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对南方一些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序论文,语言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南方民族语言主要是汉藏语系语言、南亚语系语言和南岛语系语言。汉藏语系有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南亚语系有孟高棉语、越芒语。南岛语系有台湾南岛语和回辉话。
在中国南方民族语言中，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越芒语、白语、回辉话受汉语的影响较大。除白语外的藏缅语、台湾南岛语，虽也受汉语不同方言的影响，但受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较小，没有明显的影响痕迹。本文讨论语言接触对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
一 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
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影响既有单向性，也有互向性。有的是母语影响目的语，有的是目的语影响母语，而有的是母语和目的语相互影响。在中国南方主要是汉语对民族语言的影响。
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影响带来的语言渗透，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变异状态。母语对目的语的影响，结果通常是不稳定的，会随着习得的深入和熟练程度的提高，母语向目的语接近并逐渐趋同，变异状态逐渐消失。目的语影响母语形成的变异状态，相对稳定，随着影响的深入和加强，受影响的母语不能回归，变异状态也不会消失，发生变异的母语会成为一种方言或土语，在语言的本体上通常表现为语法手段、语法范畴、语义范畴、句法结构类型的借用或渗透或重新分析，语用规则发生改变，语言系统出现变化，甚至出现语言混合。
长期而深入的语言接触和影响，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语言使用者完全转用目的语，母语消失；另一种是两种语言在类型上单向或互向同化，形成一个语言区域，虽母语保留下来，但变成了另一类型的语言，语法上表现为两种以上的语言共用一个语法系统或者有两个以上的语法系统，但其中的一个系统夹杂着另一个系统的类型。这两种结果都是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演变，即接触引发的演变(contact-induced change)。（注：参见Thomason & Kaufman 1988,Thomason 2001,Heine & Kuteva 2005，吴福祥，2007年。）
二 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语序共性
类型学语序共性的研究，通常是基于语种库的统计，然后推测人类语言的共性和蕴涵共性。根据格林伯格(Joseph H.Greenberg，1963)30种语言样本(language sample)，霍金斯(John A.Hawkins，1983)100多种语言样本，德里尔(Matthew S.Dryer，1991)940种语言样本的统计和分析，推测出世界的语言的基本语序类型为：SVO、SOV、VSO、VOS、OSV、OVS。根据相似性原则，这些基本语序类型的语言的宾语与动词的语序为VO与OV两类，VO型语言主要使用前置词(preposition)，而OV型语言主要使用后置词(postposition)。OV型语言与VO型语言的其他参项的语序共性为：
O+V（宾语+动词）V+O（动词+宾语）
Madv+V（方式副词+动词） V+Madv（动词+方式副词）
Dadv+Adj（程度副词+形容词）
Adj+Dadv（形容词+程度副词）
G+N（领属定语+名词） N+G（名词+领属定语）
Adj+N（形容词+名词） N+Adj（名词+形容词）
Dem+N/NP（指示词+名词/名词短语）N/NP+Dem（名词/名词短语+指示词）
St+m+Adj（比较基准+标记+形容词） Adj+m+St（形容词+标记+比较基准）
Rel+N（关系从句+名词）N+Rel（名词+关系从句）
这些语序共性不是绝对的，因为实际个体语言和跨语言比较中存在例外。由于例外的存在，所以许多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基本的语序模式提出不同的解释，包括句法学的解释、语义学的解释、线性序列的解释、历时语法化的解释等，这些解释都是从语言的内部结构出发，它们对理解语序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解释是否行之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特别是像中国南方民族众多、民族互动频繁、语言接触时间长、语言相互影响深的区域的语言类型学特征，更需要考虑语序变化的原因，这就需要在方法论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以期对这一区域的语言共性进行解释，除了要考虑语言内部的因素外，语言接触也是要考虑的因素。
三 语言接触对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
在中国南方，自秦汉以来汉语与民族语言一直处于不断的接触之中，汉语基本处于优势语言的地位，汉语对民族语言的影响始终甚于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经过两千多年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一些与汉语接触频繁的民族语言，除了借入大量的汉语词汇外，也借入了汉语的一些句法结构型和语序。
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基本语序类型主要是SVO、SOV、VSO。SVO分布于汉语、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藏缅语的白语和克伦语、南岛语的回辉话。SOV分布于除白语及克伦语外的藏缅语。VSO分布于台湾南岛语。
1.语言接触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基本语序
目前只发现属藏缅语的白语和属南岛语的回辉话的基本语序类型有质的变化。白语与汉语的接触至少自唐南召以来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回辉话与汉语的接触至少自宋朝雍熙以来有一千多年，白语、回辉话在与汉语的长期接触和影响下，白语的基本语序类型由SOV转换为SVO，回辉话的基本语序类型由VSO转换为SVO。例如：
白语除基本语序、差比句的语序类型发生较大的变化外，其他语序类型与藏缅语多数语言保持较大的一致性。回辉话除仍保留着与南岛语的大批同源词外，语音、语法发生了质的变化，与汉语粤方言，甚而与侗台语的黎语、临高语基本一致。
2.语言接触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方式副词的语序
藏缅语方式副词(Madv，manner adverb)与动词(V，verb)的语序为Madv+V，符合统计学的语序共性。汉语方式副词与动词的语序应是V+Madv，但为Madv+V。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方式副词与动词的语序也应是V+Madv，虽有一些语言保持V+Madv，但有不少语言的语序为Madv+V，与汉语一致。
侗台语只有少数语言的语序为V+Madv。例如：
在汉语的影响下，侗台语多数语言的语序已经转换为Madv+v。例如：
侗台语只有版纳傣语、毛南语、黎语的语序为Madv+V，其他语言的语序都是V+Madv，与汉语、藏缅语一致。
侗台语与藏缅语的分布区域不同，而与汉语有数千年的接触，其语序的转换应是汉语影响的结果。
侗台语方式副词语序的转换，从莫语的语序转换，即V+Madv→V+Madv+V→V+Madv，可以证明是汉语影响的结果。例如：
苗瑶语只有苗语的个别方言方式副词的语序为V+Madv，极大多数语言或方言的语序都是Madv+V，也是汉语影响的结果。例如：
孟高棉语、越芒语极大多数语言方式副词与动词的语序为V+Madv，个别语言存在V+Madv和Madv+V两种语序，个别语言的语序仅为Madv+V。例如：
俫语是濒危语言，方式副词的语序有V+Madv、Madv+V两种，其语序的转换处于临界状态。布赓语也是濒危语言，方式副词的语序已由V+Madv转换为Madv+V。
台湾南岛语方式副词的语序为Madv+V。例如：
阿美语（阿媚斯语） mana tajni怎么来
怎么来
布农语（布嫩语）pauntan mapata∫那样写
那样写
这种语序与统计学的语言共性相悖，是否为汉语影响的结果，尚不能做出判断。
3.语言接触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程度副词的语序
统计学语序共性显示，SVO型语言程度副词(Dadv，degree adverb)与形容词(Adj，adjective)的语序类型为Adj+Dadv。汉语程度副词的语序应是Adj+Dadv，但为Dadv+Adj。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的诸多语言的语序与汉语一致，为Dadv+Adj。
侗台语多数语言程度副词的语序为Adj+Dadv，少数语言的语序为Dadv+Adj。例如：
例证显示，凡是程度副词与形容词的语序类型采用Dadv+Adj的语言，如布依语、侗语等的程度副词是汉语不同方言的程度副词借词，说明是受汉语影响的结果。
苗瑶语多数语言程度副词的语序为Adj+Dadv，其中，程度副词一般是固有词。例如：
苗瑶语一些语言程度副词的语序为Dadv+Adj，其中程度副词大多借自汉语。例如：
仡央语程度副词的语序，有一部分语言为Adj+Dadv。例如：
有一部分语言为Dadv+Adj，其中程度副词是汉语西南官话借词。例如：
孟高棉语、越芒语程度副词的语序，有一部分语言为Adj+Dadv。例如：
但是，有一部分语言程度副词的语序是Dadv+Adj，程度副词不是汉语借词，而与侗台语一些语言的程度副词有关，是以侗台语为媒介间接受汉语影响出现的创新演变。例如：
台湾南岛语有一些语言程度副词的语序为Adj+Dadv。例如：
而有一部分语言为Dadv+Adj，是否是语言影响引发的创新，尚不能判定。例如：
4.语言接触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名词中心语的语序
统计显示，SVO型语言名词(N，noun)修饰名词时，名词中心语(
，head noun)前置于名词修饰语，即+N。汉语的语序应是+N，但一般是N+，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的一些语言为+N，一些语言是N+。
侗台语多数语言的名词与名词的语序是+N。例如：
但个别语言或方言受汉语的影响，部分名词与名词的语序转变为N+。例如：
苗瑶语名词与名词的语序，一部分语言为+N。例如：
但一部分语言因长期受汉语的影响，语序转换为N+。例如：
仡央语多数语言名词与名词的语序为+N。例如：
但由于受汉语的影响，也存在N+，+N、N+并存。例如：
5.语言接触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形容词的语序
语序共性显示，SVO型语言形容词与名词的语序类型为N+Adj。汉语一般是Adj+N，侗台、苗瑶、仡央、孟高棉和越芒语的语序基本是N+Adj，但是有些语言的语序为Adj+N。
侗台语极大多数语言形容词与名词的语序是N+Adj。例如：
标话与汉语粤方言有长期的接触，受其影响较大，在语序类型上有与汉语趋同的现象，形容词与名词的语序类型N+Adj与Adj+N并存。例如：
苗瑶语形容词的语序基本保持着N+Adj的类型。例如：
但是受汉语影响较深的语言，在语序类型中N+Adj向Adj+N的历时转换和共时同现，从而N+AAdj与Adj+N并存。例如：
畲语长期与汉语客家话接触，出现与汉语语序相同的现象是语言接触和影响的结果。优诺语因长期与汉语平话接触，形容词的语序为Adj+N，与汉语平话相同。例如：
仡央语形容词的语序类型基本是N+Adj。例如：
但是由于汉语西南官话结构助词的借入，语序变为Adj+N语序。例如：
这种变化使得一些语言即使不用结构助词，也有一部分的语序变为Adj+N。例如：
6.语言接触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领属定语的语序
SOV型语言领属定语(G，genitive)的语序共性为G+N，藏缅语为G+N，符合统计学的语序共性。SVO型语言领属定语的语序共性为N+G，但汉语为G+N，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也应为N+G，但有诸多语言为G+N。
侗台语极大多数语言领属定语的语序类型是N+G。例如：
但有少数语言领属定语的语序为G+N。例如：
拉珈语、标话带借自汉语方言结构助词的领属结构的语序为G+N。不带结构助词的领属结构的语序类型也是G+N，说明是汉语影响的创新演变。
另一种情况是，借用汉语结构助词时，语序为G+N，没有结构助词时，语序则是N+G，更说明G+N是汉语影响的结果。例如：
苗瑶语领属定语的语序都是G+N。例如：
仡央语领属定语的语序是N+G。例如：
但是，随着汉语西南官话结构助词的借入，领属定语前置，语序变为G+N。例如：
7.语言接触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指示词的语序
根据统计学的结果，SOV型语言的指示词(Dem，demonstrative)前置，SVO型语言的指示词后置。汉语的指示词前置。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的诸多语言的指示词后置，但有一些语言的指示词前置。
侗台语多数语言的指示词后置。例如：
但有的语言指示词可后置，亦可前置，是语言接触和影响导致的演变。例如：
而受汉语的影响较深的语言，因语言接触和影响，指示词一律前置。例如：
苗瑶语多数语言的指示词后置。例如：
但少数语言在与汉语的长期接触和影响下，指示词已经前置。例如：
孟高棉语、越芒语极大多数语言的指示词后置。例如：
但是受汉语影响深的语言的指示词，有的前后两种位置都可以，处于临界状态，有的已经移到中心语前。例如：
8.语言接触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差比句的语序
差比句是比较句的一种，其结构一般包括性质属性的主体、表示属性的形容词、比较基准(St，standard)和比较标记(m，marker)，属性主体在典型的差比句中通常充当主语(S，subject)或话题(T，topic)。
汉语的差比句有一定的复杂性，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以及北方方言山东官话胶东片、鲁西南片、鲁北恒台片，湖北黄孝片江淮话的差比句的语序为Adj+m+St，上古、中古汉语文献中的差比句也有不少Adj+m+St的例子，但随着汉语介词“比”的兴起，自元明清以来，官话区差比句的语序由Adj+m+St向m+St+Adj转换，现代官话区除少数片区保留微弱的Adj+m+St外，绝大多数都是m+St+Adj，在书面语中，除少数比较正规的书面语使用Adj+m+St外，多数使用m+St+Adj。依统计学的语序共性，藏缅语差比句的语序为St+m+Adj，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南亚语、南岛语差比句的语序为Adj+m+St。
藏缅语差比句的语序主要是St+m+Adj，其中不少语言的比较基准带有明显的宾格标记，语序相对灵活，但并不影响St+m+Adj语序。只有极个别语言因长期与汉语接触并借入了汉语的比较标记“比”，从而使差比句的语序发生变化，这方面白语比较明显和典型。例如：
侗台语差比句的语序应为Adj+m+St，有一些语言保留了这种语序。例如：
侗台语有相当一部分语言具有Adj+m+St和m+St+Adj两种语序，其中，m+St+Adj的比较标记是借自汉语不同方言的介词“比”，是明显的汉语影响的结果。例如：
而一些受汉语影响较深的语言，差比句的比较标记都是汉语不同方言借词，差比句的语序都是m+St+Adj。例如：
苗瑶语差比句的语序也应该是Adj+m+St，但只有个别语言的方言保留并同时存在m+St+Adj，m+St+Adj的比较标记是借自汉语西南官话的“比”。例如：
苗瑶语极大多数语言的差比句都是m+St+Adj，且比较标记都是汉语借词“比”。例如：
仡央语差比句的语序应是Adj+m+St，只有拉基语、布央语有这种语序。例如：
但是，由于汉语西南官话介词“比”的借入，布央语部分差比句为m+St+Adj。例如：
仡央语多数语言差比句的比较标记都借自汉语西南官话，语序为m+St+Adj。例如：
孟高棉语、越芒语差比句的语序应为Adj+m+St，不少语言保持这种语序。例如：
但是，有一些语言的差比句Adj+m+St、m+Adj+St并存，其中，m+Adj+St的比较标记为
汉语西南官话借词“比”。例如：
南岛语回辉话是占语的变体，由于汉语的影响，差比句的语序为Adj+m+St与m+Adj+St并存，其中，m+St+Adj的比较标记是借自海南军话的介词“比”。例如：
9.语言接触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关系从句的语序
跨语言统计表明，SOV型语言的关系从句(Rel，relative clause)以Rel+N为优势语序，SVO型语言以N+Rel为优势语序。藏缅语以Rel+N为优势语序，一些语言存在N+Rel类型，少数语言存在中心词内置关系从句(head-internal relative clauses)及其他少见的关系从句类型。藏缅语的关系从句都有相关的限制标记，没有明显的语言接触的痕迹。汉语关系从句的语序类型应是N+Rel，但几乎是Rel+N。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台湾南岛语及回辉话的关系从句的语序基本是N+Rel与Rel+N并存。台湾南岛语关系从句的中心语几乎都有标记，无明显语言接触的痕迹。
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关系从句的中心语几乎没有标记，一些语言的关系从句有明显的语言接触和影响痕迹。
侗台语多数语言关系从句的语序都为N+Rel，只是有的语言要用结构助词作标记。例如：
一些语言的关系从句存在N+Rel和Rel+N的双重语序，其中Rel+N通常带有借自汉语不同方言的结构助词作关系从句的标记，是明显受汉语影响的结果。例如：
少数语言关系从句的语序为Rel+N，而且用借自汉语不同方言的结构助词作标记。例如：
其实，侗台语同一语言不同方言的关系从句的语序也会有所不同。例如：
苗瑶语的关系从句，除个别语言的方言的语序为N+Rel外，其余语言的关系从句无论是否带结构助词或借自汉语不同方言的结构助词作标记，语序都是Rel+N。例如：
仡央语关系从句的语序应是N+Rel，但只有少数语言保持这种语序。例如：
有一些语言的关系从句有N+Rel、Rel+N两种语序，其中，Rel+N使用借自汉语西南官话的结构助词作标记，是汉语影响的结果。例如：
个别语言的关系从句使用借自汉语西南官话的结构助词作标记，语序为Rel+N。例如：
孟高棉语、越芒语的关系从句，大多数语言要用结构助词作标记，有一些语言不用结构助词标记。用与不用结构助词作标记，语序基本上都是N+Rel。例如：
不过，个别语言的关系从句由于借用汉语西南官话的结构助词作标记，语序由N+Rel转换为Rel+N。例如：
四 结语
从上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及南岛语的回辉话在程度副词与形容、形容词与名词、领属定语与名词、形容词与比较基准、名词与关系从句等短语结构语序中，凡是不符合语序共性的现象，都有明显的汉语不同方言影响的痕迹，具体表现为语法词的借用，包括程度副词、结构助词和介词，这些语法词的借入使得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及南岛语的回辉话的语序因语言接触发生了演变。
然而，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的诸多语言及南岛语的回辉话的方式副词与动词、形容词与名词、指示词与量词或名词短语的语序也有不符合统计学跨语言语序共性的现象，但又没有明显的汉语影响的痕迹，也应该是语言接触和影响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结果。可以认为，由于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的诸多语言及南岛语的回辉话借用了诸如程度副词、结构助词和介词等语法词导致语序的演变触发了诸如方式副词与动词、形容词与名词、指示词与量词或名词短语的语序也发生演变，也就是说，在一个语言中后来独立发生的若干演变是由原先直接引入的成分所触发的，仍属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是接触引发的创新。
藏缅语中的白语，宾语与动词、形容词与比较基准的语序因语言接触和影响引发演变外，很少看到藏缅语其他语言的语序有因语言接触和影响引发演变的现象。台湾南岛语也是如此。这需要进一步讨论。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语言结构、语言态度、社会因素等对语言接触可能引发的语言演变有一定的影响，抑或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尽管白语是藏缅语的一种语言，其语言结构与汉语有较大的差别，但自唐南诏以来白语就与汉语有了长期而频繁的接触，其若干语序的演变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与语言结构、语言态度没有直接的关系。藏缅语的一些语言也与汉语接触较早，如羌语汉朝时就与汉语有过接触，但接触只是断断续续的，所以羌语受汉语的影响很小，加上羌语与汉语的结构类型差异较大，汉语的语序没有直接影响到羌语；藏语自唐朝吐番崛起以来也与汉语有过接触，但主要是边缘地带的接触，又藏语与汉语的结构类型差异较大，汉语的语序也没有直接影响到藏语。台湾南岛语也是类似的情况，平埔族群的语言在与汉语的接触中，由于语言结构、语言态度的作用，极大多数语言选择了放弃母语转用汉语的方式，高山族群虽与汉语有长期的接触，但主要是边缘地带的接触，由于语言结构的差异，汉语的语序没有直接影响他们的语言。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应该是语言接触触发演变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语言因素包括语言的系统特征、句法标记和结构类型。语言的系统特征包括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语法系统包括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在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语言接触过程中，几乎每一种民族语言都从汉语的不同方言吸收了不少的词汇和一些音位，说明汉语的词汇和音位容易被民族语言接受。汉语与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的诸多语言及南岛语的回辉话都是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不丰富的语言，在语言的接触和影响中就不存在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的借用和消融问题。而藏缅语和台湾南岛语有较为丰富的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它们在与汉语的接触过程中，语法系统间的差异较大，所以形态不丰富的汉语不易于影响到形态丰富的藏缅语和台湾南岛语。
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都带有一定的标记性成分，只不过是有的语言在话语过程中，句法结构的标记性成分隐现或标记性成分低或无标记性成分，而有的语言在话语过程中，句法结构的标记性成分显现或标记性成分高或有标记性成分。跨语言比较研究表明，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中，无标记性成分出现的频率、分布的范围都高于有标记性成分，无标记与有标记虽然在语言比较或对比研究中是对立的，但却是不对称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表明，无标记性成分的习得易于有标记性成分。汉语与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的诸多语言及南岛语的回辉话在话语过程中，通常是句法结构的标记性成分隐现或标记性成分低或无标记性成分，所以，它们在与汉语的接触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汉语的影响，从而导致若干语序的演变。相反，藏缅语的话语过程句法结构的标记性成分显现或标记性成分高或有标记性成分，在与汉语的接触过程中，藏缅语句法结构的语序受汉语影响很小，几乎没有导致语序的演变。台湾南岛语也是如此。
结构类型这里主要是指句法结构类型和语序类型。在语言接触和影响中，语法的借用通常发生在结构类型相似的语言或方言土语中，结构类型差异大的语言间的语法借用并不常见。汉语与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的诸多语言及南岛语的回辉话尽管其他参项的语序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是SVO型语言，语言结构的基本类型有较大的相似性，所以，在接触过程中，汉语的一些结构类型使受其影响的民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发生了演变。藏缅语以SOV为基本语序，台湾南岛语以OSV为优势语序，两者的构词形态、构形形态与汉语有较大差异，结构类型也与汉语不同，所以，汉语对藏缅语、台湾南岛语的语序类型没有明显的影响，如果说有影响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转用汉语、放弃母语，如一部分羌族和台湾平埔族群中的一些民族。
社会因素包括语言接触的强度和语言态度。语言态度能阻碍接触性演变的发生，也能促进接触性演变发生的速度，虽然它是很难评估的社会因素，但的确对接触性演变的发生有一定的作用。语言接触的强度主要是指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语言学的历史，包括语言接触状态时间的长度、母语者对目的语学习的程度、双语制层次、语言势态和语言政策。语言接触状态的时间可以决定目的语的学习程度、双语制层次和语言因接触的演变，语言接触时间越长，目的语的学习程度、双语制层次越高，语言因接触引发演变的可能性越高，如白语。甚而有的放弃母语，如一部分羌族和台湾平埔族群中的一些民族因长时间与汉族接触，而发生语言转用。语言势态对接触性引发的演变的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所谓语言势态，就是语言实力，语言实力强（强势语言），在语言接触中会致使实力弱的语言（弱势语言）向它靠拢，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孟高棉语、越芒语的诸多语言及南岛语的回辉话相对于汉语而言是弱势语言，在强势汉语的影响下，若干语序已经或正在向汉语靠拢。虽然藏缅语、台湾原住民族群语言于汉语也是弱势语言，但由于语言因素的原因而未发生明显的语序演变。语言政策主要是强迫性语言政策，对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的语言演变有决定性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例，明朝、清朝对湘南桂北、湘西南桂西北苗瑶民族的征剿，使这一地区的苗瑶民族直接放弃母语而转用汉语不同的方言土语。从某种角度来说，决定语言接触和影响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语言学的历史而不是其语言的结构本身，虽然纯粹语言因素的考虑是必须的，如句法、语义、线性序列、历时语法化等语言内部因素，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语言的影响，首先是社会因素而不是语言因素的影响，语言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也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就语言事实而言，一个语言的特征对另一个语言的影响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