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学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主义理论论文,现实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二战以后，国际关系学成为独立于历史学和法学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逐步建立起较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较科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日臻成熟。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流派四起、思潮纷繁，现实主义就是其中的重要理论流派之一。摩根索承前启后，建立了以现实主义六原则为基本框架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70年代，肯尼思·沃尔兹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提出了以国际系统结构为研究中心的结构现实主义，即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不仅对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冷战时期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试图对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加以讨论，重点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国际行为体的意义以及影响国际行为体国际行为的主要因素这三个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国际关系的实质：为权力而斗争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实质是列国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认识基于现实主义人生而自私的人性观。一切政治活动的永恒法则是建立在自私人性之上的生存本能。霍布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成一种自然状态：人的生存本能驱使人采取措施，保护自我；而保护自我就要增强自我的实力。所以，每一个人保护自我的行为都与增强实力联系在一起，因而都会被其他人看作一种威胁、当成侵犯他人的行为。如果没有凌驾于人之上的“利维坦”进行强制性管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就是相互争斗。〔1〕美国神学家和政治学家尼布尔也用原罪和人性恶的观点解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分歧和相互冲突〔2〕。
国际社会呈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权威或世界政府。这就使得国家间的关系近似于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主权原则得以确立。从此之后，超国家的权力不再占统治地位，国际系统开始由独立的主权国家构成。在以后几百年的历史时期内，国家便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国家的主权原则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由于没有强制性的超国家力量维持国际秩序，国家的安全时时受到威胁，迫使国家时时为生存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马基雅弗利的国家安全至上说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政治家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摩根索、基辛格等现实主义者都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做过详细的分析，而沃尔兹的论述最具系统性，也最为清晰明确。沃尔兹认为，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系统中各个单位之间的关系之不同。国内社会这一系统中各个单位之间存在着不等同关系，依其社会功能不同而有高低之分，社会中的权力集中在社会最高权威手中。所以，各个单位之间的冲突可以在上一级权威处得到解决，必要时可以是强制性解决。国际社会系统中各个单位——民族国家——之间是等同关系，每个单位的功能是相似的，而国际社会又缺少集中的权力，它既无世界政府，又无国际警察，国际组织或是空中楼阁，或是大国工具，所以，各个单位之间的冲突只能自行解决。这就决定了国际系统只能是自助性系统。也就是说，组成系统的单位——国家——只能依靠自我保护以求生存。〔3〕
自助系统要求系统中的每一个成员要在冲突四起的环境中保护自己的生存，而自我保护的方式只有一种：加强国力。只有强大的实力，才能保证国家不被灭亡，保证国家利益在冲突中不受损害。这就形成了国际系统中国家努力增强国力的局面。一国国力的增强，无论意图如何，都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于是，其他国家也要增强国力。在这种国家竞相增强国力的自助系统中，只有强者才是安全的。国家依其力量而生存，靠其力量实现国家目标。摩根索把国家权力视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它不仅是国家行为的手段，也是国家行为的目的，国家的利益就是以国家权力定义的〔4〕。阿伦和沃尔兹虽然把国家权力作为手段， 但指出国家权力是保证国家生存的最可靠手段：决定国家间争端之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国家拥有的实力。同时，现实主义者心目中的国家权力主要是指国家的军事力量，冷战时期苏美两个大国竞争核心是军事竞争，这一事实就是极好的例证。
根据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理论环节：自私的人性，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系统以及自助的系统单位——国家。自私的人性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无政府状态使国际系统因无法以权威方式解决冲突而成为自助系统，自助系统又要求系统成员依赖自己的实力在冲突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三个理论环节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因为只有国家权力才是国家在冲突中免受损害的保证，才是国家最可信赖的外交工具。因此，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为权力的争斗，就是国与国之间为得到、保持、增强国家实力的相互竞争。
二、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民族国家
现实主义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提出了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s）为中心的理论观点，并对民族国家的特征作出了明确的定义。
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GOs）、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和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这里有必要区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这两个概念。国际关系一般被定义为所有国际行为体的跨国界交往。根据这一定义，所有以上行为体的国际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之内。国际政治这个概念的涵盖面要小得多。国际政治只涉及国际行为体的跨国界、权威性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是指国家间的活动。〔5〕这样，非国家行为者、非政府组织和多国公司的活动也就不属于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
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研究单位。所以，现实主义的研究核心是较狭义的国际政治。它的第一个假说就是国家中心说。梅奥尔曾指出，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以主权国家间交往为主要内容的。首先，主权国家的作用不可替代。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中，国家为本国公民提供安全保护等公共物资，保障公民的国际性贸易和投资，决定社会中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解决社会中各种利益的冲突。任何非国家行为体都不能具备这些功能。进而，主权原则规定，国家对内有绝对权威，对外不受任何其他权威的制约。由于只有国家享有主权，所以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跨国界活动必须由国家从事或是得到国家的允许。这就确立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作用。虽然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根本特征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具实质意义的行为体。〔6〕当然，现实主义并不完全排除其他国际行为体， 也承认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它更强调从理论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研究单位越是单一、越是集中，就越容易发现规律性、实质性的理论模式。虽然其他国际行为体也起到了作用，但是基本研究单位应该是最具意义的一个——民族国家。
现实主义的第二个假说是单一国家说。单一国家说认为国家是一个一元社会整体，能够独立地确立国家的利益，制定并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国家是独立的行为体，国家的目标、行为和利益不同于任何国家内部社会力量和集团的利益。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社会集团会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目标，但是国家的目标却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只有这些整体、统一的目标才能构成国家利益。〔7 〕由于单一国家说认为国家是一个统一实体，所以，国家超越时空的最根本利益是民族国家之生存。除此之外，在某一特定的时空断面上，国家只有一种整体目标、只有一个最高的国家利益。当然，现实主义不否认国家的行为环境是复杂的、多元的。政府机构间的讨价还价、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社会力量的交叉作用、以及重要人物的个人行为等都会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但是，这些因素的总和只是构成了国家决策的环境。决策环境可以对国家决策起限制作用，但不能起到决定作用。最后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8〕这种整体的、 统一的国家利益是由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决定的，是超个人、超阶级、超社会集团的。
现实主义的第三个假说是理性国家说。理性国家说认为国家行为体在某一给定环境中，能够确立国家目标，考虑多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这就是所谓的手段一目的关联决策：国家采取某一种行动，这一行动必然是为某一目的服务的，并且也被认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9〕对于现实主义， 国家的理性基本上属于赫伯特·西蒙所说的实质理性，即只强调行为者根据自己的目标、按照预期效用的大小排列和选择政策方案。〔10〕如以这种理性为前提假设，我们在研究中就只需要考虑环境特征和理性行为者在某种特定环境中的目标等比较客观的因素，而不必考虑行为者复杂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不必研究某个有决策权力的领导人独特的价值观念、个人好恶、以及思维方式和思维过程。根据这个假说，可以推断，在同样的环境中，面对同样的问题，国家决策者，无论是谁，都会作出基本相同的理性决策。因此，国家的行为也会基本相同。
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假说对这一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家中心说确立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研究单位；单一国家说指明了国家利益在特定时空断面上的单一性和相对稳定性；理性国家则强调了国家行为的可知性和可预测性。这些假说奠定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较完整理论体系的基础，加大了现实主义作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可操作性程度。
三、影响国家行为体的主要因素：国际系统的结构
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是研究主要国际行为体一般的、有规律的行为，所以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因素对国际行为体国际行为的影响最大、最有意义。这也正是现实主义长期探讨的重要问题。
传统现实主义对这一问题没有提出系统的、因果关系严谨的答案。一般来说，传统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价值、政治体制对于这个国家的国际行为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不能完全遵循自己国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摩根索强调国家不能用普遍道德原则的绝对形式指导其国际行为，基辛格也认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不应基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是否相同，而应主要考虑国家根本利益的共同点和互补性。所以，现实主义把国家利益当成国家国际行为的主要动机。但是，除非在具体环境和情景中加以明确定义，传统现实主义所说的国家利益可以包罗万象，所以只能是一个一般的、笼统的、不可操作的抽象理论概念。
二战后现实主义理论家在其理论专著中提出了多种影响国家行为体国际行为的因素。沃尔兹在其第一本重要著作《人、国家、战争》中，讨论了三种理论模式，分别指出了作为决策者的个人、国家在国际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国际系统本身对国家的国际行为产生的影响〔11〕。辛格在1961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认为国家的国际行为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受到影响。在宏观层次上，国家的行为主要受到国际系统的影响，即，国际系统的结构和特征影响了系统组成单位——国家——的行为；在微观层次上，国家的国际行为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国家的决策程序、决策内容、决策人物等〔12〕。摩根索则非常重视外交官的个人能力和外交技巧〔13〕。辛格对秘密外交的极大兴趣和在外交方面的实践活动也说明了外交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虽然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影响国家行为体国际行为的因素不尽一致，但他们大都认为国际系统（international system）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卡普兰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质是预测特定国际系统中国际行为体的典型行为模式〔14〕。摩根索强调势力均衡体制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格局的稳定和国际结盟的变化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15〕。辛格认为着眼于国际系统可以使人们从整体上研究国际关系，有助于揭示国际行为体的一般行为〔16〕。沃尔兹总结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诸多观点，详尽地分析了国际系统的特征，从理论上提出国际系统的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体国际行为的最主要因素〔17〕。
系统（system）是一个科学术语，泛指相同或相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在国际关系学中，国际系统是由诸多相互作用的国际行为体组合而成的整体。新现实主义的第一个论点就是国际系统结构的自在性和独立性。政治学中的国际系统如同经济学中的市场。市场是由个人间交易活动而产生的，但是一旦市场得以建立，它就不再受个人的约束和限制。恰恰相反，市场独立于在市场中活动的个人，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自在的、独立的，它超越个人控制并凌驾于个人之上。国际关系中的国际系统和市场相似，国际系统中的基本单位——国家——则与市场中的个人相似。诸多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活动导致了国际系统的建立。但是，一旦国际系统建立起来，它便不受国家的限制，像市场一样成为独立、自在的、超越国家并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东西〔18〕。国际系统结构的自在性和独立性是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重大突破，系统结构不再是国家或政治家有意识、有目的行为的结果，业已建立起来的系统结构不受国家和政治家的控制。国际系统结构的这种自在、独立的特征使其具备了成为理论研究中自变量的基本特征。
新现实主义的另一个基本论点是系统结构不是结果，而是原因。也就是说，国际系统结构影响了国家的国际行为。这是新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在自由经济学理论中，个人的交易活动是受到市场的约束和限制的。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控制了市场中个人的活动，成为左右个人交易行为的无形之手，不管个人的意愿怎样，如果他依照市场的规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就会生存和发展；反之，则会衰退和死灭。国际系统的结构也是一样，顺国际系统规律而动的国家会生存并发展，逆国际系统规律而动的国家则衰退并死灭。沃尔兹将这种现象称为“结构的选择”（“The structure selects”），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系统结构约束国家的行为并决定国家行为的结果。想当赢家的国家必须遵循国际系统结构的要求。由于国家的第一利益是生存，它必须学会顺应国际系统的规律，依照国际系统结构的要求而行动。这样，在某一给定的国际系统结构中，国家必然根据这一国际系统结构的特征而制定其对外政策。所以，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国际系统的结构。只要国际系统结构不发生质的变化，系统中成员的国际行为也就不会发生重大变化。〔19〕
国际系统的结构指国际系统单位（国家）依其相对国力在系统中的相应位置。所以说，国际系统结构的基础是国家实力，即，国际系统中的权力分配决定了国际系统的结构。当然，这种权力分配首先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一个大国统治国际系统的结构称为单极结构，两个大国统治国际系统的结构称为两极结构，四五个大国对国际系统有着大致相同的影响的结构则称为多极结构。正是这些国际系统结构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系统中的行为。这里，我们用国际关系学最关心的话题——国家的战争与和平行为——为例说明国际系统结构是如何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的。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说和奥根斯基的权力过渡说都认为单极结构是最稳定的结构，因为在单极结构中，理性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极不可能采取战争行为。多伊奇和辛格认为多极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因为系统中有几个主要国家，每一个国家都要和几个国家互动。这样，系统本身的灵活性就增大了，形成两大敌对集团的可能就相应地减少了，因而，系统性战争行为也会随之减少。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两极稳定说则认为正是多极结构的灵活性减少了国家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加大了国际事务的不确定性，使国家更易于判断失误，更易于铤而走险，采取战争行动。
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关于国家战争与和平行为的理论论断大相径庭，但是，其出发点都是国际系统的结构：国际系统是自在的、独立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系统的结构是自变量、是原因，国家行为是因变量、是结果。国家的战争行为主要是由国际系统的结构决定的。这正是新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
四、现实主义批判
二战以后，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现实主义的理论论述比较适应冷战时期的战略需要。一战以后风行一时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在二战的现实中基本失去了说服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在强权政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成为列强的竞赛目标。二战以后，美苏两个对立势力集团的形成，更使人们感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这样，国家利益、国家行为、国家实力、国家间冲突和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系统这些现实主义着力研究的现象就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核心问题，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也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国力。二是现实主义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提炼，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但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对象和内容作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而且从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主要行为体、影响行为体行为的主要因素这三大方面，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作出了解释。如果说在E.H.卡尔的《二十年危急》中，现实主义开始重现，那么，在摩根索的《列国政治论》里，现代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摩根索著作的重点是建立一套理论体系，用以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普遍问题。它不但提出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范畴和对象，也明确指出了国际关系学的总旨——发展和建设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与史学、法学等学科的根本分野，也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三是现实主义自身的不断发展使得这一理论更适应国际关系学朝着科学化发展的需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国际关系学成为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便利了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现实主义发展的重大里程碑，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它借鉴了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建设方法，力图把现实抽象化，使之成为只包括基本系统和基本系统单位的简单模式。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他们研究越全面、变量越多、对历史事实的细节越熟悉，就越可以接近国际关系的现实。而自然科学家则是通过和现实拉开距离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从而发现科学精髓、揭示自然规律的。沃尔兹把系统结构作为国家行为的原因，把国家作为系统中的基本单位。他还把国家除国力之外的一切特征——诸如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全部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这样，国家这一基本单位就具备了相同的属性，就可以在系统中进行类比。这无疑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便利。在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以科学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重要国际关系著作都是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据的。
但是，现实主义理论确实存在重大的缺陷。首先，完全抽象化的国家失去了国家的阶级属性，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国家本身也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它是与对立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同时存在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功能是通过阶级压迫和剥削来调节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延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争夺生产原料和海外市场这一利益服务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独立的、自在的。国家有其不同于任何阶级和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其对外政策首先反映了国家的自身利益。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更是超然于任何阶级之上。无论什么国家，其国际行为基本上是以它在国际系统中根据国力而排定的位置来决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在国内政治中虽然是影响很大的因素，但在国际政治中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变量。这样，国家的阶级属性就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之外，研究结果也就会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研究南北关系方面，现实主义的这一缺陷就暴露无遗。
其次，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反映该国家的国内政治。这样就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分割开来，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就独立于其国内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了。摩根索关于国家道德原则不同于普遍道德原则的论述、基辛格关于国际交往中没有真正敌友只有共同利益的断言、以及沃尔兹把国家的意识形态因素排除于研究范畴之外的做法都反映了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对外政策独立于国内政治的一面。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国际行为往往受到国际系统的制约和国内政治的制约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仅仅一方面的影响很难使人对一国的国际行为有一个较全面、较客观的了解。以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为例，苏联的解体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系统的两极结构不复存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无疑会被削弱。这当然是国际系统结构对国家的国际行为产生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大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国会对政府的制约作用、舆论界在美国对外决策过程中的分量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因此，“要判断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越来越离不开对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政治气候的变化以及外交决策的基本分析。”〔20〕所以，要比较准确的了解和预测国家的国际行为，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个方面的制约作用都应当在研究范畴之内，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分析都应当得到重视。尤其是国际—国内、宏观—微观因素的相互作用，更是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加大力度的重要方面。
第三，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强调了国际系统的结构，但忽视了国际系统中的进程（process）。 约瑟夫·奈在批判新现实主义时指出，国际系统应该有两个并存的方面，一是系统的结构，二是系统中的进程。进程指系统中单位相互作用的方式，包括单位在相互作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和相互交往中所遵循的规则。〔21〕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国际系统的进程，这种进程又反过来影响单位的行为，也就是说，国际进程是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学习进程，国际行为体（包括国家）在多渠道的相互交往中学习如何相互交往。所以，国际进程可以在国际系统结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许多非结构现象和非权力因素，诸如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准、技术进步、国际规则和机制的变化等等，都可能影响国际进程，因而也就可能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例如，国际社会呈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不等于混乱状态。 在某一特定的国际结构中，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regimes）就可能约束甚至改变国家行为、调节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再如，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增减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这两国之间的全面关系。欧洲国家间的频繁交往和大量的经济活动提高了国家间的合作意识，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甚至削弱了某些欧洲国家国民的主权意识。如果忽视了国际进程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只从国际系统结构上找原因，就无法解释非结构因素导致的国家行为的变化。冷战后经济活动在国际事务中的增加，引发了大量非结构现象，这也是国际系统结构很难解释的现象。
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大理论范式，对包括美国在内一些西方国家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事务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趋明显，各类跨国界的活动日趋频繁，非国家国际行为体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影响日趋增大。到了90年代，依照现实主义理论，许多现象都已无法解释。所以，现实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其他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严重挑战， 一些现实主义的论点和假设也被认为是过时的观念。但是，现在如果说现实主义只能用来解释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则未免失之偏差；认为现实主义已经死灭，也仍然为时过早，在许多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现实主义的重要论点依然占很大的比重：国际社会仍然首先是无政府社会，国家仍然是应该首先考虑的理性行为体，国际系统仍然是重要的变量，冷战后问世的一批西方学术著作中对国际系统结构变化、战略环境、地缘政治、国家利益以及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等，也反映了现实主义的影响。所以，要真正了解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必要深刻理解对决策过程和决策人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
注释：
〔1〕 利维坦原为《圣经·以赛亚书》中的海洋巨兽， 后指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机器。参见Thomas Hobbes,Leviathan, ed. MichaelOakeshott(New York and London:Macmillan,1974),第13章.
〔2〕 参见Harry K.Dans and Robert C Good,eds.,Reinhold Niebuhron Politics(New York:Scribner's,1960),74-78.
〔3〕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s,Mass:Addison-Wesley,1979)79-128.
〔4〕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for Power and Peace,(5th ed.(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0),37-40.
〔5〕K.J.Holsti,Inten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2),9-10.
〔6〕James Mayall,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引自Herbert M.Levine ed.World Politics Debated( New York:McGraw-Hill),28.
〔7〕Stephe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42-45.
〔8〕Bruce Bueno de Mesquita,The War Trap(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20.
〔9〕Graham Allison,"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Crisi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No.2( September1969),694.
〔10〕Herbert Simon,"Human Nature in Politics,"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No.2(June,1985),294.
〔11〕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9).
〔12〕David Singer,"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 14(October 1961),77-92.
〔13〕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art Ten.
〔14〕Morton Kapla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ies(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66),471.
〔15〕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167-220.
〔16〕Singer,"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17〕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第3、4、5章。
〔18〕〔19〕 Ibid.第4章。
〔20〕 王缉思：《遏制还是交往》，《国际问题研究》，1996 年，第1期，第5页。
〔21〕 Joseph Nye,"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Politics 40(January 1988),23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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