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全球性不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衡论文,全球性论文,森林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7）05—0058—06
Dooley、Folkerts-Landau和Garber（简称DFG）在一系列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文章中，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众多货币尤其是亚洲货币非正式地钉住美元。他们将其类比于60年前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称之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a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下文有时用BW2指代）”。这一视角简洁地勾勒出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对近期亚洲一些国家的汇率政策以及美国的汇率和利率行为给出一种鲜明的解释，因而引起广泛关注。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回顾[1]
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时期各国竞相贬值货币，实行以邻为壑的歧视贸易政策。世界经济由此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充分彰显了稳定的国际货币安排具有极端重要意义，国际社会认识到有必要在国际货币事务中确立正式的“游戏规则”。1944年7月，以英美为首的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一协议是众多国家明显分歧的诉求，主张互相竞争和妥协的产物，主要是代表英国立场的凯恩斯计划与代表美国利益的怀特计划的折中。首先，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姿态有些自相矛盾，既对汇率调整的作用表示怀疑，又不愿回到传统金本位制严格的钉住汇率，希望汇率调整能够与维持内部平衡的政策相兼容。而美国当时拥有充足的外部头寸，希望利用钉住汇率促进国际贸易复苏，似乎更加偏好硬钉住，但作为潜在的主要贷款人，它也不愿意满足欧洲不受限制的国际收支融资需求。于是折中之一是采取一种“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理论上汇率平价在一国出现“根本性失衡”时可以改变，但构成“根本性失衡”的条件从来没有明确具体定义过，在这一体系存续期间，有影响的平价调整屈指可数。其次，美国鉴于20世纪30年代国内货币秩序的混乱，强调货币稳定优先。而英格兰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采取相机经济政策的权限，因而更注重货币调节的机动空间。战后世界上有限的黄金储量分布极不平衡，无法实现各国货币直接兑换黄金，除美元外其他货币无法建立黄金平价。于是折中之二是美元按35美元兑1盎司的平价重建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尽管这一义务只针对外国中央银行，而不对私人市场主体开放，但毕竟以黄金充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锚定。其他国家货币钉住美元而不是黄金，并且赋予中央银行更多的自主权。再次，美国要求货币可兑换性，而欧洲各国虽然对重建经常项目交易的可兑换性并无疑义，但强调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经济需要选择时机逐步推进，并坚持对资本项目实行控制。于是折中之三是各国承诺尽早实现经常账户交易的货币可兑换性。实际上欧洲在1959年末才完成经常账户的货币可兑换，日本则更晚。最后，基于该协议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提供国际货币事务磋商机制，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融资支持，并对国际货币调整进行监管。凯恩斯主张为避免货币贬值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最后手段，IMF的资金应当非常充足，至少350亿美元。而怀特提议的基金数额仅为50亿美元。凯恩斯还主张创造一种新的储备资产——bancor，使世界储备的供应脱离黄金或某一特定国别货币的局限。他指出各国的不均衡同时并存，一国的顺差与其他国家的逆差互为条件。逆差国受到国际储备存量的约束，入不敷出在道德上也倾向于负面评价。然而对顺差国却缺乏实质性约束，节俭储蓄在道德上倾向于正面评价，但由此却会带来非对称国际收支调整的巨大经济成本。因此，应当明确地设立制度对顺差国家进行约束和惩罚。于是折中之四是IMF的金额定为88亿美元，将bancor搁置，协议中写入“稀缺货币”条款，却从未调用过。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稳定国际货币秩序和促进国际贸易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内在机制具有两种不可克服的缺陷。其一，美元作为国际流动性和储备基础的来源，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金本位导致的通货紧缩。但世界贸易和收入的不断增长要求国际流动性相应增加，而其他国家美元储备的增加依赖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积累，而且没有任何规则约束确保美国的政策满足世界货币需求。其二，正如Triffin（1960）所指出的，即使美国的外部赤字能够满足全球储备需求，由于黄金平价的存在，美元的价值最终由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决定。相对美国黄金存量不断增加的美元供给会减少美元的含金量，必然动摇持有者对储备资产价值的信心。
克服或摆脱“Triffin两难”一般有三种方式：其一，创设一种由世界中央银行发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取代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其二，通过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减少相对于美国黄金储量的美元供给。其三，美国停止履行对外部债务的责任，可通过取消美元可兑换性、美元贬值或者实行浮动汇率来体现。
1969年，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重压之下摇摇欲坠时，IMF协议条款的第一修正案创建了特别提款权（SDR），希望以此作为替代储备货币，解决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世界流动性增长的“Triffin两难”。但这一举措显然已经太迟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受越战拖累，财政赤字快速积累，放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美元供给过剩。试图通过对盈余国家货币进行重估来挽救这一体系的努力也由于无法就调整成本分担达成一致而最终失败。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许可对私人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官方限制，但随着经常项目货币可兑换性的放开，投机资本流动实际上变得难以有效控制。当美元贬值显然不可避免时，资本大量流入像德国这样币值坚挺的国家。流入规模超出其中和能力时，在价格稳定与固定汇率的冲突面前，这些国家倾向于优先考虑国内目标。1971年5月5日，德意志银行在交易开始一个小时内流入资金已超过10亿美元，不得不暂停大规模美元购买并允许德国马克浮动。其他几个欧洲国家随后也纷纷允许本币浮动。三个月后的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实际上就此终结，国际货币安排的内在矛盾以上述第三种方式得以暂时消除。
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和格局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主要国家货币开始彼此浮动，形式上是相互竞争国际本位货币地位，实质上由于美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美国居民参与的国际交易规模庞大，在此基础上，不涉及美国居民的国际交易中美元也一直是首选的计价结算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美国基本上处于贸易盈余，依靠资本与金融项目的赤字满足国际流动性要求。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高估的美元出现贬值。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一直持续，且规模不断扩大。经常项目赤字要求资本项目盈余加以弥补。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他国家（外围）一直为美国的赤字进行融资。初始时期由于主要融资国实行浮动汇率，缺少大规模积累美元储备的需求，所以这种融资更多地依赖私人主体的投资行为，而并非官方渠道。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贸易赤字来源逐渐集中于亚洲地区的日本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同时为美国赤字融资的负担也加诸之上。这些国家的货币实际上都与美元保持某种程度的“软钉住”，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该地区的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为美国融资的途径转向依赖中央银行大规模积累美元储备，而不是私人部门投资。至此，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演变为以稳定汇率和官方融资为特征，而这两种特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上令人印象深刻，于是三位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便将其贴上“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标签。当然，此时外围国家的构成已经由旧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欧洲和日本，变成以东亚地区为主的经济体。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中心与外围国家的协定义务，而是利益驱动的博弈。这种安排下，美国作为中心国家能够使内外赤字获得融资，并从对新兴市场经济的直接投资中获取利润。然而，BW2体系的基础主要在于这一“次优选择”仍可体现承担成本的外围国家利益。
DFG（2003，2004a，2004b）认为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为美国巨额赤字融资的动机来自其经济发展整体战略。现在的中国与先行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国情各异，面临的国际环境差别较大，但在经济起飞阶段却不约而同地倾向于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这种具有某种共性的发展战略是外围国家针对自身经济基本因素的内生反应。工业化进程要求将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有效地与资本结合，既增加经济利益又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处在这一转型阶段的经济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比较优势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生产上，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也成为快速吸收未充分就业劳动力的可行途径。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就必然导致产品的生产和实现大量依赖国际市场，保持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就必须避免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真实工资优势被汇率水平所抵消。经济增长要求资本快速积累。资本来源有国内储蓄和国际融资两条途径，分别需要完善的国内金融市场和完全的国际金融市场才能实现资本有效形成。外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微观金融基础薄弱，金融制度不健全，造成其金融市场配置效率低下。一种替代途径是利用发达国家充当金融中介。外围国家通过积累国际储备，将储蓄转移至中心国家，然后由其以长期投资尤其是FDI的形式返还外围国家。如此，实际上是完成资产组合的期限、风险和回报的一种互换（DFG,2004c）。国际储备的积累能够稳定货币信用，降低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是国际金融市场不完全条件下的一种抵押形式。BW2体系是外围国家对金融脆弱性“原罪”的一种弥补，不仅是对FDI的一种担保机制，更是对宏观金融风险的一种保险机制。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全球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它的格局框架可作如下概括（参见DFG,2003）：
第一层次：中心国家美国，世界经济体系中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构成广义的外围，包括欧盟、日本、中国、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石油出口国、俄罗斯、拉美国家。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政治经济综合实力。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的以下特征形成独一无二、得天独厚的特权，使其生活水平持续超出生产能力。第一，美国经济以内需为主。出口仅占其GDP的约10％。美国市场巨大的需求不仅是国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是其他国家产品实现的最主要市场。这与外围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第二，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具有极其重要的融资便利：本币借款和本币还款。这不仅规避了汇率风险和债务危机，而且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推行美元周期性[2] 升贬值，利用强势美元环境，积累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营造弱势美元条件，调整赤字。美元升值时，购买力上升，赤字使更多的真实资源转移到美国。货币贬值时，偿付债务的名义货币代表更少的真实资源。第三，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货币。其他国家出于维持金融稳定和应付国际收支的目的，要求以美元计值的资产作为外汇储备，对美元资产具有持续、稳定、不断增长的需求。于是给定其他条件，美元债券利率远低于其他货币计价的债券利率。由于资金来源充足，国内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更微弱。第四，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制度，使其在出口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某种程度上美国是世界范围的金融中介。外围国家的超额储蓄以短期资金的形式进入美国，由于供给稳定，余额长期化。美国转而利用这些资金进行对外长期投资。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间存在稳定、大幅的利差。
第二层次：广义外围国家中各经济体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差异，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几种类型：候补中心国家——欧盟，核心外围国家——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石油美元国家——中东地区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欧盟是货币对美元自由浮动的工业化国家的代表。这类国家已经从旧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外围”中“毕业”，对于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国家而言，可以充当候补的中心国家。它们对外围国家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对中心国家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整体上属于资本项目顺差国。欧元作为第二大主要货币，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美元贬值的成本。当外围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维持本币对美元汇率时，私人主体出于美元贬值预期，可能将美元资产转换成欧元计价的财产。欧盟能够承受的欧元升值程度是其功能在候补中心与外围之间转化的临界点。如果欧洲中央银行不干预欧元升值，美元对欧元贬值，有利于美国贸易赤字的缩减，其他“软钉住”美元的货币也相应地贬值，有利于促进出口，假定维持低估的汇率果真是这些国家的政策目标的话，那么此时相当于通过官方积累储备资产，维持对美元低汇率，同时调动全球资本市场的私人投资，维持对欧元的低汇率。如果欧洲央行开始干预欧元升值，那么它就与外围国家一道积累美元资产，维持美元币值。无论其作为候补中心还是外围的角色，都为BW2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缓冲地带，构成BW2体系的“安全阀”。石油美元国家基本上是经常项目顺差，而资本项目逆差，由于其经济与美元高度相关，故而资产组合多元化的动机相对较弱。
第三层次：核心外围国家中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关键国家日本和中国，以及非关键国家——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其中日本和中国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日本是GDP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国家，具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像中国这么突出的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世界上主要的FDI输出国，接受FDI数量很少。日本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人民币汇率允许浮动范围相当狭窄。产业结构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更相近，竞争关系更明显。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安排受到中国汇率安排的强烈约束。这些经济体与日本更多的是垂直型分工，日本市场是其产品的主要实现场所之一，日本也是其主要的投资国，对它们而言，美元高估或日元升值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意义。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新兴市场经济，虽然单个经济体在美国“双赤字”融资结构中没有中国大陆和日本那么重要，但其加总的外汇储备增加数量也十分庞大。
三、新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比较
新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前后相隔半个多世纪。这期间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二者虽然有某些特征类似，但其所处环境和运行机制却存在许多实质性差异。下文对此进行说明：
第一，有无国际协议基础不同。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基于正式的国家承诺，具有系统的规则，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后来的世界银行）这些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实施规则。参与各国正式承诺共同维持对美元“可调整的”固定汇率。美国政府有义务维持美元的黄金平价，保持其他国家美元储备的价值。由于制度性约束和保障，原布雷顿森林体系参与各方在集体行动上比较容易协调一致。20世纪60年代期间，美国黄金拥有量从200亿美元减少到100亿美元。1965年之后，世界各国官方美元储备量按当时平价折算已经超过美国的黄金拥有量（Eichengreen,2004）。美元—黄金平价之所以得以维持，完全是因为欧洲各国和日本的中央银行步调一致地积累美元储备，而不将其兑换成黄金。此时对任何单个中央银行而言，在美元相对黄金贬值或者“黄金窗口”关闭之前，将其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都是有利可图的，但如果各国竞相抛售美元，美元—黄金平价势必崩溃。当前新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美元储备积累为美国融资数量已超过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高水平，然而这一体系却没有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加以保障。作为中心货币发行国的美国没有承诺或义务去保持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储备价值，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政策缺乏制约，外国中央银行对美国国库券的巨大需求，使美国政府的财政纪律松弛，非但削减赤字的动机下降，甚至有意利用低成本的财政赤字增加国防开支、扩大社会安全支出。外围国家中缺少合作意愿和协调机制，在集体行动问题中，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很多国家观望摇摆，随时准备转变立场、单独行动，将维持成本和或有损失转嫁别国。
第二，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关系不同。原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外国的黄金索取权超过美国黄金拥有量后，仍维持了多年。其中原因与美元储备主要持有国是美国的盟友不无关系（Roubini和Setser,2005），也就是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同欧日政治军事联盟框架以及整个冷战世界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机和激励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容忍其他战略利益优先。也正是具有更宏观的合作框架，所以参与各国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维持上，一些非正式的磋商协调机制更为经常、深入，虽然最终仍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但毕竟存续期间执行效率相对较好。例如1961年的“黄金总库”和1968年的《君子协定》。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关键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虽然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维持美元币值（从而为美国融资）方面具有一致利益，但双方并非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更没有利益共享、成本分担的协议或默契，甚至某种程度上龃龉不断，双方对潜在冲突或者战略竞争关系都保有警觉。
第三，外围国家间的异质性存在差别。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外围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和日本，它们发展程度相近，共同利益明显。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和拉美一些国家）。它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策优先考虑差异较大，共同利益难以定义。另外旧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20世纪60年代欧洲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和跨国治理，已经启动了成效显著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与美日经常性地利用OECD、十国集团、BIS、IMF等平台机制开展交流和协商，并建立了多边监管机制，违背共同行动承诺会被及时察觉。虽无法完全避免逃避协议责任，却增加了非合作行为的成本。相比之下，今天的亚洲一体化程度滞后，地区合作缺乏强有力的正式制度保障，已有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结构松散，甚至主要国家间政治上充满隔阂、缺少善意，难以有效规避“搭便车”行为。
第四，国际货币格局中有无替代币种选择。在旧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英镑作为第二重要的货币，其地位受到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制约。对于关键外围国家的德国而言，法国法郎、瑞士法郎和日元由于经济规模、金融市场发达程度、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等都无法与美元相提并论。无论政府或私人投资者，在其风险——收益组合的无差异曲线上，不存在与美元资产大致相当的另一种货币计价资产。而如今，拥有25个成员国的欧盟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其中12个国家组成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货币基本盯住欧元。欧元成为一种重要的储备货币，成为美元的潜在竞争者。私人投资者为了避免美元贬值造成资本损失，可能将持有的美元资产转换为欧元资产。亚洲中央银行如果调整储备结构，大量以欧元计值的政府债券虽然是次优选择，但仍不失吸引力。
第五，中心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金融头寸不同。当前美国经济在巨额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上运行，外部赤字反映了极低的国民储蓄率。由于缺少长期对外投资的净积累，即使美国在海外的长期投资收益大于外国在美国的长期投资收益，如果没有汇率变动，投资收益也无法改善国际收支。而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存在持续顺差，资本净输出反映了较高的储蓄率。海外资产拥有量不断积累，投资回报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显然，前者对债务的可持续性具有消极含义，而后者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币值的信心。
第六，资本市场的管制程度不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利息平衡税以及外国政府的严格管制使私人投资组合的重新配置受到限制，突然抛售美元的可能性降低。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放松资本管制，私人部门资产组合的调整变得难以控制，以最大化预期收益为目的的大量个人或机构投资者，一旦预期未来资产价格变动，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迅速做出调整。若要维持现行汇率，中央银行必须对私人部门的头寸进行冲销，冲销的数量、成本和难度都大为增加。
第七，低估汇率的经济影响不同。20世纪60年代期间，欧洲国家和日本通过政策管制使金融机构贷款向贸易品部门倾斜，极大地改善了贸易品部门投资不足的状况。贸易品部门增长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对经济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低估汇率、人为抑制消费和强制储蓄，虽然造成市场扭曲，但仍能增进福利。而当前，外围国家在国内金融环境多元化、自由化的背景下，低估汇率不再能够保证将额外投资导入贸易品部门，强制性储蓄在贸易品部门形成资本的机会减少。与此同时，低汇率造成低利率，外汇市场干预在冲销不完全情况下引起国内信贷扩张。低利率和宽松信贷很容易使资金流入非贸易品部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于是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不大，反而更多地是积累金融风险。
四、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全球性不平衡的积累
DFG（2004b）承认其文章并没有解释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根源，只解释了亚洲政府为这一赤字融资的相对意愿。DFG（2004b,2004c）进一步指出他们并不认为美国的持续赤字是BW2体系的逻辑结果，国际净不平衡可能是该体系的副产品，也可能不是，但却无疑是该体系的约束之一。全球性不平衡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安排是实体经济中主要矛盾的内生解决方案。但BW2体系形成以来的经验表明，全球性不平衡积累和非对称调整虽然不是BW2机制内在的必然要求，但至少在其条件下容易失去控制。具体表现在：
首先，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增加，经常账户赤字不断积累，国际投资净头寸急速恶化（如图1、2所示）。过去30年间的大多数年份中，美国经常账户都出现赤字。1969年—2003年间平均赤字为GDP的1.5％，1993年—2003年间平均赤字为GDP的2.9％，2004年为GDP的5％。作为结果，美国国际投资净头寸（NIIP）从1985年开始变为负值，到2002年底达到GDP的25％以上①。与之相比，财政赤字则是更晚近的现象。美国的财政赤字并不构成外部赤字的必要条件，但却相互联系。
其次，发展中亚洲的外汇储备资产快速积累，出现了穷国向富国的净转移。这些国家生活水准低于生产水平，非贸易品部门发展受到抑制，国内金融部门效率改善缓慢，汇率升值压力巨大。
再次，欧洲和其他浮动汇率国家不得不承担货币相对美元升值的调整成本，出口受到抑制，结构改革滞缓，经济增长乏力。
图1 美国政府净储蓄和经常账户余额（％GDP）：1970—2004年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图2 美国国际投资年末净头寸：1983—2004年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五、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景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以来一直伴随着全球性不平衡的迅速积累，如Herb Stein所言：“凡无法永远维持者终将停止②，人们有理由相信如此规模和速度的不平衡积累难以为继。在没有正式的法律保障和行动承诺下，当中央银行的干预能力和意愿耗尽（或预期将耗尽）时，私人投资者的资产组合调整也将发生逆转，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会崩溃。DFG（2004b,2004c）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但确实显示出以下含义：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一种永久的硬性机制安排，它形成后通过平滑的调整而趋向终结，在通往新稳态的调整过程中市场扭曲程度逐渐减轻直至消失，大规模持续的国际净转移并不必要。DFG（2004c）相信这一体系能够继续维持8年～10年。但Roubini和Setser（2005）却认为在2005年—2006年间这一体系就面临“硬着陆”的危险。其他一些作者也对DFG乐观的论断提出质疑（Eichengreen,2004;Goldstein和Lardy,2005），他们的依据概括为：首先，美国巨额的外部赤字在现行汇率和利率条件下，短期内不断攀升的势头难以遏止。其次，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维持依赖外围国家持续地大幅增加美元储备，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各国的外汇市场干预难度增加，冲销货币增量成本提高，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潜在资本损失累积。再次，外围国家干预外汇市场的动机存在实质差异，难以协调一致共同行动。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是21世纪初期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事件，它的前途非但攸关世界经济的短期表现，更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影响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改革模式。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引致的全球性不平衡积累速度将不得不放缓，有关国家的政策都已经并将继续做出明显调整，但其所指代的基本格局和机制将持续较长时期。这一论断基于以下经济事实：
第一，世界经济产业结构不可能迅速改变。BW2体系没有正式的制度安排，完全建立在（私人投资主体和中央银行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交易的基础之上。一般来说，国际资本交易表现出较强的“易变性”，资金流向随时可能发生“逆转”，于是BW2的制度性基础似乎过于脆弱以至不能维持。但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的深层原因不在国际资本市场，而在于实体经济的世界格局和产业分布，在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有限的替代解决方案。中心国家以服务业为主、外围国家以制造业为主的世界分工格局在服务与商品不对称开放的贸易体制下，在服务生产的非贸易品倾向下，必然引起前者对后者的贸易赤字，而这一赤字与为其融资的资本账户净流动是“孪生”的。这些因素短期之内不可能迅速改变，必须经过各国政策的长期逐步调整以及国际经济的整合与协调。“基本因素”的相对稳定性使得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市场力量较好地兼容。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化，外围国家维持一定规模的美元储备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利用国际资源的必然要求。欧洲的内部整合与日本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使得欧元和日元短期内很难替代美元，造成官方持有美元储备的惯性。外围国家国内效率低下的金融体系难以很快改观，20世纪90年代的纳斯达克市场与现在的美国国库券市场似乎显示出外围国家利用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具有某种必然性。
第三，低储蓄率是美国经济的“顽症”。过去50年间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低国民储蓄率，由此导致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和财政可维持性问题，它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有深远的影响。“棘轮效应”的存在使私人部门储蓄率即使在税收刺激下短期内也难以大幅增加。而种种政治和经济因素也许会促使财政赤字趋于稳定，但短期内不会出现逆转，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增加政府储蓄只能是中长期调整计划的组成部分。
第四，各国已经并将继续采取调整政策。美联储连续提高利率，美国实施优惠税案鼓励海外投资企业利润回流。中国在人民币小幅升值后开始渐进的重归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加速推进金融体制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积极扩大内需（包括进口）。这些政策旨在将全球性经常项目失衡控制在可持续的范围内，避免国际货币金融关系过度调整原本是政策目标的应有之义。
第五，短期内不存在合理成本的退出方案。巨额双赤字的调整，要求美国削减国内需求，增加国民储蓄，同时支出转换也不可避免。事实上，美元对主要货币的贸易加权平均汇率从2002年到2005年已经贬值超过20％③，但单纯依靠汇率调整来纠正国际失衡，其情形是很难想象的。据Blanchard、Giavazzi和Sa（2005）的估计，美元需要从2003年的汇率水平贬值90％到40％，才能消除当前约占GDP6％的经常项目赤字。其他保守估计的贬值幅度也在30％以上。无论是货币已经显著升值的“欧洲”工业化经济还是尚未显著升值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都不愿或无法承担甚至分担这一巨大成本。尤其是亚洲国家，囤积的美元储备、脆弱的金融体系和严峻的就业压力，都迫使其尽量避免本币立即浮动或大幅重估引起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未来的调整不得不依靠支出缩减和支出转换共同作用，支出转换中汇率渠道和其他途径彼此促进，甚至后者相对更为重要。
六、结语
虽然DFG关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某些结论显得有些牵强或者片面，但这一生动的修辞，使得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旧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安排试图利用主要国家货币间自由浮动和市场竞争来解决国别货币与国际货币的矛盾（Triffin两难）。然而这一动态机制经过30年的演化发展，在欧洲货币合作与欧元流通的背景下，美元作为国际交易计价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非但没有实质性降低，甚至一定范围内趋于增强，才出现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使可预见的将来，美元对亚洲货币大幅贬值，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得以纠正，BW2体系解体。一段时期后，BW3体系会否卷土重来？而这种“轮回”对不同国家又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一经验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和金融改革具有深刻含义。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有待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2007—03—18
注释：
① 数据引自Truman,Edward.“Budget and External Deficits:Not Twins but the Same Family.”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The Macroeconomics of Fiscal Polic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June 14—16,2004。
② “If something cannot go on forever,it will stop”，转引自Stanley Fischer的发言稿“Remembering Herb Stein:His Contributions as an Economist”，见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01/010601.htm。值得一提的是，Herb Stein认为经济学家往往善于指明哪些东西不能永远维持，却不善于预言其何时停止。
③ 根据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d/发布的贸易加权年度平均汇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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