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1]2016年在《四川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国内经济新常态化、四川传统产业竞争力不强的情况下,加大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是维持经济增速的有效手段。近年来,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监管审慎度的不断提升,依靠信贷、BT等手段开展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而目前监管层大力呼吁的直接融资、PPP等模式又难以在短期时间内填补资金缺口,直接通过政府举债来解决基础设施投融资问题的难度较大。基于这种现状,设立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既能够在不增加政府显性债务负担的情况下充分吸收社会资本,又能够通过结构化设计让政府享受杠杆收益,还能够提升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效率,使得上述困局迎刃而解。可以预计,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这一新兴投融资模式将会在四川省内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广泛地运用,其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由于处于发展萌芽期,各界尚未对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界定,与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甚至和证券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混淆的情形时有出现,由此引发监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国内外直接关于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的研究成果较少,现存的文献也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和完整的研究框架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形下,选择研究四川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运行机制不仅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还具有丰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在研究框架上,本文首先厘清了基础设施的内涵与外延,在此基础上对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进行了界定：即以基础设施领域项目运营(包括基础设施项目设计、建设、管理等)和项目资本(基础设施项目的直接关联企业股权、债权、资产支持证券等)为特定投资标的物,采用非公开募集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机构投资者或自然人投资者募集资金的私募基金,是广义产业投资基金的一种。随后,通过理论与投资实务相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基金的运行机制,发现四川的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同时存在市场化、行政化和结构化叁大特点,这些特点是由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的内部架构、市场竞争策略以及基础设施定价叁个主要因素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产业组织的视角作为切入点,依托产业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引入博弈论、委托代理、机制设计等研究方法,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对决定四川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特点的叁个主要因素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1)在基金的组建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劣后级合伙人履行对应的出资义务对提升基金的运作效率大有裨益,但同时会导致政府对基金运作事务进行过度干涉。当这种干涉越多,影响越大时,管理人的积极性越低,致使基金运行效率下降。因此地方政府应该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严格按照合伙协议履行自身的义务,少插手甚至不插手基金的投资运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2)在内部架构搭建中,提升内部信息传递效率,加大基金人员下沉力度、实现项目分类隔离、提升业绩提成率都是提升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运行效率的有效手段。因此四川的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应当尽量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建立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同时分别建立投资团队和投后管理团队,尽可能的让投后管理人员在项目公司任职,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行；建立高效的项目隔离机制,避免不同类型项目的交叉影响,同时按照市场行情根据业绩给予管理人额外的业绩提成。(3)在市场竞争策略选择中,基础设施市场会随着进入基金数量的增加和基金管理人能力的增强逐步由垄断向竞争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管理人的素质越强、市场容量越大、行政干预越少、基金存续期越长、募资成本越低,市场竞争度则越高,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的运行也越高效。因此政府应当减少行政干预、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基金管理人应当加强自身的团队建设,选择基础设施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投资,尽量延长基金存续期和降低募资成本。(4)在产品定价中,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内部管理因素和外部客观因素两种。当管理费率越高、公共资金的影子成本越高、业绩报酬率越低、劣后级出资比越低、优先级的固定回报率越高时,基础设施定价也会越高。而当地基础设施禀赋、定价权的主导等因素会由于地方政府和基金管理人的种类不同对基础设施定价带来不同的影响,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在基础设施定价中,首先应当界定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和管理人的类别,评估及投资区域的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现状,适当的提高管理费提成和业绩报酬,增加当地政府的出资比例,通过有效的增信措施降低优先级的回报率,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如下：(1)构建了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第四章)。基于市场结构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对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的运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以“内部架构—市场竞争策略—价格形成机制”为主体的分析框架；依托该框架分析了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的内部组织架构(第五章),系统地研究了基金内部组织存在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进一步丰富了基础设施领域企业治理、产业投资、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后续分析建立了理论基础。(2)研究了市场细分情况下,产品属性对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运行的作用机制(第六章)。采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了不同类别的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在叁个细分市场的竞争对策,分析了行政影响存在时,叁类产品(经营性基础设施、准经营性基础设施和纯公益性基础设施)对基金收益和运作模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市场可能的演进路径。(3)对政府双重定位和“明股实债”投资模式同时存在时的基础设施定价机制进行了剖析(第七章)。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中同时扮演投资人和规制人的双重角色；基于优先级资金以“假股真债”的形式出资的现实情况,利用线性规划的分析方法,对规制人是否完美和是否给予管理人业绩提成时的基础设施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类研究。本文进一步研究方向：(1)完善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在本文的分析架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监管机制、税收处理、基金管理人内部治理、资金管理、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等因素,结合公司金融、企业治理、投资组合等金融学和管理学理论基础对现行的分析框架进行扩展,同时根据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及资本市场的变化对分析框架进行调整,使后续研究更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2)通过实证分析对本文主要结论进行验证。由于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在四川投资运作的时间较短,样本量和数据量难以支撑实证分析,而且普遍采取了封闭运行的模式,相关数据的采集难度较大。在上述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本文主要建立数理模型对相关结论进行了推导,其对应的实证分析可在数据和案例足够丰富时再行展开,进一步提高本文的研究深度。
陈耿[2]2001年在《证券市场与四川经济发展》文中认为1981年我国中央政府恢复发行国库券，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开始。股票市场则始于1985年第四季度部分国有企业开始实行股份制。二十年来，我国的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发展极为迅速。一级市场筹资额从最初的每年几十亿元发展到1999年的1200亿元， 2000年进而达到2100亿元，是1987年的100倍以上；二级市场股票市价总值不断攀升，1999年达到26471亿元，相当于同期GDP的33%，已接近部分发达国家90年代中后期的证券化率水平。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扩大和证券化程度的加深，股票市场对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所具有的筹集资金、优化资源配置、促使企业转换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等功能日益凸现，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增长与结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我国地域广大，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均有较大差异，经济发展的区域化特征比较突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存在合作的一面，也存在相互竞争的一面，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这种竞争关系表现得更加突出。四川地处西部，位于我国叁大经济地带中相对最落后的地区，发展经济的任务尤为迫切。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加入WTO即将成为现实，更给四川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抓住西部大开发赋予四川的历史机遇，加快四川经济发展，已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发展经济的途径是多方面的，而加强对证券市场的利用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从证券市场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看，证券市场不仅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还是优化资源配置，进而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证券市场与四川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找出四川在证券市场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研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作者主要运用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种传统的逻辑结构，与之相适应，本文的基本思路是<WP=3>连贯而清晰的，即：首先根据四川发展经济的现实迫切性提出加强证券市场利用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证券市场对于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作用；进而结合四川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对造成这些问题的经济机制、经济结构等因素进行了剖析；最后，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若干建议，这些建议涉及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完善政府功能以及对尚未正式设立的创业板的一些前瞻性研究等诸多方面，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本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主要是从证券市场功能的角度探讨了四川省利用证券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首先，本章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下四川省发展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西部大开发给四川带来了发展经济的巨大机遇；同时，由于四川现存的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老化等问题，制约了四川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需要多方面寻求对策，突破制约四川经济发展的禁锢。其次，从投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入手，从资金角度分析了四川省加强证券市场利用的重要性。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投融资格局的变化，各种筹资渠道的重要性开始变化，新的筹资渠道已经出现。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自筹与其它投资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而证券市场更是异军突起，发展极为迅速。而且，随着我国金融业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目标的确定，证券市场的地位会更加重要。在这一大的融资格局发展趋势下，四川应该大力发展证券市场，加大在证券市场上的筹资力度，从而打破四川经济快速发展所面临的资金屏障。再者，在对证券市场筹资功能重点分析以后，结合资本市场功能的理论阐述与四川实际状况的现实分析，集中探讨了证券市场具有的筹集资金、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促进地方经济繁荣等功能对于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四川可以充分利用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使经济获得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最后，本章对四川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肯定了证券市场对四川经济发展已经做出的巨大贡献。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四川省对证券市场的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WP=4>本章共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四川省上市公司现状的分析，包括上市公司数量、规模、行业分布状况、资产质量与经营状况。在肯定四川省上市公司取得的成绩同时，通过横向、纵向比较分析，发现四川省上市公司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新上市公司发展速度减慢、上市公司整体规模偏小、大部分上市公司来自传统产业、公司资产质量及变化趋势令人担忧、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下滑等等。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制约了四川对证券市场的深度利用。第二部分分析了四川省上市公司的融资状况及有关原因。1997年以后，四川上市公司各年度总体融资规模急剧萎缩，与同期沪深股市大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地位。从表面上看，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近年来新上市公司明显减少以及配股家数未随上市公司数量增加而同步增长。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四川经济机制落后、有关方面股改工作重点错位以及产业结构老化。找到了根本性的原因，有助于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存
温静[3]2008年在《发展四川交通建设产业投资基金的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产业投资基金是在借鉴国外创业投资基金运作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立法长期缺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长期处于进展缓慢的状态,理论界和主管部门对产业投资基金的理解也各有侧重。首先,本文在综合国内各学派观点的基础上,通过阐释“产业”和“投资基金”的概念,提出本文所界定的产业投资基金概念,即:产业投资基金是一种借鉴国外创业投资基金的运作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际,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券(如信托受益凭证、基金单位等)集中众多投资者的资金,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未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是以追求长期相对稳定收益为目标的投融资制度。在明确概念后,本文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产业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异同,提炼总结出产业投资基金独具的特点和作用,为下文提出设立四川交通建设产业投资基金奠定了理论基础。理论终究要付诸实践,并为实践所检验。因此,在第二章中,本文通过总结分析美国、日本、台湾和欧洲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经验,以及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方面的成功实践,认为:国外创业投资基金运作经验对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当前国情出发,我国应加快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步伐,特别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以打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完善法律法规,减化审批程序,放宽投融资限制,壮大基金队伍,而且应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应选择适合的基金设立方式、组织形式和发行方式,并建立健全产业投资基金退出机制。国外经验对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启示同样适用于各省市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内陆省份。就四川而言,由于位居西南内陆,地形地貌复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造价高、欠账多,导致出川通道建设长期滞后。近年来,随着四川经济高速增长,落后的交通设施与传统的投资体制间的内在矛盾日益凸显,单一的招商引资方式和“政府一家办交通”的模式已不能满足交通设施建设的筹资需求。为此,四川交通建设筹资必须尽快摆脱过去主要依赖财政支持和银行信贷的做法,推动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快车道”,实现交通投资主体多元化。本文第叁章重点分析了四川发展交通建设产业投资基金具备的现实可行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①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快产业基金试点,国务院拟定的产业基金试点范围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建设。②与之配套的政策法规如《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即将推出,新的《合伙法》也于2007年生效实施,为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提供了法律保证。③居民储蓄存款持续高增,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和QFII等机构投资者队伍不断壮大,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和组织保障。④以麦格理银行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为代表的产业基金已经发展成熟,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将会总结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这些都会给四川设立交通建设产业投资基金提供有益的借鉴。⑤交通运输产品既是公共产品又是服务商品,其产品的双重性决定了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应该多元化,光靠政府投入远远不能满足资金需要,必须积极调动社会资本发展交通运输产业,而设立专业化的产业投资基金是聚集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之一。以理论为基石,以经验为指导,从实际出发,本文第四章基于前述理论与实践经验,提出了四川交通建设产业投资基金分阶段创设的构想:1.组织形式的构想①起步阶段选择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当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正处于摸索阶段,一方面在金融投资领域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对普通合伙人进行监督与约束,使得在初期无法实施较高层次的有限合伙型投资基金;另方面由于信用严重缺乏,背信趋利现象比比皆是,而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是在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委托代理关系,因而在起步阶段也暂时不适合采用契约型。但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恰恰比较适合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法律法规不甚健全、社会信用秩序有待建立的发展中、转轨中以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在四川发展交通建设产业投资基金初期,建议选择公司型。②成熟阶段选择契约型和有限合伙型。从长期来看,契约型投资基金和有限合伙型投资基金相对于公司型投资基金具有更大的优势,一是其设立、运作和解散过程比公司型更简便;二是其组织结构简单、运作机制效率高,不会造成重复纳税。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建立,产业投资基金运作经验更加丰富,以及前述提及的在设立初期面临的种种不利因素得到有效解决之后,可以尝试采用契约型和合伙型。2.设立方式的构想①发展之初建议选择封闭式。封闭式基金相对于开放式基金具有资本规模固定、适于长期投资、资金使用效率高和运营成本相对低等优势。由于交通建设产业投资基金的投向是投资周期长、资金需求大和本息回收慢的交通项目,决定了基金资产必须稳定和庞大,不允许资金随时被大量抽走,因而,封闭式更适合交通产业这种长周期项目的运作,便于基金管理人投资项目的资金供给进行全盘规划。此外,国内已设立的产业基金也都是封闭式,有一定的经验可资借鉴,为稳妥起见,建议在起步期暂时采用封闭方式设立。②成熟阶段建议采用开放式。就长期而言,开放式产业投资基金比封闭式产业投资基金具有更多的优势。一是开放式基金市场选择性很强,投资者可以根据基金业绩的优劣进行申购或赎回,引致基金规模扩大或缩小。按照边际运营成本递减的规律,基金规模大小直接决定了管理人的收益高低。所以,这种优胜劣汰机制会对基金管理者形成激励和约束,有利于产业投资基金市场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开放式基金运作透明度高、信息披露制度严格,更能保护投资者利益。从国际创业投资基金的经验看,产业投资基金向开放式发展是大势所趋,当国内环境和本省实际都具备设立开放式基金条件时,就可将交通建设产业投资基金从封闭式转变为开放式。3.募集方式的构想①起步阶段采取私募方式。目前,我国规范约束私募行为的法律框架相对成型,现有的民事和公司法律制度框架已能约束私募中的关系。相对于公募而言,在私募方式下,特定投资者与基金经理之间是一种基于相互了解和信任而达成的委托——代理或授信——受信关系,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可以为投资者“量体裁衣”;另方面,私募基金的信息公开披露较少,基金运作具有相对高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考虑到产业投资基金在国内仍属于一种新兴的金融产品,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基金经理运作和管理的经验不足,投资者对产业基金的认识尚不成熟,采取私募方式便于将风险锁定在一定范围内。建议四川交通建设产业基金在起步阶段采取私募方式。资金来源以地方政府资金和国有投资公司资金为引导,同时充分发挥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的力量。②成熟阶段采用公募方式。产业投资基金毕竟是一种市场化投融资工具或产品,必须坚持基金运作的商业化原则,切实维护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基金投资的自主决策。所以,随着产业投资基金发展逐步成熟,基金投资的政府色彩将渐渐淡化,资金来源必将呈现多元化趋势,广大公众投资者和企业法人将是产业基金的重要投资主体。为有效吸收社会投资者的闲散资金,产业投资基金必然从私募方式转向以公募方式为主。资金来源以社会公众、企业、各类基金为主体,政府资金、金融机构资金仅仅作为补充。具体操作过程中,在市场体制、政策法规、人力资源和符合条件的投资主体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也可能滋生道德风险和财务风险。为此,本文第五章专门提出了为确保产业投资基金良性发展应当采取如下措施:1.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有关产业投资基金发起、设立、发行、交易、中止等运作经营管理的规范体系;以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试点为契机,积极探索有利于产业投资基金运作的经验;政府在进行宏观指导和创造条件的同时,应该加快自身职能的转变,并全面认识发展基础产业投资基金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风险,及时拟订对应措施;杜绝任何部门施加干扰,确保产业投资基金按照设立本意和规范程序运作。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养基金运作、管理人才,尽快建立既精通产业投资基金业务又了解国家产业发展总体情况、熟悉企业运作的专业管理队伍;积极促进与产业投资基金业务相关的包括律师、会计师、审计师、资产评估师等服务性人才的队伍建设;建立约束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既要防范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又要注意留住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主动性、创造性。3.制定优惠扶持政策。配合中央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后资本市场发展的步伐,结合西部大开发的实际,加快培育四川的资本市场,为发展交通建设产业基金创造必要的市场条件;建议政府对交通建设产业投资基金赋予必要的特许经营权,并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保证合理收益,如税收减免、提供财政贴息、信用担保等政策。4.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引导储蓄资金投向实业;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产业投资,为企业资金寻找新增长点;放宽养老基金的投资限制,积极吸引社会养老基金;加强政府资金投资引导作用;允许外资参与产业投资基金。5.完善基金退出机制。加紧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积极创造条件,规范发展产权产易市场,尽快设立二板市场,为产业投资基金提供有效的退出机制,解决投资者的投资回收瓶颈问题,为实现基金的“投资——培育——变现获利——再投资”的持续循环发展,为产业投资基金不断成长壮大创造条件。6.加强投资基金治理。公司型基金必须参照《公司法》、《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以基金章程为治理法则;契约型基金必须参照《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根据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原则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确保公司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化。基金托管人应该依据基金运行中“管理与保管分开”的原则,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和保管基金资产,充分代表基金持有人的权益。
罗秋实[4]2013年在《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案例分析》文中认为本文为案例型论文,研究对象为四川省内惟一一家省级投融资平台：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发展)。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各地投融资平台在促进当地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投资效率不高、偿债能力低下等系统性问题。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收紧,投融资平台这个大规模投资背景下的产物可能导致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正确看待投融资平台的积极意义,如何化解投融资平台的风险意义重大。四川发展在完成省政府制定的阶段性融资要求之后,在国家政策对投融资平台收紧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及业务的创新以及公司如何转型成为了重要的课题。本文拟通过四川省投融资平台四川发展的案例分析,找出投融资平台目前的问题并剖析其原因。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为我国投融资平台的运营提供借鉴。本文在对投融资平台模式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对四川发展的基本情况和成立至今的工作做了归纳和总结。为了全面判断投融资平台的风险,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取19个要素指标使用层次分析(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法构建投融资平台的风险预警系统。经实际数据检验得出四川发展的经营情况基本安全,但是存在风险隐患的结论。本文归纳了四川发展公司内部治理松散、资金运营管理效率低下、注册资本金不到位、与出资企业联系薄弱、日益从紧的政策风险等5个方面的问题,并剖析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加强市场化思路；精细化管理融资余额,大力提升投资业务收入；实现产业投资基金募集突破；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股权多元化、证券化；以产业簇群形式加强与出资企业的联动；建立并完善实体资金池,加快设立财务公司；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等建议。并建议多借鉴其它省级投融资平台的运营转型经验,以为自己所用。总结起来,四川发展的改革重点在于精细化管理并提高内部治理的效率、夯实并拓展现有资产及业务、借鉴其他投融资平台公司的经验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因为在投融资平台相关研究领域中,前人大多集中在政策、经济因素等外部影响进行论述,较少深入到公司治理层面。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四川省内唯一一家综合性投融资平台作为重点研究,并且结合四川发展的实际情况,加以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使分析更全面和深入,且更加具有实践性。但是鉴于本人学识有限,对所学知识的认识、理解难免有一些偏漏,文中肯定存在许多的不足和片面之处,敬请评审专家及答辩专家批评指正,本人将继续在以后的学习与工作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完善自己,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唐力维[5]2013年在《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78年至今,我国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政策偏重于工业规模的扩大和总量的提高,忽视产业素质特别是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提高,由此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低水平下的结构性、地区性生产过剩,经济运行中的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中国制造业主要是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加工制造产业,其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已逐渐被柬埔寨、越南、孟加拉等东南亚及南亚的新兴市场取代。再加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表现为出口受到约束。现有的经济结构不能适应国内国际市场的变化,如何打破外部需求不足,并有效挖掘内部需求就显得极为迫切,而结构调整成为基本的政策走向。从某种程度上讲,在经济和社会均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结构问题已经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实际上,如何通过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合作实现资本流向与产业结构优化协调的政策目标,最终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突破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负面约束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的。本文尝试选择优化产业结构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为研究主题,通过对产业结构优化、新兴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关系的研究,分析如何通过金融支持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或者说通过政策引导更多的资本流向新兴产业,最终实现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即更为反映技术和知识的价值,表现出软化和服务化特征。本文对新兴产业的具体论述是以“战略性”为出发点,是针对“结构调整而言的”。作为结构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选择产业结构及其调整优化为重心,同时结合宏微观方面的金融服务来进行综合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以四川的相关问题为着眼点进行纵深考察和分析。本文通过对产业结构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为其他结构问题的解决或者说改善提供基本的借鉴。全文共分为八个章节。第一章,导论。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研究思路,在概述我国产业结构的现实情况和存在主要问题后,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范畴和主要问题：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相关金融支持研究。重点以四川省的视角,展开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支持的研究；第二章,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综述。在论文的文献评述部分,首先从严谨的学术角度对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加以界定,进而从国内外现有文献入手,对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做出深刻的回顾和总结。对研究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支持的相关文献做出评述,归纳现有文献的不足,提出本论文的学术贡献；第叁章：在评述现有产业结构及产业优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得出既有文献的不足之处在于未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产业结构优化、新兴产业发展和金融支持叁者内在联系；继而在该章节中,我们尝试着从理论上思考中国产业结构、新兴产业和金融支持叁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机理。提出了这叁者之间内在联系机理的理论假说,上述理论假说为后续实证章节做出了重要理论铺垫。在分析我国产业发展的现状、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并提出以四川省为观察和研究的视角,有重点、分层次的分析区域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展开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支持的研究；第四章,由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引入金融服务的重要性,并分阶段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服务与产业结构的调整,金融支持对外贸业务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后论述了宏观金融政策与产业调整的关系；第五章,深入研究了四川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发展形势,以及发展的优势与制约因素,并进一步探讨四川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支撑条件、政策保障措施；第六章,基于四川省的视角,纵深分析了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从重点产业领域、重点产业的布局角度概述了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深入分析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特点与成效,提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行路径：资本市场支持、财政政策支持；第七章,发展新兴产业与金融支持的数量分析。分地区、分行业的实证分析了新兴产业与金融支持的关系,并计算了新兴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金融支持新兴产业的效率；第八章,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基于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推动作用,从市场性金融支持、政策性金融支持、区域性金融支持叁个方面提出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可行策略。本文对产业结构、新兴产业与金融支持的研究重点在于回答如下几个问题：其一,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政策的关系问题。普遍认为优化产业结构与必要的金融支持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关联在若干发展中国家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特别是在某些政府进行有限干预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着。和我们不同的是,日本的做法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而我们迄今为止的做法主要是依靠政府行为去“打造”的。这一区别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其二,如何将结构式改革从“口号和宣传”层面引入到本质层面。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以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基础。也就是说,本文所说的结构调整,底线是不能沿袭所谓“中国模式”中的那种已经过时的政府行为模式。这里暗含的假定条件是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成功,但导致它成功的某些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在新的发展时期继续沿袭它的思路和方法。这其实是对原有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的一种扬弃,我们需要在新时期和新阶段中把发展模式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其叁,结构调整与经济转轨的结合问题。基于以上思路,本文着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二次转轨的趋向和特征。包括结构调整在内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二次转轨的内在需求,即由半市场经济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转轨。未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能不能成功,将与经济转轨关系密切。其四,改革模式的继承性,即如何更好发挥所谓“政府行为”的改革模式的优势。从混合经济到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有条件有限制的政府行为只要不伤及市场要素的根本,还是可以并且需要适当延续的,这可以视为在新的过渡时期的一种外部补充。其五,改革的适度性问题。在政策确定之后,程序和细节将决定最后的成败。这些程序和细节,就是我们在论文中经常提到的某些临界线或“度”的分界。我们需要找出一些与市场直接相关的,或者说更为客观的指标。本文对产业结构优化、新兴产业与金融支持的研究,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并存在如下可能的创新之处：其一,通过将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轨结合分析,本文讨论了改革模式的继承性和适度性问题,为研究结构调整以及相似的改革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我们的研究同样提供了分析产业结构优化、新兴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区域研究的有效尝试。考虑到我国的某些特点,本文选择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中代表性的四川省,作为相关问题的着眼点进行比较纵深地考察和分析,把诸如“产业结构”这样一个较大的题目,放低到一个有代表性的区域来做研究。我们认为,在方法论上,这样做是一种既照顾了整体,又突出了典型的有效的尝试,提供了相似研究“从样本到总体”的分析逻辑。其二,对新兴产业与金融支持的模型分析,为相似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实证检验得出产出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支持的不足。因此,提高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高产出效率。尽管这个结论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本文中是经过数据检验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叁,本文的研究为加大金融支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我们基于实证结构提出的政策建议融合了市场、政策与区域叁个维度,政策维度得到有效拓展,并为相关结构问题的政策走向提供了理论借鉴。从市场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区域性金融叁个角度提出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建议。这也是从实证角度推出的,具有参考意义的政策建议。但由于时间以及资料占有的缺乏,本论文还存在如下的不足之处：其一,文献缺失带来的问题。现有关于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成果相对较少,尽管本文也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但是其贡献仍然相对较小。其二,数据不足带来的样本容量降低。用于分析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数据相对较少,样本容量的限制可能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但我们基于1999至2011年的市场数据所进行的研究,其对金融支持与新兴产业发展关系的基本讨论还是有效的。论文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也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点以及努力的方向：其一,将产业结构优化、新兴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的研究推向深入；其二,在数据完备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有效的实证研究,开展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其它实证分析。
袁野[6]2017年在《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现状及发展路径探讨》文中提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或机构以财政拨款、股权、土地等资产形式设立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各地的项目投资、融资以及管理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央政府200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中央政府颁布了许多优惠政策的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保护环境、资源分配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因为平台自身的巨大债务问题及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为了缓释债务风险,保障平台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出台了各类操作细则,以便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把控总体债务风险的前提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更大的奉献。总之,控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作者对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发展)的实际运营情况的了解的基础上,找出川发展现在存在的各类问题并分析其中原因,据此提出具有一定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以供我国其它省的政府投融资平台参考。本文在对国内、国外的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进行概述的情况下,对川发展的成立情况、市场定位、常设机构及取得成果做了总结,并对川发展的未来规划进行了展望。本文归纳了川发展内部治理粗放、资金营运效率较低、财务管理压力较大、经营管理不够细致、注册资本金未完全到位、日益从紧的政策风险6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政策政治因素是上述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6项问题,本文提出川发展应以市场化的思路为指导,强化公司内部管理、做好融资事前规划,严格控制成本、大力提升投资的宽度和广度、打造金融控股集团、积极开发优势战略资源、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突出国有资本投资管理和运营,推动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五大联动”的风险管控体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争取省政府的支持等建议。并建议川发展可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的运营模式,并加工成符合川发展的模式。总体而言,川发展改革的重点是在强化公司内部管理、控制总体成本的情况下按照川发展打造金融服务、产业投资、国资运营“叁位一体”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整体定位,借鉴其他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转型发展模式助推川发展打造成为一家“政府满意、社会尊重、员工自豪”的现代化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有企业。在当前国家要求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的整体情况来看,许多地方政府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即如何规范和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模式,结合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政府投融资平台。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唯一的一家省级投融资平台——川发展进行研究剖析,此课题在当前背景下,可以为地方政府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运营提供参考,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方文虎[7]2012年在《四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增长及其促进因素一直是经济学领域探讨的热点,随着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印证,劳动、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制度变迁等因素被定义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金融,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怎样的,却没有一致的结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有针对单个省份进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必要,鉴于此,本文将针对四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立足四川金融和经济数据,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出发,充分借鉴前人已有成果,利用计量经济学标准分析和检验方法,全方位分析四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及金融系统内部各指标间关系,得出相应模型和结论,并结合四川经济发展实际和所得结论,提出利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吴艾泓[8]2013年在《四川省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经济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剖析。随着当代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深,金融成为了经济增长发展中一大不可忽略的因素,其资源属性也得到逐步显现,1998年辽宁大学的白钦先教授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提出了金融资源这一概念,为金融经济关系的研究打开了另一个思路,人们开始改变以往把金融作为一种简单工具的思路,以更全面的观念为起点,站在资源配置的角度,综合考察各项金融资源要素对经济增长是否发挥作用以及作用的路径、效果等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则随着研究时间和地域的不同有着较大的差别,表明金融资源和经济增长问题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点,受此启发,本文将此问题的研究范围限定于西部最重要的省份——四川省,围绕着四川省经济增长与金融资源配置情况,利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了二者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以及是谁作用于谁的问题,以期找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方法,更好地促进四川经济的增长。此外,本选题也紧贴中国金融工作重点,具有一定现实意义。2012年1月6日-7日,五年一届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温家宝总理在对未来金融工作重点进行部署时,首先就提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看似是对2008年那场由于金融创新工具过度虚拟化、脱离其所依赖的基础资产和当局监管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教训的总结,但实质上是反映了金融为经济而生、故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服务的本质属性：另外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也表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今后五年的一个重要工作即为优化信贷结构,确保信贷资金有序流入实体经济,同时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本次会议可以说是将金融经济关系研究问题再一次推上了台面,同时也印证了本文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本文以金融资源理论为研究起点,在对金融资源及其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西方传统金融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将金融资源及其配置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探讨金融资源配置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设计出金融资源配置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紧接着以该指标体系为依据考察四川省金融资源配置的实际状况,找到不足之处,同时也利用各金融资源配置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四川省金融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不协调的部分,最后根据这些不足和不协调提出优化建议,按此框架,本文主要划分了六章内容来进行研究：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同时对国内外金融资源问题及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找到研究空白点及不足,并据此提出了本文的思路和框架,最后也对本文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和不足进行了简要说明；第二章,理论部分,本部分以白钦先教授提出的“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切入点,提出了金融资源的概念并分析了金融资源各组成层次的内涵,指出了金融资源的特殊属性,同时改编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可能曲线理论,来解释了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动因及评价要求,通过金融资源配置要与经济发展增长相适应的评价要求来引出之后对西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几大理论的回顾,主要包括了帕特里克1966年提出的“需求追随”和“供给引导”理论、戈德史密斯1968年提出的“金融结构”理论、肖与麦金农1973年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以及赫尔曼与斯蒂格利茨1996年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各大理论分别强调了金融对经济影响所使用的路径,为了使这一路径更加清晰系统,本文进一步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中的AK模型,并创造性地在其中加入金融因素——储蓄投资转化率φ,得出了金融资源配置影响经济增长的叁大路径,最后根据这叁大路径,设计了一套包括金融资源总量指标、信贷资源指标、储蓄转投资指标(从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大角度)、投资效率指标、金融开放度指标等在内的金融资源配置衡量指标体系；第叁章,发展回顾及现状描述部分,本部分选取了四川省1997-2012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和1997-2011年的金融数据,对四川省经济增长和金融资源配置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也对其现状进行了描述,并从回望历史和分析现状的过程中发现四川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为之后建议的提出奠定基础：第四章,实证部分,本部分选取了1990-2011年期间四川省GDP增长率数据与金融深化指标(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GDP)、信贷资源配置指标(金融机构贷款额/金融机构存款额)、金融市场发展指标(股票筹资额与保费收入之和/GDP)和金融开放度指标(实际利用外资额/GDP)四大金融资源配置指标数据,利用约翰森(Johansen)协整检验法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四川省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二者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以进一步确认四川省哪些金融资源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及其作用方向等问题;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为建议部分和结语部分,这两部分主要是在前面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以更好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实现本文最终的研究目的。按照上述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1、金融资源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包括了基础的广义货币资本、中层的金融组织工具体系和整体各部分的互动效应；金融资源的“权力资源”特殊属性使其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意味着金融资源“量”的增加,更包括了“质”的改善：金融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影响储蓄率s、储蓄投资转化比例φ和资本边际产出A叁大因素来影响经济增长;2、自1997年重庆分离以来,四川省在经济增长和金融资源增加及其合理配置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金融资源总量上信贷资源占比过大、稳定城乡居民存款不断流失、信贷资源利用不够充分,存在“惜贷”现象、股票市场发展滞后,总量欠缺,分布不均、保险市场深度有余,密度不足、实际利用外资稳定性有待加强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宏观制度层面的“金融抑制”,也有中观及微观金融机构自身体制及发展的缺陷;3、对经济增长指标与金融资源配置指标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四川省经济增长与金融资源配置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可以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其互动机制；进一步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四川省经济增长与金融资源之间的关系属于“供给引导”型,即金融资源总量的扩张和配置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反之则不成立；由此进一步分析协整关系式,发现目前四川金融资源量的增长及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而信贷资源的配置情况和直接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却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绊脚石”；4、根据现状分析及实证分析结果,秉着加强对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部分、改革起消极作用部分的原则,本文提出了四大优化四川省金融资源配置的建议：在金融资源总量方面,通过加快各类金融机构的设立与发展、鼓励产品的创新以及扩大金融资源来源来完成保持和扩张；在信贷资源配置方面,通过宏观层面降低干预、中观层面体制改革及微观层面创新服务和技术来提高效率；在直接金融市场方面,通过扩容上市公司“潜在库”、推动证券公司扩展业务范围和服务深度、加强融资资金使用监管、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及在农村层面影响力来推动发展；在金融开放度方面,通过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强调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特别是在对国内金融机构方面)来深化效果,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目的。总之,四川省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文通过对金融资源的界定,创造性地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了金融因素,分析了金融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同时在指标界定无异议且可得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从全面综合的角度来考察了四川省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现状,并由此提出了合理可行的优化配置意见,希望能籍此达到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增长的目的。
唐涌[9]2006年在《高速公路投融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85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出台后，我国的高速公路发展迅速，从数量到质量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高速公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缩短了时空的距离，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影响制约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交通瓶颈问题，有望通过修建高速公路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高速公路对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促进人员、物资、信息交流，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国防建设，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在日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国大陆高速公路从零到4.1万公里只用了约二十年的时间。高速公路建设所需资金数目巨大，建设工期相对较长，资金筹措已成为高速公路建设，交通发展的一个拦路虎。由于历史的机制上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公路建设养护资金一直由政府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中央财力有限，地方财政普遍紧张，国家对公路建设特别是对高速公路建设的资金投入数量和比例日趋减少，绝大部分高速公路建设资金需要各地交通部门和建设单位自己融通，所以，高速公路建设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如融资渠道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中央财政性资金投入太少，且东西部不平衡，因无法按期还贷而潜在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等已逐渐显露出来，这些就是本论文研究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下面就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作一简单陈述。 一、高速公路经济学概述。从高速公路的基本概念入手，对国际、国内高速公路的起源，发展情况作了简单的回顾，通过数据、图表直观地描述了我国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并位居世界第二的发展，奋斗历程。通过对高速公路的经济特征的分析，对高速公路的商品性、准公益性，建设投资的密集性，收益的稳
许顺利[10]2013年在《民国时期四川省银行与四川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近代地方银行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当时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与国家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与国家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不同,地方银行有着自己独特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业务范围远超一般商业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作为民国时期四川省内的一家重要地方金融机构,四川省银行对当时的四川经济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四川省银行通过遵奉国家金融政策,扩张农工贷款,扶助生产事业,敷设川省金融网,调剂地方金融等,对于增强抗战力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限于外部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和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这种贡献又是有限度的。研究民国时期四川省银行与四川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揭示地方银行业与地方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文章前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以及对已有的关于民国时期四川省银行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归纳、总结,并提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二部分主要将民国时期四川省银行的历史发展和业务经营状况作了简单的梳理。按四川省银行所处的历史时期,将其发展历程分为抗战前、抗战期间和抗战后叁个阶段。抗战前的四川省银行刚刚成立不久,资本薄弱,分支机构偏少,业务经营尚未步入正轨；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战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沿海沿江的厂矿企业大量内迁给四川省银行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四川省银行为了适应业务的发展,经过几次改组增资,资本实力扩张快速,组织机构逐渐健全,分支机构增长迅速。但这一时期的四川省银行受到政府影响和控制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发展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抗战结束以后,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国内环境迅速恶化,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环境下,四川省银行的发展呈现日渐衰落之势。第叁部分分析了四川省银行和四川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方面。四川省银行不仅开办各种形式的农贷业务,还派职员到各地指导组织手工业生产协会,帮助当地农民发展生产。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四川省银行农贷比重始终极小,从而对四川农业发展的贡献有限。2、工商业方面。由于后方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发展生产成为战时四川的首要任务,因此四川省银行不仅加大了对生产事业的放款力度,提倡四川省土特产品的生产运销放款,而且还直接投资关系国防民生的工矿企业。除此之外,鉴于小工商业发展困难、获取资金不易等情形,四川省银行通过各种形式的途径积极扶持小工商业。3、财政方面。因为四川省银行所具有的双重职能性质,不可避免的要和四川省政府发生紧密的联系：享有代理省库特权的同时大量资金被用作财政性借垫,对正常的业务开展造成了严重影响。4、货币流通方面。四川省银行的前身——四川地方银行通过发行地钞为统一四川货币创造了有利条件。四川省银行也通过辅币券的发行,缓解了四川金融市场上通货缺乏的困难,为法币在四川的流通提供了便利。但地钞和辅币券均因后期发行过多,又给四川人民造成了沉重损失。5、资金融通方面。四川省银行通过对社会零散资金的吸收以及全川金融网的敷设,有利地推动了四川省的资金融通。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结论部分。首先肯定了抗战期间四川省银行对抗战做出的积极贡献,之后通过对四川省银行发展历程的回顾,客观评价其在四川地方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四川经济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但这种贡献是有限度的,与其成立时的宗旨相差甚远。接下来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进而得出文章启发性的结论：作为地方性质的银行,要想取得发展,首先要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其次便是要结合地方经济的特点,协同共进,才能谋得自身和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 四川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运行机制研究[D]. 张然.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2]. 证券市场与四川经济发展[D]. 陈耿. 西南财经大学. 2001
[3]. 发展四川交通建设产业投资基金的思考[D]. 温静.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4].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案例分析[D]. 罗秋实.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5]. 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支持研究[D]. 唐力维.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6].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现状及发展路径探讨[D]. 袁野. 西南财经大学. 2017
[7]. 四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 方文虎. 四川师范大学. 2012
[8]. 四川省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 吴艾泓.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9]. 高速公路投融资研究[D]. 唐涌. 四川大学. 2006
[10]. 民国时期四川省银行与四川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 许顺利.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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