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语言的电视文化追求——崔文华的《全能语言的文化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文化论文,时代论文,电视论文,崔文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视语码是由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一种视听兼备的“全能语言”，使用“全能语言”的电视，不仅可以作为广泛应用于任何社会文化领域的通用文化工具，而且可以是一种有条件有艺术创造手段。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工具特点”，电视才一方面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度行业特点的“电视生产文化”，又相应地形成了一种全社会都要深受影响的“电视消费文化”。“电视文化时代”由此成为全人类的一种普遍现实。
在当下的“电视文化时代”里，《全能语言的文化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下文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此书）一书的作者崔文华先生，堪称一位真正的电视文化人，他对于电视“全能语言”的研究与应用，标识着国内电视文化发展与进步的高境界。
全能语言的文化追求
对于电视语言的全能性，崔文华给予了充分认知和概括：“由于电子视听语言在陈述能力上，既能够形象直观地描述对象，又能深入地抽象分析和概括，以及进行内在的心理展示；在对认知主体的信息供给上，既能提供生动具象的视觉信息，又能提供丰富多样的听觉信息；在传播性能上，既能无限地（或准无限地）超越空间局限，又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时间局限，其主要功能相对于传统语言来说，已经相当全面了，因而这种语言可以认为是一种‘全能语言’”——正是因为他对于这种“全能语言”的充分认知，才促成了他在电视研究与电视创作中更深层次的文化追求与艺术探索，并进而有了他对于当下中国电视的深沉反思和深刻批判。
为崔文华所认同所坚守的电视文化态度，是人类学的“田野考察”(Field work)与“泛文化研究”(Gross Cultural Approach)——“实地介入、现场观察、文献查证一类的方法使得对电视的文化研究可以避免纯思辩式的人文理论的空洞，而有较多的科学实证性；泛文化视野中的比较与概括，整体观角度的分析与综合，则使其不断获得普遍性的理论，并更接近社会的普通性文化现实。”——也正是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与“泛文化研究”，崔文华才得以实事求是地给予“电视文化”以科学界定：“大致可以说，以作为大众文化工具的电视所做的社会信息生产与传播为起点，以公众日常化接收为社会影响方式，而逐步引发广泛社会效应的一种互动型文化形式，就是电视文化。”
全能语言与当下批判
可以说，当下中国电视的致命伤，就在于文化追求的弱化与异化，崔文华称之为“电视病”；“电视使用不当在中国引起的社会文化症状尤其应引起重视。中国社会普遍文化素质偏低，无力抵御（至少是无力自我保护）电视的不良侵害。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同样贫弱，无力对电视纠偏，甚至自觉不自觉地看电视的眼色行事，更助长了‘电视病’”。而这种“电视病”的谬种流传，便是人格高度虚空、精神高度异化却偏偏以“新新”自炫的所谓“新新人类”的层出不穷。
“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以及主要由电视哄抬起来的流行歌星及其流行歌曲，加上用电视手段生产出来的录像带和其他纯娱乐性的电视节目，控制甚至吞没了文化消费，人们似乎无法逃避地淹溺其中。尤其是青少年，从小到大、从早到晚都‘呼吸’着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构成了社会‘文化空气’的主要成份，人们对这种‘空气’也因此形成了一种‘药物依赖’般的迷醉感……电视创造着大批‘无所不知’的思想盲人，这种人似乎什么都见过，对任何事物都不再有新鲜感，然而却总是嚷着要新鲜新鲜；对任何未知事物都可以连天扯地说几句自己也忘不了从哪里听来的话（主要是从不同的电视节目里听来的话），但却完全不知道如何表述属于自己的话。甚至，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话。”
造成这种“电视病”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电视人本身文化素质的偏狭浅薄与文化心态的盲目浮躁，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开发本土乃至外来文化资源方面的乏力乏术。身为资深电视文化人或文化电视人，崔文华对此深有体会并多有针砭。
从《渴望》、《咱爸咱妈》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类风靡一时的小市民电视连续剧，称得上是国内电视剧中的上品。崔文华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从当下电视剧的暴发户现象中，所看到的是与传统戏曲“洒狗血”式的过火煸情一脉相承的现代性的匮乏与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意义的欠缺：
“现今一些写市民生活的艺术作品（电视剧、电影、戏剧、小说等）都还不属于上述意义上的‘市民文化’。它们所写的主要还是传统型城市尚未解体、新型城市生活方式刚刚萌芽时的‘城市平民’生活，描述他们的传统心态在纷乱的意识形态的、现代强权的、市场经济来临的诸多大潮冲击和挤压下的惶惑、无奈、善良的自虐等等……这表现出了艺术家时代意识水准的滞后。对他们来说，似乎传统城市中市民们的善良、勤劳、淳朴、人情味、生存的小聪明等是一个情感家园，艺术家与观众都希望在艺术再造的这个情感家园中得到抚慰，为自己那在城市现代进程中所放逐的心灵找到一个安放之处，哪怕只是一个自造的并不高明的‘人情童话’……”
比起诸如此类小市民戏剧来，时下正层出不穷的像《黑脸》那样把中共党员塑造为毫无现代性可言的“现代包公”的电视传奇剧，连同像《三国演义》那样把历史名著摩登化、漫画化的电视历史剧，就显得更加乏善可陈。崔文华以《三国演义》的拙劣与失败为例，挑明了国产电视剧的一大误区：
“严格说来，这样的电视作品是不该向海外输出的，它会使得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不多的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要把来自海外的某些好评当作掩饰失败的借口。三国故事本身复杂惊险的震撼力仅仅用不带图像的‘广播评书’讲出来就足以吸引听众，何况配了‘活动插图’。哪怕这些插图不堪细赏，但这‘配图故事’的原本轮廓，就可以引发对中国历史知之较少的人们的初级好奇心。来自初级好奇心的赞赏是由历史原作的惊险与壮阔引发的，即使有喝彩声，那也不该由初级摹仿者冒领。分清这一点对于走出自我欣赏的误区是必要的，并对新的进取有帮助。”
崔文华还指出，导致弱化文化底蕴的“电视病”的另一个盲区与误区，是“画面拜物教”式的所谓“电视感”；“‘电视纪实’手法的过量使用，一直是掩饰知识贫乏的常用手法。……只有电视拍摄制作的单纯的技术专长，没有关于表现对象的理性认识和系统理解，就不分析，不判断，用一句话不说或尽量少说来显得莫测高深，来标榜‘电视化’的纯而又纯，结果使电视语言残废化。生动活泼、七窍俱全的电视变成了又聋又哑的电视、浑整圆照的电视语汇被肢解得只剩下一片充满模糊歧义的懵懂的虚影。电视本应提供的多层信息被电视创作者无知地克扣了。观众只好坐在屏幕前，与电视创作者进行浅陋的‘纯画面’探索，在‘纯电视化’的教义中，与电视创作者共同走向浅薄。”
在对于国际信息资源的汲取借鉴方面，中国电视所表现出来的同样是弱化文化内涵、阉割全能语言的误区与盲点，崔文华称之为“浅度猎奇”：
“以国际性内容播出量最大的中央电视台为例，由中国电视工作者直接摄于国外的节目较之过去已大为增加，但基本还停留在浅度猎奇的水平上。以‘一切为了观众乐意看’为借口，只在花哨浮泛的所谓‘娱乐性’、‘趣味性’上打转。在非儿童性节目里，以4（6岁的智力发育水平为准的‘小猜谜’或‘懵事’性的准智力测验作导引方式，用几个故做天真可爱状的‘嘉宾’导引人，提问无数个琐碎无聊至极的小疑问，浅化和抹平了千百万乃至上亿人对世界的深度知识渴望，却能够千百天如一日地乐此不疲！长此下去，这种‘趣味性’恐不免造成‘弱智性’……”
全能语言的妙用
崔文华对于当下电视的文化批判，是具有明确指向性和建设性的——“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电视不适合表现抽象的理论思想。事实上，人们早就看过未来学家托夫勒把学术著作《第三次浪潮》拍成电视专题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用电视专题片的方式系统表达了他的经济学理论，这部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成了他的经济学名著之一《自由选择》……”“从知识结构贫乏的狭隘行业意识出发，人们习惯于规定：什么是适合电视表现的，什么是不适合电视表现的。其实，完整意义上的电视语汇是一种‘全能语汇’，不存在适合不适合的限制。”——相应地，他自己参与创作的一系列电视作品，正是电视“全能语言”极具指向性与建设性的巧妙应用。
近年来，崔文华相继参与主创了《世界在你面前——纪念中国电视开播30年》、《穷则思变——中国贫困地区考察》、《泽润苍生——中国贫困地区解决用水困难纪实》、《卫生与社会——中国社会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辉煌二十年——中国农村改革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二十年——重整大地》、《珍惜生命之源——中国节水浇灌纪实》、《走向新世纪——庆祝香港回归祖国》、《黄河小浪底大坝截流》、《软着陆》、《面向新世纪——诸暨印象》、《好雨知时节——中国财政支农纪实》、《山河作证——浙江省财政支农纪实》等一系列充分发挥电视全能语言的纪录片与专题片，并多次荣获国家级“五个一工程”奖和飞鹰奖。
于十五大胜利召开期间由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隆重推出的大型纪录片《软着陆》，是经济学专家与电视工作者精诚合作的结晶，同时也是运用电视全能语言观照经济行为、活现经济理论的一部精心佳构。作为经济学家，该片策划吴坚忠对于创作过程中经济理念与电视手段、话语解说与画面呈现之间的珠联壁合、相得益彰，曾有过一种朴素的交待：“说也奇怪，经过几个月的磨合，记不得在第几稿的时候，我的意见常常是提醒注意具体情节的生动性，而经济部汪文斌副主任却多次强调加强片子的理论高度，嘿！‘好一个换位思维’”（引自《软着陆》第14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吴坚忠所谓的“换位思维”，在由本片撰稿人之一的崔文华所著的《全能语言的文化时代》一书中，另有一种更为精确也更为老到的说法，叫做“与其害怕画面消失在语言的阴影里，不如让语言的光辉把画面纵横深处照亮。”这其实正是只有充分发挥电视全能语言才能够达成的一种高层次的艺术境界。
从另一方面来看，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语言与电视手段所擅长的画面具象之间毕竟属于两种各不相同的语码符号，“让语言的光辉把画面纵深处照亮”的全能语言的艺术境界，绝对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便宜买卖，而是多少年的上下求索加上日日夜夜的苦思冥想才能够修练出的文化功底与精神品位。在崔文华参与主创的一系列电视作品中，最为充分地体现出“让语言的光辉把画面纵深处照亮”的全能语言的艺术境界的，首推完成于1991年的大型专题片《穷则思变——中国贫困地区考察》。将近十年过去，这部历时三年、七易其稿的既高度电视化又高度诗化的典范之作，依然不失其为同类电视题材中不可逾越的一座丰碑。回想起来，《生命的代价》一集中“照亮”了“妹妹吃着姐姐的奶在成长”等一帧帧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的一段惊心动魄的解说词——“十一亿，那是怎样一个数字！假如让中国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可以绕地球赤道十五圈。按平均每人一顿吃三两粮，全中国人吃一顿饭，要装满330节火车皮。据计算，这十一亿张吃饭的嘴的面积加起来，有七百亩地那么大。这个外口就有七百亩地的大洞，是一个真正的无底洞……”——至今依然令笔者惊心动魄、回味无穷。
在《穷则思变》中，崔文华曾提出过“穷人的经济学”的概念，而在实际上，这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电视文化全能语言的特殊优势的经典巨制，所活现出的不仅是“穷人的经济学”，同时还是“穷人的生存哲学”。第一集起始处，伴随着画面、音响的推进而升起的那首“序辞”——“多少辈子受穷，刨了几千年的土，咱庄稼人遭罪啊，可没唠叨过苦。老辈子的骨气，少辈人的胆，如今的活法，不同往常年”（《穷则思变》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1992年2月出版）——所揭橥出来的，不正是为中国贫困地区的民众所特有的“穷人的经济学”和“穷人的生存哲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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