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的三大历史性飞跃
石仲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80)
摘 要: 新中国70年,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新中国能够站起来成为第一次飞跃,是因为我们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实现了国家空前的独立统一和民族团结,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及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巩固的国防使祖国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有了绝对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富起来成为第二次飞跃,是因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始终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并不断健全和完善体制机制,坚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并不断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种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向强起来成为第三次飞跃,其显著标志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的福祉、国防军事力量、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以及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力量都真正强起来了。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代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队员互评,取长补短。自我评价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有些志愿只会看到自己的优点,有些志愿者则显得自卑,仅仅停留在自己的不足上。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时他人的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中队辅导员在活动后可以组织队员们召开一次“表彰大会”,让队员都说说自己在活动中所发现的英雄身上的美好品质。通过他人互评的方式,队员不仅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还可以在活动中学会关注他人,用赞赏的目光去看待别人,取长补短,获得积极成长。
中华民族在5000年历史上,曾经创造多个辉煌盛世,且有1500年雄居世界之冠。新中国成立70年,既是中国近代历史从贫弱衰败走向振兴繁荣的伟大转折,也是承接历史盛世新的开篇。盛世并不意味着历史是笔直的线性发展,经历曲折和挫折而崛起的盛世往往更加丰富多彩。新中国70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历史,绚丽斑斓、分外妖娆。
新中国是怎样站起来成为第一次飞跃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它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深受奴役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新中国为什么能够站起来?从宏观层面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又正确的领导。
让我们穿越近代中国的历史隧道吧!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无一不抱憾而终。几次大规模的斗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虽接连不断,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之道都相继失败。到20世纪前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其先进分子。中国国情与俄国有不少相似之处,俄国工农大众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建立起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使得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的中国先进分子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救国出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尽管当时知道的人寥寥,但它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改变了中国历史方向,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奠定了中华民族站立起来的历史基础。
新中国成立时经济社会发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可以用八个字简单概括:积贫积弱、一穷二白。1949年工农业几个主要产品的年产量是:钢为15.8万吨,粮食为1.1亿吨,棉花为44.4万吨,对外贸易总额不到11.3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不到679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在世界排名属于非常后列。毛泽东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329就是这么一个底子,但新中国却昂首挺胸、笔直又笔直地站起来了!
这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新中国站起来有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DWI技术检测出534枚淋巴结,179枚淋巴结为良性,其中病理证实为恶性者57枚、良性者122枚;DWI技术检测出355枚为恶性,其中病理证实为恶性者290枚、良性者65枚。统计检测所得数据,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具体统计情况见表1。
狗是人类最早驯服的动物,也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忠犬护主的故事令人感动。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饲养宠物越来越普遍,各地由不文明养犬引发的矛盾冲突乃至恶性事件不断,甚至引发爱狗人士和不养狗人士的对立,影响社会稳定。
(一)新中国能够站起来而不倒,首先是因为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实现了国家空前的独立统一和民族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经过肃清各种残存的反革命力量,实行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确立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国家的法律和政令普遍实施于全国各地区直到各基层单位,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迅速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港澳地区和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多少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为之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宿愿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得到极大振奋。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重大民主改革完成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个伟大的创造,是开辟了中国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新路径。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改革,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开始居于领导地位。鉴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党中央实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采取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全面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不仅有效地减少了资本家对改造的抵抗,而且能继续利用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作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贡献。这就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开创了中国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个创举,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所有制关系的巨大改变,在总的方面,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个奇迹。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牢固地确立了新中国能够站起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新中国能够站起来而不倒,还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及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建国之初,通过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既结束了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阶级掌控我国国民经济的历史,又使之成为国营经济的主体部分,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载体。实施“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既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也使国营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其他经济成分也获得较大发展,原来非常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在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为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扫清了障碍,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建立起了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是否保留非公有制经济和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还缺乏应有的认识,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制度基础。
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我们党的一个奋斗目标。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我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3年颁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三大改造属于“两翼”。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完全改变了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国民经济破败不堪的面貌,初步建成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尽管发生过严重问题,但经过调整和整顿,以及采取了特别措施,仍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一些高科技项目取得重大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取得重要成就,工农业和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稳步推进。我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从而牢固地确立了新中国能够站起来的必要物质基础。
斯宾诺莎认为由于每个人都是趋善避恶的,而善恶的标准就在于是否能够让个体保持自我完满,如何通过理性的控制获得自由就显得尤为重要。当人们以美食、财富、地位、长寿等外在的物质条件衡量幸福时,人们处于由“嗜好”支配的状态,实际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虽然物质财富每天都在增长,但人的快乐却不能同步提高,一旦追求这种相对的善而无法获得,就会给人带来长期的痛苦,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谓的“恶”。“如果我彻底下决心,放弃迷乱人心的财富、荣誉、肉体快乐这三样东西,则我所放弃的必定是真正的恶,而我所获得的必定是真正的善。”[3]
(三)新中国能够站起来而不倒,还因为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生活和发展进步的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的基本需求有了一定保障
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包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和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的集体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此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使“两个毫不动摇”得到充分保障。到21世纪初,我国政府经过漫长的艰辛谈判,终于加入世贸组织。这意味着我国市场化改革正在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机遇和挑战同时增加,把握得当是利大于弊,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教、科、文、卫、体等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逐步提高。教育事业有了很大改观。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小学、中学、大学在校生成倍或数十倍增长。医疗卫生机构在广大农村基本建立,居民平均寿命延长了近30岁。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我国运动员获得20多项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170多项世界纪录。社会风气有了很大改变。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将旧社会那些丑恶的东西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2]379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无论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都翻了一番,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是新中国能够站起来的坚实社会基础。
(四)新中国能够站起来而不倒,还因为结束了旧中国屡受外国欺凌侵略的屈辱历史,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挫败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武装挑衅,巩固的国防使祖国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有了绝对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北进,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出现了我国是否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援助保家卫国的问题。我们国家那时的情况是:经济恢复刚刚开始,物资极度匮乏,财政状况甚为困难,人民政权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海、空军尚处于初创阶段。面对的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就综合国力言,1950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而我国仅有100亿美元。论军事装备,美军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国内经济建设还能否进行?这些都是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军情紧急,压力巨大,决策异常艰难。毛泽东的时任秘书胡乔木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要不要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他一生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党中央毅然决定,即使苏联不援助飞机,我们也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并做好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如彭德怀接受挂帅出征任务时所表示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后,经过7个月进行五次战役,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猖狂进攻,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第五次战役,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百万左右,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战役,中朝军队最终取得战役胜利。此后,敌我双方均转入战略防御,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不得不与我方坐下来谈判。这是他们此前从未有过的。他们承认战争扩大至中国的战略,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卷入与被错认的敌人的战争。后来的谈判是边谈边打,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双方反复争夺位于三八线附近的只有3.7平方公里的两个狭小高地,战况空前惨烈,伤亡都很严重。我志愿军在极其艰险恶劣的条件下击退了敌军的无数次轮番进攻,既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也使敌方不得不低下傲慢的头颅,签订停战协议。
系统可对多项指标进行统计,包括致贫原因、贫困结构、家庭收入、十大工程成效、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等,以饼图、柱状图等形式展示。如图6所示。
生物知识本身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教师在讲解生物基础知识时,可以联系生活中的具体事例,增强学生的记忆能力。例如,在讲解“植物呼吸作用”时,教师可以提出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水果如何保鲜?在教师提出问题后,学生分组对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和实验。在实验讨论结束后,教师对学生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进行总结:水果在低温的、缺少氧气的情况下,保持适宜的温度,就能够长时间保持新鲜。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进入21世纪之际,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更加显现。比如: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改变农村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等等。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坚决纠正一些偏颇看法,端正发展观念,强调树立科学发展新理念,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怎样富起来成为第二次飞跃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也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场伟大革命和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推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富起来,可以从许多方面,列出很多理由进行分析。这里不可能作面面俱到的论述。有朋友提出讲点“秘笈”什么的。其实,对这个问题没什么“秘笈”,这段历程怎么走过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公开的,主要看怎么体悟。我以为,若讲“秘笈”,改革开放以来能够使中国富起来,最重要的至少有这么四大“秘笈”:
(一)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始终不动摇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从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基本国情得出的正确认识。获得这个认识太重要了,我们党过去搞建设犯急性病,就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清醒。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阶段”。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我们过去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展开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们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确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这是不可逾越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它的任务是逐步摆脱贫困落后和不发达状态,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
根据探索性因子的分类结果,因子6的归类不符合实际情况,在结构模型分析中将其剔除,避免结构方程模型无法适配。所得到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3,给出了6个显著路径的P值和标准化回归加权值SR(Standardized Regression Weights)。模型适配计算结果为:模型自由度为539,卡方值为1 152.11,卡方自由度比值为2.13<3.00,RMSEA值=0.056<0.080。
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邓小平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论述,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据此,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规范表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党的十三大后,邓小平不断强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1989年11月,他会见外宾说:我们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10年前就是这样做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实现现代化之后仍需要坚持,永远不改变。1992年初,他发表南方谈话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370-371这段话进一步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右的干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动摇这条基本路线,人民不答应;“左”的干扰,否定改革开放,要改变这条基本路线,人民也不答应。一个时期,人民忧虑,就是忧虑这条基本路线能否长期坚持。“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人民吃了定心丸。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严峻历史关头后坚定地表示: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初步总结了基本经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作了规范性表述,强调它的核心,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验作了新的提升,将其概括为“十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变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既是对贯彻执行基本路线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
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重要性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3]
党的基本路线,既然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毫无疑问,它当然是改革开放以来能够使中国富起来的重要“秘笈”。
(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其体制机制愈益健全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成就,就是挑战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不可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不可动摇的铁律。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那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本人在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没有被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紧箍咒束缚住。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0多年间,他在不断探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个被视为“异端”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2年南方谈话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海神针。他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在当年,这是石破天惊之论!
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多次谈话,特别是南方谈话的精神,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江泽民指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能没有,它并非“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上没有先例,必须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走出自己的路。到20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国家能从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总量相当落后的窘迫状况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得益于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4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多数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状况,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旧中国的科教文卫事业同经济一样异常落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多为文盲,全民族体质虚弱,疫病广为流行,被讥讽为“东亚病夫”。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十五大沿引十四大的提法,认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开始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又提出,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则提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最后确定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习近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4]我们党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14年;对市场作用的认识由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起决定性作用,又经历了21年。这样,经过前后35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对日益健全和完善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具有决定性意义。
由于我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2015年,我国开始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地区人口将全部脱贫。这样,我国就完全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那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其体制机制愈益健全和完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富起来的又一个关键之招。
(三)坚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不断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种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原有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早在1993年9月,邓小平就深刻地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995年9月,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论列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这个总揽全局的关系,以及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等十二大关系。他指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到跻身于现代化国家之林,都离不开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纽带。改革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保持稳定是全党工作的大局。全党要自觉维护、服从和促进这个大局。
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两年零九个月的军事政治较量,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付出巨大牺牲,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他们创造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经受现代战争的洗礼,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孙日东(1994-),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气、海洋环境涡旋光通信. Email:RDSun_xidian@163.com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个内涵十分简洁,各要素的功能定位也很明确。作为第一要义的“发展”,是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作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是突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作为基本要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是使人民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中生产、工作和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作为根本方法的“统筹兼顾”,是为了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发展的科学性。精准把握“科学”二字,是真谛。这个科学理论是在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最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新高度提出的。它不仅坚持和拓展了“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贯通起来。它不仅明确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每个人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等关系,而且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了。这就赋予党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化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形态,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到新境界。
英语词汇大都具有一定的联系,常在词义、构成、发音等方面含有相同的特征。教师在教学时应充分利用这些特征,采用比较、联想等方式将具有相同特征的词汇总结在一起,摆脱死记硬背的方法,帮助学生科学记忆。笔者总结了几种常用的识记方法,如下:
强调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富起来是啥关系?说白了,它避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舍本逐末;强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使人民获得改革的红利,有更多的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正因为强调了科学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在总体上是又好又快。我国在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因此,坚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不断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种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富起来的一个重要“秘笈”。
(四)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
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除了上述重要内部因素外,还要有安邦睦世的外部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50年到7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这个战略思想是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指导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世界上出现历史上罕见的急剧变幻的国际风云。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厉制裁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又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套指导我国在世界上如何应对国际风云的自处之道。归纳起来,就是不做附庸,也不搞霸权;不示弱,也不逞强;不怕谁,也不想得罪谁;不利用别国,也不受别国挑动;不高估自己,也不贬低自己;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广交朋友,又心中有数;决不当头,又有所作为;不以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也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来影响政党关系;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别的国家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同某些外国的关系难免不时出现事端,发生起伏和冷热,但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为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随后,他的这些看法被归纳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
新中国成立时曾经面临过走什么道路,向何处去的选择。许多党外人士津津乐道于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党内某些人也不是没有这种倾向。但是,在筹建新中国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前途是社会主义。此后,在异常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尽管犯过错误、发生过严重曲折和挫折,但是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修正错误,社会主义中国还是巍然屹立。具体地说:
以后几届中央领导集体都遵循这个方针,妥善处理了若干一触即发的危机,为我国和平发展赢得了时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成立上海经济合作组织。这是一个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不仅符合最初创始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会对推进本地区乃至推动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它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不仅是处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各国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且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起着重要作用。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鉴于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各国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的强烈愿望,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出发,提出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胡锦涛说,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所谓平等互信,就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世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这体现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将我们国家不懈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其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λ为空间自相关系数,W是空间权重矩阵,WX和WY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β和θ表示回归系数,ε表示误差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都为谋求和平发展作最大努力。这不能不是30多年来能够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一个重要“秘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是怎样走向强起来成为第三次飞跃的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了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和发生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实际上说明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特征。在这许多的成就和变革中,最能说明当代中国迎来“强起来”的标志,至少应突出这么五项:
(一)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起来了
如图2所示,在MATLAB仿真中,LMS算法在约100次后达到了收敛状态。且收敛误差达到大约0.03数量级。
——经济结构空前优化,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脱胎换骨,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由以前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增长来驱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增长来驱动经济增长;由以前主要依靠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由以前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2015年服务业对增长的贡献率已占据半壁江山。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空前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果显著。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由于多年来科技创新重点领域长期坚持研发,这几年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并迅速转化成生产力,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的提升速度加快。“墨子号”量子卫星成功发射、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建成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行全球组网、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试成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不断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亮点。高铁通车里程超过2万公里,跃居全球第一。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跨海大桥,堪称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巅峰之作。科技创新不断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含量从未像目前这样让世界刮目相看。
——发展速度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十八大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增长普遍乏力背景下,我国从2013年至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年均增长7.1%,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经济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在放慢,但是增长水平仍然让所有发达国家艳羡。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增长引擎。 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各类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不利形势,党和政府依然实施并逐步扩大自贸区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进一步拓展开放型经济体制,使之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2016年,我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比2012年提高超过3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到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正在由经贸大国稳步走向经贸强国。
(二)民生的福祉强起来了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就职伊始郑重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些年党中央践行承诺,兑现宣示,实施一大批惠民举措,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为打响这一攻坚战实施了两个前所未有的举措:一是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要求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二是选派得力党员干部到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要求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组),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实现全覆盖;全国830个贫困县党政正职在脱贫攻坚期内保持稳定。至2017年秋,全国共选派近80万名干部驻村帮扶,选派近20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经过艰辛努力,精准扶贫成效显著。在此前我国已有7亿多人摆脱贫困的基础上,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比2012年又减少5564万人,平均每年减贫近1400万人,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至2016年底的4.5%,我国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大有改善。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直接关注点就是盼望收入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不断向这个目标迈进。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重点抓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十分关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获得感。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16510元持续增长至2016年的23821元,年均增长7.4%,超过经济增速。这是十分罕见的。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年收入达到2.5万—25万元人民币即算中等收入群体。按此标准,我国居民收入中等收入群体超过3亿人,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家。这是个巨大进步。当然,世界银行标准的上限与下限相差10倍。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中,处于标准线中、下档的居民更多一些。尽管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和质量还有很大空间,但毕竟迈入了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门槛。
碎片云理论模型是描述碎片云中固、液、气各相的构成、碎片云质量、速度的时空演化行为与撞击参数之间关联规律的数学物理模型。准确的碎片云理论模型对揭示超高速碰撞机理,评估空间碎片超高速碰撞引起的破坏效应和防护结构防护能力十分关键。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 党中央改善民生的又一个重点,是使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四大突出问题。一是大幅提高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医保总体实现全覆盖,初步织起全球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二是大力加强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更公平的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坚持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中西部和农村中小学校的设施大有改善,城乡、区域、校际的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三是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显著加快。有6000多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近8000万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1900多万住房困难的群众住进了公租房,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明显改善。这样巨大的成就深得老百姓点赞。四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这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养老金并轨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都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筹推进社会救助,颁布与实施慈善法,开启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新时代。
(三)国防军事力量强起来了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实现历史性变革。 根据中央军委优化兵力规模构成,打造精干高效的现代化常备军的要求,从2016年12月起,打破原有领导管理体系和作战指挥体系,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调整组建15个军委机关职能部门,划设5大战区,完成海军、空军、火箭军、武警部队机关整编工作,实施联勤保障体制改革,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国防和军队改革初步建立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形成“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和 “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这轮改革,根据总员额减少30万的要求,全军团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1000多个,非战斗机构现役员额压减近一半,军官数量减少30%。在大幅精减非战斗机构人员的同时,作战部队员额不降反增,军兵种比例得到优化,战略预警、远程打击、信息支援等新型军力得到充实加强。我军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正在形成,实现了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的革命性重塑。
——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有效治理。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发出实现中国梦的同时,向全军发出了实现强军梦的时代号召。2013年3月,习近平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标志着党和军队事业建设发展的新高度,把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推上了新的实践舞台。2014年10月底,习近平亲率400余名高级干部在古田召开新世纪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他深刻阐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鲜明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强调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他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最紧要的是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和政治工作威信四个带根本性的东西在全军牢固立起来,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015年初,中共中央转发习近平亲自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古田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确定了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宏伟蓝图,是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的纲领性文献。随后,出台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若干规定;推进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构建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铲除腐败问题和不良风气滋生的土壤;打造强军文化,激发强军精神,政治工作在改进创新中迸发勃勃生机,全军新风正气持续上扬。
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引领改革涉深水、闯险滩、啃硬骨头,不断向纵深推进;同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进一步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努力优化经济结构,推进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坚持科技兴军,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中国军队只有坚持科技兴军,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才不会落伍。习近平指出:我军武器装备水平同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要求相比,同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相比,同世界军事强国相比,在很多方面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必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实现科技兴军。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一大批高新武器装备陆续亮相。“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计算速度再登世界之巅,新一代武装直升机、新型陆战装备加速列装,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在拖曳牵引下移出船坞,海军主力战舰迅即更新换代,空军主力战机急速迈进以“运—20”“歼—20”为代表的“20”时代,中国东风系列战略导弹惊艳全球。2015年“9·3”胜利日大阅兵,集中向世界展示了装备体系建设的新成就。外媒称,此次阅兵是“中国展示最先进国防科技的一次盛会”。中国军队在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上,开始了由大向强的“关键一跃”。
——坚持战斗力标准,空前强化实战化训练。 习近平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2014年3月中央军委颁发《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要求从军委领导到普通士兵时时都要想到当兵打仗、练兵打仗、带兵打仗,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使其成为枕戈待旦的常态。这些年来,全军上下空前一致地向“和平兵”“太平官”观念宣战,向“训为看、演为看”的花架子假把式问责,使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在军队各项建设中真正立起来,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的导向鲜明树立。数百场旅团规模以上实兵演习轮番上演,力度之大、标准之高、要求之严前所未有。各系列联合演习演练,不仅覆盖了全季节、全天候、全地域,更突出了全系统全要素参与、战略战役力量全覆盖、陆海空天电全维展开的鲜明特点。炮兵部队首次跨区基地化演练、海军陆战队首次赴寒区演练、海空军首次进行自由空战对抗演习,远海训练常态化,实兵实弹实投实爆常态化,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实战化训练格局、层次的跃升。“中国军队近几年训练强度世界罕见!”海外媒体高度评价中国军队训练方式的深刻变革。
(四)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强起来了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民族复兴尽责,为人类进步担当,积极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完善外交方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引领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始终保持战略主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倡导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3年秋,习近平提出与历史相关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获得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参与。2017年5月,来自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五大洲的1600多名参会代表齐聚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首倡和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多边外交活动。高峰论坛规划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路线图。中国同与会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了全面政策对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签署一批合作文件,明确重点合作领域和路径。各方确定了一批即将实施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中方发布包括270多项成果的清单。“一带一路”倡议从规划走向实践,从愿景变为现实,成为迄今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公共产品。
“2018陕西百强企业”,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参照中国500强企业排序办法,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等原则,依据企业2017年度营业收入,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上进行排序,并经“陕西省百强企业审定委员会”审定后产生的。现将排序名单予以公布。
——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同主要大国关系稳中有进。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6次到访俄罗斯,中俄元首在不同场合会晤20多次。两国在天然气管道、高铁、航空航天等大项目合作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两国还在多边舞台相互协作。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远远超出双边范畴,为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关系时有冲突,多次反复,但努力可控。习近平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是指导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方针。习近平访问欧盟总部,倡导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赋予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内涵。中英关系开启“黄金时代”;中法紧密持久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快速稳定发展;中德全方位战略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中欧关系发展层次更加丰富,交流合作更加全面、均衡、深入,同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秉持亲、诚、惠、容理念,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经略周边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党和国家领导人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外交足迹遍布周边。党和政府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全面加强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开花结果。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倡导各方共同构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推动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的亚太梦想。随后,发起创办并由57国共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在南海问题上,既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又始终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争议,提前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在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中国—东盟、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各种区域合作机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发展、深化区域合作方面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我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十分注重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中国的外交版图中,对大国小国一视同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是朋友。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作前行势头越发稳健,同南欧、北欧国家合作持续拓展。对非外交提出真实亲诚工作方针,实施中非“十大合作计划”。① 2015年12月上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提出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的“十大合作计划”。十大合作计划是: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中非金融合作计划、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划、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非人文合作计划、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为确保“十大合作计划”顺利实施,中方决定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创立中拉论坛,共同打造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① 2014年7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拉美和加勒比11个国家领导人在巴西利亚会晤。与会领导人共同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习近平提出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打造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同阿拉伯国家构建“1+2+3”合作新格局。② 2014年6月上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开幕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为丝绸之路相知相交,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阿双方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 与太平洋建交岛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与世界不同类型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和发展各种伙伴关系。除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会议外,还举办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建起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舞台。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推进“金砖+”合作模式,推动建设更广泛的伙伴关系。十八大以来,中国同100个左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实现了对世界各个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全覆盖,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空前提高。 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后,习近平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深刻诠释“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理念。这个理念的提出,始于周边,造福周边;对其认识不断提升,由点及面,达至全球,内涵不断丰富。先是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3月的年会上,提出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四点主张”③ “四点主张”是: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半年后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上,系统阐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 的总布局和总路径。④ “五位一体”内涵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2017年1月,在日内瓦万国宫全面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二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三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四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五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大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描绘了宏伟蓝图。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了世界各国对于发展的共同诉求,不断增加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有机结合的高度自觉和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它的提出,在世界范围内激发“最大公约数”,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说: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我看来,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愿同中国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2017年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强起来的一个重要范例。
(五)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力量真正强起来了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特点。党的十三大正式使用了“从严治党”概念。13年后,江泽民在提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处理好治党与治国关系时,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著名论断。14年后,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新阶段。
“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新概念,决不仅仅是加了“全面”二字而已。习近平本人解释道: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问责。显然,这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而是要真管真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什么高招全面从严治党、真管真严呢?从理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新理念。这个新理念,不是将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建党”和邓小平提出的“制度治党”思想的简单组合,而是要求这两手都要硬,两者互相贯通、双管齐下,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既使加强思想建党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过程,也使制度治党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过程。这就成了威力巨大的法宝。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而且践行这个思想使我们党的力量真正强起来了。这主要表现为: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使我们党在现代政党政治理论上进一步强起来了。 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指导下,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坚持“打虎”“拍蝇”“猎狐”,全覆盖、零容忍,使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不断巩固发展。曾几何时,西方发达国家鼓吹的只有两党制才能反腐败的所谓普世价值甚嚣尘上,那种“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谬论在坊间盛传。开弓没有回头箭,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这场输不起的斗争就是要挑战上述谬论。经过短短数年,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成就和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反对腐败,并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全面从严治党是场伟大的自我革命。它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成功地挑战了西方国家和全盘西化论者认为的不可能。它在理论上将党的建设规律认识提到了新高度,在实践上深得党心民心,更加巩固了执政基础。
——重新强调思想建党,使广大党员的理想信仰信念进一步强起来了。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成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本质特征。但是,一些人以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为由,逐渐淡化思想建党。习近平不仅重新强调思想建党,而且在思想建党中又提出以德治党,落实思想建党要求。以德治党的核心,就是要把理想信仰信念作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用坚定理想信仰信念炼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思想建党、以德治党,空前地强化了全党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度。这是多少年来未曾有过的。
——运用制度治党思想,使党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强起来了。 习近平不断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定和健全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特别是完善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出台的各种法规条例中,有两项法规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一是颁布实施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强化巡视监督,充分发挥从严治党利剑作用。习近平强调,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为党之利器、国之利器。中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一半以上是根据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查处的。二是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健全和完善监察制度,推进了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形成。这是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加强对公权力监督的重大改革创新。
——狠抓作风强党,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形象进一步强起来了。 习近平为落实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个创新思想,提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作为具体抓手。依规治党要求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根据依规治党,狠抓作风强党,开展“三严三实”活动(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习近平非常强调这一点,指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5]经过几年努力,那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宽松软局面有了很大转变,为管党治党走向严紧硬奠定了基础。作风强党,加上从严惩治贪腐,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形象更鲜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上述五个方面的“强起来”(还有其他没有论列的“强起来”),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向强起来,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70年对于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长河而言,是很短的一段。对于创造新的盛世来说,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邓小平说: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们必须牢记毛泽东讲的坚持“两个务必”,以愚公移山精神,一代又一代人持续接力去实现我们党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N].人民日报,2016-07-02.
[4]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12日)[N].求是,2014(1).
[5]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7(1).
Three Historic Leaps in Seven Decades of New China
SHI Zhongquan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Seven decades of New China is a history from rising up to becoming rich and toward becoming strong. The causes enable New China's first historic leap to rise up include our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the realization of unpreceden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un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conomic system with principle roles of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one's work,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and relatively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and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each social courses, and absolute guarantee of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people's safety with robust national defense. The causes enable New China's second leap to become ric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clude our unswerving upholding of the basic line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upholding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ystems and mechanisms,upholding scientific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with continuous coordination among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and upholding the independent principle in foreign affairs. The significant signs for China's third leap to become strong after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clude our country's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llbeing of livelihood, national armed forces,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uthentic strengthening of the Party through full and strict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Key Words: seven decades of New China; historic leaps; socialism; reform and opening-up; new era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955(2019)04-0055-15
收稿日期: 2019-05-23
作者简介: 石仲泉,男,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史学家,研究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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