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弱国维护国家利益_国际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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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是相对于强国的综合实力及影响而言,弱国拥有相对较弱的综合实力与影响。因此,在一个或数个领域,弱国不一定就比强国弱,强国也不一定肯定比弱国强。同时,强国与更强国相比,前者变成了弱国;弱国与更弱国相比,前者变成了强国。强国有强国的国家利益,弱国也有弱国的利益。当今国际社会,尽管实力依然是国际关系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但弱国不会自甘其弱者的地位而由强国肆意凌辱,也必须设法维护弱国的国家利益。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弱国在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时,面临着更大的制约与挑战,特别是强国对弱国的制约。当然,不能否认,弱国奋发图强,终于成为强国的事例在国际关系史上并不罕见,但必须承认,由弱转强是非常不易的。

那么,在当今国际社会,弱国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呢?

一、“胆小鬼”游戏与弱国的选择

博弈论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即“胆小鬼”游戏,讲的是两个年轻人A和B驾驶着汽车高速相对行驶,他们俩如果各不相让,两车相撞,结果同归于尽。如果一方方向保持不变,而另一方改变方向,则方向保持不变者为英雄,改变方向者就是“胆小鬼”。(注: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页。)“胆小鬼”博弈有四种可能的结果:①A和B各不相让,结果同归于尽。②A改变方向,成为“胆小鬼”,B方向保持不变,成为英雄。③B改变方向,成为“胆小鬼”,A方向保持不变,成为英雄。④A和B都改变方向,都成为“胆小鬼”,但由于“胆小鬼”的名声由两人共同承担,A和B之间没有区别。

如果把这一游戏用于国际关系,把A和B看成两个实力相差不大的国家,那么A国和B国的博弈仍会有上述四种可能的结果。但国际关系中也常常发生实力不等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那么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A和B这两个国家实力不等(A>B),在假设采用的外交战略为常数的情况下,那么,这一博弈就只会出现以下两种结果:①A国和B国各不相让,两国发生冲突,结果A国因为实力强于B国,A国大获全胜,B国战败,A国成为英雄,B国成为“胆小鬼”。②B国在发生冲突前与A国讨价还价,最后接受A国提出的条件,成为“胆小鬼”,A国成为英雄,但B国由于确保了国家的存在,其损失小于与A国发生冲突而战败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维护了B国的利益。显然,在国际关系的“胆小鬼”游戏中,对于弱国而言,一旦与强国,特别是与实力遥遥领先的强国进入“游戏”状态,可以选择的余地就十分有限。弱国在允许考虑的选择中,减少损失恐怕就成为现实而明智的选择了。

二、美伊战争前后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及结果

在以人作为行为主体的“胆小鬼”游戏中,“以性命为赌注来玩‘胆小鬼’游戏的只能是非理性的人。而在游戏过程中,其中一个参与者或者两个参与者都有可能变得理性,从而挽救自己的生命。”(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法尔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页。)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在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胆小鬼”游戏中,类似“胆小鬼”游戏的国际事件并不鲜见。以两次伊拉克战争为主题,前后就发生了四次类似“胆小鬼”游戏的国际事件,由于应对强国的策略和战略不一,弱国获得的结果也迥然不同。

(一)海湾战争与“胆小鬼”游戏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国际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伊拉克在海湾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伊拉克必须立即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美国一开始就表明其主张,即任何政治解决办法必须以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合法政权、保证美国和西方国家人质安全和维护海湾地区的石油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海湾战争全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09页。)尽管美国明确表态不与伊拉克进行谈判,但它不反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努力。对此,伊拉克政府的反应是表面上表示愿意与美国及其它国家进行谈判,但实际上却坚持吞并科威特的强硬立场,不与国际社会进行和平谈判,拒绝考虑美国提出的上述四点建议,企图以这种强硬态度迫使国际社会接受吞并的现实。伊拉克的这种僵硬态度使其失去了选择妥协从而减少损失的可能,最终走向了与美国发生冲突导致损失惨重的结果。从伊拉克与美国的实力对比等因素考虑,伊拉克政府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的。(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海湾战争全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13页。)

(二)美伊战争与“胆小鬼”游戏

海湾战争后,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9年3月下旬至6月上旬与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政府进行了一次“胆小鬼”游戏。最后,由于实力相差悬殊等因素,米洛舍维奇政府成了“胆小鬼”。但由于米洛舍维奇政府在进入最后较量前向美国妥协,从而保存了米洛舍维奇政府和主权的大部分内容。“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与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又进行了一次“胆小鬼”游戏,塔利班政权由于未能作出令美国满意的妥协,加上实力相差悬殊等因素,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成了“胆小鬼”,当然其遭受的损失及后果远远大于米洛舍维奇政府遭受的损失及后果。小布什上台后不久,美国就确定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倒萨”计划。事实上,这时候“胆小鬼”游戏的程序就开始启动了,萨达姆政权的寿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但到开战前夕,美国还是提出了中止“程序”的条件,尽管十分苛刻,但毕竟可以避免战争。如2003年3月18日,即美伊战争爆发的前一天,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还对新闻记者表示,“依然希望萨达姆·侯赛因认真对待布什总统的‘最后通牒’,自行离开伊拉克,从而以和平的方式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如果伊拉克独裁者将流亡他国,联盟军队有希望和平进入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军队将不会受令进行攻击或反击’”。(注:《美国参考》:“美国白宫依然希望萨达姆选择流亡”,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3/0319wh.htm。)此时,萨达姆选择的余地已不大,即要么他选择投降或流亡他国而避免战争,要么选择战争,但反正两种选择都会使他成为“胆小鬼”。不过,如果从为伊拉克广大老百姓福祉的角度考虑,萨达姆选择流亡他国对伊拉克人民利益的伤害,肯定比萨达姆选择战争对伊拉克人民造成的伤害要小。然而,正如1990年的非理性选择导致伊拉克人民遭受巨大伤亡一样,萨达姆2003年的再一次非理性选择最终又使得伊拉克人民遭受更为巨大的伤害。

当伊拉克战争临近尾声的时候,美国与叙利亚又上演了一曲新的“胆小鬼”游戏,但显然,叙利亚已明了一旦与美国发生冲突对其产生的后果。刚刚结束中东之行回国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5月4日声称,叙利亚应对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出现的“新的战略形势”作出建设性反应,“显而易见,这一(中东)地区出现了新的战略形势。叙利亚必须认清形势的变化。”(注:《鲍威尔称叙利亚应适应伊拉克战争后中东新形势》,新华网华盛顿5月4日电。)鲍威尔并称如果叙利亚采取不合作态度,将面临“后果”。叙利亚知道了“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面对萨达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对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谈话说,他最近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行了会谈,就戈兰高地问题、伊拉克问题和其它问题作为一揽子问题继续进行谈判达成了一致。(注:《叙利亚总统愿恢复叙以和谈,将首先考虑领土问题》,新华网大马士革2003年5月12日电。)

除了叙利亚在关键时刻“认清形势”态度发生变化外,伊朗也一改过去对美强硬的政策,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与美国会谈。美国和伊朗近来在日内瓦举行的面对面会谈,主要讨论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会谈由联合国撮合,但只有美国和伊朗人员在场。5月10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从华盛顿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在飞机上对记者作了如下表示:“我们有渠道同伊朗沟通,并且告诉他们,随着新战略局势的改变,他们必须改变政策,特别是他们的核武研究计划。”(注:《美同伊朗讨论伊拉克阿富汗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5月10日。)

三、弱国如何摆脱“胆小鬼”游戏的困境

通过对上述国际关系中“胆小鬼”游戏的分析,可以发现,一旦强国确定弱国为其对手,从而和弱国进入“胆小鬼”游戏程序,弱国几乎难以摆脱“胆小鬼”游戏的困境,弱国将要遭遇到的结果即是“非亡即伤”。然而,弱国毕竟是要在国际社会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弱国的命运不能只是“非亡即伤”。那么,弱国如何摆脱“胆小鬼”游戏的困境呢?我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如下若干战略。

第一,弱国扩大国家利益的战略。弱国维护本国利益的最理想战略目标就是扩大弱国的国家利益,使弱国最终成为强国。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要追求这样一种战略目标,较为现实的做法是与强国特别是与最强国保持一致,即弱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和战略的取向,与强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和战略的取向,在根本上保持一致。其前提是弱国对本国国家利益主要方面的确认与强国对本国国家利益主要方面的确认基本上是相吻合的。这样,弱国在国际环境中就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地位:强国对其利益的追求,客观上也意味着增进弱国的利益,至少是不损害弱国的利益。以色列对在中东地区利益的判断,与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判断基本上是相吻合的。因此,以色列在中东维护国家利益的政策和战略的取向,可以与美国维护其在中东的国家利益的政策和战略的取向,在根本上保持一致,从而使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以色列的战略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汉斯·摩根索指出,“一个国家若谋求奉行明智而和平的对外政策,就不能不把它自己的目标与其他国家的目标相比较,看两者是否相容。”(注:[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658页。)

第二,弱国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的维护现状战略。弱国采取一种不与强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或不相容的政策,也是弱国维护本国利益的一种较好选择。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可能总是处于一致的状态。当弱国发现本国的利益与强国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或不相容时,弱国基于实力等因素的考虑,必须迅速改变这种不利状态,以免导致被迫与强国进入“胆小鬼”游戏程序,最终遭受巨大损失。这时,弱国应明确判定在本国国家利益中与强国发生冲突或不相容的是哪些领域。然后,弱国应明确判定这些与强国发生冲突或不相容的利益层面是否是强国国家利益中的根本利益或重大利益,如果不是,弱国就应设法劝说强国放弃对与弱国发生冲突或不相容的利益层面的追求,从而达到不与强国发生冲突的状态,确保弱国的利益不受损害。

第三,弱国确保国家利益少受损的妥协战略。弱国的利益与强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或不相容,往往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弱国和强国的利益冲突或不相容都发生在次要利益层面,在要求或劝说强国放弃其对次要利益的追求无效后,弱国主动放弃其对次要利益的追求,从而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与强国发生冲突而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害。另一种情形是,弱国和强国的利益冲突或不相容发生在弱国国家利益中的根本利益或重大利益领域,同时,发生冲突或不相容的利益层面并不是强国国家利益中的根本利益或重大利益,但弱国设法劝说强国放弃对该领域利益追求的努力又告失败,这时,弱国为了确保本国国家利益领域中的根本利益或重大利益不受损害,忍痛以弱国的非根本利益或非重大利益作为代价与强国进行交换,换取强国放弃对原先损害弱国根本利益或重大利益的目标的追求。必须承认,在国际关系的严酷现实中,弱国的这一选择既是无奈的,也是现实的。

第四,“韬光养晦”战略——推迟进入“胆小鬼”游戏程序的拖延战略。当弱国的根本利益或重大利益与强国的根本利益或重大利益不相容,但尚未发生现实冲突;弱国面临强国的制约,但还未进入“胆小鬼”游戏程序。这时,弱国应采取这样一种战略:低调应对强国,尽可能地拖延进入“胆小鬼”游戏程序的时间,赢得尽可能长的发展时间,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最终使自己在与强国的角力中改变原来不利地位。迈克尔·斯温和阿什利·特利斯则把这一战略称为“‘深思熟虑’的安全战略”。他们认为“深思熟虑战略”的主要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国内经济发展和稳定居首要地位;2.强调发展友好的国际关系;3.强调一方面相对克制地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努力建设一支更现代化的军队;4.强调在国际上继续不断地寻求非对称利益。尽管他们也认为“‘深思熟虑战略’的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务实的方针”,(注:[美]迈克尔·斯温和阿什利·特利斯:《中国大战略》,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但显然,“韬光养晦”战略的实施是有风险的:一是强国是否会给弱国足够的时间发展和提升其实力;二是弱国是否能在特定的时间实现发展和提升其实力的战略目标,从而阻止与强国的“胆小鬼”游戏程序启动。

第五,最低限度维持生存战略。一旦强国发现允许弱国继续实施“韬光养晦”战略将导致其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强国将会凭借其强大的国力改变弱国实施“韬光养晦”战略的条件,从而迫使弱国不得不终止实施“韬光养晦”战略,弱国面临与强国的“胆小鬼”游戏程序启动的危险。或者,弱国实施的“韬光养晦”战略经过一个较长时间后最终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弱者的地位依然故我。在强国的逼迫下,弱国面临与强国的“胆小鬼”游戏程序启动的后果。这时,对弱国而言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进入“胆小鬼”游戏程序,最后弱国招致失败,国家的生存遭受重大威胁,其结果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最终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变成一种统治——服从型关系。另一种选择是在进入“胆小鬼”游戏程序前,弱国作出重大妥协,放弃弱国的重大利益,甚至部分根本利益,但国家的领土完整依然得到确保。弱国作为一个国家依然存在,主权的大多数方面依然由弱国拥有,强国与弱国的关系是一种主导——依附型关系。

四、中国的战略选择

显然,对于弱国而言,最理想的战略自然是第一种战略,即“弱国扩大国家利益的战略”。但现实条件下,能成功推行这种战略的国家往往在少数,而且往往是与强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或者说是与强国的共性远远大于个性的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学界,超强国美国的学者提出的“民主和平论”即是其中的一种情况。(注:[美]米切尔·多伊利:《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载[美国]《哲学和公共事务》,1983年夏季号;《自由主义和世界政治》一文,载《美国政治学评论》,1986年12月,第1151—1167页。)但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表明,即使是制度相同的国家双方也有着利益的冲突,更何况很多国家在制度上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对于弱国而言,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现实可行的战略又是什么呢?第二种战略即弱国确保自己国家利益不受损的“维护现状战略”也是弱国可以考虑的战略。但前提是弱国不能与强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或不相容。这样的弱国在国际社会中也属少数。国际关系中更多的情况是弱国与强国的利益时有冲突或不相容。只不过是利益冲突或不相容的程度有差别:有的冲突或不相容发生在根本利益领域,有的冲突或不相容发生在重大利益领域,而有的冲突或不相容发生在次要利益领域。因此,对于很多弱国而言,一旦其国家利益与强国发生冲突,选择前述的两种战略恐怕更多的是一种奢望,更为现实的战略可能只好在“妥协战略”、“韬光养晦战略”和“最低限度维持生存战略”中选择。

中国当然不能与弱国划等号。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不是弱国,而是强国,或者说是大国。与伊拉克比,与南斯拉夫比,与叙利亚或伊朗比,不容置疑,中国更是强国。与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比,中国都处在强者的位置。但中国不是与国际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比都处在强者的位置上,也不是在国力的任何一个方面比都处在强者的位置上。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与中国角力的是一个更强的国家,与那个国家进入“胆小鬼”游戏,中国是否也会像其他弱国一样,遭遇到“非亡即伤”的结果呢?尽管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应该说可能性不是一定不存在,而且,成熟的战略往往都是从最坏处着眼,那中国该怎么办?

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重大问题上,过去曾有这样一种比较单纯和脱离实际的看法,即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维护国家利益就是不能使国家利益受到任何损害,更为片面的理解是把维护国家利益单纯地看成是扩大国家利益。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一国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时,实力因素尽管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一国实力与对手相比差距十分悬殊时,如果弱的一方被迫与强的一方发生冲突,弱的一方损失大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强的一方,那么对前者而言,不使国家利益受到很大损害或尽量减少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就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目标了。这样,弱的一方尽量避免或设法推迟与强的一方发生冲突也成了弱方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战略选择了。这就表明,维护国家利益的可能性政策选择中自然包含了国家利益损失的内容,当然这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选择。这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历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有着强烈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民而言,当上述情况出现时,马上冷静地接受这样一种外交战略选择显然是比较困难的。但国际关系史告知,没有一个国家永远处于强的一方,也永远处于赢的一方。强国会转化成弱国,弱国也会发展成强国。因此,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实践中,中国也有可能要面对尽量减少利益损失或避免更大利益损失的外交战略选择。

在当今,这种可能性不是减少而是有可能增加的国际关系现实面前,真正在内心接受和承认外交妥协也是外交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的观念已是一个重要课题。妥协当然不是一国外交的理想选择,肯定也不是一国外交决策的最佳选择,当然更不会是一国人民的满意选择。但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它将是一国的理性选择。列宁时期著名的《布列斯特和约》,普京对美国退出《ABM条约》的态度和对策,就是妥协在俄罗斯外交中典型的历史版和当代版。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当对抗性斗争极有可能导致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乃至危害到国家生存的基础时,一国选择妥协、付出一定代价的损失以避免更大损失就是对国家利益的成功维护。当然,这也是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的一种迫不得已的理性选择。因妥协失去了国家利益的一小部分,保存了国家利益的大部分;失去了国家利益的次要部分,保存了国家利益的主要部分。这与国家利益的大部甚至全部丧失相比,孰优孰劣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况且,由于妥协而保存了大部分的国力,其导致的利益损失并不意味永远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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