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怀旧老课本 经典重温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本论文,民国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辑之友》记者：诸位对于当前的民国版儿童读物出版热潮，是否有关注?儿童出版领域为何会出现“民国潮”?这股热潮大概能持续多久?对此是否也有所预测?
邹西礼：2005年我们推出《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三种老课本时，很大程度上是从文献的角度出发，觉得这三种读物编得很用心、很精致，其内容看似简单，实则设计精细、编排严密、趣味盎然、意味隽永，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现实的启发意义。但出版5年来，尽管也曾做了一些宣传，但市场反应一直较为平淡。2010年年底，老课本突然热销，一开始也出乎意料。当然，现在的这股热潮有目共睹，我们也在持续关注。
吴燕：2011年以来，民国题材的图书扎堆出版，跟出版界习惯的操作方式有关。2010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于是一批献礼图书流行，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于是一批民国选题的图书又集中出现。当然，这是从浅层现象来看的。从深层的社会心理来解读，儿童读物出版领域，尤其是教材领域出现的民国热，跟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的对教育行业现状的不满情绪是分不开的。教材编写近年来屡屡引发社会集体关注，是这种社会情绪的一种体现。
沈伟东：我对民国版儿童读物出版的关注，最早源自于对钟叔河2000年出版的《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一书的关注。近年，我对民国版儿童读物的关注，主要从研究民国少儿期刊的角度留心，也留意国内一些出版社开发的民国版儿童读物。我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民国时期出版的少儿期刊共计90余种，其中含有“儿童”刊名的计有60种，这些期刊中有许多对民国儿童成长有着深远影响。
民国时期，出版人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操守，也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对独立的话语权。我在民国出版研究中深有体会，比如系统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中医期刊后，发现那个时代民办期刊可以和当局高层对话。民国的儿童读物也体现了独立思想的风格，倡导优雅质朴的文化传承。在民国国文教材中，就有富不骄贫而有节、诚信有礼的故事，这些故事多从儿童生活中来，如借书还书的守信等，图文皆美，让儿童在阅读中得到良好的情操感染。当前，重新出版民国版儿童读物，形成热潮，是出版者对具有文化理想、教育理想的民国出版的缅怀与景仰，而大众读者，则是对民国版儿童读物倡导的国民教育的好奇以及认同。
民国版儿童读物的出版形成热潮，有很多因素，一方面随着民国历史逐渐拂去意识形态的遮盖，读者越来越需要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反观，一些读者也不乏怀旧的心理，需要大量的民国时期的出版物来研究；另一方面，民国儿童读物也有值得当前教育工作者、出版人学习借鉴之处。当前，随着这股出版和阅读热潮的深化，“民国”必然还会成为2012年年度出版的主题词之一，民国版儿童读物出版热潮还会持续几年。
周为筠：我觉得儿童出版领域“民国潮”应是这些年大众文化领域“民国热”的延续，也因现在的课本成为政治道德规训读本，缺失一种人文的关怀，而民国老课本恰恰在读书写字之外拥有生活的情趣。
曹保印：民国版儿童读物再版之始，我即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至其所谓“热潮”形成时，更是冷静观察，慎重发言。儿童读物和普通成人读物不同，它对儿童的影响，很容易是终生的。一味热捧或一味打压，都不是理性的态度，也都是对儿童及儿童出版的不负责。儿童出版领域出现“民国潮”，更多是对当今儿童教育的反思，试图从历史资源中汲取深度革新的灵感和力量；其次，是对当今中国儿童读物，特别是教材性质的普及性读物乏善可陈的“无声抗议”。之所以能成为所谓的“热潮”，更多是因媒体的推波助澜，因学生家长的“病急乱投医”。而家长一旦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刻舟求剑”，加之儿童本身未必会真的“买账”，他们便会重新调转船头，另寻方向。从这个角度上讲，这股“热潮”也许会再热一阵子，但不可能持续得太久。随着媒体自身对此种现象所持观点的修正，理性批评的声音将会不断涌现，终至“热潮”不再。
吴燕：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材出版史，可以看出，由于时代的影响，教材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宣传式、口号式、战斗式的选文占了大半。改革开放后，人文主义精神回归视野。人们对教材也相应要求去意识形态化，并体现人性化、人文化。20年来，教材的改革趋势大体也是与此相符，如“以学生为主体”“以人为本”的编辑理念的推行和实施。而当人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民国教材出版时，才发现那时候的教材倒是很符合当下对教材的种种期待。比如，民国教材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政治色彩不是非常强烈。民国初年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国内知识界普遍接受和宣扬西方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受此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在崇尚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同时，力图摆脱政治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干涉与束缚，开始自觉、主动地吁求思想自由与学术、教育独立。如蔡元培早在1912年便将教育划分为专制时代的“隶属于政治者”与共和时代的“超轶乎政治者”两种，号召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1912年，刚成立的中华书局为宣传自己的新教材，在报纸上登出广告，指出当时最大的教材出版商——商务印书馆的老教材有“龙旗向日飘”的语句，这对商务印书馆构成了较大的打击。此后商务印书馆的教材选文就非常重视避免政治因素的过多介入，力主教材编写的独立自主，这一点则成为民国教材出版商的共识。
李靖：我看到过一篇写《老课本》的文章。作者选取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从第一册至第八册的120多篇课文，配文赏读。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每篇课文的文字自右至左，竖排走文。每列的生字单独于上方的长框内，对应语句，一目了然。课文内容涉及学生日常生活、人情礼仪往来，还有介绍动物科普、风景山水的。三五小字，语句不多，字字珠玑，品味有格。
我认为民国小学课本的出版并不是什么“潮”，也不是一种“热”，它是历史过程中，人们对教育问题的反省和探索。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对过往的再加工。启蒙阶段爱的教育，通过一粒粒文字，最终体现在学生身上的应该是教育与实践、生活与情感的合一。“教育便是教人生活”，这是民国时期教育家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它的温暖仍在几十年前的小学课本里流淌，给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及我们的孩子们，所带来的美的触动，奢侈得让人有些不适应。
邹西礼：儿童出版领域之所以出现“民国潮”，主要还是图书本身的原因所致，也即当前儿童出版领域存在的问题与民国儿童读物的优点，恰好遇到了最佳契合点。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如专家学者批评的，我们现行的小学语文教育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前的小学语文课本尽管编得也很用心，但却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是以成人的视角和需求编选课文，而忽视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心智、兴趣和思维特征；课本功利的、说教的成分过浓，使得小学语文课缺乏童真和童趣。因此，当老课本这类全然从儿童视角出发、充满童趣的读物出现时，自然使人们耳目一新而受到欢迎。
二是当前国内畅销的或者流行的儿童读物，多以引进版为主。国外的儿童读物固然有许多长处，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毕竟与我们隔着一层。因此，当这类由教育大家亲自撰构、本来就是为中国孩子识字需要而编写的本土儿童读物被发掘出来时，人们自然倍感亲切而热捧之。
三是当前的出版领域，与王云五先生描述的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如出一辙：尽管可见的“书籍汗牛充栋，然足供儿童、尤其是现代儿童阅读的寥若晨星”。令人钦敬的是，民国的前辈大师们看到了这一现状，于是他们起而行动，“为着供给识字儿童精神上的适当食物”，编辑了一套又一套优秀的儿童读物；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尽管也意识到了当前儿童出版领域面临着与既往时代同样的问题，却没有编写出足以供现代儿童阅读的适当读物，因而只能从民国图书中寻求替代品。
至于这股热潮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我想只要今天的我们还是编写不出可与民国儿童读物相媲美的、能够真正满足当代儿童精神需求的、适合当代儿童阅读的富有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这股热潮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周为筠：的确，这股热潮在未来还将延续几年，如果我们思想、文化、教育没有大的改观，这样的追溯不会停止。由于当代思想文化界对现实有些不满，仍旧只能反思和我们最为接近的时代，在对民国想象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思想谱系。把这段历史拿出来重新审视，是为了求解当代之谜；或以历史鞭挞现实，来戳破一些歪曲的谎言；或以追溯历史渊源，寻求现实行为和理论的合理性。反思书写民国是一次精神文化的苦旅，追忆一个丰满的精神群落。
吴燕：少儿出版领域出版的“民国热”，恐怕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消退的。只要教育制度不改革，只要教材编写没有真正实现人文化，只要社会心理仍有需求，出版就会呼应。
《编辑之友》记者：随着《开明国语课本》引发的民国版儿童读物热潮的升温，多家出版社都推出了题材相同或相近的图书。旧书新做，经典重现，很大程度上表明，当时的出版理念在今天也并未过时，只是，我们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意识地忽略了而已。那么，这些曾为今天的出版人所忽略或者说忽视的出版理念主要是哪些呢?当年的出版编辑理念在今天应该如何实施呢?
沈伟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倡导文体变革，蔡元培等人倡导新教育，强调尊重人、尊重儿童，儿童的个体发展得到普遍重视，儿童读物出版形成热潮，很多大家参与出版儿童读物，民国版国文教材的编者，大多是民国文化史上响当当的文化名人。民国版儿童期刊的编者，也多是有名的文化人。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民国版儿童读物的编辑注重研究儿童心理，俯身与儿童交流，如《小朋友》在小读者中征集题写刊名、刊登小朋友照片、设立“小尺牍”“编辑部谈话”“小朋友征求小朋友”等交流栏目。
李靖：注重道德教育，注重情感养成，注重在德智体教育之上世界观的培育，这些民国时期儿童出版人的出版理念，是与当时出版者的教育思想分不开的。在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里，课文的每个场景、每件事都是从简单的日常生活开始说起的，都是学生们所熟悉的。文字的表达，优美朴实凝练，情理相融。出版者通过美的文字图片，实现着“由现象世界而引以达于实体世界”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们对自我世界进一步发现、追寻和探索的现代意识。
邹西礼：中国现代出版发轫于晚清，繁荣于民国。民国出版家的一些出版理念，至今仍是难以企及的高峰。今天，当我们纠结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难以两全甚或为了生存而将经济效益作为决定出版行为的主要因素时，我们至少忽略了民国出版家所秉持的几点出版理念：
一是自觉坚守文化人的社会担当和社会使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民国时期尽管社会不够安定，经济也谈不上繁荣，但广大知识分子迸发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造就了那个时期的文化繁荣。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奠基人张元济先生诗云：“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这两句诗集中表明了当时出版人的社会担当。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自觉意识和社会担当，尽管身为一流的学者名家，他们丝毫不以编撰幼童读物为“小儿科”之事；而是将其看作大众教育的基石、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亲力亲为地精心从事，这才有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魅力不减的那些经典儿童读物。图书的生命力来源于其所承载的社会价值，民国时期的儿童读物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然魅力不减，就在于其中蕴涵着某些普世价值，而这样的普世价值正是社会担当和社会使命的集中体现。
二是不卑不亢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民国时期，中华民族遭受外敌欺凌侵略的创伤还未愈合，外来文化在中华大地的流播亦炽；当时的出版先贤们，一方面积极引进介绍西方的近代科学和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并未丧失对于民族固有文化的信心和尊重；尤其在当时出版的儿童读物中，以弘扬中华伦理和传统美德为主。因为文学即人学，幼童识字伊始，尤以确立行为规范、树立做人准则为要；民国儿童读物在这方面，表现出对于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坚定自信和充分尊重。这些读物时至今日依然畅销，说明它们不仅适合儿童阅读，同时对于民族文化也诠释得恰当到位，从而契合了国人心灵意趣。
三是甘愿奉献的精神。现在我们常说，从事编辑出版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其实细究起来，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为他人作嫁衣裳”是针对作者说的。出版工作者为作者服务理所当然，但更根本的，是要为最广大的读者服务；只有为读者服务到位，才能发挥图书的作用、实现图书的价值，也才能达到出版工作的目标。民国时期的出版先贤们，始终将为读者服务放在第一位，甘愿奉献，不计个人荣名。张元济先生以翰林学者、叶圣陶先生以著名作家亲自编撰校订幼童读物，体现了可贵的奉献精神。
民国先贤们的以上出版理念，在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潮中，或多或少被忽略了。
曹保印：旧书可以新做，经典未必重现，因为旧的未必就是经典，而经典从来都不存在所谓“重现”一说。民国版儿童读物，当然有其可供今人借鉴之处，但是，万不可出于商业经营的目的，轻易给此类读物冠以“经典”的高帽。否则，必将贻害深远。
民国时期，各类儿童读物特别是教材类普及性读物“百花齐放”，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比如，民国时期，教材并非垄断性出版，出版的门槛较低；在意识形态上，也没有诸多限制。思想自由，再加上彼时的出版自由，出版人才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思想界、文化界和教育界，“儿童权利”的概念刚从西方引入，使国人对“儿童”有了全新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更使人们对“儿童”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所以，鲁迅当年才会呐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救救孩子”，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救救中国”。
和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相比，虽然今天的我们对现代儿童的概念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但将“救救孩子”几近等同于“救救中国”的历史紧迫感与沉痛感，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的众多家长，变得越来越“现实”，“起跑线”论越来越多、越来越迅速地代替“终生幸福”论。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惜牺牲儿童全部的童年快乐。
吴燕：民国时期的儿童读物之所以在今天能够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在宏观出版理念上，民国出版机构普遍肩负文化使命，并以教育民众开启民智为主旨。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危机中。因此，许多文化人进入出版领域，是把出版当成教育事业来做的。
李靖：除少儿类的刊物课本，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刊物的出版编辑理念也启人深思。如外语类期刊《天下》(T’IEN HSIA MONTHLY)月刊，其办刊宗旨是“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民国之前的西方民众，多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爱好汉语的西方学者所撰写的文章和书籍来了解中国，其中有很多偏颇的观点和不实之处。《天下》的办刊者多是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留学归来的专家学者，他们切身体会到“由传教士汉学家解读中国文化”所导致的在国际文化舞台上的“误读”中国，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极大束缚和制约。
周为筠：今天人们的价值观混乱，大众的阅读率每况愈下，一般的文化日趋低落尘俗，整个出版界也充满着浮躁的心态。出版人大多都是盯着畅销书榜单，一心想炮制、炒作出超级畅销书。这样的出版主导观念使得大多数出版社没有自己的操守，只要能赚钱畅销就可以，为一些低级趣味的垃圾书树碑立传、鼓吹炒作。
《开明国语课本》由夏丏尊、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画，这些人都是大家，他们编写的教材以孩子的视角看世界，强调人人习知的常识，而不是去灌输或主导什么意识形态。他们的出版理念立足于人性的基础，摒弃了说教式的灌输。虽然民国政权动荡不安，但无论风云怎么变幻，教科书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没有删掉《国文》《常识》《公民》《历史》等带有普世价值的科目。而今天的教材往往是成人的视角，缺失经典和普世价值观的教育，是政治意味高高在上的说教。就像媒体所说“民国教材”被大众热捧，实际上更多的不是因为老教材如何优秀，而是折射出人们对当代语文教学的不满。
沈伟东：目前的旧书新做，经典重现，我以为一方面说明民国版儿童读物的经典，那时的儿童出版人具有可贵的文化追求、成熟的出版理念，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对民国儿童读物出版资源的开发还是粗放型的，没有深耕细作。出版文化理想与出版操守紧密相关，我们反省自己，有没有民国出版人那种在文化经营中精心经营文化的定力；面对汹涌而来的物质大潮，我们对文化教育还有没有民国出版人的那种敬畏；面对浮躁的现实，我们对出版本身还有没有民国出版人的那种操守。目前开始热起来的对民国儿童读物的出版，还是简单的资源利用，还谈不上心怀敬畏去梳理、去研究，应做到有序开发，而不是资源的滥用。在做研究性的基础工作中，也能够开发出许多有价值的出版资源。如我最近和商务联手策划了有关民国儿童漫画选题的书，在编撰写作中，翻阅了大量民国儿童读物，觉得这样的工作非常有趣味。我一直想，哪家出版社如果能把民国时期有影响的100种儿童期刊编辑影印出版，对民国教育研究一定很有价值，这样的民国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功德无量。
曹保印：为追逐更多的利润，越来越多的出版人刻意迎合这种可悲的现实，“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出版界正在成为“异类”。回顾民国时期的出版大家，特别是推动儿童读物革新的出版大家，他们虽然同样追逐利润，但追逐利润更多的只是他们实现“救国救民”宏大理想的手段，绝不是目的。遗憾的是，今天的很多出版人，恰恰将手段当成了目的。以这样的认识高度，想创造性地推出适应时代需求的优秀儿童读物，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要继承民国时期出版大家的精神，首先要革新这种手段和目的颠倒的编辑理念，本着对民族、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寻找儿童读物出版的新方向和新目标。
《编辑之友》记者：综合各方的评议，时下民国版的老童书、老课本之所以受到热捧，除了大家普遍对当前的语文教材和教育有所不满外，还因这些书的作者和编写者都并非寻常之辈。那个时代，有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学者，如蔡元培、张元济、庄俞、沈颐、叶圣陶、丰子恺等，不仅倡导新文化运动，还用他们的学养和智慧滋润孩子，因此在当时出现了“大学者编小学课本”的现象。两相观照，如今的“大家小书”为何难以寻觅?
吴燕：这个问题不禁让人联想到钱学森先生临终前的终极之问：为什么中国缺少大师?民国时代中国是不缺少大师的。张元济是前清翰林，胡适是留美博士。中华书局的掌门人陆费逵，既没上过私塾，也没读过大学，却和商务印书馆后来的当家王云五先生一样，是“自学成才的典范”。那一代的大家，都是学贯中西、博古达今、横跨诸多领域的通才。由他们来编写中小学生的教材，才能够高屋建瓴、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反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长的几代人，普遍缺乏人文素养。同时，当代教育的专业化倾向，也使专家学者眼界和视野因专门化而变得狭小。2003年，我曾参与过一套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参与者为大学教授和小学特级教师。但论及学术修养，又怎能与当年的叶圣陶、张元济、陆费逵们相比?在一个缺乏大家的年代，人们在历史中寻找大家的身影，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曹保印：“大家”写“小书”，不只是民国时期的特有现象，也是西方知识界特有的传统之一。在西方知识界，为儿童写书，写大众普及性读物，写各类“小册子”，不仅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更是出版人的自觉，而公众也往往给予极大的热情支持。事实上，正是“大家写小书”的长期盛行不衰，这些“小书”才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蔡元培、张元济、庄俞、沈颐、叶圣陶、丰子恺等人，正是浸染了这种风气，才捉笔为儿童写作，为大众写作，他们更加懂得“从娃娃抓起”“从大众抓起”的深刻历史意义。相比他们，今天的所谓“大家”们，又有多少人，具备这种文化自觉、民族自觉和历史自觉呢?没有了这些自觉，再加上追逐名望、地位、金钱等物欲，自然不愿为之。
李靖：“大家小书”在当代也是很普遍的文化现象。很多的教材都是由教育家和专家做顾问的。不过，细读之下，却常常可以发现出版物在文字上、教育方法上和引导学生思维方式上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如今社会发展的学科分工更为专细，特别是数字化时代科技领域的研究，已进入专业化分类要求高端精密的阶段。单纯要求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拿出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小书”的编辑和教育，从某些角度来讲，也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民国时期特定的阶段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可供我们借鉴学习的是，每一位出版从业者该如何学习和传承民国学者、教育家、出版者身上所体现的文化胸襟和文化使命的担当意识。
周为筠：我们这个时代是造大楼的时代，而不是产大家的时代。这个世界总需要一些人超凡脱俗、仰望星空，可谁曾想到在今天我们的学界也是一个名利圈，文人、学者、教授们都在追逐升官发财，大干快上、学术造假一地鸡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大家的时代，如何产生精品小书。偶尔有些水平高的大学者，也不屑于做这种小儿科的事情。就算有些大学者对当今语文教育进行了反思，但谁又能像叶圣陶、夏丐尊那代人投入之深呢?叶、夏都是在中小学课堂里当过多年老师的作家，他们对语文教育有着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情感体验。
邹西礼：如今的“大家小书”之所以难以寻觅，主要的原因是部分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研究脱离了社会大众，沦为学者们躲在象牙塔中自娱自乐的对象和工具。人文学科本是以陶冶情操、健全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其社会基础尤其广泛。如果研究者的目光只局限于自身的学术圈内，意识不到学术的社会功能和现实应用价值，也就激发不出化学术为世用、以研究促经世的普及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大家”们没有普及的主观意愿，由他们撰构的“小书”自然难以寻觅。
沈伟东：民国教科书还有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如民国小学教材的管理与经营模式，就值得我们做很有分量的博士论文。为什么这些大家愿意做“大学者编小学课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背景，也值得我们研究。只有研究了，才能了解当前“大家小书”难觅的症结所在。
曹保印：今天的出版界，也对“小书”缺乏应有的责任，更不必说热情。在金钱利益面前，很多出版人被“一叶障目”。书越出越厚，价越定越高，结果，慢慢走向了死胡同，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用脚投票。但投票的结果是，出版社、读者、社会多方共输，而不是多方共赢。其实，并非读者对“小书”缺乏需要和热情，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小书”恰如速食食品，有着巨大的市场和需求量。这就提醒我们的出版人，该如何走出死胡同，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革新，推动“大家小书”蔚然成风，掀起“大家小书”的出版热潮。这样的出版热潮，将会比所谓民国版儿童读物热潮更有现实意义，也更有新的历史价值。
吴燕：在晚清至民国的知识界语境中，教育被看作是头等大事，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要拯救中国于落后穷困挨打之境遇，必须开启民智。而教育正是最根本的救国救民之路。所以在当时，教育学是显学。大师为小学生操刀编写教材，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下的环境中，教育不再拥有优先话语权。教育界，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界也不再是精英汇聚的所在。在经济利益至上的时代，缺乏了视教育为国家富强之根本的情怀，即使有大师，也难再现“大家小书”的旧日风貌了。
邹西礼：如果说“大家”学者们囿于认识而缺乏普及知识的主观意愿的话，现行的评价体系及价值观念则使他们不屑于做普及方面的工作。以目前的社会观念和评价取向，总认为高头讲章、高深大论代表了“学术成果”，普及工作总嫌“下里巴人”，儿童读物尤属“小儿科”，即使花再多精力、取得再高成就也难登大雅之堂，评职称、评奖项难以将其算数。举世皆轻“小儿科”，“大家”自然不屑于编“小书”。
周为筠：民国时期教材主要由学校自主选择，官方没有统一标准去主导。各出版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上抢占份额，都是找大学者下了苦工夫去编写。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意识到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于是决定亲自编写《商务国语教科书》。像海豚出版社重版的那套商务老课本，问世10年总发行量达到7000多万册，成为当年商务的主要经济来源。
李靖：民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推陈出新、古今中外文化发展融合的特殊时期。许多学者、教育家和出版者受中国传统教育薰习既久，深知教育只有重视了从小培养“洒扫应对”的粗浅之事，将来才能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国家做精大之事的有用之才。那时教材、刊物的编者不仅亲自撰稿，推动刊物文化视点的讨论，他们组建起来的作者队伍学识渊博，文理、古今、中外兼以通达。
《编辑之友》记者：民国时期的出版资源，除目下最为常见的学术、文学和儿童方面外，还有哪些领域值得进一步探索、挖掘?在整理这些出版资源时，应以怎样的编辑标准去衡量取舍呢?
周为筠：民国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那时多种文化都在自由生长，且每种生态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峰。当人们对同一的现代面孔开始厌倦，必然会在过往中寻找慰藉。
“民国热”中，各种关于民国的同类作品蜂拥而至，民国的书写于是处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国题材的图书越发繁多，各种被冠以传记、写真的民国书籍琳琅满目，且逐渐向娱乐化的另一种极端发展。有人研究民国的“吃喝玩乐”，有人钩沉民国“四大公子”，有人发掘民国人物的“绰号”，这些长时间被屏蔽的历史“好玩”元素，通过各路英雄共同加工与一致想象，终于逃不过娱乐至死的命运。
沈伟东：对这个问题，我想以我这些年比较关注的民国时期中医期刊的研究和出版选题开发为例。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了62种中医期刊，占全国出版的中医期刊3成以上。
上海中医大学的段逸山教授及其作为学术带头人的研究团队以“民国时期中医期刊研究”为方向，申报上海及国家社科课题，并对民国时期上海中医期刊做了重点研究。这一课题成果促成了民国时期上海中医期刊的影印出版，第一辑20种已于2010年7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段教授主编的《民国时期上海中医期刊提要》也即将出版。影印出版民国时期上海中医期刊具有抢救珍稀中医文献的意义。期刊具有跨时空互动交流的特性，记载了中医行业史和中医学术史的演变。根据对馆藏实地调查，我了解到，很多期刊风化严重，保存已不完整。目前尚未见系统整理研究民国时期上海中医期刊的论著。因此，整理研究上海地区的民国中医期刊，具有抢救珍稀中医文献的意义。影印出版民国时期上海中医期刊将推动民国中医行业史研究、推动民国中医学术史研究。影印出版民国时期上海中医期刊及研究提要的出版具有现实意义。民国中医期刊记载了大量民国医家理论成果和临床经验；民国中医期刊反映了民国医家对中医事业发展前途的思考、对中医教育和中医行业经营的探索等，这些内容对当前促进中医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些期刊影印重版后也获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曹保印：挖掘民国时期的出版资源，不能只是简单的重印、再版，而需要“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将民国时期的出版资源作为原料，根据今天的时代需要和要求，做进一步的编辑、整理的深加工。如民国时期的报刊言论等，可编辑整理成书，供今天的媒体从业人员学习和借鉴。民国时期的报刊，比民国时期的图书更为活跃，也更具有时代色彩，如果能分门别类地编辑整理，成系列地规模性出版，将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
吴燕：民国时期，即便是在涵芬楼遭日寇炸毁以后，商务印书馆仍能喊出“日出一书”的响亮口号。民国出版资源的丰富，出版创造力的活跃，出乎我们的想象。在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诸位先生的出版清单上，有当时最著名的作者，当时出版的大批名著，许多已成为各个学科的经典，至今还在不断再版。因此可以说，民国的出版资源，无论在学术、文学，还是在其他领域，都还远远未被挖掘透彻。
李靖：在中国实施和平崛起走向世界的发展历程中，对民国出版资源的深度研究，可从不同层面为我们文化出版产业的做强做大，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影响力，提供积极的经验意义和参考借鉴。
邹西礼：民国时期的出版资源是一大宝库，可发掘的较多；除目下最为常见的学术、文学和儿童方面外，当时新闻时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亦值得进一步探索挖掘。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杂志很多，目前已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但数量极为有限，远未满足社会需求。在整理这些出版资源时，应严格按照编辑目的和读者需求以定取舍：资料收集应尽量求全，专业文献应尽量求精，普及读物应切合时用等。
周为筠：从这些以民国为主题的出版物，可清晰地看到出版界的分化，一方面有一部分人是真正在追求逝去的传统，对民国历史进行反思重建；另一方面出现了一堆跟风媚俗的“水货”书，以编攒拼凑的方式来攫取市场的利润。各种鱼龙混杂的出版物一起造成了民国的虚假繁荣，劣币驱逐良币。在日益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背后，民国历史也正在遭受一次来自消费主义最强劲的解构。我们希望同行们还是能够大浪淘沙，发掘一些真正有思想内力和历史关怀的作品。
沈伟东：民国中医期刊的整理出版是这样的情况，其他领域也是如此。除文学、儿童、学术领域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选题值得开发，也有一些出版人开始关注这些方面的研究，如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卢培钊博士就对民国时期美术期刊做了深入研究，这个艺术书刊板块的整理出版就很有价值。此外，仅在上海图书馆，民国摄影艺术期刊就收藏了119种、戏剧艺术类期刊收藏有257种，电影类期刊收藏有339种，书法篆刻类期刊收藏有13种，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开发的出版资源。如果编撰《民国老电影》这样的书，民国电影类期刊就是很好的出版资源。
在整理这些出版资源时，编辑首先对民国出版史要有一定的了解，对相关书刊出版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编辑要善于也甘于做研究性的工作。有了这些前期研究工作打底子，就可以有自己的编辑标准去芜存菁，选择合适的出版形态、编辑体例去做具体的与民国版书刊选题开发相关的编辑出版工作。
吴燕：仅以儿童出版为例，目前出版界仅关注教材教辅出版，实际上民国的少儿杂志出版也独领风骚。如现代出版史上出版时间最长、最有影响的著名儿童刊物《小朋友》。
《编辑之友》记者：俗话说，缺啥补啥。民国版儿童读物的火爆，似乎也映照出，在热热闹闹的儿童出版、儿童教育的背后，有我们正在或已经失落的某些情怀、信仰或追求。这些逐渐被遗忘和失落的，有哪些是出版人应去关注和把持的呢?换言之，在故纸堆里重温经典的同时，又该如何去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经典呢?
吴燕：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从区分“出版家”“出版商”“出版官”的不同说起。在20世纪上半叶战火频仍、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国出版业之所以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值得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所怀念，正是源于有这样一批优秀出版家的出现。他们都以崇高的道德、非凡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通过整合人类的思想资源，生产出非凡的精神产品，从而既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进而塑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一个优秀的出版家与所谓的“出版官”不同。“出版官”指在政府出版——在古代称“官刻”——机构中任职的官员。政府出版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著名的有宋代国子监刻书和清代武英殿刻书。直到清朝末期，官书局还大量存在，但已不是出版的主流。这种在“出版官”领导下的政府出版机构大多刻正史、出经书，以“正人心”“维世道”。其出版物虽然不能说没有文化含量，但由于因循守旧，缺少文化的新质，其命运已注定只能是逐渐边缘化。时至今日，我们的出版机构中仍存在各式各样的“出版官”。寄身体制中的“出版官”思维僵化、不思进取，他们与市场要求脱节、与时代发展脱节，他们得福于体制的庇护，也终会因依附于体制而被时代所抛弃。
李靖：真正的文化经典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据载，当年刘邦击败项羽、引兵北上围鲁时，鲁中诸儒仍在“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历史上儒家文化的昌盛，说明人类对道德、精神世界的反省追求探索是与人性的本质有着共同基础的。
由中国5000年文明而沿袭下来的中华民族的人文道德情怀、意志品质特征，家事国事天下事息息相关的责任担当，科学探索的执著精神，生生不已，绵延袭香。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需要出版工作者一点点静下心来，精心选取合适的角度，通过文字、图片、声音、画面，耐心地让它们在出版物上弥漫开来。
邹西礼：和先贤相比，当代出版人应该关注和把持的可以列出很多，我想最主要的应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肩负起作为文化人的社会责任。今天的社会，当人们普遍对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唯利是图、钻营投机忧心忡忡的时候，也就是文化人最应该担当道义、维系社会良心的时候。今天的我们所缺的就是先贤们所自觉肩负的那一份社会担当和社会使命——这是首先应该关注和把持的。二是坚守文化品质。从出版总量来看，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版大国——年出版图书品种超过30万种，年动销图书品种超过200万种；总品种成倍增长，总印数却时有下降。也就是说，真正有影响力的优秀图书实在不多，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低俗的跟风重复之作。诚如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所说：国内90％的文艺作品是模仿和复制的。此话足以振聋发聩。不能静下心来致力于原创而一味地跟风模仿或简单复制甚或粗制滥造，固然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但最根本的，是对文化的极不尊重。尊重文化就得坚守文化品质，不能为了经济利益降低文化品质，不能只重表面数量而忽视文化内核。
曹保印：民国版儿童读物最值得借鉴之处，是真正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呵护儿童的利益，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回望经典，不难发现，真正的经典，往往具有普世价值，恒久弥新。而要想创造经典，就不能仅仅将目光锁定在经济效益上，更需考虑社会效益，且努力达到“两个效益”的平衡。在这些读物中，爱、正义、自由、真诚、人性等普世价值，得到了很好的呈现。应该说，民国版儿童读物，在当时就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更有力地推动了普及新文化的社会效益，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
古语说得好：“法乎其上，则得其中。法乎其中，则得其下。”无论是著书者，还是出版人，都应站在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高度，写好书、出好书，既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自己的读者。而最简单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你自己写的书，或你自己出版的书，会让自己的孩子看吗?敢让自己的孩子看吗?他们看了，会怎样评价你。
吴燕：出版家与出版商更有着本质的不同。出版商其终极目的是而且只是为了赚钱，尽管其出版物可能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承文化的作用，但这却绝不是他们的初始动机，在这一点上，出版家同出版商品格高下立分。民国出版史上世界书局的沈知方，其在创立企业早期，借出版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黑幕小说”、低俗杂志如《礼拜六》《红杂志》等起家，获利颇丰。后来为改变书局形象以介入教科书市场，沈知方逐渐开始出版一些有文化品位的书籍。然以出版家的标准衡量，他却只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出版商。因一个优秀的出版家有商业上的精明和生意人的一面，但他们不光具有“生意眼”，同时还具有“文化眼”。历史上中华书局出版物外引西学、内阐国粹，对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便得力于陆费逵的“文化眼”。
沈伟东：如果出版人没有独立的思想，缺乏独立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判断，就没有操守可言，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也就缺乏文化创新，这样的出版值得反思。重温民国出版，也许正是一种进步。
李靖：今天，我们做编辑的要追寻逝去的传统，除了向老一辈致敬，重版一些经典的老课本外，还要开发出更多适合孩子以及成人阅读的好作品。那么如何开发出属于我们时代的经典呢?经典是经过时间考验并世代公认的，说实话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我们今天出版如此的大繁荣，但图书出版的繁荣也是死亡的繁荣，也没有哪一个时代图书的寿命有现在这么短，从上市到消失就一个月时间。这样快餐化出版和阅读的时代，真的很难出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
吴燕：当前，在中国出版产业内部，不缺少某种意义上的“出版官”，出版商也不鲜见，但那种集“德、能、识”于一体的、能够创造出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财富的出版家却并不多见。时代呼唤出版家，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出版家，且能够产生出版家的时代，我们有理由期待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出版家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仍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民国出版家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特殊的作用，他们不愧是出版产业的脊梁，至今仍是当代出版人的榜样。
诚如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先生所言，《幼童文库》是向前辈的致敬之作，之所以花费巨资引进出版这套丛书，主要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为童书的本土化找到一个历史而现实的参照；二是为童书的创作投一颗颠覆性的飞弹，呼唤大家、名家、专家都来关注童书写作；三是希望那一幅幅70多年前的画面，能让我们的从业人员受到哪怕一点点启示，安静下来，放慢节奏，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在快与慢之间，多一点哲学的思考，历史的思考，人本的思考。或许，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到真经。
《编辑之友》记者：谢谢诸位的精彩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