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创新与“诗学隽语”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4-0113-07
诗学研究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学术研究追求的是学理性、抽象性，采用的语言、概念、结构、方法等元素和日常所说的与人生哲理密切相关的“隽语”似乎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但在一些既追求学术研究深度又追求学术表达深入浅出效果的学者那里，二者却可以结合起来。在全球化时代的学术史、批评史研究中，关注这种独特的学术表达方式和效果，对推进学术研究(尤其是诗歌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曾心、钟小族主编的《吕进诗学隽语》在泰国出版之后，又在中国大陆、台湾相继出版，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在学术著作发行量不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关注度并不很高的时候，这是一件使人觉得不可能甚至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结合吕进的著述仔细琢磨，这似乎又是情理之中的。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解释，“隽语”是“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话语”，这和箴言、格言、警句具有同一性质。在英语中，“隽语”一般翻译为Epigram，包含名言警句、讽刺短诗等，指的主要是耐人寻味的言辞；它也是英语修辞学的重要术语之一，其基本定义为：short poem or saying expressing an idea in a clever and amusing way，大意是用机敏、有趣的方式表达思想观念的短诗或言辞。“隽语”一词在一些前辈诗人、作家、学者那里已经有不少人使用，如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下说：“《彩毫记》……其词涂金绘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说：“‘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买得我拌珠十斛，赚来谁费豆三升。’隽语也。”秦牧在《长街灯语·〈当你还是一朵花〉序》中说：“正是由于有好些警句隽语，闪烁于许多篇章之间，读起来它也就颇能引人入胜了。”[1]211不过，他们使用“隽语”一词谈论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以“隽语”来概括学术成果、学术话语的情形还比较少见。因此，这本《吕进诗学隽语》可能就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和导向价值。
“隽语”一般是通过简洁明了、充满诗意的话语表达事物的普遍性和本质特征。它的表层特征是简洁明了，精致洗练，以浅寓深，往往一语中的；其深层来源是创造者的独特智慧：人生智慧以及由此生发的其他智慧，比如学术智慧、语言机智等等。许多流传久远的谚语、格言往往是那些文学、艺术大师对人生的哲理性总结，也有些是由普通大众创作并经过长期的传承、修正、完善并流传下来的。这些格言警句语言平易，富于哲理，将思考的深度和表达的浅易完美结合，揭示了人生的某些共同的本质。
由此推论，诗学隽语就是在诗学研究中揭示了诗歌本质、概括了诗歌普遍特征的精致语言。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成果是以概念为基础的，追求学理性，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这样的话语成为隽语并广为流传的可能性较小。而吕进的诗学著作中可以提炼出大量的“隽语”，这体现了他在诗学研究方面的别样特色。
《吕进诗学隽语》包括“诗美篇”、“诗歌分类篇”、“诗运篇”、“诗人篇”、“诗歌技巧篇”、“诗歌鉴赏篇”等6个部分，下设94个子项目，每个子项目下都摘录了数条诗学语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隽语”，从以下几方面对吕进诗学研究的特色加以考察，以揭示“诗学隽语”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特色现代诗学的表达特征。
一、由个别到一般，揭示诗歌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规律
诗歌现象纷繁复杂。诗学研究当然应该对所有的诗歌现象予以关注，讨论其生成的心理机制、经济社会背景、文化根源、艺术动力和艺术效果等，也要以发展的眼光观察诗歌创作中出现的各种新动向。
在诗学研究中，个别研究、特殊研究，如诗人研究、诗歌作品研究、诗歌思潮研究、诗运研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从诗学研究的最终旨归看，它们都只是为诗歌的文体特征和发展规律的揭示提供基础。诗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大量诗歌现象的考察，提炼诗歌的文体特征，概括诗歌的发展规律，而这些特征和规律又反过来引导人们对诗歌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影响甚至矫正诗歌创作中出现的“违规”现象。
吕进的诗学著述，从他的成名作《新诗的创作与鉴赏》(1982)到他的代表作《中国现代诗学》(1990)再到他后来对新诗的“三大重建”、新时期诗歌的“新来者”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提炼出了对诗的文体规律的认识。他提出的对诗的认识拥有广泛的涵盖范围和抽象度，具有超越个别时代、诗人、诗潮的普遍性，无论哪种诗体、哪个思潮的作品、哪个时代的作品，都可以在他的诗学主张中找到自身的特点和归属。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根据学科的划分把吕进的诗学研究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范畴，这当然有其合理之处，因为他的现代诗学研究是以现代新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但是，这种归类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在他的一些具体的文章、著作中，我们有时难以直接找到厚实的“史料”作为支撑，甚至还涉及古代、外国的一些诗歌现象、诗学主张。这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切入角度、研究方式等都存在不小的差异。不过，只要仔细研读他的诗学成果，我们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从大量的诗人研究、作品研究、诗潮研究之中提炼出来的，只是他较少描述繁琐的现象，只关注这些现象所包含的诗学信息，这就使很多史料信息都隐藏在了文字的背后。吕进认为，诗学研究是描述性的科学，“诗学是诗歌现象的描述与抽象”[2]3。他的诗学主张都是从对多种诗歌现象的考察之中概括、抽象出来的，不是就事论事、就文谈文、就人说人，有时甚至是从跨时代、地域、民族的诗歌现象中思考诗的特征。因此，从其本质来说，吕进的诗学研究更多地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
当然，我们不是说，揭示了诗歌特征和规律的诗学理论就是诗学研究的顶峰和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诗歌的文体特征、表达手段、发展规律等都会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古代诗人和学者谈论的诗的文体特征是依据传统诗体提炼出来的，而在新诗出现之后，诗歌的文体特征、表现手段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传统的理论虽然还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已经不能完全描述新诗出现之后诗歌的新特征，这就需要现代的诗人、学者根据新的诗歌现象从不同角度来补充、修正、完善既有的诗学主张。即使在新诗发展的不同时期，诗歌现象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这自然会促进现代诗学的不断发展。即使是同一个学者，他在不同时期也可能对诗的描述存在差异。这种发展在吕进不同时期的诗学研究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普遍性、规律性是超越具体现象而存在的，看似简洁的文字背后，往往包含着对于诗歌文体的深层打量，因此能够成为众多诗人、学者认同的诗学主张。比如，在诗学研究中，讨论诗与散文(诗之外的其他文体)的区别是诗学研究的重要立足点之一，也是确立诗歌文体的独特性不可回避的角度之一。很多人在诗歌研究中较少涉及这一话题，因为从很多角度考察，比如情感浓度、语言的精炼性等，诗与散文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寻找其差异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不厘清这一问题，就可能出现以非诗规范要求诗的弊端。吕进说：“诗学面临的对象是最丰富的非常规世界，最不具备实体性的流动世界，它是现实的幻影，它是良知的馨香。用非诗规范要求诗，用非诗人规范要求诗人，用全民诗歌的使命衡评每一首具体作品，或者，用对时髦潮流的追赶去代替对诗的认真审视，都会使诗学丧失求实气质。”[3]475吕进没有回避这一话题，而是从独特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散文对外在世界的感受终止的地方(自愿的终止，无可奈何的终止，等等)，正是诗的领地。诗在散文未及、未尽、未能、未感的地方显露自己的价值：它是外在世界的内心化、体验化、主观化、情态化。散文的外视点有超越时空和生活现象的极大自由，但在心灵生活中它的灵敏度却并不理想。如果说，散文探索“外宇宙”，诗就在探索“内宇宙”；如果说，散文寻觅外深化，诗就在寻觅内深化；如果说，散文在外在世界徘徊，诗就在内心世界独步。散文是作家与世界的对话，读者倾听散文；诗是诗人在心灵天地的独白，读者偷听诗歌。[4]3
这段文字从不同角度，尤其是从散文、诗歌与世界的关系、与读者的关系等方面对两种文体的特征进行了对比，描述了二者的差异。这样的观点不是没有依据的臆想，而是在考察大量文学作品之后进行的理论提炼，从杂乱中理出规律，从个别中找到一般。从二者的差异出发，不但可以了解两类文体的特征，而且散文研究、诗歌研究也由此出现分野，形成不同的研究路径：散文研究主要关注对外在世界的深入，而诗歌研究则主要探讨内心世界的精微；散文语言是叙述性语言，而诗歌语言则是心灵化的语言……吕进由此提出了诗歌的内视点理论，成为他的诗学研究的重要概念。
在人文科学中，描述规律和普遍性的文字往往是独特而简洁的，它概括的是最本质的存在，因此也比较容易形成箴言、格言式的表达效果。当然，创新是在学术研究中形成“隽语”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新意，只重复常识性内容或别人已经阐释过的观点，即使表达再简洁，读者也不一定会接受。吕进对诗学研究中的创新一直都很重视，他对诗歌定义、诗与散文的区别、诗的内视点特征、诗的心灵化、抒情性等，都发表了既有继承又有超越、突破的观点。没有创新这一追求作为前提和动力，吕进的诗学研究不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
在诗学研究中，关注“个别”往往只形成诗学观念的“点”，从“个别”中提炼出“一般”才能真正揭示诗歌的特征和规律，形成具有涵盖性的“面”。发现“一般”可能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提炼出来的“一般”在表象上并不一定很玄妙，它有时就像人生格言一样浅显易懂，并成为流传久远的“隽语”。真理往往具有朴素的本性，不一定需要豪华的包装。
二、在表达方式上追求深入浅出的学术效果
学术成果在表达上具有不同的等次。一般来说，学术成果的表达效果主要有四种情形：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浅出。每种情形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用明显不同。
学术深度是所有学术研究都追求的目标。学术研究的深度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及相关联的揭示，是学术创新的重要体现。学术深度有时体现在学术视野上，有时体现在观点的创新上，有时体现在表现的独特上……不过，归结到一点，学术研究的深度一定是和研究对象的特征、规律的发现、揭示有关。对学术深度及独特表达的追求往往体现学者的学术功底、学术智慧以及他们对于文化创新、传承的责任意识。
深入深出的表达抓住了学术研究对深度的重视，但是在表达上往往使用别人难以理解、接受的方式，比如使用大量生造、杜撰的术语或者文字组合，把本来可以简洁表达的语句故意写得晦涩难懂。这中间可能存在缺乏学术自信，或者缺乏把从其他文化、语言中获得的学术感受转化为本民族学术营养的能力。而且，这种深度有时可能是虚伪的，是搬用别人的东西而没有经过消化，或者连自己都没有思考清楚但又觉得新鲜而交付读者的。这样的深度有时是经不起推敲和追问的。
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是学术界历来反感的为学态度。“浅”是这类成果的本质所在，它们只是在常识或表面上做文章，难以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更无法把握学术研究的前沿。这类文章所表达的观点、采用的方法总是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缺乏新意，缺乏独特的表达，缺乏学术个性。对于浅入浅出的文章，明眼人一看便知。而浅入深出的文章则是利用一些流行的、引进的、杜撰的概念和词语，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说得玄而又玄，给人装腔作势的感觉。去掉这些华丽的包装之后，剩下的是没有新意和创造性的东西——这有点像市场经济时代的某些物品，比如月饼、茶叶之类的，包装很豪华，内容却很一般，甚至是过期的、有毒的、伪劣的。如果不认真推敲，甚至揭开包装，这样的东西很容易迷惑人。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被拿来，被一些学人囫囵搬用，就出现过一些浅入深出的文章。浅入深出和深入深出一样，都是在表象上做文章，其本质是对学术研究的不自信。
学术研究的高境界应该是深入浅出，就是将深奥的道理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深入浅出的学术研究体现研究者的学术自信，他们相信自己的成果是新颖的、独特的，不需要包装就可以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而不用担心被人小看。这种研究在体现研究者学术担当的同时也体现出他们的责任意识，他们渴望新颖而朴素的真理被更多的人接受、传扬，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吕进在诗学研究中历来注重深入浅出的表达，在求实中创新，通过创新获得学术的生命力。“吕进的诗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求实意识是明显的。从文风上看，他的诗论追求朴实的风格，在表述上注意深入浅出，不搞新名词爆炸，不以惊世骇俗的‘新’观点吓人。从诗学观念上看，他不人云亦云，不追光，不趋时，不东摇西摆，而是坚持以诗的文体规律为核心建构他的诗学体系。”[5]
对很多诗学观念和概念，吕进都通过对诗歌历史、文本的考察，获得了新的学术发现。但是，在表达这些新发现的时候，他从来不使用玄而又玄的术语来炫耀自己的高深，而是尽量以简洁、诗化的方式来表达，既揭示了诗歌艺术的本质，又非常切近诗的创作实际。比如他在谈到散文诗的特点时说：
散文诗在音乐美、排列美上不如其他品种的诗那样严格。它有语言的自然节奏，而并无有规律的节奏；它一般有留恋非韵文的倾向。从音乐美的角度讲，散文诗有如舞台上的无伴奏合唱。散文诗不分行排列，分节全凭自然，从这个角度讲，它有如天上流云，有如山间小泉，无拘无束不尚打扮。
因此，在诗的所有品种中，卷舒自如的飘逸美、疏放美是属于散文诗的诗美。[4]74
对于散文诗的美学特征，吕进从音乐、排列等方面考察，将其概括为飘逸美、舒放美。这是符合散文诗创作实际的，也揭示了散文诗的文体本质。在表达中，他没有使用什么新奇术语，甚至为了配合诗歌的独特性而采用了一些比喻的说法。但因为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本质，看似浅显的表达并不使人觉得缺乏新意，反而觉得是一种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
言不尽意是诗歌创作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诗歌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尤其是涉及诗人的内在体验，我们很难通过纯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通过研究古代诗人、学者的成果，结合对诗歌创作的考察，吕进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如下揭示：
在对于物质媒介感觉终止的地方，诗才真正开始。诗是心灵的艺术，它摆脱一切物质媒介的束缚，获得深远的情思空间。由于心灵化程度很高，所以诗是云中之光，水中之味，花中之香，女中之态，唯能会心，难以言传。诗是一种无言的沉默。[4]182
这里讨论的是造成诗歌言不尽意特征的基本原因和具体表现。诗是诗人的内在体验，往往脱离物质媒介而飘忽不定，甚至是无边无际的，很难用规范的、格式化的语言将这样的体验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与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刘禹锡所说的“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等具有同一性质。吕进以现代汉语来表达这样的发现，在遵循诗学表达的诗意特性的同时，适当加入学术性元素，新颖而别致，使普通读者更容易理解，提升了学术传播的可能性。在表达中，吕进并没有试图把这种特征描述完全，而是采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和并不纯粹的概念来侧面表达，使读者在领会其意旨的同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感觉力和想象力，通过感悟而在观念中形成属于自己对诗的理解。
深谙诗之三昧，表达深入浅出，内容切入本质，是吕进诗学研究的重要特点。这样的诗学成果既符合诗学研究的规律，弘扬了中国传统诗学所特有的诗性气质，又结合了现代诗歌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比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同时借鉴了可以丰富和强化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域外营养，因而出现了很多精彩的观点，出现了不少可以使人熟记于心的警句式的诗学妙语。
三、类概念的使用在学术表达中可以发挥特殊的效用
现代学术始终离不开对概念的使用。概念可以规范一个学科或者研究领域在核心话语方面的共同特征，也可以规范一些术语在内涵上的相对同一性，从而使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但就是在学术研究所必不可缺的概念的使用上，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其实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吕进在本科时学的是外国语言文学，因此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他一直看重比较这一研究方法：中外比较、古今比较、不同文体比较，等等。他认为：“广义的‘比较’是哲学思辨和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2]正是通过比较，他发现了中西诗学的诸多差异，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式。他从三个方面讨论了中西诗学的根本差异：其一，“中国传统诗学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而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系统性”[6]294；其二，“中国传统诗学喜欢运用类概念，不致力于建立庞大的理论框架；而西方诗学总是运用纯概念，致力于建立庞大的理论框架”[6]295；其三，“中国传统诗学在‘通’中求‘变’，而西方诗学则是在‘从零开始’中出新”[6]296。这些发现使吕进明确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路向：“中国现代诗学的建设离不开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批判继承，对西方诗学则必须进行本土化处理，才可能言借鉴。”[6]298他进一步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6]298
吕进的诗学研究正是按照这样的路径展开的。从其诗论的具体内容来看，他的创新意识体现得比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侧面：一是对既有诗学成果的反思与清理，他善于从广泛的了解和研究之中提出新的主张，对诗的定义、“诗如画”、“诗与音乐等质”、诗的媒介特征、诗的视点特征、诗的灵感、诗的分类等诗学课题进行的新的界定与阐述，便属于这种情形；二是对新的诗歌现象的关注与独特把握，这为他的诗学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在其诗学品质的建构中，大量类概念的使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类概念是和纯概念相对应的一种学术型术语。在学理性特别强的学科，比如哲学，纯概念的使用可以增加研究成果的理论性。类概念是形象化、诗意化的概念。类概念既是概念，而其内涵又不十分明确，存在多种理解的可能。诗学研究具有感悟性、整体性、体验性，它是科学，但它不是精细的科学，不是说理的科学，诗歌的很多特征是很难用纯概念表达清楚的。类概念可以在诗学研究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实现纯概念所难以达到的深刻性与丰富性。
吕进非常推崇诗人艾青的《诗论》：“《诗论》写得颇有诗人风度，但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采用的是中国诗学的形式：短小的章节，生动的类概念，随处格言警句。”[6]298在这里，吕进提到了篇幅、类概念和格言警句，这是他打量和评价优秀诗论著作的文本特征的几个重要元素，也是他在诗学研究中所追求的境界。
吕进的诗学论文在篇幅上都不是特别长，即使对较大话题的研究和讨论，最长的文章也不过万余字。而且，他还撰写过很多“诗话”，三言两语，表达对诗歌的某些特征的点滴感受，读起来清新自然，犹如阅读散文诗一般。他出版过《一得诗话》，讨论诗的鉴赏，针对一些有特色的作品进行解读，引经据典，但又点到为止，既谈到了诗的鉴赏规律，又没有包办应该由读者去完成的“半个诗人”的任务。他先后主编了《外国名诗鉴赏辞典》、《爱我中华诗歌鉴赏》、《新诗三百首》等鉴赏性选本，对作品进行简单的导读，反响甚好。诗是心灵的艺术，有些微妙的东西是很难用文字言说的，只有通过感悟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因此，在诗学研究中，吕进很多时候只是为读者提供进入诗歌的各种可能的通道，而不指明单一的路径，以不说出代替说不出的情形随处可见。这既体现了他对诗之本质的深度把握，也使他的研究成果充满了丰富的可能性，由此暗示诗歌和诗学的丰富性。
他经常使用类概念或者充满诗意的比喻，使一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一下子变得非常浅显，同时也使可能因为纯概念的使用而显得单一的观点变得丰满起来。让我们阅读下面的几段文字：
诗属于情感，诗属于体验，诗属于内心。如果说，散文在反映人生，诗就是在反应人生：诗特别不留恋事态，它从事到情，化外在世界为心灵世界，化客观世界为主观世界。古希腊语中的“诗”字的原意就是“给万物命名”，诗人从现实世界走来，给我们的却是诗的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经过诗化处理，在诗歌里，诗人这个创造者成了自己的创作品。[4]18
通感的美学本质在于感官感觉的沟通、交错与应和。当灵感袭来，诗人“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各种感官的感觉的界线退到一旁，于是在诗人神游的世界里，花朵有了声音，声音有了形状，泉水飘着香味，香味闪着色彩。[4]176
叙事诗有情节，但不必完整；叙事诗有人物，但回避繁多。因为，叙事诗与其说是在讲故事，毋宁说是在唱故事，是在对一个简单的(甚或众所周知的)的故事进行抒情。叙事诗的灵魂是抒情。离开抒情，干巴巴地叙事，叙事诗就难免要“丧魂落魄”了。[4]65
这些文字似乎很难和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联系起来，倒更像是散文，甚至是散文诗。它们都是典型的“诗学隽语”，几乎没有使用充满学究气息的纯概念，而是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类概念，有些比喻甚至连类概念也不是，比如“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花朵有了声音，声音有了形状，泉水飘着香味，香味闪着色彩”、“讲故事”、“唱故事”、“丧魂落魄”等。这些表达都非常精短，甚至使用了排比等在文学作品中才经常出现的修辞手段。但是，这样的文字是切近诗歌本质的文字，是可以让学者和诗人、读者进行心灵交流、沟通并被记住的文字，和优秀的诗歌一样，不是干巴巴的、抽象的学理讨论，而是充满内涵甚至饱含诗意。
这种表达因为对纯概念的一定程度的排斥和篇幅的短小，在有些学者那里可能并不被认同。不过，他对诗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对中国传统诗学精髓的弘扬，使他的诗学著作在诗人和读者中拥有众多的接受者。有人对他的诗学风格和为学精神进行过评价：“求实，创新与多元化，可以说是吕进诗论的总体倾向。吕进作为当代诗论的一个实体，其意义将远远超过其诗论本身——诗论本身很难超越时代，它总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作为学派主体的吕进之精神更具价值，它很可能超越时空，波及后代。”[7]“他的诗学著作虽然处处闪烁着哲思的智慧，语言却极为简易；诗学体系庞大，而结构至为清晰。时下的许多诗学著作，刻意追求理论‘高度’，反而让人感觉像走不出的迷宫；刻意追求西方的时髦思潮，却反而成了域外名词术语的搬运工。”[8]这种认同体现了对吕进诗学研究的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和理解，应该是吕进的知音。
“吕进诗学体系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诗学研究的切入角度、诗学研究方法、诗学体系的整体框架和表述方式、诗论的具体内容等方面的突破。”[9]其实，诗学表达方式的创新也是吕进诗学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诗歌本质特征和普遍规律的揭示，追求深入浅出的学术效果，注重诗学研究的感悟性特征，形成了吕进诗学研究的独特个性，也使他的诗学著述“隽语”迭出。虽然他不拒绝借鉴西方文化、诗学中的优秀元素，但他的诗学研究在观念、表达、文本上和西方诗学研究差异很大，主要不是通过推理去建立庞大的学术体系，更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诗歌文本的理解、感悟去揭示诗的艺术本质，“通”中有“变”，“变”中现新。这种研究更多地继承了中国诗学传统的精髓，可以更好地揭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诗歌的特征，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全球化语境之下，虽然文化、学术的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是，文化、文学、诗歌始终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只有通过具有民族特色的话语方式，我们才可能真正领会它们的本质之所在。
曾心说：“说实话，吕进诗学体系博大精深，无处不闪烁着诗心、哲理和语言的灵光，选编这本书是有难度的。”[10]《吕进诗学隽语》在整体框架上是相对完善的，揭示了吕进在诗学研究中所涉猎的诸多领域，如果要说存在局限的话，其实可以增加“诗学研究方法论”板块。吕进在他的著作、文章和教学过程中多次提到自己的诗学研究心得，其中涉及一些独特的诗学研究方法。对于学者来说，他们提供的学术观点固然重要，但他们总结的研究方法也许可以对后来者产生更本质、更长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