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十世纪西方科学方法论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试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20世纪以来科学方法论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对起源于古希腊的古典唯理论的方法论、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论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都重新进行了再评价。作者认为，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旧的科学理论不断被证伪，被新的更优越的科学理论所替代正是科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古典唯理论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
一
自进入本世纪以来，科学就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突飞猛进的姿态冲击着整个人类社会。首先，科学理论一旦形成，立即会通过新的技术革命的推广，应用到工业领域转变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从而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全部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式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创立则直接导致了全部科学领域的巨大变革，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哲学领域内许多新理论的产生。例如，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就曾经说过：“爱因斯坦对我思想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我甚至可以说，我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使暗含在爱因斯坦工作中的某些论点明确化。”〔1 〕西方科学方法论的演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由于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出现，最终导致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的替代，无论从单纯的方法论的范围来看，还是放到哲学认识论的大范围去研究，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是一次大的飞跃，尽管有一些问题还有待澄清。
同本世纪30年代前后的大多数哲学家们一样，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研究也是从认识论入手的，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的序言中首先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一直是，也仍然是知识的增长问题，而研究知识的增长，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但是，他没有停留在对认识论的一般研究上，而是随着科学认识论研究的深入，很快把科学知识的增长归结为他的独特的科学方法论——证伪主义的方法论。
在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波普尔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科学方法论的演变过程中，波普尔用他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取代了以住的、旧的、传统的唯理主义的演绎方法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论，取得了20世纪科学方法论演变的一次重大进步。尽管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还存在着某些不合理性，但是，正是他对传统的科学方法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方法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古典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者其实是大同小异，并且都是错误的。虽然我自己算得上既是经验主义者又是理性主义者，我仍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虽然观察和理性各有其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并不像他们的倡导者所描述的那样。尤其是，我将试图表明，无论观察还是理性都不能说成是知识的源泉。”〔2〕
因此，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对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作一总结，对证伪主义这一潜藏着一定合理性的科学哲学理论进行一个总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二
最早的唯理主义的哲学家，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而近代的唯理论者则是从笛卡尔对弗朗西斯·培根的古典归纳法的批判开始的。笛卡尔以及莱布尼茨、康德都认为科学知识是依赖于演绎逻辑的。在他们看来，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严密的公理化体系和逻辑推理就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重要依据，因此科学是与“前提真，结论必真”这样一套演绎逻辑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古典唯理主义的演译方法论。
这种古典演绎逻辑的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前提为真，结论必然为真。举例来说，欧氏几何学是建立在不证自明的公理之上的。由于这些公理本身是“不证自明”的，即前提为真，所以由这些真的前提——“不证自明的公理”演绎出来的全部欧氏几何学就必然都是真的。
然而，怎么能证明“前提为真”呢？答案却是：无法证明。科学研究表明，当我们改变了欧氏几何学的第五公设即“平行公设”的时候，其他定理仍然成立，而且可以演绎出另外两种完整的几何学的公理体系来：当曲率＞0时，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空间——罗巴切夫斯基空间，从而可以推出一套与欧几里得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几何学体系——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当曲率＜0时， 我们可以得到另一个新的空间——黎曼空间，从而又可以推出另一套全新的几何学体系——黎曼几何学。可见，如果推翻了第五公设，他就无法证明在任何空间欧氏几何学的定理都为“真”了。这样一来，根据这个“前提真，结论必真”的演绎逻辑，关于几何学公理的命题就和下面的一个命题一样可笑了：狗有五条腿，因为卡特尔是一条小狗，所以卡特尔有五条腿。如果“前提真，结论必真”，这个前提“狗有五条腿”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于是一切都不成立了。因为欧氏几何学的“平行公设”在非平直空间并不成立，就像“狗有五条腿”不成立一样。
因此，尽管古典唯理主义的哲学家们把科学认识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可以得出：“前提真，结论必真”的逻辑推理，但是由于“前提真”本身事实上是无法证明的，因此，他们最后只能说，“理论前提是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事实上，不仅欧几里得的“平行公设”不是先验的，而且连“地心说”的前提——“太阳的东升西落”都不是先验的，尽管我们每天看到的太阳都是“东升西落”地绕着地球运行。这样一来也就使得几乎所有的古典的、唯理主义的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己掘好的唯心主义的陷坑：理论前提是“不证自明的——天赋的——神的——上帝的启示，”回到上帝那儿去了。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波普尔的批判和嘲笑：“神赐真理性认为，我们的理智直觉不会欺骗我们，因为上帝是真诚的，不会欺骗我们：换句话说，它认为我们的理智是知识的源泉，因为上帝是知识的源泉。”〔3 〕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发展，这种古典的唯理论的先验论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在本世纪初，伴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唯理论所依据的“前提真，结论必真”的演绎逻辑的方法也就让位给了归纳逻辑。
三
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来源于休谟、孔德、马赫等人的实证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素、石里克、卡尔纳普、莱辛巴赫等人，他们之中大多是相当有成就的哲学家。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家们同古典唯理论者一样，也是不重视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他们研究的是“一般理论的逻辑结构”，是所谓“无科学的逻辑结构”而不是某一具体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其核心问题是观察与陈述（或者说是理论假说）之间的联系。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看来，科学主要来自于经验事实，是以我们的感官为基础的，即以我们所看到、听到、嗅到、触到的物理实体为基础的，是通过严格的实验、观察所证明了的知识。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方法论是不感兴趣的，只不过是由于理论建构的需要，他们无法回避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而已。他们之所以研究归纳方法——归纳逻辑，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核心就是建立在归纳逻辑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科学知识的主体是由观察所提供的可靠的（真的）证据通过归纳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归纳逻辑就成了他们理论赖以维持下去的唯一途径。这一点归纳主义大师莱辛巴赫讲得最为透彻，他说：“这个原理决定着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除去这个原理就意味着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幻想的、随意的作品区别开来。”〔4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逻辑实证主义者来看，归纳逻辑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最后的分界线。
同古典唯理论者的先验的演绎逻辑相比较，归纳逻辑是有合理性和进步意义的。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归纳原理是被整个科学无保留地接受的，在日常生活里也没有人会真的怀疑这个原理。”〔5〕
卡尔·波普尔是对归纳原理最先提出责难的人。在波普尔看来，归纳方法同古典的唯理论者的演绎逻辑一样也是不能成立的。
其一是理论先于观察呢，还是观察先于理论呢？就像“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呢”一样，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第一个致命弱点。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概念，理论本身是观察的结果，是观察得到的结果通过归纳所论证的知识，因此，观察必须是先于理论的。然而科学史上的无数事例却表明，理论常常是先于观察的，而观察也常常依赖于理论。尤其是科学史上一些最重要的理论的形成时期更是理论在前而观察在后。
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就是理论先于观察的一个典型事例。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关于“世界的和谐”的观念的启示，他认为托勒密的“地心说”太复杂了，不符合古希腊哲学家们提出的“世界的和谐与完美”的理性主义观念。对此他说到：“我对传统数学在研究各个天体运动中的可疑之处思索了很长时间以后，对于哲学家们不能对上帝为我们造出的美好而有秩序的宇宙结构提出正确的解释而感到气愤。”〔6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他才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日心体系”，他说，“太阳坐在皇帝的宝座上，管理着周围的恒星家庭，我们发现在这样有秩序的安排下，宇宙有一种奇妙的对称……这样的情形是用别的方法所达不到的。”〔7 〕当时哥白尼已经认识到根据“日心说”应该能观察到“恒星视差”——即地球绕太阳运动所引起的恒星之间位置的相对变化，但是由于当时观测技术的落后，直到1543年哥白尼去世时仍然没有观察到。这也是《天体运行论》一直到哥白尼弥留之际才得以出版的真正原因。哥白尼并不是因为害怕宗教势力的迫害，当时的教皇克莱门七世非常欣赏他的“日心说”中的新观念，认为他的书应该全文发表出来。《天体运行论》一书正是在哥白尼的好友——教皇克莱门七世的怂恿之下才终于出版的。但是，哥白尼始终希望观察到的“恒星视差”一直到他去世一百多年以后才最终由意大利天文学家多米尼柯·卡西尼观察到。理论与观察前后相差竟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
牛顿经典力学理论的实验验证也是如此。牛顿1687年发表了他的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确立了他的经典力学理论，而哈雷根据牛顿的理论得出的彗星轨道的计算结果直到1758年牛顿死后几十年才得以确认：当哈雷彗星按照哈雷的预言如期地出现在天幕上时，牛顿的理论第一次得到了观察的证实。同样，海王星的发现则更是完全依赖于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取得的成果，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哥尔雷根据法国天文学家勒维烈按照牛顿的理论计算出来的轨道观察到了这颗以前一直没能发现的行星。
本世纪初，自然科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更是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逻辑完全相反。如果说狭义相对论的建立还同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有某种联系的话（其实这个实验只是推翻了牛顿绝对时空观的理论框架，却没有构成相对论建立的条件，至少爱因斯坦是这样认识的），那么广义相对论的建立却连这么一个有可能被称为“实验观察”的依据都没有。科学家们后来所进行的关于广义相对论的三项实验验证，即“水星进日点的进动”、“光谱的引力红移”和“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转”不仅都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而且都是在爱因斯坦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指导下进行观测和实验的。至于量子力学的建立，尽管最初起源于关于黑体辐射的研究，但其实验结果除了使经典物理学陷入困境以外并没有“确证”任何东西。导致量子力学建立的是普朗克的“能量子”假说的提出，而这个假说同实验观察并没有多大关系，它不过来源于数学上的“内插法”对维恩辐射定律和瑞利——金斯辐射定律的改进而已。我并不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归纳出来的模式：理论先于观察。但是，以上这些事实却足以说明，观察并不总是先于理论，而理论却总是对观察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二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使用归纳原理的依据是什么？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第二个致命的弱点。在这一点上，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远不如唯理论者幸运。因为演绎逻辑毕竟存在一种“自身”的合理性：前提真，结论必为真。而使用归纳逻辑却完全不同了，它是要从单称陈述（个别经验事实）过渡到全称陈述（理论假说）的。而这个过渡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观察陈述的结果都是有限数，都是单称陈述，而理论假说却是一个全称陈述。这个全称陈述是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的“总体归纳”，是一个无穷大。这样一来，两者之间的比值，即“有限数／无穷大”，在数学上只能得到一个结果：零。因此，无论构成确证观察的数目增加到多大，只要存在一个与理论假说不相符的事实，这个理论就立即被推翻了。如全世界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天鹅皆白”的理论就不能成立了。因此，在使用逻辑归纳方法时，“单称陈述为真，全称陈述必为真”的推理远不如古典唯理论者的“前提真，结论必为真”幸运，这个推理本身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想当然地从单称陈述过渡到全称陈述，因此，归纳逻辑根本不能作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分界线。
而更有趣的问题还在于使用归纳逻辑自身的矛盾。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理论假说是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得出来的。那么“使用归纳方法是合理的”这个结论本身也只能通过“归纳”才能证明。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循环论证。对于这一点，波普尔的批判是相当有力的。他认为，“归纳原理本身也必定是一个全称陈述，因此如果我们试图认为它的真理性来自经验，那么，导致归纳原理引进的同样一些问题就再一次产生了。为了证明这个原理，我们应该应用归纳推理，而为了证明这些归纳原理，我们就应该假定一个更高级的归纳原理，如此等等。这样想把归纳原理建立于经验之上的企图就破产了。因为这必定导致无限的倒退。”〔8〕事实上， 理论永远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相反观察却总是深受理论的影响，正如波普尔一再指出的那样：“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对于科学家来说，规定他的着眼点的，则是他的理论兴趣、特定的研究问题、他的猜想和预期以及他作为一种背景即参照系、期望水平来接受的那些理论。”〔9〕
四
波普尔在科学方法论上的贡献不仅仅是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而主要是他从对归纳逻辑的批判出发提出了他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等科学著作的核心部分就是他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就在于科学是可以接受经验事实检验的，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不再是理论被事实所证实，而是变成了理论被事实所证伪。即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应该是可证伪的。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必定是一个对世界提出非常广泛的理论。因此，它出错的可能性最高，即它具有高度的可证伪性。这种高度可证伪性还要求理论本身的陈述应该是清晰明确的。因为理论的陈述越是清晰明确，这个理论的可证伪度就越高。在这个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了他的关于科学进步的模式：科学来源于问题，而问题总是同对世界或宇宙的某些方面的解释相联系的。科学家提出的可证伪的理论假说就是对问题的解答，并让这类解答——理论假说接受经验事实的批判和检验。如果被证伪，则即被淘汰；如果未被证伪则再接受更广泛、更严格的批判和检验，直到最终被证伪。这样，新的问题就又出现了。科学家再提出新的理论假设，按着前面的顺序重新接受批判和检验。
由于这个检验过程将无限在继续下去，所以，一个理论无论它经受了多么严格的批判和检验，也不能说它是“真的”，而只能说它比其它理论更优越。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本身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过程，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永远没有止境。因此，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无法永远被证明为真，也正因为如此，科学知识的发展才永远没有最终极的顶点。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一个如下的循环过程：“猜想（提出假说）——反驳（批判与检验）——被证伪——再猜想”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演绎逻辑过程，但是，这个新的科学检验方法既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逻辑，也不是简单地回归到旧的唯理论的演绎逻辑。而是一个包含着新的革命因素和更合理的内容的科学方法论。
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思想来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来源于20世纪科学革命对他的启发。但是，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波普尔不仅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而且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取得重大发展的时代。任何一个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精髓的人都可以从波普尔那里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对他的重大影响。对波普尔来说，尽管他从主观愿望上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敌视的态度，但是具体到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上，他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对他的影响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不过是恩格斯在上一个世纪就提出的一些科学思想在科学历史范围内的应用。
早在上一个世纪的中叶，恩格斯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对真理的认识只不过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过程。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对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10〕“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11〕由于恩格斯当时忙于其他更重要的问题的研究，因此在科学认识论上只提出了这样一个宏观的包含着深刻思想的理论框架，而没有进行更细的专门研究。对于青年时代就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波普尔则很容易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这对于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家来说，不能不导致他一方面攻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历史观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主张，不应当把科学解释成最终的、既定的知识总体，或‘永恒真理’的总体。而应当解释成某种发展着的、前进着的东西。科学家并不是知之甚多的人，而是决心不放弃探求真理的人。科学系统发展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辩证地发展着。”〔12〕“对于科学的增长来说，没有比一种强化的教条主义更糟糕的阻碍了。没有思想上的自由竞争就不可能有科学上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度强烈主张过的反教条主义的本质。而一般说来，没有一切思想的自由，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思想的自由竞争。”〔13〕
因此，可以说在政治哲学上波普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他又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点连波普尔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我在有些地方同情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之一是他们坚持认为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是紧迫的，哲学家应当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当满足于解释世界，而且还应当促进它的改变。”〔14〕许多哲学家们在批判波普尔时都指责他把科学史“变成了一个尸体累累的战场”，但是，他们都忘记了恩格斯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这可能也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精华之所在。按照辩证逻辑，所有现存的科学真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必然会被新的、更加优越的理论所取代，尽管被取代的并不一定都成为“尸体”，就如同欧氏几何学在平直空间、牛顿的经典力学在低速领域一样，在一定的范围内它们仍然是有效的。但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不能因此而感情用事，更不能因此而得出相反的结论，重新回到旧的理论上去。
五
当然，证伪主义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此，从它一“出世”就受到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反驳。
首先，波普尔对“理论来源于观察”的批判走得太远了，理论不一定依赖于观察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观察在科学理论建立中的作用。波普尔认为：“科学的进步其实并不是由于在时间进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感觉经验，也不是由于我们愈来愈善于利用我们的感官。……大胆的观念、未经论证的预想、思辨的想法，这就是我们说明自然界仅有的手段，这就是我们用以说明自然界的仅有的器官，仅有的工具。”〔15〕试想，如果我们真像波普尔那样全部否定观察在理论建立中的重要作用，全部否定弗兰西斯·培根“脱离时间进程中积累的越来越多的感觉经验。”同时，也不再利用我们的感官（眼、耳、鼻、舌、身）及感官的延伸（望远镜、显微镜及一切科学仪器），恐怕整个现代科学也就快全部被“证伪”了，我们也就只好同波普尔一起重新回到柏拉图，回到亚里士多德，回到神话和上帝那儿去了。因此必须肯定观察在科学理论建立中的适当地位，否则必然导致唯心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科学观的一个重要区别。
另外，科学史上的许多事例表明，在理论被事实所“证伪”时，应该抛弃的也不一定就是理论，如韦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康德——拉普拉斯的原始星云说都是在其提出以后就被观察结果所“证伪”了（大陆漂移说没有提出漂移机制，原始星云说无法解释整个太阳系角动量分布的异常）。然而，科学发展的进程却表明，在这里应该被否定的不是理论，而是观察陈述。因为观察陈述本身也是具有易谬性的。因此，观察既不能绝对地让某一理论为真，同时也不能一劳永逸地确证某一理论为伪。因此，如果科学界严格遵守波普尔的科学进步的证伪主义规则的话，那么科学永远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发达，因为许多科学理论还在萌芽状态就会被“证伪”，这样科学的历史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尸体累累”的战场了，幸而没有多少科学家严格按照波普尔的规则去实践。
更为重要的是，从逻辑规则上讲，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存在一个自洽的问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证伪主义本身是不是科学？是否也接受批判和检验？是否最终也会被证伪呢？如果“证伪主义”不能被证伪，那么证伪主义就不是科学了。如果“证伪主义”也同样要被证伪，那么那些科学史上与波普尔的理论相悖的事例，早已经把证伪主义“证伪”了。
综上所述，从弗兰西斯·培根到波普尔，从逻辑实证主义到证伪主义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认为科学理论的产生是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模式”的，而事实上科学理论的产生有的来源于对理论的自洽性的探讨（如相对论）；有的来源于对前人的理论的总结和进一步研究（如牛顿的力学）；有的来源于猜测与观察数据的结合（如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有的来源于新生产技术的应用或军事工业的发展（如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质学革命）等等。总之，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僵化的、不变的模式去套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正是从这个突破口，产生了托马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和夏皮尔等历史主义学派的新观念。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是从对波普尔的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历史主义学派的研究内容不仅涉及到哲学理论，而且涉及到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已远远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单纯的科学方法论的范畴，故就不在此讨论了。
注释：
〔1〕〔4〕〔5〕〔8〕〔15〕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第49页、第16页、第17页、第44页。
〔2〕〔3〕〔9〕〔12〕〔13 〕〔14〕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中译本，第5页、第12页、第66页、第476页、第476—477页、第480页。
〔6〕〔7〕引自哥白尼：《天体运行论》。
〔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第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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