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明建设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知识经济的推动下，世界文明的发展，将会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时建设的新型中国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受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方面制约同时又给世界文明的发展以巨大贡献。因此，探讨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的建设和世界文明的发展的关系，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
文明的交融，是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
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的建设，是在世界文明发展的总体环境中进行的。了解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对于预见、处理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关系，预见、处理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中将要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有重大的作用。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文明的差异是人们之间各种差异中最根本的差异。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军事冲突、经济冲突危险性降低，文明（主要指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的冲突成为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世界的发展进入了文明冲突的历史时代。亚洲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差异，正是可能造成世界性的文明冲突的差异。亨廷顿的上述论文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响很大。因此，对论文提出的与本文有关联的观点，我们必须进行若干分析，阐明我们的不同见解。
首先，正确地认识文明冲突的根源。文明的概念，广义的理解，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方面。从这方面来看，历史发生的一切冲突，都是文明的冲突。狭义的理解，主要指思想文化、科学教育、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明。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是一种狭义的理解。（本文指称的文明，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都是指狭义的文明）他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历史上也多有发生。11世纪，欧洲天主教会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就是打着收复“圣地”、“拯救”教胞、同“异教徒”斗争的旗号下进行的，其直接目的是要控制东正教和强迫穆斯林改宗。可以说，“十字军东征”是亨廷顿所理解的“文明的冲突”的典型。但是，认为这种“文明的冲突”根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这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描绘了历史的现象，而没有揭示历史的本质。世界历史的运动证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物质生产力则是根本。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宗教教派之间的冲突，其深刻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的矛盾。“十字军东征”的表面原因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教派的矛盾引起的，但根本的原因是意大利新兴资产者和欧洲封建主掠夺财富所驱动的。当代，亚洲价值与西方价值观的矛盾，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矛盾，虽然与价值观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异直接相关，但实质上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造成的，是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的矛盾的表现。只是从狭义的文明的视角去理解“文明的冲突”的根源，不仅不能正确地说明、对待这些冲突，而只会掩盖这些冲突的实质，影响对冲突的有效处理。
其次，全面地理解文明的矛盾的演变及其多种模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未能科学地揭示文明的冲突的根源，也没有具体地阐明文明的冲突的由来，即文明的差异到文明的冲突的演变。世界上，文明的差异很多，一般并不会变成文明的冲突。只有当具有差异的文明的各方，实际上发生重大的甚至根本的利害分歧，这类文明的差异才会生成文明的矛盾，才可能进一步演变为文明的冲突。文明的矛盾通过复杂的演变，经历不同环节、不同阶段，形成不同模式、不同趋向，而文明的冲突只是文明的矛盾演变的一种模式、一种趋向。综观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文明矛盾的演变有两种主要的模式、趋向，一种是以文明的交融终结，另一种是以文明的冲突终结。先以下图表示，再做简要论说。
文明的矛盾演变的不同趋向，是矛盾经历不同的演变环节、演变阶段的不同结果。最初，文明的矛盾表现为“对立”，即矛盾的各方在利益上出现了重大的甚至根本的分岐。接着，文明的矛盾从对立演变为“撞击”，即矛盾各方通过言语、文字互相进行揭露、批判。“撞击”是文明的矛盾演变的关键环节、关键阶段，就是说，文明的矛盾的各方在这个阶段，是否采取求实的科学态度，极大地影响到矛盾演变的方向，因为只有矛盾各方都采取这种态度，才能通过揭露、批判，认清彼此利益的合理性的一面，并对对立的文明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认识。这样文明的矛盾将向“磨合”演变。所谓“磨合”，就是在兼顾彼此利益的条件下，矛盾各方通过深入的比较，了解彼此的长处与短处、优点与弱点，进而改变有关的旧思想旧观念，使对立的文明相互接近。最后，文明的矛盾演变到“交融”环节，即在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基础上，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吸收、创新，从而形成具有某些新内容新特点的新的文明形态。反之，如果矛盾各方都不采取求实的科学态度，或者其中一方采取相反的态度，坚持自身利益而反对他方利益，揭露、批判成为背离实际的攻讦。这样，“撞击”就演变成“抗争”。所谓“抗争”，就是矛盾各方或某方用暴力以外的种种行动去打击、损害对方。“抗争”的长期反复，将使矛盾演变成“冲突”，即矛盾各方或某方力图用暴力战胜甚至消灭他方，形成为“文明的冲突”的模式。全面地了解文明的矛盾的演变及其模式的多样性，对于我们准确地掌握21世纪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再次，科学地预测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21世纪是否会发生世界性的文明冲突？要科学地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具体地分析制约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各个主要因素及其综合作用。经济是文明发展的基础，对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生产力的社会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世界各国在生产要素、商品等方面的交换日益频繁，各国间的经济交往、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这样，任何一个国家在封闭、孤立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建设一个繁荣、强大的经济。当然，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不能取消、代替各国经济的自主发展，而是以后者为前提的，二者既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又互相区别互相对立，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然而，在正常条件下，互相依存互相促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发展的主导趋向。世界经济运动的这个根本特点，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时代的主题。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基本的和主要的要求，要发展就必须有和平的环境，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利益的排他性的一面，会引发竞争、对抗，可能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文明冲突甚至战争。但是，引发世界性的文明冲突、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世界大战必须有世界大国的卷入，而世界主要大国掌握的核武力造成的核威慑，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制止大国之间局部性的文明冲突导致大规模战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世界的大多数人民能够对不同文明采取兼容、共存的态度，更不会让局部的文明冲突引发为战争。由此可见，在21世纪，局部性的文明冲突依然会存在，但一般不会发生世界性的文明冲突。当然，这还需要世界大国的领导层具有冷静的头脑与科学的思维，能够正确认识、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变幻不定的形势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尊重他国的合理利益，避免局部性的文明冲突导致全球性的文明冲突甚至世界战争。总之，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利于使世界文明的交融成为21世纪世界的基本趋势，这将是未来发展的主导。这对21世纪的新型中国文明的建设，是十分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
全方位地吸收外部文明，是建设新型中国文明的必要条件
世界文明是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性活动的成果，是各种文明（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流派的文明）互相交流、互相作用、互相融合的产物。在这里，各种文明是个体，世界文明是总体。像经济发展那样，当代各国文明的建设、发展，也不能在封闭、孤立的状态下进行，而必须同其他文明发生联系。一方面，与不同国家、民族、流派的文明发生联系，这是个体文明与个体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世界文明发生联系，这是个体文明与总体文明的关系。每个国家、民族、流派文明的建设、发展，都是在这样的相互联系中进行的。自觉地吸收外部文明，是每一文明建设、发展的必要条件。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当然不能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这一总轨道。为此，必须着重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必须逐步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证明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和正确的。新型中国文明当然需要对外开放，但也是走渐进的发展道路。总结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经验与发展趋向，我国提出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方针。中国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历史表明，渐进性的开放，就是由点到面，由多侧面到全方位。新型中国文明建设也应实行这个方针，采取这样的途径。但是，新型中国文明建设的对外开放，是在比经济建设更为封闭的状态下起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外部文明曾经被一概斥之为“封、资、修”，加以全部否定，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吸收。因此文明建设的对外开放比经济建设的对外开放，开始更迟，起点更低，问题更多，难度更大。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的起步，应该说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外部的流行歌曲、电视、电影、小说等，首先挤开大门。接着，开放进到与经济领域、生活领域有关的文明领域的多个侧面。如，经济学、管理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消费文化、休闲文化等通俗文化。中国文明的上述领域的开放，也就是对外部文明的相关领域的内容的吸收。当然，不是全部内容的吸收，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和新型文明建设的需要出发，有目的、有选择地吸收有关内容。适应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开放，文明领域也要进入全方位的开放，这是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的必要条件。
其次，继续解放思想，全面地认识西方文明。有的人对全方位地吸收西方文明抱有疑虑，因为还有思想束缚，对西方文明缺乏全面性的认识。全国解放以来，我们长期对西方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许多批判往往是片面的和缺乏说理的，只是简单地加以否定。因此，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资产阶级思想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文明是“腐朽的”，与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文明完全对立，根本不能吸收。因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就成为对西方文明评价的关键。从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看来，无产阶级思想较资产阶级思想进步，社会主义文明较资本主义文明优越，这是肯定的。同时，又应该看到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的。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后，很快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出现了个人迷信与教条主义，没有紧紧抓住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实际，自觉地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从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造成扭曲。这样，在个人迷信与教条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文明，不可能一切方面都较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文明进步、优越。同样，从历史的发展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西方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人类文明、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一定要从广阔的历史视角来考察这个问题，避免主观片面性、狭隘性。一方面，从已往的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文明彻底破除了作为封建主义文明核心的，以小生产为基础、神为中心、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本位、地区分割、内外封锁、因循守旧的观念体系；逐步建立了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核心的，以大生产为基础、人为本位、金钱关系为纽带的个人本位、竞争进取、内外开放、世界市场的观念体系；把人类文明推向了新阶段，为人类解放迈出了第一步。以这个观念体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明，当然具有消极的方面，但它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从未来的历史前景来看，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明仍具有一定的创造活力，正在批判自身中不断地演变。它在科学、教育、理论等文明领域还能有所革新，提出某些有生命力的见解。只要解除思想束缚，就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各个领域都有其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可供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吸收、借鉴。例如，关于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社会主义的政法观念与资本主义的政法观念不同。找遍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已有宪法、法规，都不见有新闻自由的规定或有关新闻自由的专门法规，而新闻自由是舆论监督的前提。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及相应机构的相互制衡外，新闻媒体对上述机构及其所属成员实行舆论监督，是公民进行监督的重要工具。有的发达国家在其宪法中对新闻自由作了明确规定，许多发达国家对新闻自由制定了专门的立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对此大声疾呼。但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立法，提倡和保护舆论监督。显然，在这方面可以吸收、借鉴西方文明的有关内容。还有，许多发达国家选举法规定公民的直接与普遍的选举权利，这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都加以肯定的。
互相改造，是实现不同文明交融的关键
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全方位地吸收国外文明，特别是吸收西方文明（主要是资本主义文明），决不是全部照搬，兼收并蓄；而是有分析，有选择，有改造，有创新。但是，这种改造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是互相改造。这是中华文明与国外文明实行交融的关键。为此，要掌握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21世纪建设新型中国文明的根本目的和现实出发点。我国新型文明建设的目的，可以区分为中期目的与根本目的。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这应该是我国新型文明建设的中期目的，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实现的目的。至于我国新型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实现中期目的和继续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上，使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5第2版，第760页）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正开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就是建设新型中国文明的现实出发点。坚持这个现实出发点，一方面，要认清现实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实际状况；另一方面，新型文明建设又要变革现实状况，有所前进，有所提高。这就要把坚持现实出发点和坚持中期目的、根本目的结合起来，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建设新型中国文明中，中华文明特别是扭曲的中国文明（本文把中华文明的历史粗略地区分为传统的中国文明、扭曲的中国文明、新型的中国文明三个阶段。传统的中国文明是指在我国阶级对抗社会中形成的精神文明。扭曲的中国文明是指建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极左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形成的精神文明。就性质看来，它不属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建设的新型精神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都是需要改造的。因为各种文明都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产生、形成的，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某种具体历史条件和这种条件下的文明主体，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特殊的局限性。这样，各个具体文明都有其自身的长处与短处、优点与弱点。不同文明要实现相互融合，就必须经过相互改造，而不是彼此之间兼收并蓄。上文所说的“磨合”，就是相互改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彼此深入认识对方的长处与短处、优点与弱点，实行弃短取长去弱扬优。上文所说的“交融”，就是不同文明的吸收、创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同文明依据自身建设的根本目的和现实出发点，吸收对方的长处与优点时，一方面革除自身相关的短处与弱点，另一方面又按自身特性革新对方的长处与优点，使之化为组成本文明的新因素。这样，不同文明通过“交融”，既保持了本文明的本质特征，又以新因素丰富、提高了自身。互相改造，是不同文明交融的关键。
价值观是精神文明的核心，透过其价值观可以看出每一精神文明的基本特性。这里就扭曲的中国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观做些具体分析，可以说明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特殊的局限性。群体本位的价值观长期被视为中华文明（特别是扭曲的中国文明）的价值观，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观是个体本位的价值观。过去不少人对前者赞美得无以复加，对后者批判得一无是处。现在，这种评价及其影响依然存在。如果抽象地来看，扭曲的中国文明是群体本位价值观，其价值主体是群体，价值取向是群体的需要、利益，价值评价标准是群体的需要、利益是否满足及满足的程度。如果结合当时的实际，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到扭曲的中国文明的“群体”概念的内容，既受到传统中国文明的影响，又有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要素。在传统中国文明中，作为价值主体的“群体”是指家庭、宗族、社稷（即封建帝王的家天下），价值取向是家庭、宗族、封建王朝的维系、繁盛，价值评价标准是忠于家长、族长、君主。这种封建宗法价值观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专制价值观。扭曲的中国文明的群体本位价值观冲破了宗法观念，这里的群体是指集体、阶级、国家。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与实际中被扭曲，个人迷信、极左思潮、单位依附制的决定性制约，传统中国文明中封建宗法观念的顽固影响，这种群体本位价值观存在严重的弊端。一是群体本位蜕变为领导本位、官本位。在这一精神文明形成的历史时期里，每个人都从属、依附于一定单位。而一个人在单位的工作评价、职务升降、地位荣辱，是由单位的领导决定的。所以，每个人实际上都从属、依附于一定的领导。因而，这种价值观的评价主体是各级领导，评价取向是对领导的保官、升官的作用，评价标准是领导的好恶。这样，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实际上变成官本位的价值观。二是集体取代个人。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贯彻集体主义。可是，现实中贯彻的“集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背离，排斥个人利益，否定个性发展，以集体取代个人。三是集体窒息个人的主动性和开拓、创新精神。由于第一、二个弊端的影响，个人的主动性和开拓、创新精神必然被窒息，遭否定。这样的集体不是死水一潭，就是窝里乱斗，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体。
资本主义文明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以个人为价值主体，以追求个人需要为价值取向，以个人需要的实现及其程度为价值评价标准。把个人的要求与权利绝对化，并上升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就超出其合理性，沦为个人主义性质。所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有关法规，都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因此，作为整体的个人本位价值观，我们决不能吸收。但是，其个人主动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作为建设新型中国文明的某些要素，应该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对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核心的个人本位价值观进行改造，是全方位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再次，三个“有利于”是对中外文明实行鉴别、改造的标准。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衡量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是非成败的标准，这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它是否可以作为对中外文明实行鉴别、改造的标准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上文说明建设新型中国文明的现实出发点，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适应这样的实际与实践，三个“有利于”也可以作为建设新型中国文明中实行鉴别、改造的标准。但是，为了在这个领域正确地运用这个标准，必须十分注意认清、掌握精神文明领域的特点。一要了解、把握精神文明现象的复杂性。一种精神文明现象，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精神文明的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往往揉合在同一精神现象中。或者说，一种精神现象往往既有优点、长处，又有缺点、短处。我们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对精神文明现象进行鉴别、改造时，必须慎重考虑对象的复杂性，切忌简单化。同时，还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和实践需要出发，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去衡量，何者是长处与优点，何者是短处与缺点，在吸收过程中消化吸收。二要了解、把握精神文明生产的特殊性。精神文明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是精神文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来看，精神文明生产的特殊性在于，这种生产主要依靠人的思维、思想、情感、体验等，作者的思维能力的强或弱、思维方法的灵活或呆板、思想的丰富或单调、品德的高尚或平庸、体验的深厚或浅薄等主观因素，是精神产品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进一步分解来看，精神文明生产具有多种形态，各种形态又各具特殊性。教育与科学不同，理论与艺术不同，小说与音乐不同，电影与绘画不同等。过去长时期里，在指导思想和方针、工作方式和方法上，往往忽视它们的特殊性，特别是生产的特殊性。三要了解、掌握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新型中国文明建设的目的是培育“四有”新人和进一步生成“自由个性”，这是长时期才能完成的任务。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育人”。要培育一代全新的人，不是经历几代人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在应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去鉴别、改造国外文明时，要将坚持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结合起来，考虑新型中国文明建设的长期性的特点。例如，现阶段的着重点是培育“四有”新人，但不要忘记“自由个性”是经历一代一代、逐步形成的。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改造、吸收国外文明中有利于其形成的因素。总之，在文明交往、交流中应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更应解放思想，既敢于创新，又深入研究。
在发展与和平的主题日益突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的新世纪，文明交融是世界文明演变的基本趋势，不同文明之间加强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取得的是各个文明自身得到新的发展，同时又各自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新的独特贡献。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的建设，应该在这方面开创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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