说，作者认为王正强先生的“兰州鼓子起源于八角鼓和陕西眉户的说法是科学的，也是可信。诚然，这一看法的论证的确有着严密的体系和确凿的证据。”[13]文章论述了兰州鼓子唱词的类型及雅俗的转变，在传承与发展中的困境，探讨了应有所突破的才能发展的道理。
在申遗前后有大量的登载在甘肃日报、兰州日报、音乐周报、人民日报等各类报纸上的有关兰州鼓子的文章，对兰州鼓子起源的问题基本都承续王正强先生的观点—兰州鼓子起源于清代。文章有对兰州鼓子做简单介绍的，如王得耀的《兰州鼓子》载《兰州日报》(2005.7.20)，许枫的《兰州曲艺艺人的抗日救亡演出》载《兰州日报》(2005.8.19)，邓明的《兰州传统文化内涵初探》载《兰州日报》(2005.11.23)，李智的《兰州鼓子搬上舞台前后》载《兰州日报》(2006.6.16)等；有对兰州鼓子的衰落现状表示担忧，探求传承和发展出路的，如陈菊的《兰州鼓子何时能唱出一片天》载《甘肃日报》(2007.11.16)，邱振刚的《冷门曲种如何才能热起来》载《中国艺术报》(2009.8.4)，隗瑞艳的《曲艺发展：正视旧瓶颈探索新课题》载《中国文化报》(2009.8.3)，郭月明、王素娟的《兰州鼓子岌岌可危》载《甘肃经济日报》(2012.4.15)等；大多是对兰州鼓子的活动进行报道的，如顾鸿飞的《兰州预报文化名城》载《中华建筑报》(2005.11.10)，文志的《中国的瑰宝：兰州鼓子》载《兰州日报》(2006.2.14)，崔凌云的《扶持民间艺术，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载《兰州日报》(2007.2.4)，严存义的《让非遗活起来》载《甘肃日报》(2010.8.6)等。各种工具书中对兰州鼓子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大多解释兰州鼓子起源于宋代。《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兰州鼓子，甘肃曲种，流行于甘肃兰州地区……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兰州鼓子渊源于宋代的鼓子词，后来又受到元明戏曲艺术的影响……”《中国古代生活词典》：“兰州鼓子，简称‘鼓子’，曲艺曲种。…鼓子词不仅由宋词、元曲的诸宫调而来，它和唐代的讲经、变文还有一定的关系……”《黄河文化百科全书》：“兰州鼓子流行于甘肃兰州一带，有人认为它的产生以陕西眉户和北京八角鼓为基础……”
五、对兰州鼓子起源的思考
综前所述，关于兰州鼓子的起源有四种观点，一、起源于唐代，成型于宋代；二、起源于宋代；三、由元曲变化而来；四、起源于清代。由于王正强先生的论著的论述全面且深入，以后再没见在理论研究上能超越他的论著，兰州鼓子起源于清代成为权威性的说法。
我们知道，任何艺术形式在成型之前都有很长的历史演变时期，兰州鼓子也不能例外。“战国时候已有《成相篇》，已是一种当众说唱的艺术形式，”“说唱在汉代已是流行相当普遍的一种民间艺术，”兰州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商旅、艺人、各国使者络绎不绝，说唱音乐当时就应该流行开来了。“唐代的小曲还被广泛应用于说唱……现在遗留下来的最早的说唱本子，只有敦煌出现的唐代佛教所保存的《变文》……当时的民间也就渐渐把《变文》的名称，广义的用于一般非佛教的说唱音乐了。”[14]可见兰州鼓子与敦煌变文有血肉联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丝绸之路上，除去曲子的歌声而外，还有丰富的说唱音乐在流传……”据《历代作家论民间文学》第三百二十五页记述，宋朝的周密《武林旧事》(卷七)云：“淳熙十年、车驾入宫，起居太上，后苑小厮儿打息乏，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这说明在宋代就已经有了“鼓子词”。“1908年俄国探险队在甘肃西部发掘黑水城故址时发现《刘知远诸宫调》残本……显然是当时说唱艺人的唱本。”[15]当时的兰州也应该流行诸宫调等说唱音乐，和当地的音乐、语言等结合是不可避免的。[16]兰州鼓子与诸宫调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音乐结构相同，都属于同宫调的若干曲牌连缀而成，前有引子、后有尾声的全套大型的缠令曲式，诸宫调用弦索伴奏，兰州鼓子伴奏乐器是三弦、扬琴、二胡等。可见在宋代兰州鼓子基本成型了，后来又吸收了元散曲的个别曲牌，明代的民歌小调音乐和清代的北京八角鼓音乐等，形成了现在的南腔北调，唱词内容丰富的形式。
关于以前的论述笔者有几点困惑，王正强先生认为兰州鼓子应该产生在清道咸前后，但在《中国曲艺集成·甘肃卷》中收录的安宁已故艺人朱延明保存的清道光十五年的兰州鼓子手抄本，表明了黄虎的看法：“兰州鼓子的可证之史约有170年以上”。正如相声大师侯宝林等在《相声溯源》一书中考溯相声源流时的慨叹：“相声的可证之史较短，可溯之源却很长”。兰州鼓子既有了手抄本，证明它已是成熟的曲本，人们演唱它已有了些时日，它的起源肯定要比记录下来的时间长的多，不应该认定那就是曲种的开端。王正强先生认为兰州鼓子与北京八角鼓在曲牌和曲本上基本雷同，就认定兰州鼓子是北京八角鼓的衍生出来的，但这种现象在我国民间戏曲、曲艺中的是普遍存在的，很多是使用了相同的故事和名称，但音乐相差很远。如果兰州鼓子由北京八角鼓衍变而来，那为什么把八角鼓这一主要的乐器没继承过来，而变成了三弦。在论述兰州鼓子产生和成型时，木石齐主和王正强先生提出是来兰任职的满旗官员带来了北京八角鼓班，或是从北京派来驻守边关的将士想念家乡而唱八角鼓，久而久之演变成了兰州鼓子。但明朝十位藩王驻守兰州二百多年，带来了大批江南官员人士，歌舞戏班，对兰州的社会生活影响深远，兰州的地名、服饰、称谓、方言、音乐等都留有江南遗风，而且兰州鼓子以雅驯而著称，犹有昆曲的风味。正如民国时甘肃学者张维在自著《兰州古今注》中写有：“鼓子词以鼓为名也，兰州鼓子俗讹为鼓子，其曲牌尔雅而多繁声，以一人独唱，犹有南曲余响。”现在每个初次听到兰州鼓子的人，都惊奇于在西北大漠边缘的兰州竟有如此典雅细腻的唱腔存在，昆曲的影子很明显。后来又兰州鼓子吸收了北京八角鼓的曲牌、曲本的内容，清同治、光绪时期成为兰州鼓子发展的一个高峰。
现就研究兰州鼓子的人员可分为三种，一、兰州鼓子艺人和爱好者，主要搜集、整理和创作鼓子；二、文化部门的工作者，对兰州鼓子词曲进行归纳、分析和研究；三、高校师生，探索兰州鼓子的起源和分类，对曲牌、唱段音乐特点等分析，及对其生存现状描述并与相邻曲艺品种进行比较研究。大家也看到，兰州鼓子文献的出现和一定的社会形势和政策有很大关联性，正确的文艺政策是激发群众对民间艺术研究热情的催化剂，希望乘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促使更多文章、论著的产生和青年学者的加入，使得兰州鼓子能够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迎来新的发展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