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大学制度之肇创、流变与得失——以北大早期建设及其影响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中国大学论文,北大论文,制度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1-0093-12
如果我们只强调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意义，那并不能显出其在现代中国语境里“开辟范式”的重要性。充其量，也不过是因了风云际会而成就一任北大校长的事功。这种工作，前人也并非没有努力，只不过得失高下罢了。但蔡元培的意义，就在于其不仅是个体的校长之任，更创建了一种向慕精神、推崇学术的“现代大学范式”，并为时人与后人所尊重与效仿。应该说，蔡氏是一个罕见的特例，从现代性在大学场域的流变轨迹来看，到了20世纪前期，既是德国大学理念在光耀四方的时代，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期，美国之后来崛起已然显得咄咄逼人。在留美学人正如潮般归国并占据教育／学术场域各种重要位置的大气候下，蔡元培仍能以德国大学理念为资源，居然成就了如此了不起的北大事业，实在难能可贵；而即便是留美学人，如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再加上诸如武大校长周鲠生等，亦均对其办学理念有精神层面的高度认同，这既说明了中国现代大学领袖的君子风度，亦证实了蔡氏以北大为试点的现代大学制度建构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虽尚未能大幅度铺展并收中国现代大学整体性制度建设之功，但称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孑民范式”，或已不为过。
北大理念之德美模式迁易——从蔡元培到蒋梦麟的文化理念歧异。虽然早在蔡元培长校期间，蒋梦麟就数度出任教务长，实际上执掌校务，但自家当校长与给别人扮演助手，究竟还是两回事。留美归来的蒋梦麟，其实很有自家主见。
美国大学在20世纪前期的兴起，虽然主要是学习德国，但美国人很有自家的特色，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摹仿”，而是有借鉴的独立的“创造”。美国大学的模式，也因此而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场域的典范样式。这一点，连美国学者自己也承认（1936年）：“今日美国学术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某些分支领域所拥有的主导地位，直接或间接归功于许多在德国的大学接受先进训练和吸取灵感的美国人。”[1]但问题在于，美国人确实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劲头，他们在经过19世纪的万人留美潮之后，确实已不仅是单纯歌唱“世界尔所有，法律尔所订，帝国疆土广，尔曹霸业兴”的那个蛮荒之国了[2]，他们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承担已表现在他们确实拥有了第一流的人类知识灯塔——美国现代大学①。
我们应当注意到，从蔡元培到蒋梦麟的北大校长更迭，其实也正反映出现代中国大学模式的外来印记变迁，即以德国为主体的“欧洲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迁移。美国虽然是后发国家，但经过艾略特等人的大学改革，此时已基本具备起自家的独立模式。这就决定了美国大学所培养的学生，与德国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一样。要言之，蒋梦麟既意识到德国大学的优点，认同蔡元培的基本方针；也以美国大学之优点印证之，并做适当修补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的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成功，表面以为是洪堡大学理念的凯旋，可在实际执掌校务的蒋梦麟操作之中，已暗中受到美国大学思想的影响。到了1930年蒋氏自家直接出任北大校长后，则开始全面展现自家的“大学理念”，以美国大学影响为主，而德国大学理念相对居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但并未完全消逝）。这就是他所谓的对蔡元培办学思想的“萧规曹随”的实质。
针对蔡氏倡导的北大的核心办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蒋梦麟当然以认同为主，但也并非没有意见，所以会在那篇著名的《北大之精神》中强调：“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3]②强调群治与社会服务，这是美国大学特点，与德国大学的自由境界虽非背道而驰，但仍相去甚远。此文虽前面是长篇大论的肯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北大之精神，可结尾这短短两句话却显然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纠偏补弊”之用心豁然显矣。
其实，蒋梦麟与蔡元培思想的直接对立，早在进入北大之前就已表现得很明显。譬如关于“军国民教育”的问题，此点被当时履新的蔡总长列为五原则之一（所谓“五育并举”），时在还只是《新教育》编辑的蒋氏对此直斥为“强国之万应如意油”，并对德国的强盛之道细加分析：
……德国虽败，其民仍强，是则德国之根本，犹在民而不在兵也。吾人不察，徒知德国重军国民主义，殊不知德之文学、哲学、美术、科学，皆列世界领袖之群乎？吾国文学之陈腐，哲学之幼稚，美术之衰落，科学之无有，其有资格足以步武德国之军国民主义乎？即有之，吾人又何苦蹈德国之覆辙耶？[4]
所以在蒋梦麟眼中，“个人健全，社会进化，立国之本也”，军国民主义实在不是什么好方法。是时，蒋梦麟尚未到北大就职，与蔡元培亦无上下属关系，故此批评起来直抒胸臆，推崇英、美、法之强国之道，而亦对德国文化有所认知，殊为难能。到了受蔡元培之托而出任北大职务后，说话反而要显得更隐晦曲折些了。但这种由留学国不同而产生的文化理念歧异却是清晰可见的。
再涉及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办学差别是在对大学建设的学科构成上。蔡元培在入校之初，即按其对科学学术之理解来规划实行北大之改革，提出所谓“学术分校”，一本他的大学任务是“治学”，而“治术”之功能则应剥离给高等专门学校[5]。蔡元培认为，文、理两科才是真正的大学应该承担的学问，而应用性的工、商等学科（他理解为“术”）不应作为真正的高深科学来研究。故此称：
大学止须文理科，以其钻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6]③
这一思路，明显是德国的，因为德国的工科大学、专门学院都是专门分设的。事实上，蒋梦麟在主校（长校之后更明显）后逐步调整了这一思路，虽然医、农等科素来就不是北大长项，工科则耗费资金过于庞大；但法、商等科是可以办的。故此，北大后来还是拓展了其他学科的，而蒋氏对自然科学方面也特别重视，要求“在学校方面，要把经费节省下来，把理化的仪器室，特别的推广”[7]；事实上，到了1930年他正式长校之后，《京报》就报道说：“北京大学理学院物理、化学两系，合并为理化系，及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日、德、法三组取消消息传出后，社会极为注意。”记者采访蒋梦麟后公布其发表言论，一方面否认理化系的合并，一方面则肯定三组的统一：“本校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有英、法、德、日四组，学校近鉴四组分设，极感不便，乃效清华之办法，将四组统一，将该系改为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问题，学校正积极征聘中。按学校为发展外国语文学系之德法各组，所费之款约三四十万元，但成绩并未见佳。日、德、法三组，学生寥寥，但教授仍须照常聘用。际北大经费恐慌之时，所受影响正巨，故决定将各组（统）一。盖因英文成绩极佳之学生，其学习日德法各国文学，即较容易云云。”[8]实际上，蔡元培时代是很骄傲地设立英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各系的，到了蒋梦麟则不但将各系合为一系，甚至也还要再将组的建设裁去。是非对错且不论，办学理念差异则是不言自明。所以，我们看1930-1940年代的北大（包括西南联大时代），工科都不太强，因为大学经费的盘子终究是有限的，如果要发展其他学科（尤其是新兴学科），再怎么高调，实际上也免不了“拆东墙补西墙”的事实。而从文科的发展来看，则确乎如此。当代的北大不但扩建到医科，就是农科、工科，亦有建设之势。就综合性大学而言，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综合与无所不包，这才显出大学的大来。
另一条非常明显的更迭是办校原则的歧异，即变“教授治校”为“校长治校”。当初蔡校长引为得意的改革，就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教授会的地位，1919年12月颁布的《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第四章第十款中规定：“各学系主任由各本学系教授会教授公举。”[9]可到了蒋梦麟，则于1932年6月颁布《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第九条规定：“本大学各学系各置主任一人，商承院长主持各系教学实施之计划，由院长商请校长就本系教授中聘任之。”④[10]系主任乃是最为重要／基础的教学／学术机构的“顶梁柱”，抽掉了教授会对系主任的选举权，而将其改为院长的任命权，将导致校长权力独大乃至专断的后果。无论蒋梦麟如何解释，他的这一改动，乃是对蔡元培治校原则的重大变更。这倒与美国的大学校长由董事会任命如出一辙，只需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则可；故此，校长亦可直接任命属下院长职务（或由校长提名经大学最高决策机构——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任命）。也正是给自己设立了绝对权力，所以蒋氏敢语气绝对地“挺胡”：“设有人竟反对胡适兼国文系主任，余绝不答应。胡适‘学贯中西，国家之宝’，胡兼国文系主任乃北大之光荣，求之不得，岂可反对。”[11]具体人选或则不错，但这种治校原则由“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截然变更，恐非现代大学建设之福音。
遗憾的是，虽然英、法文化在现代中国的代表人物如严复、李石曾虽然都曾出任北大校长，但出于各种原因，终究未能凭借其留学国的文化资源，而通过校长经历的实践在现代中国场域里一展身手。英国大学理念、法国大学理念都未能真正在北大场域展开一种可能的实验尝试，无论其成败与否，都是很遗憾的⑤。当然话说回来，场域本就有限、时光冉冉如电，这种德—美模式的迁易本就符合世界范围的现代大学发展趋势，似也不必过于一相情愿。更重要的是，由蒋梦麟所确立的“美国模式”，其影响决非阶段而已；而其范围亦非仅是北大而已。从1930年代到当代，除了1950年代以后曾经有过的“苏联模式”的特殊情况（那是由于政治上的一边倒而导致的无可变更的历史现象），美国大学模式几乎垄断了直至当代的中国的大学进程。蒋梦麟—胡适之—马寅初是三位奠定基础的校长，从1930-1950年代，这三位校长将美国大学理念在北大场域中逐步养成定型；而自1978年到21世纪初，从周培源—张龙翔—丁石孙—陈佳洱—许智宏（闵维方），几乎是清一色留美学人在主导北大的发展。
再从宏观层面看，其实早在蒋梦麟之前，对现代中国大学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的郭秉文（东南大学）、李登辉（复旦大学）、张伯苓（南开大学）、梅贻琦（清华大学）已分别就位，而稍后则竺可桢（浙江大学）、任鸿隽（四川大学）、罗家伦（中央大学）等亦登上校长之座，中国现代大学领袖中的留美学人几乎成一色的倾向，则殆无疑义矣。有论者称道留美学人在“举凡教育理论的建立，教育制度的改造，教学方法的引入，科学学科的创建，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对留学教育制度和政策本身的反思与评判，可以说，在抗日战争前，留美学生通过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对战前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12]确实是有道理的，而蒋梦麟无疑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不仅有留美背景，尤其对美国接受德国、英国的文化影响有清醒的认知；故此其思路明晰、策略合理、操作得当，能在北大场域如此复杂的语境里顺理成章地形成美国文化的在场优势，并最终取得留美学人在中国现代大学场域的全面与决定性优势占位。1930年，蒋梦麟在长期主持校务后终于正式成为北大校长，这也不妨看作是留美学人对中国现代大学场域里最重要／或者也是最后一个重要“堡垒”的攻占。
美国学者列文森(Levenson，Joseph R.,1920-1969)认为，蔡元培的基本看法是“真理无国界”、强调“世界教育”并主张“文化融合”[13]94,95，由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和谐”的追求，还是一个认识到自己的传统正处在危险之中的中国人的求助呢？我想是后者。蔡元培对普遍性的热衷，以及他急切地想看到西方和中国牺牲各自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对文化失败主义的一副安慰剂。如果普遍的效用就是一切，那么对非个人之历史的思考依据的就不是文化上的胜利或失败，而是理智的选择。 中国能够有选择地从自己传统的宝库中或西方的宝库中进行挑选，而不会陷入要么模仿自己的那种呆滞的生活方式，要么模仿西方的那种精神颓唐的生活方式的两难困境之中。[13]95,96
列氏是公认的思想史家，这段对于蔡的评述也是将其作为“维护传统的普遍效用强调”之例证来论说的。其好处在于揭示出蔡元培思想中的“世界意识”和“普遍历史”成分，但其问题则在对蔡元培思想来源的复杂性和困惑性体贴不够。不错，蔡元培所处的时代，“救亡”与“启蒙”都处于时代的最前沿命题，可蔡元培没有这么“急躁”。如果那个时代还能有几个能坐住冷板凳、平心静气思考问题的人的话，蔡氏当属其中之一。故此说其略带躁急情绪或可，总体而言，蔡氏是那个时代少有的非狭义功利主义者，他所引入的洪堡思想和建构的“教育国家理念”足证此点。可问题恰恰在于，蔡元培的世界主义的文化理想，又有几人能够体会，又有几人能够传承呢？蒋梦麟的意义，恰在于此。
如前所言，当北大由蒋梦麟终究接过大旗时，这标志着留美学人近乎对中国现代大学场域的全面接收，随着日后西南联大三常委梅、蒋、张的一致留美背景、再加上北大抗战后由胡适继任校长，这是明显的。但蒋梦麟之高人一筹，就在于他对美国文化的渊源有比较深切的认识，这其中包括作为渊源之一的德国，这就使得他与蔡元培颇有共同语言，如称：“世界之大学，最自由者，莫若德国。其成绩优美，亦远出各国。”[14]就如蔡元培之口同出一辙，而此时的蒋氏尚未入北大。所以，蒋梦麟身上是相当体现了一流留美知识精英的特点，即对欧、美文化的来源起承既有明确认知，同时又对美国文化的先进性深信无疑，并鼎力贯彻之。在我看来，这是他日后在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后，一方面强调“萧规曹随”，前者既有场域运作的策略因素，同时也确实有彼此理念共通的道义因素；另一方面还是意在突出“自家理念”，这几乎是任何一个想成就事功者的不二法门，蔡元培在针对前任校长的“老北大”时亦同样如此；蒋梦麟不是什么圣贤，也无法自外于这种潜规则；更重要的当然还是，作为留美归来又专攻教育的蒋校长，无论在文化理念层面、还是操作策略层面，都能应付自如、挥洒于方寸之间，他是一个“能治事的校长”。故此，他所说的下面这句话，固乃后继者的谦辞，则也未必不可当作某种程度的心声之表露：“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15]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
德国模式对现代中国大学之影响——以周鲠生的武大建设为例。如上所述，进入1930年代后，除了少数大学之外，如辅仁之陈垣（本土）、同济之翁之龙（留德，还有更多）、武大之周鲠生（留英、法）等外，现代中国的大学场域基本成了留美学人的“天下”。这样就必然导致一个问题，留美出身的校长们，对蔡元培这样的留德背景人物，出于其巨大的场域威望和声名自然会保留基本的尊重，但在办学理念上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予以认同？而且，表面上的尊重是一回事，对其理念的接纳才是更为重要的。
正如我们前面对蒋梦麟的分析，他即便口称萧规曹随，但事实上仍会彰显自家理念，而不可能对蔡氏亦步亦趋。同样，虽然清华大学校长（1931-1948年）梅贻琦对蔡元培亦甚为推重，并且其基本思路也确实受到蔡氏直接影响⑥，如强调教授的重要性：“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6]⑦所以身兼北大、清华两大学统的冯友兰会认为：“1928年以后，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教授治校。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提出来的，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17]8但清华自有本身的美国传统，不可能真的完全是“萧规曹随”，譬如同样是梅校长大力提倡的“通才教育”，所谓“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普通教育或译为通才教育），就明显来自美国大学的特色。梅校长提“通识为本，专才为末”，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18]⑧，这与蔡校长要求学生求高深学问的宗旨就未免“相距甚远”了。
但对地方性的重要大学来说，取“北大范式”为楷模，并由此而铺垫起大学制度建设的“典范形象”，那就实在意义重大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武大校长周鲠生之个案甚有典范意义。周、蔡之间早有交往，当初蔡元培出长北大，气象更新之一就是表现在广招贤士，其中法科教员原多为政府官吏兼任，蔡乃更迭制度，规定政府官吏不得为专任教员，而专任教员不得兼外校课程。正是在此时，周鲠生与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陈启修等同被聘为法科教员[19]。
作为华中重镇，武汉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武汉大学则因其不在南北大学之列，则具备别出手眼的可能性。虽然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才正式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但周鲠生与武大的因缘⑨，却早已开始，当初筹办武大之时，他与李四光、王世杰等就是积极参与者。1930年更应聘任政治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教务长一职。虽然由于历史的偶然，其校长任期只有五年（1950年赴京任外交部顾问而中断），但仍雁过留痕，在武大历史上填写了浓墨重彩之一笔。周鲠生对蔡氏甚为推崇，甚至“高度评价蔡先生当年办北京大学时的那种气度和精神”，所以在“办武汉大学时，特别是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实质上是以蔡元培先生为办学的楷模”[20]。
周鲠生早年留日，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经济等学科，再加日后的留学英、法（爱丁堡大学、巴黎大学），对德国文化毕竟有隔膜，而且他对蔡元培的推崇，主要也仅止于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路的标举；周、蔡的异国文化趣味的共同处恐怕倒更多集结在法国方面⑩，因为周氏本人亦有留法经历(11)。要理解周鲠生的武大建设意义，必须理解武汉地区的大学史变迁背景。1925年胡适与周鲠生等同游武昌时，曾对此做过一番评论：
武汉的教育最不行。近年野鸡大学添了许多，国立省立的也不少。 国立武昌大学之外，又有国立商科大学，已很可怪了。又有省立文科大学，医科大学，法科大学，农科大学等，每校各有校长，均已委任，有学校未成立而校长已委任的（如农科大学）。此真是怪现状。此间斗大山城，哪容得下这么多的大学校？[21]
对比张之洞在位时“武昌成为国内的一个文化中心”的前景，胡适可能不胜怅惘，所以他开出的药方是“合并”。果不其然，到了1928年，在湖北省有识之士提议之下，恢复并重建一个中南地区区域性的重点大学的想法浮出水面，并得到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的赞同，蔡氏以其宏富远见的“教育国家理念”，“决定武汉大学为国立大学，与北大、中大等并重”，并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投资建设。
武大自1928年建校到1949年的二十年间，校长（代校长）共五人，除却任期短暂的刘树杞（1928年8月—1929年3月）、刘秉麟（1946年2月—1947年1月）两位之外，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清一色的是北大转来。其中，周鲠生在抗战之后出任武大校长，任期不过四年，但却成绩显著。这其中的一条重要秘诀，就是“北大典范”的间接与直接双重功用。从直接意义上讲，针对武昌中大师资紧缺的状况（大革命的背景），经蔡元培援手，北大有数十名中青年学者转投武大（这当然也由于北大场域自身斗争的缘故）(12)，这其中包括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如北大法律系教授兼主任王世杰、政治系教授兼主任周鲠生、理科学长兼化学系教授王星拱、法律系教授皮宗石、化学系教授石瑛等。其中，尤以二王一周对武大发展贡献极大，他们先后出任校长之职，使得武大能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列。从间接意义上来说，这些主要教授，尤其是二王一周，皆是蔡元培改革北大时期的“老人”，深受北大自由民主空气之熏染，自然也就会将相应的理念带入武大，这对新兴的中部大学来说，意义非凡。而周鲠生在办学理念上，更是服膺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与治校精神，他进一步将这种传统带入了一种“辉煌”。具体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教授治校”。这点既是德国大学的传统特色，亦乃蔡元培确立（兼引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与传统，可这一出于公心和长远考量的制度性设计，却并不能受到以留美学人为主体的大学校长群体的认同，对此制度的爱惜与呵护亦很不一样。蒋梦麟处心积虑要确立“校长治校”的权威，针对的正是教授治校的潜在制衡权力。学术不能独立，则大学无从谈自由。蒋梦麟对蔡元培的这层潜在颠覆，实在具有重大意义，亦可彰显留美学人确实有其独到的大学理念。可在周鲠生手里，这一原则却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实践。作为以政治为专业的学者，周校长当然深知权力对于理想的重要，但他更知道制度建设的长远意义。或谓“知易行难”，或谓“知难行易”，对于那代知识精英而言，我以为“知”并非是个特别的难题，关键是“行之不易”。具体在“教授治校”的问题上，周鲠生的选择比蒋梦麟要高明，也要更具“公而先私”之心(13)。
二是“教育独立”。蔡元培极为重视教育相对于政治的独立空间，无论是强调大学相对政府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还是日后干脆希望在国民政府行政系统之外将教育／学术完全独立出来，另立大学院一大学区新制，都足见此点。且李石曾等人对此也均有共识。可恰恰是留美学人，表面上或则亦极为赞同，但事实上总难排除与政治千丝万缕的瓜葛和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觉地参与进去，譬如蒋梦麟就一再地介入政治。而我认为蒋氏当教育部长与蔡元培当最高教育行政长官还是不一样的。蒋更多地不是以一名理想怀抱者的身份参与进去，而是以一个场域权力博弈者的身份主动入局，这与蔡元培开国元勋的身份“勉力国事”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蔡氏可以挂冠而去，对蒋介石也可以“起而抗争”，而蒋梦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周鲠生的文化／政治资本虽远不能与蔡元培相比，甚至都不如蒋梦麟，但他一旦择定自家立场，试图维护“教育独立”，仍可做到“无欲则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一所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三是“敦请优师”。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优秀校长的共识，蔡元培出长北大固然是将陈独秀、胡适之等共同请来以营造“新文化的北大语境”；蒋梦麟同样有囊括优秀师资的雄心壮志，只不过他更将这个任务交代给中层领导（系主任）去办理。周鲠生则同样认为，优秀的师资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先决条件。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就延聘留美学人50多人，而且大多乃“亲自登门”。所以，武大后来有所谓“哈佛三剑客”之说。师资水平与数量均有高度提升，短短两年间，教员系列和教授队伍均有大幅增长，分别由1946年的198、102人发展为1948年的297、134人。难怪胡适会夸奖自己的朋友：“你很爱惜人才……真配做一流的大学校长。”
这三条核心理念，其基本关注点都在“教师”，尤其是教师的主要骨干与领导力量“教授”。如果说“敦请优师”考察的是领导之眼光，那么“教授治校”考量的则是校长之气度，而“教育独立”则考验领袖之风骨。层次意义都是不一样的，在第一层次三者基本都能做到，其典范意义也都为后人所承认，蔡元培开辟范式，而无论是周鲠生，还是蒋梦麟，都意识到并愿意聘请优秀的师资来校任教，因为舍此则不足以谈办大学。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蒋、胡联手之后，“排斥异己”的事情并非没干过，在这一条上也不是绝对的；第二层次上，蒋梦麟更是有缺陷的，尤其表现在对蔡元培确立的制度的破坏上，这点当然可以“新官上任三把火”来予以同情理解，但即便如此，如果放置在一个更为宏阔的历史场域中考察，蒋氏有欠作为一个大学领袖的气度与包容；第三层次上，周鲠生做的也相对有限，但较之蒋梦麟仍要强出，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文化／政治资本”有限，至少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坚持理念”，不能“随波逐流”，更不可为了一时之利而铸后世之“不肖名”。更何况，即便“功不能成”，盖棺评价也可加上一句，虽未“死而后已”，至少“鞠躬尽瘁”了。因为，“教育独立”实乃现代中国发展的重大环节，如果连大学校长都不能守住此线，则蔡元培忧虑的“强权摧残”恐怕确实如“风雨欲来”了。
194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建议以十年为期，建设数所重点大学，期之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举例则为英之剑桥、牛津，开出的名单则为：北大、清华、武大、浙大、中大等。此虽一家之言，但命题既重要，发言者又非常人，再经《大公报》刊出，随即引起全国范围的论争。这其中，北大、中大（中央大学）不用说了，作为南北学术的中心场域，自无意外；清华以美国背景而在1920年代后隐然与北大齐名、浙大经竺可桢之调理在抗战时代迅速崛起为“东方剑桥”，可居于华中的武大，究竟何德何能，能同入其列？这与胡适和其时武大校长周鲠生的交谊固然不无关系，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武大在周校长治理下的“蒸蒸日上”之势，很使人看好。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周氏长校的年代，正是内战烽火点燃、教育事业青黄不接之际，那么周氏建设武大的意义，就更不应低估。在蔡元培已然逝去的时代里，在留美学人全面主控中国现代大学场域的时代里，仍有蔡氏开辟的大学理念的“薪尽火传”，实可谓现代中国大学理想之星火明灭。
早在1918年，蒋梦麟在讨论“建设新国家之教育观念”时，曾专门探讨过“德美英三国教育宗旨之不同”：“德国之教育，其宗旨为巩固国防，开浚富源。英之教育，其宗旨为养成政治家与行政者。美之教育，其宗旨为养成有知识的选举人。”[22]109这种言简意赅的概括，说起来痛快淋漓，但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不多。如此处，蒋氏如此解释这三种国家教育理念：
以德言之，1806年之战，普受大挫，欲恢复国势，不得不整顿国防。此国防主义之所由来也。德国地狭民众，不得不开发富源以利民生，此富源主义之所由来也。英之立国以殖民与商务，管辖殖民地及拓展商务，非有大政治家与行政家不办。故其教育宗旨为养成此种人物者也。美国共和国家，其政治良与不良，以选举人之有知识与无知识为断。故其教育以养成有知识的选举人为宗旨。[22]109-110
不能说这些说法一点道理都没有，可除了美国之外，论述英、德两国都相当表面，而难得深入其理路、推敲其根本。英国人固然有实用人才的培养，但更有博雅教育的宗旨，而后者的基本思路，仍在养成纯正的“人”；德国人固然有求富强的思路，但其根本理念与立国之道，还在于以学术真理的无功利追求而求得国家的长远发展，其学术教育的背后，实质是在“教育国家”，梁启超引用毛奇之语说普法之战德军之胜利当归功于小学校生徒：“非吾侪之功，实彼等之力”[23]。确实可见出国家／教育相互作用的端倪迹象。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德国模式之推行是具有很大特殊性的。有论者曾指出过“卡里斯玛”型的重要性(14)，而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北大场域推行洪堡式的大学理念，就是因为他本身是具备了这种威权资本的领袖型人物。事实上，这一点很有道理，蔡元培的人格评价是得分极高的：
谈到蔡先生的道德、学问和对于国家的贡献，凡是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概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发生由衷的景仰，永久的怀念，了解他最深切的吴稚晖先生，称许他为“周公型之人物”、“通人而兼学人”，这种高度推崇的话，出之于生平不屑对人作阿谀语的吴先生之口，格外显出蔡先生的伟大。[24]
以吴稚晖之口来推崇蔡元培，其份量确实很重。而确实也正是由于相当特殊、难以复制的文化／政治资本、历史语境与个体生性，蔡元培才有可能创造出改革北大、奠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辉煌伟业。当然，德国模式的存在并非单一的，即便就现代中国语境而言，我们至少要区分出德国输出（如民间创办之同济大学、政府开办之青岛高专、教会发展的辅仁大学）(15)、国人拿来等两大路径；再缩小范围，就是以留德学人的主动输入和自由择造考论，则蔡元培改革北大、马君武创办西大（广西大学）、萧友梅建立艺专，其路径也都显然有别。但此处周鲠生建设武大所依循的蔡元培资源，则告诉我们：其一，德国模式输入现代中国的多元性，并不仅仅表现在风格明显（或校名或校长）的德国痕迹上，而很有可能蕴藏于更深的精神底色之中；其二，德国资源在经过长期的运用实践后，有可能转变为逐渐成熟的中国式理念，譬如蔡元培的大学理想和教育国家理念的形成；其三，文化交流的碰撞与历史实践的经验，有可能使得独具风骨的教育家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而教育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影响与承继，则可能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北大改革对现代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意义：作为教育国家（现代大学）理念支撑的伦理学学理。蔡元培说：“我以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25]这句话，批评的相当到位，相对于作为外来可能侵犯势力的政治强权，更需要从教育／学术界人士自己身上找原因。所谓“祸起萧墙”，说到底是自身内部的问题。就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来说，外来的干扰毕竟有限，如果教育界人士能齐心协力，去私心、建共识，以学术伦理为根基、以国家利益为原则，薪尽火传、联手对外的话，则谋教育制度之稳定建设、求大学之道的现代发展，则并非没有可能。而如果能由此逐渐建构起现代中国的教育传统，并世代承继，虽困难万重、强权重压，则未必就不能“水滴石穿”。毕竟，先贤是有着“威武不能屈”的教训。
而如果深究此点，则大学伦理与学术伦理至关重要。蔡元培长校时代的北大改革之所以能载入史册，彪炳千古，固然与其处于场域中心位置的先天优势有关，同时也与蔡元培自觉的伦理学观念密切相连。实际上，这种观念的形成，固有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如蔡之述“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而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26]2；但正如其撰《中国伦理学史》是明显受了西学方法思路的影响一样，其来自德国文化的资源尤需注意。一般而言，我们会将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思想资源主要归之于洪堡(16)。但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洪堡之发明古典大学观，是在与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的并峙论争中不断推进的。而其教育理念之整体形成，又与席勒、歌德等人的耶拿时期密不可分。但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对于那代德国知识精英，无论何人，康德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巨人。他巨大的身影，不仅在哲学方面近乎“千古一人”，而他所关注的问题域的根本性，也使他的影响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类知识领域。就德国精神史轨迹而言，歌德如此，席勒尤甚，而洪堡，亦同样追踵步武前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寻到康德，也就寻到了洪堡确立现代大学理念的根源所在。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德国历来的知识精英对教育问题都相当关注，而将教育／学术问题上升到学理性高度并影响重大者首推康德；另一方面康德由哲学高度出发的高屋建瓴，为教育／大学理念的伦理学奠基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保证。具体到蔡元培而言，我们如今较难考证出具体的洪堡影响，倒是对康德，他多有论述，虽然以美学居多，但康德思想是一个整体，其伦理学与大学思想都与其哲学观念存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作为大学教授，康德对大学制度问题当然不可能不关注，他在其时封建统治的背景中所表现出生存与持真策略，也值得认真揣摩：
按照通行的做法，它们一般被分为两个等级，即三个高等系科和一个低等系科。显然，这种区分和称谓不是指学者的等级，而是指它们对于政府的关系。因为属于较高等级的，是那些其学说内容和应否公开宣讲为政府所关切的系科；与此相反，那种只关切科学本身的系科则被称为是处于较低等级的，因为这个系科可以持有任何它认为是好的命题。政府最关切的，是它如何能对民众产生最强的、最持久的影响，这就是高等系科的研究对象。[27]62-63
这里虽寥寥数语，但康德却揭示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条，即“现代学术的独立品格”，亦即独立于政府的学者共同体的存在。他一方面对起到政府影响民众功能的高等学科予以默认，另一方面则“推陈出新”，强调新兴学科——哲学部的重要意义，而且颇为巧妙地从两方面来论证，一是对政府来说应有“把对低等系科之学说的批准留给学者群体的理性”，说白了，就是要政府承认哲学部学者共同体的自主性——“让我们自己干”（借用法国商人语）；二是从学者自身的立场出发，强调“对于学者共同体来说，在大学里必须有一个在其学说上独立于政府命令的系科，这个系科并不发达，但却对一切加以评判，它拥有对于科学兴趣——即真理——的自由，在这里理性必须有权公开说话；假如没有这种系科的话，真理将永不见天日（这本身对政府是有害的），理性按其本性应该是自由的，不接受任何要求它把某种东西当作是真的的命令。”[27]63如果说，康德的历史语境乃是争得哲学部（实际上代表着现代学术）在大学体制中的应有学术权利的话；那么，蔡元培更需要在现实的权力博弈中搏击。而面对政府的既得利益的挑战则是并无二致的，康德曾这样解释迄今为止大学系科建制的功利目的，即政府的动机：
那些能被政府用于其目的（对民众产生影响）的动机，按照理性（即客观地）应该处于以下这种顺序中：首先是关于每个人的永恒福利，其次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性的福利，最后是身体的福利（长寿和健康）。通过关于第一方面的公共学说，政府可以对其臣民的内在思想和最隐蔽的意求产生极大程度的影响——它可以发现前者，驾驭后者；通过与第二方面相关的学说，把他们的外在关系置于公共法则的管束之下；而通过关于第三方面的学说，则能确保有强壮且数量充足的民众可以为其所用。——因此依据理性就产生了高等系科通常所具有的品级次序；也即首先是神学，其次是法学，最后是医学。与此相反，依照自然本能，医生对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他们能延缓人的生命；然后是司法人员，他们承诺保护人的偶然性的所有物；最后 （几乎只是到人快死的时候）——尽管事关其永恒幸福——才会求诸神职人员；而即使是这些神职人员本身，当他们为自己在来世的福祉祈祷时，也无法把它提前到现在，因此也只能热切地期望医生能延长其在尘世中的时间。[27]64-65
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现有大学系科建制的功利结构，可谓“一针见血”。而与其表面上的神圣姿态相反，它背后始终关联的，是政治强权的赤裸结构。可见康德在其高深哲学的表象之下，仍有着非常清晰的现实意识，对当下问题的认知一点都不外行。甚至由于有高深哲学思路的支撑，反而使得其对大学制度的分析入木三分。
章伯钧当年先后留学美、德，有过这么一番意见，大致是说，中国留学生，学哲学者应去德国，学政治的应去美国[28]。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但从中大约可以见出德国人相对“务虚”，崇尚为真理而真理的原则；而美国人更加“务实”，会更注重此世的实际运作。这点大致也得到彼时知识精英的呼应，早在20世纪初幕之际（1901年），辜鸿铭就曾对德、美文明做了个比较评论：
生活水平不是评价一个民族文明的合适尺度。我相信，今天美国的生活水平比在德国要高得多，尽管一个美国百万富翁的儿子因一个德国大学教授的生活简单，水准较低，可能会怀疑在这样一个大学里教育的价值，然而我相信，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人在旅行了这两个国家以后，会承认德国人没有美国人文明。实际上，生活水平可以适当地被看作文明的条件，但它却不是文明本身。[29]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人恐怕少有人能真的去深刻地品味辜鸿铭的“高明见地”。而如果不怕被讥为“事后诸葛亮”的话，我们应当承认，辜鸿铭确实以其难得的通识学养与敏锐灵气，感觉到了现代性命题的威胁。他宁愿将自己的大脑与脚步停留在并非头等发达的德国，而更能体会到“文明的真谛”。留德学人如蔡元培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对德国哲学有比较深厚的基础；而对康德这样的伟人巨子的长期尚友过程，或则正是蔡元培的伦理学底气所在。因为，即便是撰述《中国伦理学史》，蔡氏念念不忘的也仍是：“迩者名数质力之学，习者渐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业为朝野所公认。而西洋学说，亦以渐输入，然则吾国之伦理学，其将由是而发展其新思想也，盖无疑也。”[26]151具有新思想的中国伦理学，有之，则蔡氏首发微言大义而未明显揭出的“大学伦理”与“学术伦理”当是其中应有之义。
因为，蔡元培所确立的“北大范式”，虽然并未在广泛场域得以确认与实践，但其中所奠立下的现代中国大学／学术的基本原则与伦理观念，却得到了后来者，尤其是大学校长们的高度认同，并且可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现代中国大学史整体语境而论，虽然早期大学有四所，即：天津之中西学堂(1895)、上海之南洋公学(1896)、北京之京师大学堂(1898)、太原之山西大学堂(1902)，但或成之于西人，或建基于功利，都不可能算得了“现代大学精神”的真传，更不用说直接联系上现代大学的“精神气儿”。只有当蔡之以留德学人之身（包括在作为其时世界学术中心场域的柏林大学的学习经历也算一象征性标志）执掌北大，并借助改革措施而一举确立起现代大学理念时，现代中国的大学理念才可谓是由实践到伦理层面都得以落实。前者功绩固大，可后者的“虚缥”其实更加重要，因为它对于日后的后来者们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功能。
即以1920年代后逐渐操控中国现代大学场域主导权的留美学人而论，梅贻琦、蒋梦麟对待蔡氏的办学理念就相当不同，如果说大家都注意到场域因素，表明对蔡氏的高度礼敬，但相比较直接继承者蒋梦麟“萧规曹随”的表态和“实质变革”的措施，就会更欣赏在日记里明确表示对蔡氏大学理念的追随的梅校长真心学习、为我所用的“开阔气度”。同样是留美学人，由于气质生性不同、所处语境相异，表态与实践会有相当的距离。虽然在1928年后，有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之说[17]10，相互学习可以，但不分彼此做不到。弄的最后都没有自家面目，其实也很无趣(17)。“北大清华化”或许只是蒋校长为了偷换其美式理念而不得不借助的工具，而“清华北大化”却被梅校长真的当作了“更上层楼”的利器。1930年代以后清华的迅速崛起，确实与梅贻琦、冯友兰等主事者的格局、心胸有关。如果不是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北大的消长态势，或许还真的不太好说。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理念变化对具体的人事、校局乃至社会的潜在影响究竟有多大。甚至，我们还可再进一步追问，即便以内在矛盾张力最显的蒋梦麟而论，他虽然以表面的“萧规曹随”而内行“自家理念”，但就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而言，他与蔡元培相通之处仍多，蔡氏的具体方略他会调整，但基本原则却确实是“英雄所见略同”。这点也是特别值得揭出的。
虽然强调蔡氏大学理念的潜在影响，但总体而言我们仍必须承认，现代中国大学的制度建设并未获得成功。可在中国现代大学的整体建设发展过程中，作为最初规划者的蔡元培，确实有很多构想，虽然他不是一个能够“劳繁任剧”的理想型操作者，但作为行政官，已确实相当难得。而经由以上综述的“教育国家”理念的整体烛照，我们更难看出作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制度规划者的蔡元培非常可贵的“创造意识”，即既借助于外来文化资源（主要是德国、间杂法国），又不仅做一个简单的模仿者。而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其作为学者的伦理学研究和眼光是很有关联的。
收稿日期：2009-11-24
注释：
①这一点，我们看看哈佛大学崛起的历史即可明白。留德归来的艾略特(Charles Eliot)于1869年被任命为哈佛校长。哈佛其时正处于重要转折关头，内部的教授们分为两大派别，一者强调“古典学科”，一者重视“自然科学”，都对艾略特心怀戒备，惟恐其以新思想而乱本派系。艾略特在1869年10月19日的就职典礼上，以长达100分钟的就职演说充分展示了其施政纲领与改革思路，在他看来：“究竟是语言、哲学、数学抑或是科学哪一个对头脑的训练更好，普通教育应该以文科为主还是以理科为主，这场无休无止的争论对我们毫无用处。这所大学不承认文科和理科互相排斥、不认同数学和古典、科学或形而上学只能选择其一。我们要所有的这些学科，并要他们的精华所在。”转引自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美国著名大学今昔纵横谈》第25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这一思想，虽然表述不一，但正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囊括众家、兼容并包”（蔡元培在北大改革的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就职演说，虽然是艾略特个人的“登台亮相”，却是事先经美国三位最重要的大学思想家共同商议的结果，吉尔曼（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任校长）与怀特（康乃尔大学校长）的鼎力相助，不但使这篇演说成为经典，更表明一种可能，即美国现代大学思想的集团意识。正如这篇演说的“开宗明义”，艾略特在哈佛立住阵脚，并开始了其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创业历程。从1869到1909年，艾略特任校长期间，哈佛从一濒临衰落的私立大学一举成为美国大学领袖，世界大学重镇，其意义不仅在一学校本身，更是对于美利坚民族的贡献。
②关于蒋梦麟长校时代的北大，可参见杨翠华《蒋梦麟与北京大学1930-1937》，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册下册，1988年12月。
③但他这样说，与自己的兼容并包思想不矛盾，这主要表现在思想异见的包容性上，蔡元培在学术上则充分体现自家的兼容之策：“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派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引自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第32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应该说，此段论述，以现代人文学术的各家学科为根基，很显示出思想上的包容性。
④其第八条规定为：“本大学各学院各置院长一人，商承校长综理各院院务，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
⑤当然话说回来，英国文化的两种理念，尤其是表现在大学教育的古典博雅型教育和现代功利型教育也是需要区分的，而留英出身的胡仁源虽然在1912-1916年期间出任北大校长（代理），其务实作风值得探究。参见方继孝《创办北大的先贤》，载《书摘》2006年第12期第60-61页。严复本身毕业于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从现有材料尚不能看出他对英国大学理念有如何深度的认知。而李石曾同样不过毕业于中等农业学校，虽然曾在巴斯德学院做研究，但毕竟对法国大学没有亲身阅历的感受。尽管他对法国教育／学术有比较全面的认知，但也难说他就能长袖挥舞于此一场域。这一点印之以日后他之主导／参与操办中法大学、大学区制等，均可见一斑。中法大学虽然成就不俗，但基本局限于自身发展。就一所大学的广泛影响而言，它远无法与北大相比，也就更无法与蔡元培在北大改革所为现代中国所树立的大学制度典范的重大意义相提并论。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其他方面，即双边教育／学术交流史意义上。
⑥如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记述：“对于校局，则以为应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梅贻琦《对战后清华发展之理想》，载黄延复、马相武编：《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第331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⑦梅氏对这个理念并非简单引用，而是长期坚持，他还说过：“大学之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上揭书第308页。当然如果追本溯源，也要考虑到：“欧洲和美国早期的大学，多着重于如何遴聘优良教授主持学术研究工作。美国教育史上一位最著名的大学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其开始筹设霍布根斯大学(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之初（一八七二年），特别先往欧洲考察各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同时也想利用考察的机会，在欧洲选聘一些著名的学者到美国讲学。他认为要办‘好的大学’，必须有‘好的教授’。大学的基础在‘人’，不在‘建筑’。他有一句三个字的名言是：‘Man，not buildings’。亦即‘大学所需要的是大师而非大厦’之意。”刘真：《教育问题平议》第10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吉尔曼是有明显的留德背景的，他之建立霍普金斯大学，被认为是德国大学模式影响美国的一个范式。无论梅贻琦强调教授功用的思路具体源自何方，如是由美国而来，或由蔡元培影响而至，甚或兼而有之，都可见出一个互动性、流通的世界网链的场域结构。
⑧这一点冯友兰也提到了：“1928年后清华还提倡所谓‘通才教育’；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1册总第34辑第1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
⑨周鲠生(1889-1971)，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留学英国、法国，获爱丁堡大学和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治政治学与国际法。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及校务长。1939年赴美国讲学。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校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1956年加入共产党。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不平等条约十讲》等。
⑩实际上蔡元培常常将德、法拿来一起做比较，如在谈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时就说：“德国的土地比湖南止大了一倍半，人口多了两倍，有大学二十。法国的土地，比湖南大了一倍半，人口也止多了一倍半，有大学十六。别种专门学校，两国都有数十所。”《何谓文化美学观念》，载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14-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11)武汉大学日后成为法国文化的一个相对集合地，是颇为有趣的现象。周鲠生本人先后留学英、法，对欧洲学术的国别差异有相当了解。但他一再强调对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的服膺与追随，尤其值得赞赏。而陈寅恪、陈登恪兄弟都曾执教于此，陈寅恪还在这里教过法文；而袁昌英同样在此教法文。武大的法文学术传统，值得充分关注。如当代的武大，就设有法国文学系、法国研究所等，办有《法国研究》学刊。但有趣的是，武大成就的不仅是与德国文化的关系，而且还是与法国长期的学术文化交往。
(12)有论者认为：“由于种种政治斗争和派系纠葛，在1920年代后期，北大进行了大范围的人事变动。其中，变化最大的正是北大三院和国文系所在的一院。所谓三院，一共包括四个系：政治系，主任为周鲠生；法律系，主任为王世杰；经济系，主任为顾孟余；社会学系，主任为陶孟和。除了顾孟余在‘三一八’惨案后就离职，陶孟和依旧留在北大外，其余两位联袂南下武昌。此外还有三院的其他教授高一涵、燕树棠、皮宗石、英语系的主任陈源、化学系的教授王星拱、物理系教授丁燮林等，先后都离开了北大，重新聚集到了长江之畔。《现代评论》也因此迁出了北京，于1927年3月的第138期开始，转移到上海出版。他们选择武大作为重聚之地，当然与石衡青和王世杰先后就任武昌大学校长有关，但其中也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参见颜浩：《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人集团和舆论氛围——以〈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2年。这段描述基本显示了“推拉之力”的社会物理作用，由于北大场域的劣势变化而促成了武大场域的良性驱动，这种由某一子场域的变迁而引发另一子场域连锁变化的现象，或可称为“链状现象”，在一个整体性的大场域格局里未必就全是坏事。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西滢对这段经历的描绘或可同样略做注脚：“北京不能去，实在是使我们十分伤心的事，然而除了发发牢骚，当然毫无办法。……东吉祥的一部分朋友，逼得无处安身，想到武昌去办大学。他们要我同去，可是武昌这地方，我们却不大愿意去。我们觉得就是易地，也最好易一个比较可以作长久之计的地方。武昌那样的地方，一个人到不能不去的时候才去，自然一有了可以不去的机会便不去了。”1928年7月30日陈源致胡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9页，中华书局，1979年。
(13)冯友兰对蒋梦麟有这样的评价：“前北大校长蒋梦麟是解放前教育界老油子。他从经验中得到一个规律。照他说：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如果三种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册总第34辑第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
(14)有论者详细探讨蔡元培改革北大与“韦伯理论”的关系，从内部的四条原因到外部的两点形式特征；论证之后再观照19世纪的德国大学，认为“其内容由于卡里斯玛特性而深深渗入了大学成员‘社会互动模式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强调德国古典大学观即韦伯所命题的“卡里斯玛”(Charisma)现象。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第104-1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许美德曾区分了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与同济大学的模式。Hayhoe,Ruth:"La cooperation sino-occidentale en educaton:historique et perspectives."in Perspectives,vol.XV,No 2,1985.关于德国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有论者认为其最大特色为技术教育，其表现为两种方式，即中德学堂与大学层次的高等技术学校，后者的成功范例为同济大学。Fran
oise Kreissler:"Technical Education as a Key to Cultural Cooperation:The Sino-German Experience".In Ruth Hayhoe & Marianne Bastid(eds.):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Armonk,New York:M.E.Sharpe,1987.
(16)关于蔡元培对洪堡大学思想的接受，参见叶隽：《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实际上也是如此。如抗战时组织西南联大，本科学生是共同的，但“三校还各自保持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和自己的行政组织，也都有自己的‘私房’办的事业，例如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生。”这导致一个重要结果：“所以在学术上还都保持自己的风格”。在哲学方面，“北大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经典的学习，注重哲学史的学习。清华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自命为注重‘创作’。”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论。”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1册总第34辑第10-1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从这一陈述来看，正可见出德、美学术的大致取向，德国学术大致注重“史学”，深受科学的实证主义影响；而美国学术则更强调理论范式的推陈出新，强调问题模式。当然这只是粗略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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