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互信：概念、问题及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概念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而言，战略互信是指两个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均相信对方不以损害自己的核心利益为主要目标，两国之间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用国际政治中的概念表述，当两国均相信对方以“绝对收益”、“非零和博弈”为主要目标时，就应当视为拥有战略互信，反之则视为缺乏战略互信。可见，战略互信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冲突，但是这种竞争、冲突是以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同时不以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为目标。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战略互信问题被提上了中美关系议事日程。2009年9月24日，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建议中美通过相互“战略保证”增加战略互信。①随后，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资深主任贝德于11月6日提出中美“通过语言和行动建立信心和信任”②。同年11月17日，《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③那么，如何界定中美“战略互信”？中美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意味着战略互信已经建立？中美建立战略互信的关键议题是什么？可行的路径有哪些？这些皆需要认真辨别、分析。
一、中美建立互信的基础已经存在
中国是规模最大的崛起中国家，美国则是唯一超级大国，中美关系自然符合现实主义所设定的“崛起大国同现存大国之间的冲突”模式，这是中美战略互信的最大挑战，也被称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但是，现实中的中美关系远比学术定义复杂。从中美两国政府发表的重要报告和高层官员的谈话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从未完全视对方为威胁和敌人，始终用复杂的心情和目光看待对方。从中美关系过去近30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互信和理解在增加，敌视和怀疑在减弱。
中国方面，上世纪最后十年中国视美国为中国崛起的最主要外部障碍。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④这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要指美国，并指美国是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崛起国与现存霸权国矛盾”的一种含蓄表达。十五年后，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⑤这里主要强调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当然也提到美国的“霸权主义”，但只是作为世界“不安宁”的五大原因之一。可见，中国此时更多的是视美国为相互依赖的另一方，而不再是“主要障碍”了。总体而言，中国视中美关系为双赢博弈，而不是零和游戏。中国过去一直担心美国会遏制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特别警惕，尤其谴责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美印战略合作、美军入驻中亚等行为，认为这是在构筑遏制中国的“战略包围圈”。然而，在2009年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⑥这是中国首次正面评价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和影响。
美国方面，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冷战后美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但是它并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对手加以全面遏制，而是将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来应对。正如美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所说：“没有人，包括中国领导人，知道中国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如果结果是坏的，对美国也不利，如果结果是好的，对大家都好。这是需要我们自己解决的事情。”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不相信“安全困境”所设定的宿命论，不认为中国是美国不可避免的敌人。美中央情报局局长海登在一次演说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竞争者，目前在经济领域，以及越来越多地在地缘政治领域。但中国不是美国不可避免的敌人，如果中美两国都有好的政策，可以维持未来四十年和平的、建设性关系。”⑧另一方面，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美国不愿意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对华“两手政策”、“两面下注”政策。美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明确指出，“难以预料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将导致美国及其他国家做好处理对华关系的两手准备。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谁也不会以自己的未来作赌注。”⑨
如果美国大体上相信，中国崛起的对外目标是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甚至取代美国，那么中美关系就是一对敌对关系，不存在建立战略互信的基础；反之，中美之间存在建立战略互信的基础。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决策层越来越相信，尽管中国的未来“不确定”，但是目前看来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挑战美国，而是谋求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美情报界、政界对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判断基本一致，即：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对外政策不以损害美国核心利益为目标，而是尽量避免损害美国核心利益。海登指出：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对外行为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获取市场、资源、技术，二是增加对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⑩美军太平洋司令威拉德2010年1月13日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也指出，“中国国家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因此重视国内稳定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11)
虽然中国认为“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美国则认为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似乎是为了“挑战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自由、对邻国加强影响力”(12)，但是中美双方均不视对方为不可避免的敌人，均未采取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的政策，均视对方为机遇胜过挑战。可以说，在战略层次上，争论中美是敌是友的阶段已经在十年前结束了。近两年来，中美都意识到“两手”政策对战略互信的危害，试图破解这一困局。因此，在战略层面，中美互信虽尚未建立，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双方也都有着强烈意愿，未来前景看好。
二、经济领域的互信基本形成
过去十年中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一种包含着一定危险的共生关系：中国过度依赖对美出口，而美国过度依赖中国资本。据美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30％左右；2008年中国购买了美国政府对外债券的46％。另据美财政部统计，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8948亿美元，居全球首位。从长远看，中美之间这种经济不平衡是危险的、难以维持的，但是并未引起战略互不信任。一方面，中美都不认为这种局面是另一方为了增加相对权力而故意设计的。正如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所言：“我不认为中国政府有计划地制造巨大贸易顺差，这是自然形成的。”(13)另一方面，两国都没有利用这种不平衡、利用对方对自己的依赖，胁迫对方满足自己的政治要求。相反，两国都认同，解决这种不平衡对世界经济和中美两国至关重要。2009年《中美联合声明》强调，中方将继续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美国将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推动可持续的、非通胀式的增长。(14)这种共识是中美在经济领域建立战略互信的坚实基础。
因为拥有这种基础，虽然两国经济摩擦不断，但问题并没有上升到战略互信层面。因为存在基本的经济互信，两国领导人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才能从容不迫。2009年，为了保护本国就业，美国实施了46项与跨境贸易和服务有关的保护主义措施，中国对此进行了反击，采取了51项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据统计，奥巴马政府已经对中国产品开展了至少十余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但是，中美两国高层并不担心贸易较量损害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2009年11月11日指出，中美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贸易关系，难免会遇到一些摩擦。但贸易争端仅占两国贸易额的百分之一，中美贸易整体是积极的，此外双方也没有让贸易争端扩散到其他合作领域。(15)
三、“美国的国际问题”：中美互信不足
在中美对外政策碰撞中，美国对中国最不满意的就是中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几乎不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直接挑战，因此对美国而言，所谓的核心利益就是直接关系到美国利益的一些重大国际问题。这些国际议题主要包括：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阿巴反恐、巴以和平、国际反恐、海盗、气候变化、国际裁军、国际金融危机等。这里将这些问题称之为“美国的国际问题”。在美国视为头等大事的国际问题中，气候变化可以代表非传统国际议题，朝核问题可以代表直接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传统安全问题，伊朗问题可代表涉及中国重要利益的传统国际问题。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之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博弈与合作表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基本共识：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之一，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回应，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转型十分关键，未来数年清洁能源产业将为两国民众提供大量机会。中美两国都将新能源视为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一个新途径，都将新能源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能源使用效率将在2005年基础上提高20％，并将“绿色GDP”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环保”甚至被提升到与“和谐社会”同样的政治高度。2009年底，中国政府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至45％。2010年1月27日，“国家能源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任组长、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任副组长，相关21个部委的部长担任成员。奥巴马政府也将新能源技术作为推动美国经济进入下一个增长期的新引擎及增加美国国际竞争力的新边疆。奥巴马在2009年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说：“谁掌握了清洁、可再生能源技术，谁将领导21世纪。”(16)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奥巴马宣布，美国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将比1995年下降17％。这是美国首次宣布具体的排放目标。可见，中美两国在发展清洁能源、遏制气候变化的大方向上没有歧见。中美之间的矛盾在于，谁应当做出更具体、更多的减排承诺，同时双方均想在减排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利益，升级本国产业结构。到目前为止，美国内对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批评意见很多，但是还没有权威的思想库、严肃的学者、现任政府官员批评中国借气候变化问题挑战美国霸权。在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众多非传统全球议题上，中美均视之为“双赢博弈”，只是谁能赢得更多的问题。
朝鲜是中国近邻、传统盟友，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因此，中国始终将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朝鲜半岛的稳定作为基本原则。在政策目标上，中美两国大同小异，区别只在于重点和先后次序不同。因为中美政策目标基本接近，又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表现积极，发挥了一个地区大国的领导角色。到目前为止，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主席国先后组织过六轮六方会谈，协调有关各方的意见。中美合作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三个制裁法案，分别为2006年7月的1695号决议、2006年10月的1718号决议和2009年6月的1874号决议。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格雷克森指出，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让美国深受鼓舞。(17)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朝核问题专家孙茹认为，中美合作对六方会谈机制的形成影响最大，中美合作的加深使得朝核问题多边会谈超越美国与盟友间的合作范围，上升为地区性合作。(18)
同朝核问题相比，伊朗远离中国国土，不直接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中国在伊核问题上有重要利益，中国对伊核问题的政策受多重因素影响。首先，伊朗是中国稳定的贸易伙伴，特别是石油贸易至关重要。2009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50％，而伊朗是中国的第三大原油来源国。维护中国和伊朗的正常贸易关系，对中国的能源供应举足轻重。其次，中东地区的稳定直接关系中国的能源进口。2007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占原油总进口的44.6％。只有中东地区稳定，才能保证中国拥有稳定、价格合理的原油供应。第三，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致力于核不扩散事业，反对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第四，中国在经济制裁问题上的态度。中国主张通过协调、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认为经济制裁并非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为了推动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中国积极参加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五常加一)对伊朗提出的奖惩方案，先后同意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朗核问题的三个决议，分别为2006年12月的1737号决议、2007年3月的1747号决议和2008年3月的1803号决议。同在朝核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相比，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显然没有发挥领导作用，而只是在配合其他五国的倡议。就中美合作而言，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显然更紧密。因此，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才说：“我希望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精神能体现在伊朗核问题上。”(19)
从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三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美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又有分歧，最大的分歧是美国批评中国做得不够，要求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格雷克森2010年1月13日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指出，“我们持续看到两国合作与互助的案例，在朝鲜、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跨国安全议题上，我们同北京合作良好。但是，我们相信中国能够而且应当做更多。”(20)
对于中国为何没在这些问题上如美国所愿地全力以赴，美国内有多种解读，出现了左、中、右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在这些热点问题上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仅在责任分担、利益分享、解决途径等方面存在分歧。“太平洋论坛”的两位学者就指出，中美两国都认为朝鲜的核计划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只不过中国更担心朝鲜稳定、美国更害怕朝鲜核计划。(21)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只是为了免费搭便车，(22)或者说不论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的行为客观上已经使其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支力量。中国拒绝制裁伊朗，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法，客观上帮助了伊朗，破坏了美国接触与制裁的“双轨战略”。(23)第三种观点则明确表示，中国就是要利用这些问题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给美国制造麻烦。曾在“传统基金会”工作过的谭慎格就一向认为，所有美国的敌人，都是中国的朋友，中国在组织一个反美联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东北亚问题专家包道格也认为，中国希望将伊朗牵制美国注意力的作用继续保持下去。(24)
战略互信是一个关于战略意图的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上述三种观点在美国都有一定的支持者，若前两种观点占主流，说明中美有一定的互信基础，反之，两国间就缺乏基本互信。从目前的媒体报道、思想库报告和官员谈话分析，似乎前两种观点是主流，但是观念的变化非常快。每当中美在上述问题上出现尖锐意见分歧时，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数就会急剧增加。
四、中国的内政问题：中美缺乏互信
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对美国最不满意的是美国在人权、西藏、新疆、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中国怀疑或相信，美国利用这些问题遏制中国、分裂中国、西化中国。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内政，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事关中国主权、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是中国所界定的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09年7月举行的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25)
人权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斗争焦点，只不过其相对重要性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六·四政治风波”前，美国支持中国境内的自由化思潮和学生运动。冷战后，美国对所谓的“海外民运”给予经济、政治支持。在“海外民运”渐渐失去光环后，美国又把目光转向了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重点关注“维权运动”、“地下教会”等。在纸质媒体盛行时，美国倡导新闻自由；在互联网时代，美国又把互联网自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克林顿政府初期，人权甚至成为美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在美国眼里的人权问题，在中国眼里则是涉及政治安全，事关政权存亡、社会稳定的问题。
当中国人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达赖出逃印度仍然记忆犹新时，美国与达赖集团的关系竟然又有了新进展。1987年9月21日，受美国会人权小组邀请，达赖在国会发表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声明，这是达赖首次在西方发表政治演讲，是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开端。此后，达赖频繁对美国进行政治访问。1997年美国务院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2001年9月，美参众两院通过《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规定行政部门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介绍总统和国务卿的涉藏工作情况，用法律形式将美干涉西藏的义务固定下来。2007年布什高调出席国会对达赖的授奖仪式，是美总统首次出席涉藏政治活动。2010年2月18日，“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共同声明墨迹未干，奥巴马又在白宫会见了达赖。2009年新疆“7·5事件”后，美国对热比娅的资助也成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国对此一直表示严正抗议。2009年初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强调，“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当中，不允许达赖窜访，不允许达赖利用他们这些国家的国土从事分裂活动，这是国际关系准则的应有之义。”(26)
在中国人看来，美国1950年派出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是造成两岸分治的罪魁祸首。此后，美国又屡次在两岸问题上背信弃义，严重阻碍两岸关系改善。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是，直到今天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上升。更让中国人不可接受的是，在近两年两岸关系大幅改善的背景下，美国竟然还要加大对台军售。2008年10月布什批准65亿美元对台军售，2010年2月奥巴马又批准64亿美元对台军售。美国在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中承诺美台之间仅保持非官方关系，但是1994年9月7日克林顿政府公布《台湾政策评估》后，美国副内阁级官员又可以访问台湾了。
在中国的内政问题上，美国关于人权、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地区和平、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说辞，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市场。根据中国方面的媒体报告、学者言论和官员讲话分析，绝大部分人相信美国就是要借这些问题遏制中国、削弱中国。因此，中美在这个领域缺乏基本互信。
五、中美应共同应对挑战
综上所述，中美除在经济领域享有基本互信外，在战略、“美国的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内政问题”等领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互不信任，尤以在“中国的内政问题”上最为严重。中美缺乏互信的原因复杂而深刻，短期内不可能解决。但是，针对每个领域的不同特点，中美两国近期内若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对逐步建立互信应当有所助益。
在战略层次或者结构性矛盾方面，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防止和应对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目前，两国决策者显然比普通民众更能从理性、长远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将双边关系主要定位在积极方面，限制消极面的影响。但是，中美两国的实力地位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必然会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严重影响和制约政府决策。例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决策者从未视中国为不可避免的敌人，但是2008年2月美国盖洛普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视中国为第三号敌人。(27)对正在上升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者往往过高估计中国的国家实力，要求中国采取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对相对停滞不前的美国而言，民族主义者夸大中国的威胁和挑战，过度渲染美国的衰落，要求美国尽早采取防范中国的政策，以确保美国的一超地位不被中国取代。尽管过去20年中美在大战略方面已经构建了一定的互信，但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逆转。两国之间一些重大事件的出现，可能激发民族主义上扬，从而使已经建立的战略互信偏离既有轨道。例如，金融危机重挫美国实力、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等事件，经过媒体放大后，往往使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现代社会，政府很难控制本国的民族主义，但是政府官员要避免挑动民族主义，并在决策时将民族主义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奥巴马在2010年1月27日的首次国情咨文中，两次用中国的竞争来吓唬美国人民，称如果美国不发展高铁，那么中国已经发展了；如果美国不开发新能源，那么中国已经开发了。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民众看待中国时已经带有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情况下，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只能助推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就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炒作“不正常”，美国正经历一种“衰落主义”，类似于美国在苏联率先发射卫星后担心自身落后，或上世纪80年代担心日本经济超过美国时的状态。与上两次一样，现在的担心也是夸大的。(28)在中国对美决策、美国对华决策中，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个影响决策的因素，而且决策者应当慎重考虑某项决策对本国民族主义和对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及其对中美战略互信的影响。
在“中国的内政问题”上，中美两国要建立互信，美国首先必须使中国相信：美国的人权政策不以推翻中国政权为目标，美国对台湾、西藏、新疆的政策不以分裂中国为目标。为此，中美两国都应当加深对对方历史、文化和政治的理解，先把澄清事实作为第一步。人权、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而价值观始终是美国外交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有时价值观与美国战略利益一致，有时是冲突的。也就是说，有时价值观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手段，但在其他一些时候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对于中国而言，只有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才能较好地解释和预测美国的外交行为。人权外交同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简单地将美对人权、西藏、新疆和台湾政策等同于美国就是要分裂中国、推翻中国政府，并非美国在所有这些事件上采取的行动都是“亡我”大战略的一个组件。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政策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是多种因素混合、多种力量综合的结果。在中美关系60年的历史上，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推翻中国政府的图谋只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之一，有时候这种因素占主导地位，有时候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更多的时候它并不是统领其他因素的龙头。因此，对于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政策，应当针对具体问题、具体时间段、具体政策，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归之为一个永久不变的因素。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系统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史，深入分析当前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在这些问题上如此敏感。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决定着稳定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任何危害中国社会稳定的外部势力都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无论他打什么样的旗号。更重要的是，美国要用实际行动让中国相信，美国的政策确实只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而不是在价值观的掩盖下分裂中国、遏制中国。要做到这一点，美国首先必须放弃利用这些问题制衡中国的意图，放弃将中国作为美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美国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却符合美长远利益。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洪博培说，奥巴马在寻求其担任驻华大使时表示“在美国，政治很重要，但中美关系比政治更重要。”(29)如果美国决策者能将中美关系置于美国国内政治之上，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要将美国现行对藏、对台政策与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切割开来，或者说把分裂中国的谋图切割出去，并非易事，但是仍然有可为之处。只要美国政府有这个战略决断，必然能找到可行之路。
在“美国的国际问题”上，中美两国要建立互信，中国必须使美国相信：中国在这些热点问题上的政策不以削弱美国、建立反美同盟为目标。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在解决国际难题时发挥足够的作用，因而怀疑其不作为的战略意图。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到底能发挥多大的国际作用，中美对此有巨大认知差异。缩小这种认识差异，能大大缓解美国的猜疑。
首先，中美两国决策层、学术界和民间应当就中国的国际责任进行充分沟通，寻找共识。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仍主要通过喊话来表达各自的意见，这不利于建立共识。美国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则指责美国四处伸手、到处干涉。其实，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是一回事，第二大经济强国是另一回事；经济强国是一回事，全方位世界大国是另一回事；世界大国是一回事，发挥世界大国的责任又是另一回事。从世界经济大国到世界大国再到发挥世界大国的责任，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1865-1890年期间，美国发展成了世界大国，即第四大军事大国兼头号经济大国，但美国不仅没有立即承担维护国际秩序与稳定的责任，反而对内增加进口关税，对外破坏稳定与秩序。美国外交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指出，1865年以后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一直是美国人对机会(包括世俗与宗教两个方面)的选择，而不是对秩序与稳定的追求。(30)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才开始发挥支持稳定与秩序的国际责任。
根据美国思想库“太平洋论坛”对中国精英人物的民调，中国实在是没有准备好承担世界大国的国际责任，而不是在构建针对美国的阴谋。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国际社会最大的贡献应当是维护中国自身的稳定和发展，90％的受访者拒绝中国担当国际领袖，95％的受访者相信中国还没准备好担当亚太地区的领袖。(31)中国学者、外交官在提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时一般强调，中国被“推”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而不是“走”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
其次，美国可以鼓励中国逐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俗语说“以大事小以仁，以小事大以智”。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既有资源也有责任为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提供激励。在上文提到的“美国的国际问题”中，朝核问题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地区问题，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气候变化问题是涉及各国利益的全球性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四国”的一员，代表了这些国家的立场和利益，积极与发达国家磋商；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在自己的经济利益、地区安全、人道主义、传统外交关系等多个因素中平衡。可见，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上，中国并不回避自己应当承担的代价与责任。在以伊朗核问题为代表的一些国际问题上，中国受到多重利益的制约，特别是必须考虑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源保障问题。在这个领域，中美之间合作的空间较大，美国可以缓解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后顾之忧。美国是国际能源市场的主导力量之一，是国际能源安全的主要提供者，应当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中国成为能源市场的新成员，增加中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信心。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说，“如果美国要中国支持市场化的能源供求，就必须鼓励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市场。尽管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否满足市场标准仍是个问题。”(32)但是，这样的对话机制现在还没有建立。
注释：
①James B.Steinberg,"U.S.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Washington,DC,September 24,2009.
②Jeffrey Bader,"Obama Goes to Asia:Understanding the President's Trip",Keynote Address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DC,November 6,2009.
③“中美联合声明”，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94969.html.(上网时间：2010年2月10日)
④“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⑥“中美联合声明”，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94969.html.(上网时间：2010年2月10日)
⑦Remarks by Richard L.Armitage,"L.W.'Bill' and Jean Lane Lecture in Diplomacy," San Francisco,CA,22 March 2007.
⑧Remarks by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Gen.Michael V.Hayden at the Landon Lecture Series,Kansas State University,April 30,2008.
⑨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Remarks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上网时间:2010年3月3日)
⑩Remarks by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Gen.Michael V.Hayden at the Landon Lecture Series,Kansas State University,April 30,2008.
(11)Robert F.Willard,"China: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January 13,2010.
(12)Robert F.Willard,"China: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January 13,2010.
(13)David Leonhardt,"The China Puzzle",http:∥www.nytimes.com/2009/05/17/magazine/17china-t.html?_r=1.(上网时间:2010年3月3日)
(14)“中美联合声明”，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94969.html.(上网时间：2010年2月10日)
(15)谢来：“奥巴马访华将登长城游故宫”，http:∥news.bjnews.com.cn/news/2009/1111/50795.shtml.(上网时间：2010年2月10日)
(16)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Address to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February 24,2009.
(17)Wallace C.Gregson,"China: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January 13,2010.
(18)孙茹：《朝核问题地区合作进程研究》，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264页。
(19)James B.Steinberg,"U.S.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Washington,DC,September 24,2009.
(20)Wallace C.Gregson,"China: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January 13,2010.
(21)Brad Glosserman and Scott Snyder,"Not too Fast with China",PacNet,＃74,Nov.13,2009.
(22)Minxin Pei,"China:The Big Free Rider",http:∥www.newsweek.com/id/232131.(上网时间：2010年3月3日)
(23)2010年1月20日作者与美国驻华使馆一位官员交谈时，其表达了这一观点。
(24)王雅平：“中美在朝伊核问题上战略异同”，http:∥www.hougaige.com/w_view.asp?id=10107.(上网时间：2010年2月3日)
(25)李静、吴庆才：“首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除上月球主要问题均已谈及”，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7-29/1794984.(shtml.上网时间：2010年2月10日)
(26)2009年3月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答记者问。http:∥www.gov cn/2009lh/content_1253186.htm.(上网时间：2010年3月3日)
(27)Lydia Saadm,"China Down,France Up in Americans' Ratings,Favorability of Israel highest since 1991 Gulf War",http:∥www.gallup.com/poll/104719/china-down-france-americans-ratings.aspx.1.(上网时间:2010年3月3日)
(28)Joseph Nye,"Here's to the 2020",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oseph-nye/heres-to-the-2010s_b_408051.html.(上网时间：2010年3月3日)
(29)陈强：“美国驻华大使在厦门大学双语演讲”，《中国青年报》，2009年1月22日。
(30)[美]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369页。
(31)Brad Glosserman and Scott Snyder,"Not too Fast with China",PacNet,#74,Nov.13,2009.
(32)James B.Steinberg,"U.S.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Washington,DC,September 2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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