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异化与发展——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手稿论文,启示论文,经济论文,学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无疑是后人争议最多的文本之一，而其中异化理论又是争论的焦点。在发展问题业已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联系现实重新解读与思考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文本，我们会获得一些新的启示。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再认识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作为一个首要的核心范畴加以运用，形成了其颇为系统的异化（异化劳动）理论。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异化本质上是一种退化，是今天我们应坚决反对与消除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而要揭示异化范畴的本质含义，首先还得弄清马克思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异化范畴的，以及这一范畴的使用对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进程有何影响，它今天对我们又有什么启发意义等。这些问题，都很有必要进行再认识。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毋诵置疑，《手稿》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样来自对前人思想的改造与涵化。首先是对黑格尔历史辩证法中劳动异化理论的深刻解读。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再次阅读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结合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切实领悟到：“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是站在了与国民经济学家相同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进行着哲学辩护，对异化劳动作了完全肯定的解读，把异化和对象化混为一谈；其劳动范畴只是标示绝对观念自我运动的抽象范畴。其次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异化史观的领悟和吸收。马克思在确证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后，便力图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中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他把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史观扩大到政治领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史观，以人的类本质为最高价值尺度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异化批判。这在他《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中表现明显。再次是受赫斯、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人本主义批判的影响。在他们的影响下， 马克思把研究视角指向经济学。 从1843年10月至1845年1月，他共写下了9个笔记本（《巴黎笔记》），其中5个于1844年8月前完成，是《手稿》的主要思想资料。在写作《手稿》时，马克思重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一些思想观点，并加以评论、引申与扩展，作出了新的结论，提出了自己全面系统的异化劳动理论。
我们知道，《手稿》的主题思想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证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揭示它必将被共产主义代替的客观真理和途径。异化劳动理论正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武器。
在《手稿》里，马克思立足唯物主义，明确指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 第101页。）所以，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彻底消灭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以之为基础，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然性。他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是通过工人的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不是用空洞的、抽象的“人性”和“人”的解放来论证无产阶级的解放了，而是将人类全部奴役制的根源归结为客观的现实的“工人同生产的关系”，这显然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超越。同时，马克思对异化与对象化作出了区分，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这无疑是对黑格尔的否定性解读。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人相异化，若要把这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那就得用自己自觉的劳动代替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就将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也正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结论。
弄清了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异化劳动范畴之后，再看看这一范畴对马克思后来思想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
应当承认，马克思的这部《手稿》还是一部尚未成熟的探索性文稿，它也有自身的矛盾。一方面，此时的马克思已注重“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了，把研究的视角自觉指向现实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他的《手稿》又尚未脱离从人的本质出发去阐述劳动的羁绊，把人的劳动看成永恒不变绝对完美的活动，并将这种活动作为人理想的类本质。这就形成了《手稿》自身的一大矛盾。无疑这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他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有关。但正是在这种矛盾里，孕育着唯物史观的胚胎。在《手稿》里，马克思从劳动出发去说明历史，迈出了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一步；克服了旧的形而上学历史观的缺陷，从生产劳动出发去说明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与唯心史观划清了界线，从生产劳动出发去说明意识等等。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发展，促使马克思最终把哲学的视角转换到社会现实生活层面上来，催生了唯物史观这一新产儿。诚然，在《手稿》之后，异化思想作为一种理论逐渐被马克思所抛弃，但异化概念则继续为他使用。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里，不管它们是借用概念还是非基本概念，都足以说明异化范畴对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仍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随着实践与理论的向前发展，异化范畴也会相应地被赋予新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异化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同时，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人是异化的核心，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异化的最终落脚点。过去曾有许多学者担心使用异化会制造思想混乱（注：参见《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笔者认为现在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整体角度而言，异化正是发展的必经环节，异化本质上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退化，而恰恰相反，异化本质上乃是一种进化。对此本文将在后面进一步论证。
二、发展问题再审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社会主题。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于是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涌现，各种发展理论与发展观念应运而生。若不对发展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理论重新作一番认真的审视与反思，我们就很难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探讨异化与发展关系的必要前提。
同样，当代发展问题的凸现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都历经了各自特殊的发展过程。就全球来看，以两个超级大国美苏为首，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直接对峙，产生了过去所谓的东西问题（和平问题）这一时代主题。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斗争又形成了人们所言的南北问题（发展问题）。它们曾一度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并称和平与发展。随着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东西问题也为新的较为缓和的矛盾所代替，这使得发展问题显得更为紧迫与突出。
与战后世界各国谋求重建、恢复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各种研究发展问题的理论应运而生。“发展”日益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热点，一时学派林立，理论纷纭。如心理学派、传播学派、社会学学派、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未来发展学理论等，不一而足。尽管看似复杂，但只要廓清其表面的历史尘埃，我们依然能清晰地勾勒出战后发展理论演进的历史轨迹。概而言之，战后发展理论大致经历了这么一个基本过程：从传统的“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又从“综合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理论”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注：参见赵凤歧：《论可持续发展》，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 只要重新审视一下发展问题及其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不难有以下这些发现。
首先，人的发展已经成为发展问题的核心。我们知道，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旋律，而人的现代化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这也是许多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共同的经验总结。一些发展中国家曾天真地以为，贫穷落后仅在于财富不足与技术设备不先进，所以，只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与先进技术就能快速发展起来。但严酷的事实说明：真正的贫困在于人的素质的贫困，真正的落后在于人的观念的落后。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而且是社会现代化的目的。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实现了人的主体作用；但另一方面，则带来了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以及人的个性的沉沦等问题，它们又直接威胁着人的主体地位。笔者认为，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运用它们的人，人尚未把自身真正作为社会现代化的目的。
但从发展理论的演变看来，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这点了，并开始真正把它落实到行动上。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弗朗索瓦·佩鲁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等于发展，经济进步也不一定等于社会——人的进步。发展是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人的进步，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一体化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了文化价值的重要作用（注：参见（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01～202页。）。佩鲁的新发展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80年代，针对增长极限论，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后来在联合国环境署第十五届理事会期间将它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二十一世纪议程》决议，从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从理论走向实践。由上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其实是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至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则更直接明了地把人作为社会发展问题的核心。
其次，既然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目的，那么，人的发展是否可以取代生产力的发展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它是人的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实际上它们二者也是相互统一的，同为社会发展题中应有之义。生产力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人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尺度。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有矛盾。生产力作为一种客观物质力量，本质上具有属人性，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又会与人发生背离，反过来统治人、奴役人。从主体角度而言，这不正是人的异化么？异化问题也正是发展问题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要正确把握发展问题，就必须正确认识与处理异化与发展的关系。
三、异化与发展关系辨析
前面我们分别对异化与发展进行再度审视，下面在此基础上将二者综合起来考察，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一番辨析。
读完《手稿》，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其人的发展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为如此，《手稿》中关于人的思想后来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大热点。其中人的异化是一种退化还是进化，便是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前面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人的发展是发展问题的核心，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目的，是评价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之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与评价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准，本质上也具有属人的特性。所以，人的发展便成为我们考察异化与发展关系的中介。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过程其实是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过程，人的发展目标是要达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达到“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意义上使用异化理论的。在《手稿》中，马克思用异化这一理论武器系统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制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现象。但是，他并未因此便武断地得出结论说人的异化是一种退化，相反，马克思认为异化是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形式，是人自身在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异化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进步意义。解读《手稿》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把异化作为工业和科学发展的形式，并进一步阐明了这对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 页。）接下来他又特别说明：“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 第127页。）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同样是在异化的形式上发展起来的， “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不仅如此， 他还进而指明了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对人与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于“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我们知道，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人类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时期；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期；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时期。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正体现了人与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后一阶段的发展是以前一阶段的发展为基础并对它的否定。人与社会正是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一个辩证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异化正是人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否定阶段，它也是人自身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原初的社会形态里，个人的独立性尚未从群体中分化出来，没有独立意义上的个人，而在异化的典型时期资本主义时代，随着生产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人才突破了狭隘的共同体的束缚，摆脱了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个人的独立人格，才有了独立意义上的个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经指出，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页。 ）也就是说，人在异化劳动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人的发展采取了异化这种特殊的否定性形式。
异化作为发展的必经环节，是人发展的一种否定性形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异化又与私有财产和旧式分工联系在一起，导致了“物的世界的增殖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以及物对人的统治。与此相应，又出现了人对人的统治，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就个人而言，则导致片面甚至畸形的发展等。马克思对这些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他对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揭露。异化的这些负面效应又决定了它终将被扬弃，在发展过程中为新的更高级的阶段与形式所取代，以达到下一个“否定之否定”。
由上可见，异化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在于：一方面，异化作为发展的特定环节，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异化带来的负效应又决定了它必定被发展所扬弃。
有了以上认识，我们再来看看过去有些学者关于当代社会异化现象的争论。过去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制度出发，去衡量人与社会发展的程度。于是他们认为，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所以我们在人的发展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自然就会否认异化的存在，更不会承认异化的进步意义，而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仅仅解读为剥削或退化的同义语。这既脱离了实际情况又不符合马克思的本义。笔者认为，从整体上看，人类至今尚处于马克思所划分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异化仍是人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导地位，但依然是客观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转化为物的价值，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形式，物对人的支配与统治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现象也就必然发生。这种异化同样是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性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以事实为根据的结论，而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结论毫无关系。提出此结论的目的，是为了更自觉地创造出克服发展过程中产生异化的种种条件，而无任何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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