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怎样看待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继绳先生在《论中国经济学的危机》（注：见1998年2月10日《经济参考报》。）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学先天不足；中国经济学存在理论危机；中国经济学负担过重；中国经济学面临飞跃的新契机。对于这四大问题如何看？笔者认为值得探讨。
第一，中国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在于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坚持实践标准。
把中国经济学的"先天不足"主要归咎于经济学教学（教学队伍、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公平和不全面的。说当时经济学的教学重点在帮助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大体正确。但因此不要求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就不正确了。那时不仅要求学生弄懂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而且要求以这些原理、知识去批判、评价西方经济学。所以问题不在于经济学的教学，而在于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僵化"、"神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认为他们说的句句是真理，一百年、几十年前说的，一百年、几十年后全部不变，甚至"一句顶一万句"。一篇文章的理论水平高不高，主要看它引用的的"语录"多不多。商榷的文章，往往是"语录"与"语录"打架。如果把这种"僵化"、"神化"说成是"先天不足"，那也只能表明解放思想的不足，辨证思维的不足，联系实际的不足，而不能说是因为不去传授经济学的学科知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必须随实际生活发展而发展，不会一成不变，所以要说不足，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坚持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急功近利"。
一门学科的理论不能解释与其有关的实践问题，由此说"这门学科出现了理论危机"，笔者基本上赞成。但理论不能解释实践可以有多种：(1)理论还未抽象出来。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长青的，理论是灰色的；(2)理论还未被公众所接受，多数或部分人不认为其成理论；(3)还存在理论"禁区"，可能不想说或不敢说；(4)理论与实践错位，如计划经济的理论，市场经济的实践；市场经济的理论，计划经济的实践。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危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三个方面，值得研究。说"现实状况和理论提供的结论处处矛盾"，"理论和实践也处处碰壁"。这自然能够从经济生活中找出例子，而且这种例子往往是在我国没有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前，而不是以后。应当说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经济学的内容有重大的突破，有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仅就党的十五大文件中涉及到经济学的内容来说，就有不少突破了传统的或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理论。说十五大树立起来的新的经济学理论还不能解释有关的实践，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说过去不少实践，现在能够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了，比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问题，怎样理解公有制为主导的问题等。但也要承认，有些实际问题理论上仍然解释不清楚，比如何谓国有资产、何谓两极分化、何谓剥削？怎样评判剥削等。是否因不少问题理论上仍然解释不清楚，就以此说经济学存在危机呢？如果说当前实践问题理论上解释不清楚，便产生了危机，则以后随着理论的发展、创新对过去的实践问题解释清楚了，是否危机就过去了呢？这样认定，看来有些勉强。经济学的危机与其它事物的危机一样，有一个生成、发展和消失的过程。危机是对事物"生命力"的评价，经济学有没有生命力，可以说能不能解释实践，但不完全表现为解释实践。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危机，集中表现在对经济学的研究"急功利近"方面。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研究成果的评价侧重于近期的推出；学术著作的出版看能不能赚钱；等等。当前需要更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作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此外，当前经济学的危机还在于部分学科研究的薄弱或空缺，如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如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如对金融经济学的研究等。80年代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就建议写一本金融经济学，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至今金融经济学的体系都还未建立起来（少数人在货币银行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谈不上金融经济学）。杨继绳先生说经济学是显学，但必须指出：显学中存在着不显。再说，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危机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这样会模糊对经济现象的透彻认识，会冲淡对经济问题的深入探讨，会阻碍对经济学事物之间联系的规律追寻。
总的说来，笔者同样认为中国经济学存在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经济学研究的"急功近利"；显学中存在着非显学；有"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这三个方面与杨继绳先生的论述有相同之处，但有更多的分歧。
第三，经济学应当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
说中国"经济学承担了很多不应由它承担的任务"因而负担过重，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这里有两大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二是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去观察非经济问题。对于前者，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那里，大体说来有四类：一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由于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需要资源，因而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主张经济学应研究资源的配置、资源的耗费和资源的节约。他们所谓的经济学研究的三大问题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前两者是资源的配置、耗费和节约问题，或者是产品的分配问题。二是研究人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他们认为，人的行为受人的本性支配，而对人的本性的解释有多种多样，如人是自私的，人具有"感觉力"和"活动力"（巴师夏）；人追求愉快，愉快与痛苦并存（西尼尔）；人具有欲望，欲望与努力并存（马歇尔）；人的满足程度是具有边际的（庞巴维克）等。研究人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也就是研究人类所追求的特定目标如何实现。三是研究制度。他们对"制度"含义的解释很广泛，其中包括经济单位的组织形式、文化素养、传统习惯、思想意识、法律规范等等。用他们当中有的人话说，"制度"是集体行为活动对个人活动的控制和约束。经济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大体说来有两种状况：一是研究"制度"对经济人行为的约束；二是研究制度本身，如制度的结构、制度的变迁等。(4)是研究"交换"。着力于交换的过程、交换的制度、交换的成本等，而且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着眼于"契约"关系。对于后者，有的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原理或方法去解释法律行为（科斯认为，法院的作用是市场机制的一种延伸）；有的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原理或方法去解释犯罪行为（贝克尔分析，犯人为什么犯罪，犯人犯罪是计算了他的预期代价和预期收益的）；有的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原理或方法去解释婚姻、家庭，认为存在婚姻收益、婚姻成本、婚姻净收益；有的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释寻租行为等。如何看待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存在是否是经济学负担过重？笔者总的看法是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和延伸。因为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人，而人都是社会的人，尽管社会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活动是基本的，而在其经济活动中，总是要权衡"投入""产出"的。当然，把人生的种种选择都归结为功利的权衡是不妥当的，因为人除了物质生活外，还应有精神生活。在当代，不仅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极大地发展和延伸，而且综合地运用多种学* 如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生物学、数学、历史学等去观察、解释经济问题。现在西方有不少人认为：经济学是人类生存学；经济学是社会学；经济学是政策学；经济学是经验科学；经济学是人类行为学；经济学是广义的生物学，可见他们广阔的视野和对经济学的再认识。应当说，西方学者多学科或跨学科地对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是时代的客观需要。
那么，中国经济学有没有负担过重的状况呢？笔者并不认为没有，而是需要仔细思考。总的认识是：经济学应当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如果企求经济学去改造世界，让经济学的研究都集中于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对策，则就负担过重。
第四，中国经济学面临飞跃的契机。
笔者同意"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飞跃的契机"。因为我们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体制转型的国家，在发展和转型中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正在进行这方面的伟大实践。实践出真知，伟大的实践孕育着伟大的理论，其中包括经济理论，因此笔者赞成"中国应有自己的经济学"的意见。但不能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要么是传统的，要么是西方的，也不能成为二者的混合物。具有高度智慧的中国人是聪明的，12亿中国人的实践是丰富的，有能力、有条件从丰富的经济实践中升华出经济理论，建立和发展中国经济学。
对此，杨继绳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科学研究应当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应当在实践的根基上，兼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精华；要有更多的人作扎实的微观和专题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对宏观层面似是而非的讨论上；社会问题的"度"多数是"域"而不是"点"；没有一门科学能经邦济世，只有多门学科协同起来才能经邦济世。对这些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认真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