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异读中读书音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读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语方言字音存在文白异读，其中口语音是方言原有的，读书音借自异方言。这一看法目前已经成为共识。不过由于方言的复杂性，对极少数语言事实还存在不同的解释。本文在这里讨论与读书音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 读书音的来源
文白异读中的读书音来自异方言。但异方言具体情况有不同。因异方言情况的不同，读书音可以分别叙述如下。
1.来自权威方言的读书音
作为读书音来源的异方言，一般指权威方言。而权威方言有时也是汉语的民族共同语。就文献所见，宋元以来，在汉民族共同语形成过程中发生过影响的汉语方言，先后有宋元时河北中南部和山东一带的方言，明代和清初南京一带的方言，清中叶以后北京一带的方言。它们都属于官话方言，语音系统相近，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判断目前方言中的读书音反映的是其中的哪一个。比如扬州话：
“街”，见母开口二等字。见系二等字声母的腭化最早发生在官话北层的大多数方言，普遍见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要借助汉语历史研究才能确定这一读书音语音基础的所在地。又如广州话：
“近”，全浊上字。读书音的阳去调反映了普遍见于官话方言区的全浊上归去（阳去）的调类演变规律。要弄清楚“近”的读书音来自哪里，也要借助汉语的历史研究。
权威方言有时不是民族共同语，而只是邻近的某个比较有影响的方言。以浙江金华话的咸山摄字为例：
例字中口语音为纯元音韵，读书音为鼻化韵。口语音的纯元音韵是由方言早期的鼻尾韵弱化变来的。读书音的鼻化韵则来自较晚的鼻尾韵，显然与后来的异方言影响有关。金华历史上一直是府治所在。南宋以后杭州一带北来移民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杭州话的吴方言面貌。以后杭州地区的居民不断南下进入金华地区，杭州一带的方言又影响了金华地区的方言，生成了丰富的读书音，并在这一方言分歧严重的地区发挥某种共同语的作用。这种读书音后来还成了地方戏曲婺剧的语音标准。
2.北京话读书音的来源
在读书音来自异方言的问题上，北京话似乎有点特殊。李荣曾经认为：“北京话的文白异读，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话音往往是从外地借来的。”北京话事实上的确有“从外地借来的”口语音。比如“芥菜”
（某一品种的芥菜）一词的读音是从南方方言借入的，词中“芥”作为见系开口二等字，声母没有腭化，应当看成是口语音，而北京话原有“芥”的读音
声母已经腭化，应当看成是读书音。又如地名“香港”
，其中的“港”也是见系开口二等字。据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十九世纪中叶的北京话中，“港”字音
，声母已经腭化。目前“港”字声母不腭化的读音应该和粤方言有关。这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民情沸腾，这一地名不断见于国人的言语之中，名从主人，“港”字的读音就由见系开口二等字声母没有腭化的粤方言借入到北京话。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北京话中“港”的具有口语音性质的外来读音
保存了下来，原有的具有读书音性质的
习反而消失了。不过以上只是个别词语的情况。如果从语音系统着眼，认为北京话的读书音是方言原有的，口语音是借来的，北京话就成了读书音来源问题上的例外。而且这里还有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具有民族共同语地位的北京话为什么也要向异方言借入系统的字音。不过北京话成为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晚在清中叶以后，在这以前，北京话自然也要受那时权威的异方言的影响，借入字音。而借入的字音也仍然是读书音，不是口语音。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还说明，北京话的读书音是分期分批借入的。
目前北京话的文白异读，主要表现在铎药觉屋陌麦德职缉质韵入声字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对应情况如下：
(1)韵母
(2)声调
北京话古入声字的声调分派，是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声，清入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清入字的调类分派没有语音条件，而且不同的记载也不完全一致。近日高晓虹以《汉语方音字汇》为主对清入字进行统计，311字中，一字一调的字数为阴平75（占24.1%）、阳平40（占12.9%）、上声24（占7.7%）、去声71（占22.9%），一字数调的字数为101（占32.4%）。清入字的调类分派虽然缺乏条件，但按韵母的文白异读来判断，口语音多为阴平和上声，读书音多为去声和阳平。
(3)声母
北京话知庄组字声母大多为
。如：
以上声韵调文白异读的情况，韵母方面，北京话古入声字口语音的韵母普遍见于北京所在的河北地区，显见是本地方言原有的读音。这些口语音韵母也见于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说明它们早在元代已经存在。但读书音的韵母见于《中原音韵》的只有铎药觉屋韵字。这应该是从当时相邻的河北中南部和山东一带的方言借入的。和这类韵母元音音值相近的字音现在仍然能在这一带的方言里见到。如济南话：
陌麦德职缉质韵字的读书音韵母则不见于《中原音韵》，而见于较晚明徐孝《合并字学集韵》。它们应该是稍晚在明代从当时权威的南京一带的方言借进来的。目前扬州、南京一带的方言也还有这种韵母元音音值相近的字音。如南京话：
声母方面，《中原音韵》中知庄章组相同而与精组对立，即知庄章组声母卷舌，精组声母不卷舌。而目前南京一带方言知庄组梗摄二等字和庄组深臻曾摄三等字与精组相同，声母不卷舌，其他韵摄字和章组相同，声母卷舌。如南京话：
北京话读书音的情况不同于《中原音韵》，而和上述南京一带的方言基本相同。这也说明北京话知庄组声母不卷舌的读书音主要是明代以后从南京一带的方言借入的。早期北京话知庄组声母也有个别卷舌的读书音，如前例中的“色”
，则应当并非来自南京一带的方言。
声调方面，《中原音韵》中上述清入字的声调为上声。而目前官话方言区清入字的调类东北地区归上声，北方官话归阴平。推测当时北京地区的方言因为和东北相邻地区的方言关系密切，声调分派规律相同，所以清入字也归上声；但又受到南部河北山东一带方言的影响，所以也有一些字归入阴平。明代以后，南京一带的方言开始在声调方面影响北京话。南京一带的方言有入声，入声的调型和去声的调型相近而略短（比如南京话目前入声调值为55，去声调值为44，都是高的平调），这可能使北京地区方言部分清入字的声调由上声或阴平转为去声。清代与民初北京话的读书音中曾有一种杜撰的入声调，在1920年王璞录制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中，调值就是与去声（高降调）相同而略短的。此外，北京话清入字还有一部分读阳平，原因目前还不很清楚。有人认为可能是全浊入归阳平这一调类分派规律影响的结果。因为归入阳平的全浊入字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不送气，而归入阳平的清入字的塞音塞擦音声母也多为不送气。总起来说，北京话清入字是接受了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影响陆续派入多个调类，各次分派的语音条件混合在一起无法区分，造成了目前声调分派缺乏规律的现象。
上述北京话在成为权威方言以前借入异方言的过程说明，北京话成系统的文白异读仍然是读书音来自异方言，口语音是方言原有的，情况不是例外。
3.来自文献规范的读书音
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以闽方言最为丰富。比如：
闽方言的文白异读不但数量多，对应也复杂，其中还有语音形式比口语音古老的读书音。比如厦门话：
例字中口语音的韵母，舒声为鼻化韵，入声为喉塞尾韵。这种韵母是方言早期字音中韵尾-m-n-
和-p-t-k的弱化造成的，而弱化与早期字音中韵母元音为低元音有关（类似现象在目前许多汉语方言中都有表现，如前述金华话咸山摄阳声韵字）。但读书音的韵母仍然保持韵尾-m-n-和-p-t-k。这种语音形式比口语音古老的读书音，似乎与早期相邻客赣方言对闽方言的影响有关。这种稍后进入闽地的字音会较晚发生韵尾弱化的现象。不过就方言间的关系来看，客赣方言系统地影响闽方言的可能性不大。实际存在的应该是另一种可能性，即从社会文化情况考虑，宋元以来闽方言区普遍的识字教育会造成这样的读书音。和其他地区一样，闽方言区的儿童启蒙时要在私塾中学习四书五经。复杂的方言使人们特别注意字音。学习中，解释经书用口语音（厦门话就叫“解说”），诵读经书则用读书音（厦门话就叫“孔子白”）。这种读书音参照隋唐以来《切韵》、《广韵》等韵书的反切，与韵书字音的声韵相近，而与口语音有不同，其中有些字音与变化了的口语音相比还更为古老。随着时光的变迁，这种读书音通过塾师的世代相授流传下来，成为方言音系的组成部分。它的来源固然不是当时的某个异方言，但就其外来的性质和生成读书音的作用而言，古代韵书的语音系统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权威的异方言。
4.关于读书音在共同语中与口语音并存的问题
李新魁曾在《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一文中说，民族共同语可能同时存在书面语和口语两种标准音。他以明陶宗仪《说郛》中有关北宋时讨论“正音”的一则记载为例说明。《说郛》引《谈选》说：“寇莱公与丁晋公同在政事堂日，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言：‘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李文认为寇、丁并没有相互否定，而只是各主张一方面的标准。因为汉语共同语一直存在两种标准音，“一种是书面共同语的标准音，一种是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书面语的标准音就是历代相传的读书音，这种读书音在南北朝以至唐代，大体上就是《切韵》和《广韵》所反映的读音系统，……而口语的标准音就一直以中原地区河洛语音（一般称之为‘中州音’）为标准”。（但宋以后共同语的两种标准音在中州音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清中叶以后又转为北京话。）也就是说，李文认为隋唐宋时的两种标准音中，读书音以韵书为语音基础，相对的口语音即为汴洛语音。由此看来，在某一特定时期，读书音可能在共同语内部产生，与口语音并存。
根据李文所述，有人因此认为，方言中的读书音应该也是原有的，并非来自异方言，从最初文字出现时产生，至今与口语音并存。不过这一推测并没有事实根据，而且李文所述也还需要斟酌。因为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主要是文体上的，而通常所说方言中读书音和口语音的不同则是语音系统上的。书面语和口语即使在语音上存在差别，也只是零星的，不是系统的。如果把书面语和口语的两种标准音与读书音和口语音等同起来，两种标准音就应该有各自不同的语音系统，那将对方言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对于方言来说，任何共同语读音的借入都会生成读书音。如果共同语中不同语音系统的两种标准音借入到同一方言，由此可能造成的文白异读将会极其复杂。因此李文所说作为共同语书面语标准音的读书音和通常所说方言的读书音应该不同。而实际上李文也说，书面共同语标准音和口语共同语标准音“在语音系统上没有大的出入”，“在音系的总体特点上基本一致”，只是某些字音的读法不完全相同。具体而言，即前者只是一些“历代相传的训诂音”、“特殊的古读”、“读破”，以及所谓的“庄重之音”。如果这样，那么这些个别的字音特点以及字音的书面色彩，由于不涉及音类的对应，语音上并不会构成系统。因此隋唐宋时共同语中书面语和口语的标准音实际上应该也只有一个语音系统，没有不同系统的读书音和口语音并存的情况。与此相关，显然也不能推断方言自身可以因书面语而生成读书音，与口语音并存。
二 读书音语音形式的生成
方言中的读书音由异方言借入，其音值按理应当与异方言音类相同或相近。实际情况也大多如此。但方言读书音的语音形式与异方言常有差异，有的甚至相去颇远，似乎不可能是由异方言借入的。其实这是因为从异方言借入的读音需要分解为声母、韵母、声调，根据方言语音系统的情况进行处理，然后才成为读书音，其间读书音和异方言音类的对应有不同情况，音值上的近似程度也因此存在差别。
比如在某些情况下，方言从异方言借入词语，造成的读书音和异方言原来的读音相同。如成都话：
例字中读书音和权威方言如北京话相同，是因为方言中有和权威方言音类音值相同的声母韵母。就多数情况来说，方言中借入的读书音不一定与异方言词语的读音相同。这是因为方言中的对应音类不一定与异方言音类的音值相同。而人们在发音动作上对异方言总不如像对本方言那样熟悉，所以总是倾向于以本方言音类的音值去代替异方言音类的音值。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折合。比如厦门话：
“斧”，非母字，权威方言声母为f。闽方言没有这一声母，就以音值相近的h来代替。h之与f，就是一种折合。
有时方言中已经有折合生成的读书音，但因为音值差别较大，在权威方言的继续影响下，有可能再次折合，生成与权威方言音值更为接近的读书音。比如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所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绍兴城区话：
“家”，见母麻韵开口二等字。读书音借入了权威方言腭化了的声母t ，韵
则折合为方言中麻韵的io。但在权威方言的继续影响下，“家”字目前又产生了新的读书音
中韵母也借自权威方言，音值因此更加接近权威方言。
但折合是有限度的。如果权威方言的影响力很强，借入的读书音有可能突破折合的限度，即突破方言音系与权威方言的音类对应。如苏州话：
苏州话声母n不与韵母i配合，声母 才
与韵母i配合，如“泥” 
在权威方言的影响下，n突破对应的限制和i配合，这一与i配合的n就通过读书音进入了苏州话，造成与权威方言音值相同的字音（仅限于代词“你”字一音）。又如太原话：
“白”、“北”都是入声字。但在北京话的影响下，韵母和声调不是折合成方言中相对应的入声韵和入声调，而是出现了和北京话韵母调类都相近的新读音。这种读音领字不多，就性质来说是读书音。
如果方言中没有与权威方言字音音值较为接近的音类，而权威方言的影响又很强大，方言中就不仅会突破折合的限度，还可能创造出原先并不存在的新音类。比如苏州话：
以上是读书音在音值上向异方言音类靠拢的不同情况。至于方言中某些读书音看起来并不接近异方言，应该与折合的情况有关。因为把异方言读音折合成音值相近的方言音类虽然是一种普遍的要求，但折合成哪个音类合适，还要考虑方言音系中声韵调的分类，而对应合适的音类却不一定音值相近。以南昌话为例：
“席”，邪母昔韵入声字。读书音声母 借
权威方言。但韵母并非来自权威方言，因为权威方言通过历史演变早已失去了具有-p-t-k韵尾的入声韵。韵母也不是方言中与权威方言音值相同的阴声韵韵母i。因为南昌方言音系中韵母有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等类别，折合虽然要求音值的接近，却必须限制在方言音系中入声韵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一限制不能突破的话），所以只能是一个主要元音为i的塞音尾韵it。这样，没有it韵母的权威方言就使南昌话的“席”产生了读书音it。至于这一读书音的韵尾是-t而不是与口语音韵母相同的-k，则是因为方言的入声韵中元音i只与韵尾-t配合，不与-k配合，即入声韵韵母中只有it，没有ik。而这又是南昌话历史演变中深臻曾摄入声字韵母合流的结果，比如
本来韵尾分别为-p-t-k，而现在都是-t，三字同音
。这样，本应是韵尾-k的梗摄昔韵字“席”的读书音，韵母就成了it。由此看来，方言中经过折合的读书音更接近权威方言原有读音只是相对于口语音来说的，实际上与权威方言仍然可能有较大的差别。
从上述情况可见，借入的读音在方言中经过处理成为读书音，总起来说，在音值上与异方言相近。某些读书音看起来与异方言仍有相当差异，但与方言中的原音类相比，也还是更接近于异方言。
三 读书音在方言向权威方言靠拢方面所起的作用
读书音之由异方言借入，是语用的需要。如果权威方言的读音与方言有所不同，人们便会模仿权威方言的发音。这首先是为了交往的方便，其次也是因为这样可以起到接近与权威方言有关的人、事、物的作用，在社会交际中改善自己的身份与地位。但因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借入读书音的方言中，对应的音类在语音上逐渐向权威方言靠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字音音值的接近。比如前述厦门话“斧”字的声母，口语音保持了上古的重唇音p，读书音则折合为喉头摩擦音h。h和权威方言的唇齿音f虽然还有不小差别，但和口语音的p相比，已经是大大接近权威方言了。
方言通过读书音向权威方言靠拢不仅表现在音类的音值上，还表现在音类本身的对应上。比如闻喜话：
闻喜话口语音中，宕摄字和果摄字韵母本来已经合流，“糠”和“科”同音
。这种音类的合流反映了方言自身演变的特点，和权威方言不同。但由于读书音的借入，宕果两摄韵母重新有了区别，以
的形式相对立。通过读书音，方言和权威方言之间新的音类对应建立了起来，如果以后读书音取代了口语音，“糠”
不再同音，结果就是方言的韵母分类也向权威方言靠拢。
但是，读书音进入方言、成为方言语音系统的一部分以后，会在方言语音规律的制约下变化，个别方言中的读书音在音值和音类对应方面有可能不是越来越接近和靠拢权威方言，而是相反越来越背离权威方言。以晋南方言为例：
大部分晋南方言宕江曾梗通摄舒声字读书音韵母，宕江摄为
，宕江曾梗通摄舒声字韵母相同，如上例新绛话。新绛话读书音这种韵母分类的情况显然和权威方言不同。似乎新绛话的读书音并非来自权威方言。但作为晋南方言的一部分，新绛等方言中宕江摄和曾梗通摄舒声字读书音早期应该也是不同韵，情况和临汾等方言相同的，只是后来合并成了
组。所以这是读书音在方言语音演变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导致韵母分类与早期从权威方言借入时的情况有了不同。这说明，不能因为读书音目前的韵母分类不同于权威方言，反过来设想读书音可能并非来自权威方言。
新绛等方言读书音的变化显然不利于方言向权威方言靠拢。不过，读书音发生上述变化的方言毕竟很少。总的说来，绝大多数方言中的读书音仍然在音类的音值和对应两方面向权威方言靠拢，读书音使方言向权威方言靠拢的作用无疑仍然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