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软肋——略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肋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文献论文,脆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是一切历史研究的根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相关文献① 占有、把握、理解的程度，往往直接决定着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的学术质量。文献的匮乏和讹误，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或者竟至可以说，文献问题是文学生成研究中脆弱的软肋。早在“五四”之后，一些学者在实践中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文献对研究的决定性作用。梁启超断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② 朱自清把那些忙于建构系统、体系的著作称作架子书，说“这些架子书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③“晃晃荡荡”，说的就是文献的不实在，不踏实。20世纪4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有愈来愈突出之势。其存在的问题约有如下数端：
第一，粗枝大叶，史实讹误。史实有误，研究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研究的学术价值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师陀(芦焚)是30年代出现的一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1936年5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37年5月，《谷》获《大公报》文艺奖金。1937年1月，师陀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四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而一部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评论师陀小说艺术风格的发展历程时却作了这样的叙述：“芦焚(师陀)的创作倾向，也与这些作家相近。他的《里门拾记》反映了故乡河南的生活：‘绅士和老爷’的横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受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作者善于描摹世态，刻画风习，而时复带着揶揄的口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后出的《谷》、《落日光》、《野鸟集》等作品里有更显著的发展。其中的《谷》，以其‘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④ 就这样，研究者颠倒作品出版时序，把师陀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误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加以评论，而把第一部短篇小说说成是师陀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创作上“更显著的发展”。史实的错误使这样的分析完全丧失了学术价值。
一部解放区文学史也犯了类似的错误。该书这样介绍小说《晴天》的作者：“学者王力(1900—1986)著有小说《晴天》，写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为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进行了艰苦的工作，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赢来了太平庄的晴天，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⑤ 这段介绍包括着明显的错误：首先，解放区小说《晴天》的作者不是学者：其次，解放区小说《晴天》作者王力，江苏淮安人，生于1921年而不是1900年。显然，这部解放区文学史把学者王力当成了《晴天》的作者王力。学者王力，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教授，他从来没有在解放区生活的经历，更没有创作过《晴天》。文献的差错不仅使《晴天》的研究失却了根据，也造成了整部解放区文学史可信度的降低。
第二，不重视阅读原始文献，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在何其芳抒情诗研究中，一位现代文学史家就因为过分依赖第二手资料而使自己的研究陷入了困境。1942年4月3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什么东西能够永存》、《多少次呵离开了我日常生活》的《诗三首》。何其芳追求革命的赤诚，在新时代与旧生活的告别，在诗中有着生动的反映。诗作发表后，延安文艺界展开过热烈的争论，诗作受到了一些人苛刻的批评。在香港，《诗三首》也受到了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误解。在《中国新文学史》⑥ 中，司马长风把何其芳表现自己心灵变化历程的《诗三首》，说成是“有胆写讽刺诗”来讽刺现实的判断，固然是一种误读(因为何诗中并不存在任何讽刺的情愫)；更成问题的是，他对原诗所作的不能允许的摘引。以下是该书所引何其芳的诗句：
年青的同志们：我们一齐走到野外去吧，
走到遥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
把我自己投在草地上，
我像回到了我最宽大、最会抚慰人的母亲的怀抱里，
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让我在她怀抱里痛哭一场。
一直到完全洗净了我心里的一切繁琐、重压和苦闷。
而完全忘记了世界是一个地狱，
而所有的人都是无罪的囚徒。
司马长风摘录的第一行诗，是何其芳《诗三首》中的第一首《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中的倒数第三行。第二行起的四行，则来自第三首《多少次呵离开了我日常生活》的第四行至第七行。中间隔了三行之后，又引出一行“一直到完全洗净了心里的一切繁琐、重压和苦闷”(“苦闷”在原诗中是“苦恼”)。又隔行，才是所引用的最后两行。像这样把何诗的第一首和第三首中的个别诗句随意拼接的研究，当然和何其芳诗作的原意相去十万八千里。何诗“无罪的囚徒”一句之后，原是逗号而非句号。一个标点的改动，几乎使诗完全变了味。因为在“无罪的囚徒”一句后面，何其芳接着强调：但很快地我又记起了我那现实的生活，那发着喧嚣的声音和忙碌的生活，我是那样爱它，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它。我愿意去负担，我愿意去忍受，我愿意去奋斗。我不能接受个人的和平和幸福的诱惑和拥抱！在这些诗句里，一个严于律己，心地纯洁，情感高尚的诗人跃然纸上。这才是何其芳抒情诗的真谛和诗的艺术感染力之所在。司马长风的上述研究只能对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造成司马氏判断失误的原因是值得思索的。仔细考察，上述对何诗的拼接，并非出自司马氏之手，而是他使用第二手资料所造成的。司马长风并没有见到过《诗三首》，他使用的材料来自台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的《中共史论》第4册第408页至409页。在20世纪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中，党派集团利益至上的基本格局，直接制约着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平等和公正。党派偏见使《中共史论》编者不顾事实，将他们视为敌对方的作品任意拼接编造，对何诗作了非学术化的歪曲，不但欺骗了一般读者，也蒙住了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眼睛。
没有史实的空论，无法为文学史著提供充分的学术营养，它不过是没有生命之根的假花。轻信第二手资料造成论述失误的现象绝非个别现象。这些失误警示人们：阅读第二手资料不加核对，就很容易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不能自拔，进而丧失学术个性，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第三，混淆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规则受到了漠视。由于学术分歧受学术以外意识形态分歧所左右，一些研究成绩斐然的文学大家，有时也不能以事实为根据客观评价文学的是非功过。他们以语言霸权心态从事的研究，结论当然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郭沫若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某些批判文章，写得就火气很盛，对论战对方充满剑拔弩张的敌意，而无学术论争心平气和的真诚。这些文章由于史料的疲软而失去了亲和力。在声色俱厉地批判所谓“蓝色文艺”(指特务文艺)的代表人物朱光潜时，郭沫若竟说：“抱歉得很，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文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学杂志》来，我因此得以拜读了他的一篇《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二卷二期)”⑦。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对于朱光潜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不屑一顾，十天以前连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批判朱光潜才读了他的一篇文章，却可以写出长篇大论的批判文章，这样的学术态度，批评风格，在平常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以郭沫若在文坛所处的地位，他的这种对学术的政治裁决，不仅在当时不能说服被批判者和读者，甚至还会在被批判者乃至整个学术研究者的心理上留下长长的阴影。
在对抗战文艺进行总体评价时，茅盾的研究有时同样表现出一种不顾事实的武断。抗战胜利后不久，在总结八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经验时，茅盾说：“我们即使说过去八年的文艺工作主要毛病是右倾，大概也不算过分吧？”⑧ 其实，茅盾当时所下的这一断语是很值得商榷的。姑且不论在文学批评范围内用左倾、右倾这一类的政治概念来替代对文学自身的审美分析显得理论上的苍白；即以事实而论，这一结论也和抗战文艺运动发展的实际相去甚远。阅读这一时期的批评论文，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当时批评的严厉，以及在二元对立意识下作家们特有的警惕目光。在抗战初期众口一词强调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时，文艺批评家几乎都以势不两立的态度来批判“艺术至上主义者”。把这些所谓的“艺术至上主义者”，视为“汉奸的一种”，判作“非国民的态度”，宣布为“丧心病狂的人”⑨。随后，对于文艺上被视为异端思想的批评，更日见严厉。批评家竟至指名道姓，攻击一些作家的作品“是非常有毒的足以消灭千千万万的革命者的斗志的瓦斯弹”，是在汪精卫思想影响下，作家“潜伏着的劣根性的发作，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倡为异说，以动摇抗战”，斥责这些作家“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言论的“结论所含的毒素，却比白璧德的徒子徒孙梁实秋直白的要求，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⑩ 对当时存在的这些脱离实际的所谓批判，茅盾非但没有抵制，制止，反而把抗战文艺说成是“右倾”。很显然，这一批评同样犯了不尊重事实的历史性错误。抗战文艺“右倾论”至今仍是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亟待清理的积案之一。
以政治裁判代替学术讨论的现象，一段时间内在解放区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对王实味的批判，显然有着解放区内外特别复杂的因素。单从文献的角度看，这场批判运动事实上一开始就脱离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为什么批判王实味呢？批判会的主持者公然宣称：“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揭发了的许多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托洛斯基分子”(11)。未经核实，人们在座谈会上即席发言“揭发”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一个人是“托洛斯基分子”从而置人于死地的运作方式，这种非学术的学术批判，当时不仅制造了王实味冤案，而且195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中发生的诸多事件，也都和这一思维习惯和运作方式有关。权力盖过了真理。政治运动式的“学术研究”没有对文献、对史实的尊重和敬畏，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值得提出的是，就学术的角度来说，王实味事件的文献问题至今并没有真正澄清。如有的论者认为，从批判王实味开始，“康生就插了一手”，“随着对王实味问题的揭发，批判逐步升级，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他的问题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延安文抗理事会接受了群众要求开除王实味会籍的动议后，“毛泽东也接受了王实味是托派分子的说法”。(12) 论者提出的毛泽东被动地“接受”“王实味是托派分子的说法”的结论，似仍需要充分的史实作依据。事情也许远为复杂。看来，彻底廓清王实味问题，可能还要进一步从发掘和辨析文献入手。
不阅读原著妄下断语，当然不仅仅是20世纪40年代意识形态冲突空前尖锐时期的伴生物。早在20年代，这种虚浮学风事实上已经在学界有所抬头。比如，1926年陈西滢就宣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了日本盐谷温教授著《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对此，鲁迅后来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反驳说：“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13)
学术研究不以文献为前提，有形无形地受意识形态主流声音的询唤，甚至直接演绎政治观念，不仅使研究的知识密度不足，写不出客观的、完备的、因而具有稳定性的学术著作，而且还会造成文献原有意义的瓦解。
第四，在编辑、出版作家著作的过程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任意删改原作现象。20世纪中叶以后，出于多种原因，文学史料和作家作品的出版，一直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修改原作现象。如有的学者提出的“绿皮书工程”(14)，又如一位青年学者在现代长篇小说考察中列举的具体实例(15) 等，都对这一现象进行过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在当前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竞相出版之时，任意修改、删改原作的现象更日显突出。
《老舍全集》19卷本(16) 出版后，老舍研究者张桂兴出版了52万余字的《〈老舍全集〉补正》”(17)。该书对《老舍全集》“指正数千处错误，补充十几万字文稿”(18)。根据《〈老舍全集〉补正》提供的资料考察，人们看到，1999年版《老舍全集》除政治性的改动较多外，许多改动还多涉作家的思想变化，添加了作家深刻反省、自觉改造的内容，遮蔽了作家在特定语境下的时政性言论(今天看起来特别刺眼的言论)。如1950年8月20日刊于《人民日报》的《老舍选集·自序》说，“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到了19卷本《老舍全集》，作者这句客观的自评，则变成了一大段痛苦的自责：“最糟的，是我，因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我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当时的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老舍1957年9月22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白石夫子千古》，悼念齐白石先生。在《老舍全集》中，文章把有关反右派的内容一律删去了。如删去：“夫子病逝的时候，正值北京国画界进行着反右派斗争。国画界的右派分子的首要罪行，即在打击新生力量，打击新的创造，以便他们抱残守缺，而自居优良传统的继承人与保卫者，称霸画界，垄断市场。他们既破坏了团结，又阻碍了绘画的向前发展。他们与白石夫子所走的显然不是同一道路。他们的小集团，恶毒地攻击集团以外的一切画家。这又与白石夫子完全不同。”紧接上文又删去：(我切盼国画界)“能够深入再深入地继续反右派斗争，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这些涉及老舍不同时期思想状态的内容，当然是不宜作轻易改动的。退一步说，如果一定要作适当的改动，也必须向读者作如实的说明。而《老舍全集》的编辑者却告诉人们：“这次编辑《全集》，我们的一条总的原则就是要保持老舍创作原貌，现存老舍作品全部收入，没有撤去任何一篇。收入的作品除改正个别原版误植之处，不加任何删节改动。”(19)“不加任何删节改动”的承诺显然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它不但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客观上也给老舍研究设下了陷阱。
《老舍全集》当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比如《郭沫若全集》(20) 就同样存在着文献问题。有的研究者指出：“历时十余年才完成的浩大工程《郭沫若全集》，细细翻检，其实并不齐全。其中不仅缺了译著、日记、书信等重要内容，而且在一些重要事由上，还对郭沫若文献、史料作了相当的‘净化’”(21)。这位研究者还详细地列举了全集随着政治形势变化删砍、“净化”郭沫若著作的具体事例(22)，呼吁为中国现代文化界、学术界留下郭沫若的“一份完整的真实的历史资料”。
全集之外，近年出版的一些作家单行本，在版本的选择上也失误较多，此处不赘。
任何作品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作家当时对生活理解的艺术表达。在动荡变化的时代，作家或者家属几十年以后对作品内容、语言、人物等作较大的修改，即使出于最良好的愿望，也有可能对作品原有的美学思想进行着修正。修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无所不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潜在或明显的影响。考察具体作品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初版本作者着意于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本身似乎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距离感，文字更见光泽，有隐蔽在字里行间的活力；而修改本则往往增加了贴近现实的功利性表述。即以语言而论，出于对流行的大众化风格的追求，向往于使自己的作品明白如话，大众一看即懂，修改后的语言在通俗化的同时，也就丢失了特有情境下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感情冲击力，作品的思想力量也随之被弱化、稀释。鲁迅在谈到古人乱改前人著作的后果时说，“假如用作历史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很不浅。”他还说：“我也被这书瞒过了许多年，现在觉察了，所以要趁这机会揭发他。”(23) 到了晚年，鲁迅更明确指出，妄行校改是古书的灾难。他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24) 现代学者杨义对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绿皮书”的得失更有切中的剖析。他说，“当这批作家的文学思维趋于炉火纯青，驾驭笔墨得心应手，已经而且还能够进一步写出精品杰作，因而需要更广阔的文学创作空间的时候，却以一种把文学过于等同于政治的观点，使他们在修改旧作中装扮自己、割去尾巴或掉入幼稚观念的反刍，进而在写作题材和创作方法上改弦易张。这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在炉火纯青后另起炉灶，得心应手之后另学手艺，其间所造成的作家创作生命史上和文学发展史上的遗憾，是值得后人深刻反省的。”(25) 初版本和修改本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如果不从文献上加以辨正，研究就只能在云遮雾障的误区中迂回，只有重视文献，增加原生态叙述的真实性、可靠性，文献的价值实现才会成为可能。
文献史料的匮乏是国内和海外华语文学研究者带有共同性。一位海外学者在谈到1990年春哈佛大学举办的讨论80年代中国文学和五四传统为重点内容的学术会议时指出：“遗憾的是，海外学者目前虽有许多方式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也接触不少大陆、台湾作家，但谈到研究时，就如同刘绍铭教授所述，仍脱不了‘观光主义’的心态”。他认为，杜迈可(Michael Duke)的研究“虽有参考的价值，但因为史料考证方面存有不少漏洞，曾引起很多的批评”(26)。看来，解决史料考证方面的“漏洞”，是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共同承担。
论者把文献问题比作现代文学研究中脆弱的软肋，当然不仅仅是指文献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具体差错。更重要的还在于开掘文献背后的精神，打开文献潜在的历史内容，它所直接生发的新的意义，它给研究者提供的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韦勒克批评说，文献工作者“他们往往过分集中于材料的搜集和梳理，而忽略从材料中可能获得的最终含义”(27)。
这里所说的“最终含义”，指的应该是从文献、史料的考订和材料的编排出发，进而走向文献的深处，做到回到原初与充分发挥研究者主体性的统一。张桂兴《〈老舍全集〉补正》直言不讳地指正《老舍全集》难以弥补的“数千处错误”，自有其贡献，但研究却不能就此止步。如李书磊所说，《〈老舍全集〉补正》是“非常有趣味的一部奇书”，“给我们研究思想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有效的、有益的资料”。正是这些资料，使李书磊从老舍文章在不同年代不同的改动，觉察到了当时思想变化的蛛丝马迹。李书磊看到，作家解放初期歌颂的方式和语言是个性化的，到了思想改造以后，整个歌颂语言变得规范化了，知识分子从1950年代初对新中国政治上的认同，开始要求思想上情感上的一致，“就树立形象的政治需要而言，个性化的歌颂虽然有感染力却也有危险性，因为它有时候会偏离歌颂对象的自我设计，带来失控。但规范化的歌颂说实话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剔除了许多芜杂的东西，排除了很多危险性；但同时它也让偶像本身变得很脆弱了，对外来冲击没有抵抗力也使偶像变得很单调，丧失了丰富性与感染力。神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自我弱化的过程。”(28) 显然，李书磊从张桂兴提供的文献出发，又超越文献所作的精到解读，使史料开始升华为发人深省的沉思。
从文献(史料)出发，然后跨越文献直抵研究佳境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王丽丽的《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就是近年胡风研究的一个突破性成果。温儒敏说：“胡风一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因为与政治纠缠，长时期以来将错就错，罩上一层神秘的迷雾。这些年一些有关的材料逐步披露，证明是‘查无实据’的冤案，却未能解析为何‘事出有因’，谜团仍未能完全打破。”温儒敏认为，这部著作的贡献，“主要不是什么惊人的新材料，而是作者对胡风事件如何‘事出有因’的周到的阐释。”(29) 在这里，阐释构成了提高学术品质的核心。
人们长期认为，解放区文学是工农兵文学创作的一统天下，工农兵文学以新的语言和形式表现人们精神风貌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但同时，解放区作品也给读者以单一化、乃至贫困化的印象。解放区另类作品的整理、发掘，以及在此基础上诸如对思想上具有独异色彩作品的梳理，对解放区新出现的描写城市生活作品的阐释，对表现工农兵生活以外特殊题材作品美学价值的解读，从而使人们看到另类作品的个性与活力，开拓了工农兵文学新的表现领域。解放区另类作品的整理、研究，显然已经摆脱了纯文献、纯史料的表层意义的抒写，不仅仅是历史的实证分析，通过理性思辨文献开始改变着历史的叙述，展露出潜在的文化意义(30)。王德威说过，“‘文学史’的目标不仅是对文学史料作实证叙述，而是正视文学虚构的本命，以及由此所折射的历史光影。”(31) 这“折射的历史光影”就是文献生发学术最有趣的说明。但是，总体而论，文献生发学术的研究目前进展仍不够理想。这是在解决文献问题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侧面。
造成20世纪现代文学研究文献薄弱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困扰，也有主观唯心史观膨胀所引发的弊端，还有文献管理体制的落后以及传统文献整理、研究方法和手段无法适应现代文化变革的需求，等等。各种因素纵横交错，彼此勾连，形成了现代文学文献建设长期滞后的局面。
文献的匮乏和战乱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20世纪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巨大的民族浩劫，文献史料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
如果说战乱是造成20世纪上半叶文献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下半叶出现的诸多文献失误则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褊狭有关。革命的胜利造成了一些人的错觉，甚至以为在学术上也可以心想事成、随心所欲，什么事不凭材料而靠主观想象就可以做得到；加上运动不断，一场一场的运动使研究者处于一种像沈从文所说的“避灾免祸”(32) 的精神状态。“避灾免祸”的心态助长了不尊重史料的媚俗趋时倾向的发展。一场“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场大摧残。还要看到二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大潮到来对文学研究的冲击。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暴发户心理反映在研究上就是浮躁、急功近利风气的膨胀。出版物越来越多，但水分也越来越大。如果说主观主义盛行、搞运动使研究者处于“避灾免祸”的状态，被迫启动其生命自我保护机制，不在乎史料，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那么由于经济收入上的反差，使一些人很难认真地坐冷板凳甘心再寂寞地去做文献、史料搜集、研究这类无利可图的工作了。
文献档案管理制度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同样是现代文学文献匮乏的原因之一。一份普通的文献，一旦被列入保密范围，就解密无日，其保密时间之长，常常以三十年、五十年为计，从而使一些文献在研究者视野之内消失。文献档案部门或借口保密把借阅者拒之门外，或缺乏服务意识，甚至在潜意识里把文献据为部门所有，奇货可居，唯恐研究者窃了他们的看家宝贝，抢了他们的饭碗。文献本为研究之公器，却变相地为单位或私人所占有攫取，迫使研究者为了查寻材料，不得不奔波于旅途，往往被搞得身心疲惫，却收效甚微。档案管理制度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文献问题的解决就永无时日。
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带来了文献工作的复杂性。这也是造成文献问题日益突出的因素之一。由于传播方式的变化，在现代，“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展开的”(33) 期刊成了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这就使作品、史料的校勘和传统的校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从事校勘的学者，多熟读经史，校理群书，无不精密。但他们的校勘，多限于考订文字，订伪补脱。新的时代对校勘的要求已经不完全是从文字到文字，从书本到书本，校勘开始和社会调查、访问知情者等多项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并运用新的校勘手段，扩展着自己的活动空间。以《师陀全集》校勘为例，在“以期刊为中心”的研究现实面前，就出现了较传统校勘远为复杂的情形：
一是同名异文。即作品篇名相同，而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篇文章。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师陀以芦焚的笔名在解放区和上海分别发表了两篇内容各异的散文《八尺楼随笔》。多亏笔者亲手核查了两篇《八尺楼随笔》，才避免了把两篇文章当作一篇的差错。二是异名同文。这一现象在师陀的作品里出现几十篇之多。有时一篇文章三次改换题目。在阅读作品时如不加以考辨，就会使研究者误以为是不同的文章。三是作者署名相同而实际上是不同作者之文。1942年3月、4月就有人在上海《中华日报》连续发表署名芦焚的论文《诗与节奏》。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有又名“向烽”的芦焚在活动；在杭州的刊物上也还出现另一个“芦焚”。假芦焚的招摇过市，才逼使芦焚发表声明，改笔名为师陀(34)。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提醒人们，只有加强作家作品的考证工作，才能避免因署名相同而造成的错误。四是声东击西，以假乱真。1943年3月，芦焚发表了一篇通讯《华寨村的来信》。人们知道，华寨村是师陀家乡村庄的名字，即河南省杞县华寨村。《华寨村的来信》除了说明自己在河南乡间的苦闷心境外，还特意抄录一段上海小报消息，描述芦焚在乡间“养鸡种豆，弃绝笔墨”的情状。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师陀从来没有回过故乡，怎么会从华寨村给上海写信，并有小报记者的这段消息？带着疑问笔者专程请教了师陀。原来，这篇故意制造的小报消息，完全是师陀自己一手炮制，以便在生存空间逼仄的上海保护自己，迷惑敌人。多亏访问了作者，这团乱麻才没有打成死结。五是作品体裁互换。师陀突出的艺术风格，是小说的散文化，散文的小说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写出来的短篇小说有点像散文，散文又往往像短篇小说，没有一篇合乎规定的标准”，“既然没有一篇合乎规定的标准，我便把它们称为‘四不像’”(35) 实际上，体裁互换曲折地折射出了作家的美学追求。我们尊重作者对文体的理解。但在收入全集时则要核对作品发表时的情况，原发表时是小说归类于小说，是散文编入散文集，而不在意作者后来的变更。六是版本问题。现代不少作品鸿篇巨制，其版本校勘更非传统校勘经验所能范围。与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相适应，应该在实践(包括古人和今人的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传统校勘学向现代校勘学的转变，建立起新的现代中国校勘学。对诸如现代校勘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对象，现代校勘学的原则与方法，现代校勘学的基本操作规范等问题，在取得一致认识或接近一致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36)。
师陀研究涉及的文献问题当然无法概括现代作家文献研究的全部复杂性。例如，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本来是官场以外的声音，可是公共空间却时常有官方意识的代表以非官方——读者的身份的潜入，造成民意扭曲，公共空间质变。比如解放初期开展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中，《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就化名李定中以读者的身份写了《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加入了反对萧也牧的合唱。公共空间的变形，提醒研究者在文献面前，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的识别。还有的研究者提出警惕“伪史料”问题。指出：随着当事人“回忆录”的大量涌现而产生的为数远非个别的“伪‘史料’”，其害处不下于“史料失记”(37)。
末了，还应该特别提及人们对文献研究的偏见以及那种贬损文献研究者的根深蒂固的陋习。默默无闻地致力于文献建设者，却时常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讥讽、嘲笑，可能也是许多人不屑于史料工作的一个原因。鲁迅曾经动情地描述过他搜罗《小说旧闻抄》史料时的心情：“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也珍惜。”当《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鲁迅“复应小友之请，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稍加次第，付之排印，特以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重复寻检之劳焉而已。”但鲁迅治史料的辛劳却不被时人理解，他对此感慨系之，“而海上妄子，遂腾簧舌，以此为有闲之证，亦即为有钱之证也”(38)。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形。韦勒克就指出过史料工作者“曾受到过不应有的嘲笑，说它们学究气”，“往往被称为‘高级校勘’(higher criticism)这个不甚恰当的术语”(39)。因此，加强文献工作，首先应该做的，是转变人们的观念，走出轻视治文献者的误区。当然，从观念上重视文献，到转化为具体的研究实践，往往需要更多的时日。20世纪40年代绵延至今整体上忽视文献现象的彻底消除，绝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文献建设需要的是耐心和韧性。只有如此，脆弱的软肋就终有可能变为强健的理论骨骼，研究的科学性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注释：
①广义地讲，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本文所使用的文献概念，主要指前人的文献记录以及历史残留遗物等文化、文学史料。为了行文方便，有时也把文献史料放在一起使用。题目上的“软肋”取比喻意义，泛指研究的薄弱部分。
②《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第36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朱自清《论青年读书风气》，《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转引自徐雁平著《胡适与整理国故》，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中国现代文学史》(二)第2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⑤《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⑥《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37、38页，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⑦《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版第1辑。
⑧《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1946年1月《文联》创刊号。
⑨《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1938年1月16日《七月》第7期。
⑩1939年4月16日《文艺阵地》第3卷第1期。
(11)《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1942年6月28日《解放日报》。
(12)《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3)《鲁迅全集》第6卷，第4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25)参看杨义《五十年代作家对旧作的修改》，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9期。
(15)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
(18)王任：《呕心沥血舍予情——记老舍研究专家张桂兴教授》，2002年11月21日《现代教育导报》。
(19)舒济、王海波：《尊重历史，尊重大师——写在〈老舍全集〉出版之际》，载1999年2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转引自张桂兴《〈老舍全集〉补正》作者代序第2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
(20)《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21)税海模：《郭沫若资料学建设二题》，《郭沫若学刊》2003年2期。
(22)作者举例说，郭沫若“文革”中他像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一样，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运动及其出现的种种所谓“新事物”，无不写诗填词高声颂扬；他对当时所要打倒的“大工贼”、“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当然少不了口诛笔伐！将上述这一切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全都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要不这样反而不可思议。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诗词选》编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5卷时，即不得不从中删削去乱颂“文革”、错批“异端”的不合时宜的“文革”诗词21首。类似的情况，还有郭沫若1959年编辑出版的文艺论集《雄鸡集》，在1984年编入《郭沫若全集》时，也因个别文章不太和谐，如《斥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努力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未及收入。
(23)《破(唐人说荟)》，《鲁迅全集》第8卷第106页。
(24)《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85页。
(26)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第352页，3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27)(39)韦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第49、5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28)《删改，也可以作为一种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29)《序一》，《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0)《一个被遮蔽的文学世界——解放区另类作品考察》，《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
(31)《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沈从文在一封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致师陀的长信中说，“世事既然如此，弟因此一入历史博物馆即三十年不移窝。名分上为研究文物，事实上作一合格公民，避灾免祸而已。”
(33)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34)参看《致“芦焚”先生们》(载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马兰》)。师陀在文中声明，要将笔名芦焚，奉送给“汪记《中华日报》上的‘芦焚’”。
(35)《谈风格》，《文艺报》1983年第12期。
(36)潘树广：《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7)龚明德：《令人忧心的“伪‘史料’”》，《人民日报》1988年3月11日。
(38)《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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