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业背境看语言态度的分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度论文,语言论文,职业论文,背境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背景
对语言态度的研究过去曾有不少，它们深入体察受试样本的语言背景（Baker,1992）、多元文化的接触面（Nesdale & Rooney,1996 ）以及性别（Pennington & Yue,1994）等变项。 有关港人对广东话与普通话态度的研究也有三项（Fu & Iu,1988;Kalmer,Zhong Yong & Xiao,1987 ; Pierson,1988）。然而，上述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局限，即无论受试者样本或是调查方法均属单一性。本文研究的主要特色是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受试样本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其结果也较为多元化，性质属於定量与定质的结合。
实际上，以香港作为语言态度与职业背景这一个研究课题的试点，有其特定意义。作为一个多元化都市，香港无论在人口及社会结构上，均呈多元化的特质。基于特定的社会元素，我们可以从受试者不同的背景，验证职业背景与语言态度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为社会语言学带来一点启示，把语言态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2.理论根据：亲和力与地位价值
在有关语言态度的研究中，过去不少研究都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亲和力和地位价值这两个基本因子。亲和力是个人对事物或人物的正面情绪表现，这种情绪也反映于对事物的一种牵系及认同。地位价值所指的是个人对事物的实际利益所抱的看法，这种观点往往是从自身及个人出发，与个人在社会上的升迁需要相关。Ryan（1979，1983）曾在多处指出，亲和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因为相互间的一些共通点而感到亲切，这种亲切感与个别团体的成员互相认同有很大关系。Ryan并提到，地位价值及其相关的概念，如声望等，与语言本身是否得到标准化和规范化，以及该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息息相关。而这两个因子以往均能有效解释人们对两种语言的态度分层（Ryan & Giles，1982）。就是较近期的语言态度研究也没有搁置这一理论的重要性， Woolard& Gahng（1990）曾先后以主观反应测验，于1980及1987 年在西班牙的巴塞罗拿进行两项跨时式的研究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Luhman （1990）在美国肯德基州进行的类似态度研究也很有意思。
3.方法
3.1 受试样本
本研究采用推断抽样样本，以香港91年人口普查的资料为依据，力图能在比例上反映整个人口的总体分布情形。103 个受试者来自不同年龄、性别、教育及职业背景。受试者之中，71.8%生于香港，其余生于大陆。样本里面，95人以广东话为第一语言，1人的母语为普通话，6人的母语为福建话，1人以客家话为母语。
本研究特意把受试者分为四种不同职业背景：在职、在学、主妇及退休人士。有关各分项的分布情形可参看下表：
表1.受试者职业背景分布
职业背景数目 百分比
在职
6563.1
学生
2221.4
家庭主妇 1110.7
退休
5 4.9
总和 103 100
根据91年人口调查资料显示，64.3%人口为在职人士，该数字与本样本所得的63.1%甚为接近。人口普查的数据也提到，非在职人口主要包括：学生、主妇及退休者。可见，本研究所包罗的受试者职业背景，基本上与香港的总人口分布吻合。
本研究把在职及在学者统称为“动态社会群组”。统合的原则是这两个组别的受试者有两个共通点：首先，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活动。其次，无论在职或在学者均处于攀登社会（事业或学业）阶梯的过程中。基于这种不断推高个人社会地位的压力，“动态社会群组”对掌握第一语言以外的语言，需特别重视。相对而言，他们对广东话的地位价值并不看重。就个人升迁而言，到底是外语比广东话吃香。相反，主妇及退休人士统称为“静态社会群组”。这两个类别的受试者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家里，所需使用的语言通常是广东话。其攀登社会阶梯的压力不像“动态社会群组”那样大，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基本已定形。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静态社会群组”对外语的需求较低，反而特别看重广东话用处的原因。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于94年在香港由本人和其余四位调查员以广东话进行，用面对面的形式，单独向个别受试者进行调查，调查工具共三项：主观反应测验、问卷及访谈，在35分钟左右完成。
3.2.1 主观反应测验
本测验的分析依据为两段意思大致相同的普通话及广东话语料。样本来自一出生于南京的香港居民，他年约40岁，普通话和广东话都说得一样流利和地道。语料性质属自然话语，取自作者与其闲聊的录音对话。该语段只有男声，没有女声。作者承认这个因素可能也会影响该部分的研究结果，读者应注意这方面的缺失。
每段语料长约20秒，向各受试者播放一次后，再作出评分。评分的基准有八项：1.有趣；2.亲切；3.友善；4.有礼貌；5.受教育；6.成熟；7.自信；8.主动。每一项基准都分为七个等级。以亲切一项为例，1 为最不亲切，7为最亲切，余者类推。前四项概括了亲和力的层面， 而末四项代表了地位价值的层面。这样的设定始于研究设计之初，但这种假设也在因子分析中得到肯定。图1和图2均显示1至4项与5至8项分别属於不同的因子。
图1.主观反应测验普通话语段评分的因子分析
从图1可见，1至4项在亲和力层面上占分最高， 因而具有融为一个独立因子的基础（Z score），名为“普通话的亲和力”。而5至8 项在地位价值的层面上占分显著为高，所以统称为“普通话的地位价值”。图2的情况与图1大致相同。除第5和第6项因分数太接近，而出现线点重叠的情况，致使交叉型的因子分析不如上图清晰外，因子成立的原则还是一样。1至4项的得分在亲和力层面上最高，遂名为“广东话的亲和力”。而5至8项则在地位价值层面上占分较高，故定名为“广东话的地位价值”。
图2.主观反应测验广东话语段评分的因子分析
本研究的受试样本中，只有40%对普通话的理解没有问题。受试者在语言能力方面有明显不一致的情况，这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调查的客观性。但是，普通话在香港日渐普遍，一般人也不会对普通话感到太陌生。虽然很多港人并不能完全掌握普通话，但他们无疑对普通话的声音韵律有一定的印象。由于主观反应测验的目的在于探索人们潜在的语言态度，对该语言只需要一定程度的了解已足以作出态度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包含的也是一个方法论与实际情况的矛盾。要是每个受试者都通晓普通话，那么受试者的语言背景也就达到一致。可是，这根本不是香港人的正确写照。而且如果这样，其社会背景的分配也就变得不平均，也就失去了反映香港整体人口的原意。
3.2.2 问卷
本研究的问卷分为5个部分， 有些问题是为搜集受试者的社会特征资料而设，有些是关于对广东话及普通话的态度问题，其中包括几道预测性的问题，尝试探讨受试者对香港未来在语言发展上的一些观点，这些结果将会结合本文尾声的讨论，一并陈述。问卷的第三部分，则作测试本研究的两个主要假设是否成立之用，该部分由16个反映语言态度的句子组成，首8句与普通话有关，其余8句则与广东话有关。每个句子分别打印在卡片上，调查员在实施过程中，把每一句子向受试者展示，然后请他们在一表格上表示同意或不同意，1代表极不同意，4代表中立，7代表极同意。
以下是这16个句子的内容：
1.学会普通话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2.中国人应该学会普通话。
3.普通话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一大特征。
4.普通话能激发个人的民族意识。
5.九七渐近，预期香港与大陆人民的接触机会更多，因而对普通话的需求日益殷切。
6.普通话为中国大陆的官方语言，早日掌握为宜。
7.能操普通话将会成为一般工作的基本入职条件。
8.能操普通话可获更佳的工作机会，更能在就业市场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
9.懂得广东话才晓得欣赏广东（话）文化，如广东歌、港产片及一般流行杂志。
10.香港人应能听懂广东话，并能够以广东话表达自己。
11.典型的港人均能说广东话。
12.广东话代表一种地域意识。
13.与大陆人民沟通时，懂得广东话很有帮助。
14.在香港就业，不能不懂广东话。
15.能操流利的广东话，可改善工作前景。
16.能操广东话可获更佳的工作机会， 更能在就业市场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
经过因子分析之后，发觉前8 句有关普通话的句子所包含的因子有两个，其组合的方法与主观反应测验所得极相似，见下图：
图3.有关普通话的态度句子评分的因子分析
由于第1至第4句在亲和力这个层面上的得分明显偏高，所以首4 项的得分综合起来，便成为第一个独立因子，名为“普通话的亲和力”。上图亦显示，第5至第8句在地位价值层面而言，得分十分高，明显反映出另一因子的存在，这个因子定名为“普通话的地位价值”。
有趣的是，对有关广东话的末8句的因子分析， 也发现极类似的情况，下图正显示另外两个因子的组成情况。
图4.有关广东话的态度句子评分的因子分析
由於第1至第4句在亲和力这个层面上的得分明显偏高，所以首四项的得分综合起来，便成为第一个独立因子，名为“广东话的亲和力”。上图亦显示，第5至第8句在地位价值的层面而言，得分十分高，明显反映出另一因子的存在，这个因子定名为“广东话的地位价值”。这4 个综合因子，将会应用于以后的t-检验，作为本文统计分析的基础。
3.3 访谈
每位受试者填妥问卷之后，均会与调查员以轻松的形式对谈，为时20分钟左右，并在得到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把访谈内容录音，作进一步定质分析。访谈的内容包括有关语言与政治、社交生活、传媒、教育及民族等问题。
4. 结果
4.1 定量研究
作者就本研究所得的定量数据进行了方差分析，发现动态社会群组就地位价值而言与静态社会群组的态度很不同。
4.1.1 主观反应测验
表2.方差分析四个社会组别就广东话地位价值的评估
职业背景 中位数 标准差 人数 显著性
就业 17.773.1065
学生 17.863.2322
主妇 19.822.8211
退休人士 21.603.215P＜0.010
4.1.2 十六个有关语言态度的句子
表3.方差分析四个社会组别就广东话地位价值的评估
职业背景 中位数 标准差 人数 显著性
就业 24.955.9265
学生 25.825.8422
主妇 29.276.7511
退休人士 31.005.155P＜0.036
我们再以t-检验识别这两个组别差异的显著性，为方便参照，现将两组受试者在四方面的态度一并罗列如下：
4.2 普通话的亲和力
从主观反应测验得知，动态社会群组（共87人）给分为15.41 （标准差（SD）为3.83），较静态社会群组（共16人）的给分（17.19， SD为3.83）为低，这项t-检验的F值为0.009，t值为1.71， 两者的区别不很明显（p＜0.09）。
问卷方面，动态社会群组对普通话的给分为17.98（SD为5.17），同样较静态社会群组的给分（19.56，SD为5.38）为低，这项t－检验的F值为0.91，t－值为1.12，两者区别不大（P＜0.13）。
4.3 普通话的地位价值
主观反应测验结果显示，动态社会群组的给分为17.76（SD为3.38），较静态社会群组的给分（18.75，SD为3.26）低，这项t －检验的F值为0.000，t－值为1.09，显著性为P＜0.02。
问卷方面，动态社会群组对普通话的给分为22.72（SD为3.38），同样较静态社会群组的给分（23.56，SD为2.61）为低，这项t－检验的F值为0.872，t－值为0.94，区别不算明显（P＜0.17）。
4.4 广东话的亲和力
从主观反应测验结果看，动态社会群组的给分为17.00（SD为3.30），较静态社会群组的给分（18.81，SD为3.50）为低，这项t－检验的F值为0.243，t－值为2.00，区别算是明显（P＜0.02）。
问卷方面，动态社会群组对普通话的给分为23.34（SD为3.45），同样较静态社会群组的给分（24.56，SD为2.19）为低，这项t－检验的F值为2.838，t－值为1.36，区别并不明显（P＜0.08）。
除广东话的地位价值这个层面外，上述结果中并没有任何一项能同时在两项定量研究工具内贯彻其显著性。本文下半部分将集中讨论动态社会群组和静态社会群组何以对主观反应测验及问卷部分均对广东话的地位价值有显著性的分歧。
4.5 广东话的地位价值
主观反应测验结果显示，动态社会群组的给分为17.79（SD为3.12），较静态社会群组的给分（20.38，SD为2.96）为低，这项t－检验的F值为3.07，二者的区别颇为明显（P〈0.003）。
为了进一步确认上述结果，我们也就问卷部分进行了t－检验， 结果显示，动态社会群组对普通话的给分为18.47（SD为4.27）， 同样较静态社会群组的给分（21.06，SD为5.11）为低，这项t－检验的F 值为0.254，t－值为2.16，二者的区别很显著（P〈0.01）， 证明这项结果分别对两项态度测试工具均能互相确认。
现在的结论是动态社会群组在主观反应测验和问卷方面都反映出对广东话的地位价值不表乐观，这个组别的受试者对广东话的看法明显与静态社会群组有很大的分歧，假设两个组别不同的语言态度是他们在香港社会上职业背景分化的反映，以及对语言功能的不同需求，那么，语言态度便可以从人们的社会职业背景得到恰当的解释。
4.6 访谈结果
本研究的访谈资料经作者分析后，将两组受试者的语言态度系统地加以反映，并把受试者的谈话内容用不同的层次及类别标记辨识。下面对访谈内容分两方面作出归纳：一为有关广东话在香港的维系情况；二为有关广东话重要性的看法。
首先，两组受试者都认同广东话为香港的基本语言，他们并认为普通话只属附加语言，能迎合社交及工作上的需要。然而，两组受试者对广东话的语言维系情况的前景却有不同观点。
动态社会群组相信普通话有极大的潜力成为香港的声望语言。他们指出，由于不少学童从10岁左右已开始学习普通话，港人未来的普通话能力定会显著提高。到时，普通话就更有可能成为高位语言，在政府甚至官方领域上扮演重要角色。属于静态社会群组的受试者则对普通话将在未来取代广东话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并对广东话在香港存在的韧力十分乐观。
此外，有关广东话的地位价值，动态社会群组的受试者指出，人们趋炎附势地认为普通话十分重要。相对地，他们也觉得广东话不如普通话那样重要。相反，静态社会群组的受试者对广东话的地位价值持正面态度。
很明显，两个社会群组对广东话的地位价值及其在香港的维系情况都有极不同的观点。这种态度上的分化与他们职业背景的分层很可能有直接关系。
5. 讨论
5.1 动态社会群组认为广东话的地位价值低
以上结果显示，动态社会群组并不看重广东话的地位价值。他们在这个层面上对广东话的给分都要比属于静态群组的主妇及退休人士低。这个结果可能反映出两个社会群组在生活及工作上对语言不同的需求。从静态社会群组的生活模式看，他们所使用的一般只是广东话，广东话是他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对动态社会群组而言，能掌握广东话以外的语言，如英语、日语及普通话等，对个人的工作、社会及就业市场的价值都有积极的帮助。
除上述较为实际的考虑外，社会上对普通话地位价值的拥戴，又甚至是对广东话地位价值的贬抑，也可能是一种处于同一职业背景的朋辈之间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意念上的（ideological）， 属於一种彼此认同的潜在价值观。周遭的人都说普通话对工作很有帮助，自己就不好唱反调。只好人云亦云，潜移默化之后，就成为一种假设性的诉求，并因而对普通话及广东话持典型的褒贬态度。
5.2 静态社会群组认为广东话的地位价值高
静态群组从不同的角度看广东话的地位价值，他们对其他语言知识并没有迫切的需要，相反，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广东话，在意识上他们也就更觉得广东话重要。
访谈中，不少人常说广东话的范围多为家庭内及朋友间，这样广东话很容易被视为港人生活上十分重要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与实际情况有少许偏差的假设，因为事实上，广东话在港人的工作上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虽然如此，动态社会群组（其中65人为上班族）对广东话的地位价值还是不怎么看好，这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在香港而言，懂得广东话是理所当然的，而语言的地位价值这一概念只适用于广东话以外的语言，广东话于非正式场合的普遍使用已将其定位於香港的基本语言，似乎与声望语言一词扯不上关系，引用费希曼（Fishman，1971 ）的概念，广东话在香港是低语言，而英语及普通话则为高语言。
5.3 广东话在香港的潜力和韧力
几乎所有受试者均表示广东话是港人生活上的重要语言，可是他们也指出在工商文化及服务业等工作领域，光懂得广东话是不够的。承接以上提出有关假设重要性的论点，人们所透露的语言态度背后似乎隐含了一个信息：广东话的重要性被低估了，人们认为懂得广东话对港人是最自然不过的，所以也就下意识地未能确切反映出广东话在工作领域的重要。
Bauer （1984 ）及张（1985 ）曾试图以语言三角分层论（triglossia），勾画出90年代香港的语言状况。他们均认为英语和普通话会是高语言，享有地位价值及声望；而广东话只属低语言，通用于轻松随便的非正式场合。这个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本研究的定量结果所支持。然而，参照访谈的资料后，却为这个问题带来另一种启发。受访人在访谈中所反映的是，心理上他们并不认为广东话是低语言，而是香港日常的基本语言。
其实广东话在港人的家庭、学校及工作中都有广泛的使用，普通话在香港的跃升与香港现时的政经环境均有直接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东话将会完全绝迹香港。我们应该用实际的眼光去看香港的语言实况。概括地说，广东话为香港的基本语言，而英语及普通话皆为辅助性语言，成为年青一辈及上班族的上达工具。
6.结论
本研究的特点在于能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社会变量来看人们的态度分层。根据我们所得的结果，以职业背景这一变量来分析及解释不同的语言态度是实在而有意义的。持有不同职业背景的人，都因不同的社会上达意念，而对广东话的地位价值持迥异的态度。简单而言，越要追求攀爬社会阶梯的人，就越感到广东话的地位价值低，对其所产生的助力很有限。相对来说，攀爬社会阶梯的意念及需要较薄弱的港人，对於广东话这种能够满足其日常生活的语言，所给予的地位价值评分也较动态群组为高。
而且，绝大部分受试者在访谈中都反映出对广东话的语言忠诚。他们并表示普通话要在未来的十多年取代广东话的角色是殊不乐观的。在可见的未来，普通话要完全盖过广东话的情况还是很难想像。其中的阻力有两项：首先，港人一般的普通话能力还是偏低。其二，港人仍抱有浓重的地域观念（Snow，1991），认为广东话说到底是地方语言，应该于地方上得以保留。
综观以上讨论，可见语言态度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能把它过分简单化。要清楚掌握个中原委，以期对语言态度理论作出进一步的改进和充实，我们得要彻底考虑与语言态度不可分割的多个个人及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
1998年8月28日；本刊修订稿，1998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