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说论文,我见论文,五道论文,天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天地会起源问题再次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93年以来，先后发表了诸多论文与著作，论证天地会是由万五道宗所创立。在有关书评、书序中，皆称“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以下简称“万五道宗说”）是天地会起源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可喜突破”、“创见”等等。我被一些学者称为“乾隆说”的代表之一，在拜读过他们的大作后，也想对“万五道宗说”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使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再深入一步。
一、评“万五道宗说”的研究方法与论证方法
历史研究应当是从大量经过鉴别的史料中引出结论，而不是先提出一个结论，再去寻找适合该结论的史料，而“万五道宗说”却有悖于这一规律。这里首先应当说明，“万五道宗说”并非近年来由几位大陆学者所首倡，而是五十年代台湾学者蒋君章和萧一山首先提出来的。他们提出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这一结论，并非从大量经过鉴别的史料中引出，而是为了适应当时台湾当局政治宣传的需要（对此，我在拙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一书中已有所论述，此不赘述），而且未能对这一结论提供可信的史料根据。直到1976年，翁同文才在江日升《台湾外记》及卢若腾《赠达宗上人》诗序中，找到一些有关“万姓集团”的史料。近年来罗炤、赫治清等又作了一些补充论证。
再从论证方法来看，“万五道宗说”仍未摆脱“影射推求”的窠臼。所谓“影射推求”方法，类似三十年代一些学者研究《红楼梦》时所使用的“索引法”，由温雄飞首先用于天地会起源研究，并得到萧一山的推崇。温雄飞认为，洪门内部传说“西鲁故事”，乃“以神话之体裁方式，描写当时郑氏之历史”，“其人其事均有寄托影射”：“所谓少林寺者指郑芝龙一系与其部曲；征西鲁有功满清，是指郑氏撤去仙霞关守备，令满兵长驱直入福建；火焚少林寺，是指郑芝龙全家大小在北京被杀之惨史。五祖者，与郑芝龙歃血结盟之异姓兄弟或同姓兄弟而与郑芝龙谋复仇者也。万云龙者，郑成功也；明太子朱洪竹，乃指桂王永历或唐王隆武；香主陈近南者，陈永华自谓也。”〔1 〕萧一山认为温氏此法是“研究天地会起源的一件有价值的贡献。”他“大体上承认温先生的推求说。”但认为郑君达的冤死是影射郑芝龙的，万云龙的起事是影射张念一的，少林寺被焚是影射某侠僧的，陈近南是陈永华自谓。〔2〕蒋君章说：“从天地会的各种文件来综合， 它的起源是：有少林寺僧108人，曾为政府建立边功，反而遭忘，于康熙十三年突破围攻， 仅五人走免，得一镌有反清复明及洪英等字的香炉于海中。乃折草为香，对天立誓，拜长林寺长万应（原文如此）龙为大哥，洪英为盟主，陈近南为军师。洪英一名天佑，据说就是崇祯之子。这个万云龙和陈近南都是化名。原来，有张礼、郭义、蔡禄等，插（歃）血为盟，组织秘密社团，以‘万人一心’为标准，他们自己都改姓万，改名万大、万二、万七等”。〔3〕翁同文也说：“所谓少林寺僧兵退敌立功， 清帝负义遣兵放火焚寺，乃影射蔡禄率部降清，又与部下在河南（少林寺所在之地）被杀。所谓少林寺焚余五僧逃出与长林寺僧遇合结盟，当指蔡禄部下有残余分子脱逃回闽与万五重聚。”〔4 〕近年来主张“万五道宗说”的学者，其论证方法仍与此一脉相承。罗炤说：“我认为陈近南不是陈永华，”“在陈近南身上可以看到郑郏的影子。”〔5 〕天地会会簿“关于郑君达或苏洪的记事，与蔡禄十分相近”，并断言“郑君达即蔡禄”。〔6〕又说：“康熙皇帝处置蔡禄， 与天地会会簿所述康熙火烧少林寺，屠杀僧人的性质是一致的：昏君负义，壮士始为朝廷效力，终被谗陷受诛。”〔7〕“蔡禄在四月间被清政府杀害于河南， 随从他去河南的数千名部众，这时肯定有一些跑回福建故乡。”“如今蔡禄惨遭康熙皇帝杀害，道宗不可能不有所行动。农历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重要节日盂兰盆会，又称中元，俗称鬼节，届时要做水陆法会祭奠亡灵。道宗是僧人，此时距蔡禄之死已有两个多月，他肯定已经闻知噩耗，必定会主持最大规模的水陆大法会祭奠、超度亡弟。”“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天地会在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义了。”〔8 〕赫治清也说：“当蔡禄被杀的噩耗传来之后，深谋远虑的万五道宗，一方面借用中元节超度亡灵的传统习俗，在蔡禄家乡云霄最著名的灵王庙即高溪庙，为亡弟设祭，亲自主持水陆法会，超度亡灵冤魂。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结束普度的宗教仪式，乘僧众群情悲愤之际，沿用过去化异姓为万姓、歃血结盟的习俗，结拜天地会。”〔9 〕赫治清声言，他们已“与温雄飞、萧一山辈的影射推求方法划清了界限”。其实，他们的论证方法同样是“影射推求”，只不过未用“影射”二字罢了。
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万五道宗说”的补充论证，主要使用了两件史料，一是所谓“香花僧秘典”，二是在诏安高陂山区找到了长林寺及万五道宗的遗迹。下面我们来分析、鉴别这两件史料的价值。
二、关于《香花僧秘典》
所谓《香花僧秘典》是罗炤在福建东山县一位渔民家找到的一件手抄本。罗炤称它为“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关键性文献”，〔10〕赫治清也说：《香花僧秘典》对于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来说，其价值“比起嘉道及其以后发现的任何一种会簿都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1〕《秘典》对于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既如此重要，当然应该认真研究。
为了弄清《香花僧秘典》，需要首先了解何谓“香花僧”。据罗炤考察，香花僧出身的道裕对他说：“香花僧是从古来寺出来的。”“古来寺二十四世老僧拱清对我说过，听上辈师傅说，革命僧来东山建古来寺，古来寺开山僧拳术非常好，不外传，香花僧的秘密不能对外。”〔12〕又说：“古来寺是革清朝命的组织。”〔13〕据当地群众说：“香花僧就是谁家死了人去做佛事的民间和尚，不出家。 ”〔14〕关于《香花僧秘典》，道裕说：“听老母堂的老莱姑说， 她师傅家里藏有秘书，是香花僧的老经本，从来不拿给人看。老莱姑的师傅就是书主的爷爷。”“老母堂是无生老母教的教堂。”“无生老母教的正名是金堂教。”从上述片断材料尚无法对“香花僧”和《香花僧秘典》作出全面、准确判断。不过，它倒是告诉我们，香花僧是福建民间一些迷信职业者，打着佛教的招牌，靠为死者超度亡灵为生。它同福建的秘密教门金堂教（金幢教）关系密切，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取缔，并受到正宗佛教的排斥，所以并非什么“佛教的特殊派别”。
所谓《香花僧秘典》的名称，是罗炤所取，福建学者称之为“香花僧手册”。《秘典》所辑录的内容十分庞杂，既罗列有香花僧为死人超度亡灵时使用的仪规、器物，又有民间赌博用的花会，还抄录了一些明清之际思想家的语录，江日升《台湾外记》中的人名，以及天地会《会簿》中的人名、诗句等，还有诏安当地一些寺庙的碑刻、楹联。总之，内容有极大的随意性，彼此间又毫无联系，而且不伦不类！
先考察《秘典》的《溯源》部分。据罗炤研究，《秘典》的内容中，有三分之二出自万五道宗的手泽，三分之一是辑录别人的作品。照此说来，《溯源》当出自道宗之手。不少福建学者已对它作了深入研究，我仅在此加以引用和介绍。蒋维锬先生在《〈香花僧秘典·溯源〉正误》一文中，指出“溯源”至少有以下谬误之处：一，称“夫古来寺源承兴化清源九座寺。”但九座寺是唐咸通六年（865 年）由正觉号智广禅师创建的。而“清源”之名始于武周圣历三年（700 年），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仙游县；“兴化”一名， 则始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这就是说，在唐咸通六年智广建九座寺时， 清源县名已废弃达122年之久，且其地当时尚属泉州德化县， 而兴化这名又是在九座寺建成之后114年才出现，故“兴化”、“清源”、“九座寺 ”三者是无法牵扯在一起的。二，称：“唐懿宗咸通年间，正觉禅师号曰智广上人倡建，凡寺舍九座相连，故称九座寺。”首先，“正觉”这一谥号，乃唐九座寺僧人智广卒后，于乾符年间（875—879年）所赐，在咸通六年尚无“正觉”之称；其次，九座寺并非因“寺舍九座相连”而得名。实际上，“九座寺”只是后世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一直是“太平院”，“九座寺”这一俗名的得来，是因它附近有九座山峰，而非“寺舍九座相连”。三，称：“时倡严整威仪，肃恭斋法，钵承南祖临（原文无济字）义玄禅师”。把临济义玄禅师称为南祖，实在令人费解。因为通常人们是把禅宗六祖慧能称为南宗始祖，故可简称为南祖。慧能之后，禅宗七祖分为南岳和青原二系。那么，或许可通融称南岳怀让为南祖。但这里又明说为临济义玄。如果说是义玄的法裔们称临济为南祖，那就更说不通了，因为临济在河北真定，他是南禅五家中惟一在北方开山的一家，怎么反而成了南祖？像以上这些最基本的禅宗法统常识，几乎世人皆知，而身为禅门“高僧”的道宗和尚，为何竟糊涂至此！再说，智广也不可能是义玄的法嗣。因为，从《仙溪志》的记载可知，智广乃得法于盐官禅师，盐官即马祖道一的法嗣齐安禅师，按禅宗传承法统排行，智广实为义玄的师叔。四，称：“广传临济正宗，寺僧五百余众，有南少林之誉。”正是因为“有南少林之誉”这句话，使“秘典”成了“万五道宗说”的“珍贵史料”。所以，罗炤特引证在仙游发现的《正觉禅师本行》中的一段话，作为旁证。“迄长庆四年甲辰，师乃辞亲出家，投福州桃枝山，时年十八岁。越开成丁巳，如愿禅师为之落发，旋往蒿山受持戒法，次游鄂渚无等禅师参悟圆通。”并且断定：“《本行》中的‘旋往蒿山’应为‘旋往蒿山’，‘蒿’字为笔误。”〔16〕。蒋维锬指出：《本行》一书虽有讹误，但“蒿山”却不能妄改为“蒿山”。因为“蒿山”并非山峰，而是一位禅师，他是南泉普愿的法嗣，马祖道一的法孙，住在洛阳，宋人赞宁的《五灯会元》卷四收有他的语录。罗炤为了附会自己的观点，竟不惜把一位禅师说成一座山峰。五，称：“后开辟南山广化，四众立堂，讲经说法，普利人天。”此说纯属无稽之谈。莆田学者杨美煊先生指出：“自唐宋以来，历代史书文献记载，广化寺创建于南朝陈永定二年（558 年），为莆仙地域第一座佛寺，初名金仙院，隋开皇九年（589年）升为寺， 唐景云二年（711年）改名灵岩寺，宋太平兴国初年（976年）开始改为今名——广化寺。此事已早为世人所熟知，无需多加考证。从历史事实来看，广化寺前身金仙院，在创建了249年之后，即公元807年，九座寺的开山祖智广才出生于仙游的西流坡，他如何能在出生前二百多年前就创建该寺庙？况且，在智广在世的八十年间，广化寺皆名灵岩寺，迨及宋初改名广化寺时，智广早已去世九十年了，又怎能复活并开辟广化寺呢？另外，从唐代邑人史稿文献，及禅宗各部“灯录”典籍，从未见将广化寺冠以南山的记载。南山之别称，至早产生于赵宋开国和莆田城成为兴化军治所以后。总之，“秘典”所称智广开辟或重建广化，纯属子虚乌有之谈。本来，智广是否“开辟南山广化”，与天地会起源并无关系，但罗炤为了证实《香花僧秘典》乃研究天地会起源的“珍贵史料”，故而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对九座寺和广化寺的问题，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考证，甚至还望文生义地说什么，“莆田广化寺的名字是由‘智广化缘而来’”。智广在唐光启二年（886年）就已去世， 如何能于死后90年，又复从坟墓中出来“化缘”募建广化寺？〔16〕《秘典》这个被某些学者誉为“地地道道的宗教典籍”和出自“禅宗高僧”道宗之手的手抄本，在不到一百字的《溯源》部分，竟然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常识性讹误，其史料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来考察《秘典》的其他内容。
1995年春，我在东山、诏安等地作学术考察时，也曾拜访过《秘典》的持有者、东山的渔民周柄辉，并承当地同志惠赠了一件《秘典》的复印件，使我得以见其全貌。在《秘典》中除《溯源》外，还罗列了“香花僧”超度亡灵时的“仪规”和“法事物件”，如柳枝、凉伞、剪刀、小镜、明灯、大佛、天地神、各种衣帽、各种表帖经疏，及“净天地神白文”，“红花亭赞曲：骷髅歌”、“花会歌”等。所谓“花会”，乃是民间的赌博工具，不知为何也被列入这本“宗教典籍”。而且在列出的三十六个人名中，有的是郑成功的谋士或高级将领，如洪旭、周全斌、萧拱宸、卢若腾等；有的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傅青主、王船山、黄宗羲（黄南雷）和他们的语录。有的是万姓集团的成员，如万九泽即万礼；还有天地会《会簿》中提到的人物，如吴天成、洪太岁、方大洪、姚必达、郑君达等。最为有趣的，是把康熙朝的兵部尚书、大学士明珠也同上述人物并列其中。这份名单，可谓不伦不类，就连罗炤本人也感到其中矛盾百出，十分“费解”。他说：“十五名郑成功军人中，后来政治上有很大分野。”有的“互相之间甚至成为生死仇敌”。总的看来，这件《秘典》乃是随意抄录在一起的大杂烩，它所以被某些学者视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珍贵史料”，无非因为其中抄录了一些天地会《会簿》中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会簿》抄录了《秘典》，还是《秘典》抄录了《会簿》？这是应该首先弄清楚的。持“万五道宗说”的学者认为，天地会“《会簿》及其西鲁故事，大约是在康熙四十年至五十年间产生的”。〔17〕既然《会簿》是康熙年间之产物，而周柄辉所藏《秘典》，明明写着嘉庆二十三年所抄录，即使是僧泽安转抄僧了坚之手书，也仅仅能把抄录的时间向前推到乾隆三十四年，当然是“秘典”抄录《会簿》。不过，我并不相信该抄本真是嘉庆时之物。大量证据表明，周柄辉所藏这件“秘典”，乃是清末的辛亥革命时期之物。所以，《秘典》对于研究天地会起源，并没有多少价值。
证据之一。据道裕说，古来寺是“革命僧来东山建立”的，又说“古来寺是革清朝命的组织”。那么，来东山建立古来寺的“革命僧”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建立“古来寺”这样一个“革清朝命的组织”呢？弄清这两个问题，是揭开所谓《香花僧秘典》之迷的关键。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虽有“汤武革命”之说，但把“革命”一词广泛用于指推翻前朝的行动，理解为社会革命，则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他们把西文中的“Revolution”一词，译成“革命”，并自称“革命党”。所以，“革命僧”绝不会是指清初的僧人，更不会是修建古来寺前身九座寺的唐代僧人。况且，古来寺也不是指一座寺庙，而是指一个“革清朝命的组织。”可见，所谓“革命僧”，应当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人。他们的具体情况，不妨考察一下光绪三十三年广东饶平黄冈起义，也许会得到更好的了解。熟悉辛亥革命历史者都知道，与福建诏安相邻的广东饶平县黄冈一带，是清末天地会（三点会）十分活跃的地区。“广东潮州饶平县属黄冈，为三点会最盛之区”。〔18〕“该处距潮州府城并饶平县城各九十里，与福建诏安县连界，素有三点会匪，迭经严缉，此拿彼窜，迄未尽绝根株。”〔19〕革命党人陈芸生、余既成、陈泳波等，联络福建诏安白石乡的沈牛屎、后岭乡的沈家塔等，先后在诏安属的乌山，饶平县属的浮山、柘林等处拜会。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沈牛屎从诏安带来飘布、银纸，分给会众，并刊刻“伪示”、谕帖。四月十七日晚，三点会首领余竞成率领会众举行起义，十四日占领黄冈寨城，建立军政府，标明“大明军政府孙”〔20〕。洪门中人，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三合会来归者，如水就下。”〔21〕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与洪门中人，又分散回到各地去了。从拱清所说“革命僧来东山建立古来寺”，和道裕说“古来寺是革清朝命的组织”来判断，所谓“革命僧”很可能包括从黄冈起义失败后来到东山的革命者，他们以僧人的身份为掩护，在古来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所以被称为“革命僧”。罗炤调查中听当地群众所说诏安高陂山区的所谓“洪义军”，大概与他们有密切关系。从高陂长林寺中供有“洪义军”牌位，及所写“爱国男儿为国铲清，扫妖气于万里”来看，明显带有辛亥革命时期的时代特征。从“秘典”的内容来看，有可能出自参加过黄冈起义的革命者之手。因为他们完全具有辑录“秘录”的条件。第一，广东饶平和福建诏安、云霄、漳浦一带，既是三点会（洪门）活跃的地区，辑录者即使未参加过洪门，也会对洪门的秘籍有所了解。所以，《秘典》中辑录了不少洪门《会簿》里的内容。第二，这一带深受革命党人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曾派许雪秋、余既成、陈泳波等，在此宣传革命思想，并利用洪门力量，组织反清起义。所以，《秘典》辑录者，具有强烈的反清情绪，并熟悉革命党人当时所宣传的“扬州三日”、“嘉定三屠”，以及明清之际那些具有强烈反清思想的“遗老”、知识分子的著作和语录，乃情理中之事。第三，从《溯源》部分的诸多错误来看，辑录者对佛教历史仅一知半解，说明他是以佛教为掩护，而非真正的僧人，大概就是所谓“革命僧”。第四，辑录者粗通文墨，并熟悉当地寺庙的碑刻、文物，故在《秘典》中，搜集、抄录了当地寺庙的对联、匾额，辑录了道宗的诗、词、联，以及赌博用的花会歌等。并且在《化莲堂名称歌》中，把洪门秘籍中的人物、郑成功部将列入。不过，他的历史知识有限，所以才会在《秘典》中出现那么多令罗炤“费解”的错误。辑录者为了躲避清方的追查，表示所辑录内容系古人所为，藉以掩护自己，特意使用了许多古字，如天、地、法等，并且假托系嘉庆戊寅年僧泽安书于凤山报国寺所“抄录”。
证据之二。《秘典》中抄录了大量只有晚清或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内容。
1.《秘典》把清朝的“清”，写作“
”。天地会《会簿》中确有此种写法，不过，据我所知，那是晚清时才出现的。迄今发现的天地会《会簿》中，无论是现存最早的“姚大羔本”（嘉庆十六年清吏所搜获）、道光五年的“杨氏抄本”，或是“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均未把清写作“”。到了清末，天地会为了表示“满无头，清无主”，才把“满”写作“
”，把“清”写作“”。所以在萧一山辑录的“晚清粤人手抄”本《西鲁序》中，才出现了“”字。
2.《秘典》中出现了“同盟会”字样。众所周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才建立的革命组织，康熙或嘉庆年间的人，如何能知道后世会出现“同盟会”？
3.《秘典》中收录的许多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的语录，特别是有关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语录，在清初康熙年间尚不为人们所广泛了解。到了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被革命党人大力宣传，才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就连罗炤本人也对《秘典》中收有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人的语录，感到“费解”。众所周知，王夫之在世时，并不像后来那样著名，就连罗炤也说“王夫之名声大著，是晚清以后的事，”“在道光时期之前，几乎淹没无闻。”特别是《秘典》中还抄录了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一书《太和篇》中的一段话，更能说明“秘典”产生于何时。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著作，在他生前并未刊刻成书， 直到同治初年才由曾国藩广为搜集， 刻成《船山遗书》 280卷。康熙四十一年或嘉庆二十三年的人，是不可能见到， 如何能将其抄入在《秘典》中呢？罗炤也承认，黄宗羲的一些先进思想，如《秘典》中引用的“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才产生强烈影响的，那么，康熙或嘉庆时的抄录者，又如何对之如此重视呢？这只能解释为抄录者是晚清辛亥革命时期的人。
三、关于诏安长林寺遗址和万五道宗的遗迹
近年来持“万五道宗说”的学者，论证“万五道宗说”的另一根据，是在福建诏安找到了长林寺遗址和万五道宗的遗迹。而天地会《会簿》中又提到长林寺与达宗和尚。于是认定诏安长林寺便是天地会《会簿》中提到的长林寺；万五道宗便是《会簿》中提到的“达宗”和尚，他为了“反清复明”而创立了天地会。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大量史料来看，万五道宗和“万姓集团”并非如持“万五道宗说”所认为那样，是所谓“矢志抗清”的英雄，而是地地道道的拥清派。
众所周知，万姓集团最早乃是明末崇祯年间在福建诏安二都的一个为反抗当地豪绅地主压迫而结成的武装集团。《台湾外记》记载：顺治七年五月，“诏安九甲万礼从施郎招，率众数千来归。”于此条之下注曰：“礼即张要，漳之平和小溪人。崇祯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推要为首。时率众统踞二都，五月来降。”〔23〕万姓集团在当地靠打家劫舍为生，占据着诏安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拥有四五千人，是同明朝政府对立的武装集团，万五道宗乃是这个集团的“运筹帷幄”者。明亡后他们接受了郑成功的招安，许多人还成了郑成功的高级将领。这时，万姓集团虽然可以归入抗清阵营，但是，随着清政权对全国统一的逐步完成，万姓集团权衡明郑与清政府的力量对比后，很快便走了“叛明（郑）降清”的道路。事情的导火线，是郑成功听信了“谗言”而疏远了万姓集团。原来，万姓集团的万大即万礼在郑成功打南京时，兵败逃跑，“忙不及去甲溺死”。初以战殁上报，遂将其牌位供入昭忠祠，后来事情真相被揭露，万礼的牌位被撤，引起万姓集团的怨恨。但“万姓集团”失去郑成功信任的真正原因，乃是他们此时正在准备叛郑降清。据蔡禄部将陈华说，当时蔡禄“业已遣人投诚”，而且降清之谋“事已八九”。当郑成功闻知蔡禄、郭义暗通清将黄梧后，便令二人“带全师过台”。并密谕洪旭说，蔡、郭“若尊令则无他意，如迟延观望，急除之。”洪旭接谕即差人往铜山（今东山），“着二镇带本部，配所坐船只即往台湾。”郭义“遂整船欲东”，蔡禄与其部将陈华、罗栋相商对策，陈华便说：“（降清）事已八九，岂可半途而废。”罗栋担心“二爷（指郭义）不允”，蔡禄便令罗栋“速差人往海澄公（清将黄梧—引者。）处为要。”加紧降清步骤，并差人去请郭义。郭义来到后，蔡禄劝说：“国姓信谗，以大兄之故。又怀疑我兄弟二人，我业已遣人投诚。我去，汝能保其无恙呼？不如俱去何如？”此时郭义并不想降清，便说：“大兄虽不死于战而溺于水，实亦没于王事，非同谋叛者，与汝我何干？而至相疑至此？”正当蔡禄被郭义说得无言以对时，先期从诏安长林寺来到东山策划降清的万五道宗，便愤怒地“击榻”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则必离，今者藩来召，是疑之渐也。况台湾新辟，荒凉之地，去者多不服水土，此决不可去。若召而不往，非臣子之礼，势难两立。七弟所见甚是，宜从之。”此时，郭义仍“尚踌躇”，道宗便“复迫之曰：自古英雄弃暗投明，若当断不断，乃妇人之仁也。”〔23〕在道宗的策动下，在郑成功军中充任高级将领的蔡禄、郭义，终于降清并成为清军总兵。其后，“万姓集团”的成员，大多降清并成了高官。罗炤也承认说：“道宗主谋蔡禄与郭义降清之后，万姓十八弟兄大部分投降清朝了，现在知道的有叶冲、陈升、黄靖等人作了清军的总兵，曹英作了副将或总兵。”〔24〕大量事实表明，万五道宗和万姓集团的主要成员，根本不是什么为了“反清复明”的“抗清志士”，而是一些认为“反明降清”乃是“弃暗投明”〔25〕义举的拥清派。既如此，道宗作为一个万姓集团中“反明降清”的主谋人物，为什么还要冒着杀头危险，去建立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呢？对此，持“万五道宗说”者辩解说，万五道宗是否创立天地会，与他降清的政治立场“是两回事”，因为“同是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空间，因其背景不同，可能有不同的政治表现，这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何况人是会变的。”并且说这乃是“辩证法”。〔26〕当然，人确实是会“变”的，不仅蔡禄、郭义和万姓集团主要成员都“变”了，吴三桂、洪承畴也都“变”了。可是，这与“辩证法”又何干呢？按照这位作者的逻辑，一切叛变降敌行为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岂不荒唐！如此“辩证”地看问题，实前所未闻。按照“万五道宗说”的逻辑，天地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而万五道宗正是基于这种政治立场，才创立了天地会。怎么能说“万五道宗是否创立天地会”，与他主张降清的政治立场“是两回事”呢？持“万五道宗说”者，正是在万五道宗降清一事上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坚持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建立，创立者乃是矢志抗清的英雄；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天地会创立者”万五道宗认为反明降清乃是“弃暗投明”义举的政治立场，所以才对万姓集团降清之举，加以“辩证”地解释。
当然，天地会之所以不可能是由万五道宗所创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本身是个由下层群众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他们不可能是“决心恢复明王朝的人”，更不会仅仅为了“明朝皇帝传宗接代，继承皇位”（赫治清语）而不惜冒着杀头危险去建立天地会。持“万五道宗说”者，为了说明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认定天地会《会簿》乃出自清初康熙年间明遗民、汉族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之手。其实，只要分析一下《会簿》的内容，就不难发现并非如此。明遗民皆忠于明王朝，在南明政权覆亡前，皆奉南明正朔。南明覆亡后，则只用干支纪年，而《会簿》却无一例外地用清朝正朔！并且称清政权为“大清”，根本不像明遗民或“坚决反清复明”者的口气。再者，从《会簿》的文字水平、历史知识来看，绝非出自康熙年间那些学问高超的明朝遗老、士大夫之手，而是下层群众中粗通文墨者的作品。正是根据《会簿》的这一特点，及官书档案中天地会的结会情况及其活动，“乾隆说”才认为，天地会并非清初满汉斗争的产物，而是乾隆前半期闽粤一带社会矛盾的产物。天地会创立的真正宗旨乃是“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主张“万五道宗说”及其支持者们，用天地会创立后不久便发生了卢茂起义和李少敏起义，来反驳乾隆说关于天地会创立宗旨是为了互助和抗暴的说法，说这两次起义乃是对乾隆说的“一记重拳”，并以这两次起义当时未被发现是天地会，便证明康熙年间“确实存在没有暴露天地会名目的天地会”。〔27〕并说乾隆说关于天地会创立宗旨的说法是“行而上学”。我不知他们是如何理解“抗暴”一词的。所谓“抗暴”无非是指反抗暴政，难道认为卢茂、李少敏的行为是“自卫抗暴”，即反抗清统治的暴政，就是“形而上学”。只有认为卢茂、李少敏等皆是“决心恢复朱明王朝统治的人”，称这两次起义仅是为了“明朝皇帝传宗接代、继承皇位”才算“辩证法”吗？
至于这两次起义当时未暴露天地会的名称，也并不能证明康熙年间一定存在天地会的活动。清代秘密会党也同其他事物一样，经历过一个产生和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秘密会党作为一种下层群众的社会组织，最初大多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结成，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故其初期的活动不易暴露。但是，随着人数增加，组织扩大，拥有一定的实力后，其活动往往会被首领引导到反传统、反社会方面去，使之成为与正统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社会组织。既要与正统社会相对抗，就不可能长期不暴露。天地会创立初期，提喜主使卢茂、李少敏的造反活动，尽管当时尚未暴露天地会的名称，但事隔不久，在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天地会的组织和名称便都在清吏的追查下暴露了。一般说来，任何秘密组织都不可能刚一产生，便会被统治者发现，那样就不可能存在了。但是，也不可能成立后始终没有活动，那样其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既然存在又有反传统、反社会的活动，也就不可能长期不被发现。如果按照“万五道宗说”，天地会于康熙十三年创立后，其间虽经历过朱一贵起义、马朝柱、蔡荣祖等多次“天地会起义”，却始终未暴露。直到一百多年之后，林爽文起义时才被发现，这就实在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其次，从天地会《会簿》和档案史料来看，天地会创始人并非万五道宗。
天地会《会簿》作为传会的工具，经过会众们的不断传抄，其内容虽大同小异，但在人名、地名、时间等方面，各种抄本皆多有歧异。提到长林寺达宗的，主要是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的《西鲁序》，其中提到：少林寺僧在帮助清廷打败西鲁后，遭奸臣陷害，劫余五僧与“小主朱洪竹”、军师陈近南等于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歃血结盟后，一同兴兵，与清军交战时死去，葬地墓碑上有“受职长林寺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和尚塔”（每字皆有三点水）。这便是“万五道宗说”认为达宗便是万五道宗的主要根据。
那么，《会簿》中提到的“达宗”是否就是“诏安高陂长林寺”的万五道宗呢？在萧一山辑录的《西鲁序》中，称达宗是浙江省太昌府扶婆县人，在家他称一号，因“打死人命”，而“中年出家”，出家后“法名和满”，与万五道宗的经历并不相同；在《西鲁叙事》中，则称达宗是广东省惠州府石城县太平寨白鹤林岳神庙僧人，也非诏安长林寺僧；只有《贵县修志局本》称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是云霄“长林寺僧”，但该文件又称他是“高溪寺万大哥”。故据此也难以确定“达宗”就是“万五道宗”。况且，这些《会簿》大多为晚清时的抄本。《西鲁序》与《西鲁叙事》，乃是“晚清粤人手抄”；〔28〕贵县修志局本则是太平天国时期，陈开占据贵县时所遗留。〔29〕在较早的抄本中，皆称达宗万云龙乃万提喜。如姚大羔本中，称天地会的首倡者为“师尊万提起”，他“法号士曰云龙”。广西田林县发现的道光五年杨氏抄本，称天地会首倡者是“高溪庙内的一位长老”，他“姓万名提喜，道号云龙。”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所藏《会簿》中还有一幅万云龙的画像，注明“万大哥名持喜，法号云龙禅师。”另一图像注明“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而非“福建诏安高陂”。这件图像本来是放在抄本《西鲁序》的卷首，萧一山在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时，因把图像全放在一起了，从而大大降低了它的史料价值。前述《会簿》抄本中的“万提起”、“持喜”、“提起”，都是万提喜之误，对此，连赫治清也不反对，因为在《会簿》的杨氏抄本中，已明确写着天地会首倡者“姓万名提喜”。但是，赫治清在《天地会起源研究》中却又断言，“《会簿》传世抄本多达一二十种，除戴、秦二位列举的三种抄本（指姚大羔本、大英博物院藏本及广西田林县本）外，没有一种抄本把高溪庙结盟创会的万云龙大哥记作万提喜、提喜、万提起、持喜。”〔30〕可是，赫治清先生既然看过了多达一二十种天地会《会簿》的传世抄本，为什么却要讳言《会簿》抄本《锦囊传》中“始祖红面红须目腔，姓万名提起，法号云龙，系福建省云霄高溪庵和尚”这段记载呢？他还断定：“所有会簿抄本”皆“无万提喜本事”。〔31〕他大概又忘记了他在论证西鲁故事乃康熙年间之物时曾经使用过的一条档案史料。在嘉庆二十年刘奎养结会案中，刘在供词中曾提到结会时有一件《会簿》，内容系讲“康熙年间洪二和尚万提喜旧事。”并称“书内首叙梦兆，并叙万提喜得梦缘由。”〔32〕该《会簿》虽然把洪二和尚万提喜说成是“康熙年间”的人，但内容讲的却是“洪二和尚万提喜”的“旧事”。可见，嘉庆年间在有的会簿中，还保留着有关“洪二和尚万提喜”的内容。不仅《会簿》中存在关于天地会首倡者是“洪二和尚万提喜”的记载，而且在档案中也有大量尊万提喜为首倡者的记载。在嘉庆十六年陈纪传所立《花帖》中，提到天地会创始人是“少林寺修身和尚，字提喜，佛名万和尚”。〔33〕《花帖》是一种传会凭据，持有《花帖》者，才可以传徒，与《会簿》有同样功能。在吴潮文等所立《花帖》中，帖尾写有“洪英年立字样”，并说明“洪英”乃“取洪二和尚英雄之意”。〔34〕在清档中，还有大量会众供词提到，结合时要供“洪二和尚万提喜”的牌位。仅在福建、江西两省，就有以下结会案，提到结会时供奉“洪二和尚万提喜牌位”。福建省：嘉庆十四年汀州钟家旭案及谢佩成案，嘉庆十七年朱士达案；江西省：嘉庆十一年卢盛海案，嘉庆十四年寥善庆案及杨金郎案，嘉庆十七年廖月狮案及李魁升案、卢三案，嘉庆十九年钟锦龙案，嘉庆二十四年朱浪四案，道光元年黄凤山案，道光三年赖赞章案，道光五年唐兴通案，道光九年吴潮文案，道光十年蓝世兴案，道光十一年范恩仔案，道光十二年王传告案。〔35〕有的称洪二和尚万提喜为“洪祖师”。〔36〕在嘉庆十一年周达滨结会时，还因“此会本系洪二和起立，洪字偏旁三点，即改名三点会。”〔37〕并且在《传会花帖》上，把“万提喜大哥”同“天地神明”、“日月星光”、“玉皇大帝”、“观音佛母”、“玄天上帝”、“五显大帝”等神祗并列，〔38〕可见“万提喜大哥”在天地会内地位之崇高。绝非持“万五道宗说”者断言那样，万提喜仅仅是万五道宗在天地会内的“第五代传人”，和仅仅为天地会“开创了新局面”。中国的秘密会党十分讲究师承关系，“欺师灭祖”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如果万提喜仅仅是天地会始祖万五道宗的“第五代传人”〔39〕，他竟敢取万五道宗“祖师”的地位而代之，干出这种“欺师灭祖”的事，会内之人还会把他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吗？所谓提喜是道宗“第五代传人”之说，据称系罗炤得自己故云霄的道妙法师。可是，道妙只是说达宗（道宗？）在云霄“传过功夫，建过庙”。天地会既非武术团体，也非佛教组织，道宗在云霄传功夫、建庙，与天地会又有何关系呢？怎么能证明道宗就是天地会创始人呢？况且，即使提喜确实是道宗所传禅宗“长林派”的“第五代传人”，道宗传给提喜的只是佛教禅宗佛法而不是天地会，也证明不了道宗是天地会创始者。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孔子有一位弟子种菜为生，就推及孔子是菜农的始祖，儒家是个菜农组织一样。秘密会党向来重视尊师敬祖，不会把一个即使是有贡献的“传会者”作为始祖加以供奉，更不会让他取代真正的始祖。在那么多的结会案例中，有大量尊万提喜为始祖，并供“洪二和尚万提喜牌位”者，却从未见到一起结会案有尊万五道宗为始祖并供“万五道宗”牌位者，问题还不清楚吗？
持“万五道宗说”认为天地会《会簿》中的达宗就是万五道宗的另一根据是，《会簿》中提到达宗等人是在“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结盟，而这一天恰好是佛教的盂兰盆会即中元节，俗称鬼节，人们要在这一天为死者超度亡灵。于是推测说：从河南逃回福建的蔡禄余部，与万五道宗在这一天为蔡禄超度亡灵，万五道宗趁群情激忿之机，创立了天地会，而《会簿》中有关少林寺僧帮清廷打西鲁的传说，便指此事。
这种论证，至少有两点疑问：首先，蔡禄与其子侄、亲信被捕杀后，余部中是否有人从河南逃回福建？史料中并无此记载。其次，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的结论，是根据《会簿》中提到万云龙等于“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结盟”一事得出的。但是，《会簿》提到的“甲寅年”，究竟是康熙甲寅，还是雍正甲寅年，各种抄本尚互相歧异。从西鲁传说的情节来看，当以雍正甲寅为可信。因为有关西鲁传说的各种抄本，虽然详略、繁简不同，但先有西鲁入侵，再有众僧勤王打败西鲁，然后是少林被焚，最后是众僧兴会，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在持万五道宗说者引以为据的《贵县修志局本》中，虽然开头部分写着“大清康熙年间，甲寅年，三月二十五日，洪家结盟之期”一语，但尚不能据此确定天地会结会时间是在康熙甲寅年。因为从语气来看，在“大清康熙年间”与“甲寅年”之间，似有遗漏的内容，不然不会在“大清康熙年间”之后，紧接着又说“甲寅年”。遗漏的内容，应该是有关西鲁入侵一事。据此可以判断，在“大清康熙年间”之后，是西鲁入侵，然后是少林寺僧打败西鲁，接着是少林被焚，最后才是雍正“甲寅年三月二十五日洪家结盟之期。”如果说上述说法尚属推测，那么我们从该抄本的诗句中也可找到根据。该抄本提到“康熙流传到现今，洪家事情古井深”。〔40〕诗句中“康熙”与“现今”显然是指两个不同的朝代，“现今”当指康熙之后的雍正朝。另外，在另一抄本中，还有一首题为《雍正六年》的诗，也说明《会簿》中众僧结盟并非在康熙年间。此外，在荷兰人施列格所见《会簿》及大英博物院所藏抄本《西鲁序事》与《西鲁叙》中，皆把西鲁入侵写作“康熙甲午年（五十三年）”，众僧结盟写作“雍正甲寅年”。可见，用《会簿》中有关天地会结盟在“甲寅年”来论证天地会由万五道宗创立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万五道宗”说认定天地会创立于“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说，也存在问题。他们提出的论点是，农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天乃是佛教的盂兰盆会即中元节，人们在这一天要为死者超度亡灵。故从河南逃回的蔡录余部，便与万五道宗趁为蔡禄等超度亡灵之机，创立了天地会。可是，如果按照罗炤、赫治清的说法，万五道宗是借着为蔡禄等超度亡灵来结拜天地会的，那么天地会创立的时间就应该是在“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这一天，而不应选在十天之后的七月二十五日。可见，用道宗为蔡禄超度亡灵来解释天地会创立于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也是讲不通的。
中国近代三大秘密会党（洪门、青帮和哥老会）的历史，在不同程度上都被蒙上过一层迷雾，把本来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涂抹上种种政治色彩，并说成是上层社会的组织，从而为研究者造成很大困难。究其原因，无非受到秘密会党内外两方面影响所致。从秘密会党内部来看，随着组织的壮大，实力的增强，特别是一些下层知识分子的加入，为了表明该组织源远流长，抬高其社会地位，便人为地改造历史，神化其祖师。 如青帮是由漕运水手行帮演变而成， “是清咸丰三年（1853）以后运河漕帮解散以后的产物。”〔41〕但青帮秘籍中，却把青帮的源流追溯到佛教禅宗初祖达摩。这样做的目的，无非“为了改变自己给人们的外部形象同时给本帮门增加一点神圣的光环罢了。其实这套伎俩，特别是神化祖师的做法，在罗教另一分支江南斋教，以及八卦教、天地会和后起的一贯道等组织都是如此。”〔42〕为了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青帮还把曾任明代礼部尚书的金纯奉为祖师。〔43〕虽然“几乎所有的青帮秘籍的传说都是在道光年间以后形成的。”〔44〕但帮会中人却把青帮的历史向前推到明代。关于哥老会的源流，在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也与帮会中人篡改历史有关。他们根据会内流传的传说《海底》，称哥老会是由郑成功在台湾金台山创立的。〔45〕经过学者的研究，如今大多认为哥老会是由啯噜演变而来，大约在嘉道或更晚才形成。〔46〕并非创自郑成功，创立宗旨也不是“反清复明”，尽管哥老会秘籍中也充满“反清复明”一类口号。造成三大秘密会党起源问题研究困难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受到近百年来我国政治斗争的影响，这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尤为明显。所以，要解决天地会起源问题，必须按照历史研究的规律，从大量经过鉴别的史料中引出结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会内秘籍、官书、档案及实地考察的史料，必须加以分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而不是仅仅根据尚未经过鉴别的记载或口碑，选择其中符合某种结论的例子，进行“影射推求”。唯此，才能有助于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解决和学术的发展。
注释：
〔1〕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第106—110页。
〔2〕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载《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卷一。
〔3〕蒋君章：《认识台湾历史》第6节《反清复明运动转为地下组织》，载台湾《后备军人》，第158期。
〔4〕翁同文：《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创立天地会》， 载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史学论集》，台湾省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
〔5〕〔7〕罗炤：《天地会的两个源头》，载《清史论丛》1993年号。
〔6〕〔8〕〔10〕〔12〕〔13〕〔14〕〔24〕：罗炤：《天地会探源》，第（65）、（89）、（92）、（44）、（78）、（46）、（90），载《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
〔9〕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载《清史论丛》，1993年。
〔15〕蒋维锬：《“香花僧秘典·溯源”正误》，载《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5年4期。
〔16〕杨美煊：《也谈九座寺与广化寺》，载《湄洲日报》，1996年2月1日。
〔11〕〔26〕〔30〕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第132—133页；第273页；255页。
〔17〕〔39〕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 载《清史论从》， 1993年。
〔1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实录”；“周馥之奏折”。
〔19〕〔20〕《军录》两广总督周馥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2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编，《许雪秋传》。
〔22〕〔23〕〔25〕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93页， 第161—16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27〕何龄修：《天地会起源研究·序》。
〔28〕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序。
〔29〕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贵县修志局本·跋》。
〔32〕〔33〕〔34〕《天地会》（六），第204—208页；第340 页；第397页。
〔35〕《天地会》（六），第171、174、178、301、314、319 、 329、336、345、350、366、373、384、389、400、410、412页。
〔36〕〔37〕〔38〕《天地会》（六），第178页；第301 页； 第304页。
〔40〕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1、18页。
〔41〕〔42〕〔44〕马西沙、 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 第278页、323页、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
〔43〕陈国屏：《清门考源》，第38—60页，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00年。
〔45〕刘师亮：《汉留全史·汉留之缘起》。
〔46〕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载《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何一民：《哥老会的起源及特点》，载《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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