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的新稳定：原因与结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中论文,原因论文,稳定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末，人们普遍地认识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自1989年以来最良好的时期。考虑到过去13年中反复出现的紧张状态，尤其是布什政府在两年前的上台初期就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2001年4月发生了EP-3侦察机事件之后，现在出现的这种状况更加引人关注。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一位分析家或观察家能预见到如今的这种状况。那么现在这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新型关系到底有多稳固？到底能持续多久呢？维持现在这种良好的关系又将面临哪些重大挑战呢？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能获取什么样的经验来引导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呢？这篇讨论稿就是从以上这些问题出发，希望能够引发中美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最终达成一些共识。
经验教训
首先，我想提出我的结论：
1.当有一个国际基础存在时，中美关系总会处于良好状态。这里所说的国际基础是指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具有本质相同的议程，并且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能够互相协调、巩固。
2.当中美两国政府在认识上意识到，并且在实际行动中也做到互不侵犯双方的核心利益时，两国之间的关系就能处于良好状态。这一点，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中国政府不从语言上或者行动上挑战美国在亚洲地区性及全球性事务的基本立场，并且不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对于中国来说，就是美国不质疑或企图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必须在语言和行动上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3.美国政府必须表现出对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尊重，这一点十分重要。
4.两国政府间制度化、经常性的接触非常关键，这些接触包括总统级、副总统级、部长级以及副部长级。
5.两国政府间独立的磋商也非常重要，既包括在采取行动之前（尤其是美国）进行的，也包括在各自政府与关键的第三方进行的高层会议之后进行的。
6.积极的战略协调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中美两国都积极地调整两国关系，并且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特定的战略时，中美关系就能达到最佳状态。
7。对台湾问题的不恰当处理很可能会给两国关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双方都必须在完全地认清对方底线的前提下，小心行事。双方都必须对对方的国家利益和来自国内的压力保持相当的敏感度。
起因
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平衡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因素：(1)中国对自身战略的重新评估；(2)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3)两国国内以及两国之间的议事日程的变更。
中国对自身战略的重新评估
对于研究中国的外国专家来说，要通过占卜推测来解读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总是非常困难的。而观察中国政府的重要决策所产生的效果，总是比探询决策的原因和影响容易得多。
在过去两年中，中国的对美政策恰好证明了以上论断。尽管我们并不非常了解其中的具体细节，但是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从2001年的春天开始，中国已经大大改变了其对美的总体方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尽管发生了EP-3侦察机事件，但是中国的对美政策从语言上看，已经不再是充满了批评和对抗的论调，相反，在许多政策涉及的领域都与美国展开了切实的合作。
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国内涉及国际关系的媒体和专业出版社在谈论美国外交政策时明显受到了抑制。“霸权主义”这个词也很少被使用。中国的出版物已经基本不再能够批判美国的一些行为，而在通常情况下，美国的这些行为是会招来猛烈抨击的，比如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攻击、加强与中国邻邦的防卫关系、在中国的周边地区部署军队、增加对台湾的军售，等等。在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为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的时期，而中国在言辞上相对的平静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不仅仅在言辞上十分克制，而且中国政府还表现出一种与新的布什政府和睦相处的愿望。这种愿望不仅仅表现在口头上，还表现在行动中。从语言上看，在“9·11”事件发生以后，江泽民主席和其他政府官员迅速并且一致地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达了哀悼。除此之外，中国外长唐家璇至少在两个场合向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表示“中国无意将美国挤出亚洲”。这样的论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此前，在美国的政界、尤其是共和党的战略家们中，总存在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将美国逐出东亚，以此来拓展其地区性霸权。国务卿鲍威尔和美国政府将唐家璇外长的论述理解为中国并不反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联盟，尽管唐家璇外长在原话中并没有具体阐述。此外，在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协议”的意图已经十分明确并且俄罗斯政府也已经默认了美国这一行为之后，中国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就这样一件具有十分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提出实质性的反对，而是表现得非常低调。
最后一点，中国政府明显寻求从新一届的布什政府上台开始就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在新政府于2001年1月入主白宫的时候，北京的外交政策专家和美国问题专家对那些即将就任的高级官员的言论十分警惕，这其中包括总统选举时将中国看成是美国的“战略对手”以及美国和台湾关系的变化。但是，除了以上这些关注之外，中国选择了派两个高级使团访美，以此来试探新的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及其他方面的政策。
第一个由三位前任大使组成的访美使团采取了倾向于对立的立场，从而使得中国作为“战略对手”的认识在美国新政府中得以加深。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资深外交家钱其琛随后的访问要成功得多，因为钱其琛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的立场。同时，美国官员向钱其琛重申了美国政府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随后，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思想开始在两国政府中形成，切实的合作也逐渐成为可能。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1年4月“EP-3侦察机事件”的发生，但是随着危机的解决，两国政府重新又回到了起初达成的和解状态。
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对美国采取这样一种宽容的态度呢？毫无疑问，一些原因的存在导致了中国对美国采取这种更加宽容的政策。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国家内部事务，即：保持经济增长；确保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要进行的领导层交接的顺利完成；执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具体条款。第二，中国政府可能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停地与美国争执和对抗不仅对中国没有好处，反而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三，中国政府可能认为，从总体上讲，中国的对台政策执行情况不错，而且那时中国正处于占优势的时期。第四，在“9·11”事件以后，使中国感到安慰的是，美国的注意力已经完全集中在了世界的其他地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已经从美国的媒体、政界和外交政策的圈子里消失了。第五，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感觉到中美两国在许多国际和地区性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政府对美国政策趋向温和的原因。如果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中国的朋友们能够就以上这些估计和考虑因素提出一些看法，那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美国所谓的新中国政策
和中国一样，新一届的布什政府也在调整着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布什政府在入主白宫之初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对中国都是非常挑剔的，并且承诺将从进程和实质上改变与北京和台北的关系。但是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了，事实表明布什当初表现出来的那些姿态更多的只是竞选中的花言巧语。目前，政府执行的对华政策框架与以往任何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尽管在目前的布什政府中还存在着一些政府官员并不赞同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在整个政府中似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不能忽视、对抗和遏制。国务卿鲍威尔、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和布什总统本人是促成这种共识的关键人物。根据他们的判断，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大国(Maior Power)，就像俄罗斯一样，美国在中国有重要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所有这些都要求尽可能多的关注和合作。事实上，所有这些语调变化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所有的对华政策本身都离不开这种战略思想，也正是这一思想指导了过去六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那就是：只要中国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不退回到民族主义的牢笼，那么中国的存在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是有利的，对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思想的存在也导致了布什政府内部存在着另外一种强烈的想法，那就是：对待中国的这种方式也必须用来处理其他地区性事务，美国应该把这些地区性事务放在更加优先考虑的位置。共和党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很重要的一条批评就是：克林顿政府过度地强调了对中国的关系，以至于忽略了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那些真正的盟友和伙伴。对于现在的布什政府来说，这样的观点并不陌生，里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已经做了很好的预告。事实上，这些想法早已经被如今在布什政府中身居高位的一些官员概念化了，这其中包括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
如今，作为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维茨和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在制定政府的大亚洲政策过程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作为大亚洲政策的一部分而存在，而并非反其道而行之。而这种基本的概念化并不等同于遏制中国的政策，尽管它确实使得美国加强了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和军事联系，而这种效果的产生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遏制。
尽管现在并没有现成的政府文件能够表达这种思想，但是这种关于中国和亚洲政策的“阿米蒂奇与沃尔福维茨理念”至少包含以下核心内容：
1.强调日本的作用。美国与亚太地区的整个关系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石的。根据阿米蒂奇的观点，这种同盟需要切实的加强和重新定义，从而使得美日同盟向美英同盟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日本并没有寻求这样的同盟关系的意向）。
2.强调和加强美国与其他4个国家（韩国、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地区性同盟关系以及安全伙伴关系（特别是与新加坡）。
3.努力建立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的安全联系以及与越南的潜在安全联系。
4.全面增进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贸易以及军事方面关系。
5.建立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联系（这一方针在“9·11”事件发生前已得到了落实）。
6.重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避免使巴基斯坦成为鼓励和宣扬恐怖主义的温床。
7.加强与台湾的政治和军事联系。
8.在亚洲地区保持相当实力的军队。
在“阿米蒂奇与沃尔福维茨理念”中，对待中国应该采取尽量友好的方式，但是必须限制在大的整体框架内。这种思想显然得到了副总统切尼(Cheney)、国家安全顾问赖斯(Condoleeza Rice)、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的支持，但是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和其他五角大楼的官员们显然对中国持有更倾向于鹰派的态度。而在布什政府中，正是这样的思想和这些人物角色在亚洲和中国政策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结成了联盟。
变更的议事日程
如果说美国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的战略使两国关系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的话，那么客观环境的存在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肯定地说，“9·11”事件的余波和两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合作都是促成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向美国提供了切实的协助：
1.促成起草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通过两项重要决议。
2.在道义上支持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的联合打击（中国政府对联合国1368号决议的投票是中国史无前例地在对待使用武力的国际问题上投赞成票，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弃权）。
3.通过外交手段，在幕后与巴基斯坦进行斡旋，劝说穆沙拉夫政府支持打击塔利班政权的战争。
4.与美国共享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有关的情报。
5.发起一系列与美国就反恐问题的沟通，并在这个领域建立了实际的合作关系。
6.封闭了与阿富汗的边界，阻止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分子转移至中国新疆自治区内。
7.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银行帐户展开调查，切断与恐怖组织有关的联系。
8.为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营和阿富汗的一些重建工程提供帮助。
尽管中国确实采取了以上这些行动，明确地支持了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所采取的行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所做的并不及中国的邻邦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并没有像阿富汗其他周边国家（伊朗除外）一样允许反恐部队使用其领空并在其境内驻扎军队。中国宣称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长久以来存在的对主权问题的敏感。事实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其他国家却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并在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中国为什么不行？此外，中国也没有向打击阿富汗的多国部队提供军事力量。中国在提供武装力量上的迟疑多少使得中国本来反对恐怖主义的正确立场失色不少。更令人感到费解和疑惑的是中国连对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做贡献的机会都放弃了。尽管中国已经宣布向阿富汗重建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但是中国并没有参与对阿富汗警察部队的培训，也没有派遣工程师、建筑工人以及建筑设备来帮助阿富汗的重建。而中国曾向东帝汶派遣过警察部队，并在维持当地的安全和国家的建立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中国能够并且应该通过实际行动来为阿富汗的重建做些贡献，以此担负起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尽管中国在阿富汗重建的问题上表现得还不够积极，但是中国在其他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已成为国际反恐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中国所做出的努力已经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欣赏和赞扬。
除了反恐战争外，中国和美国在许多国际安全问题涉及的领域中都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政策。
1.中国支持伊拉克完全服从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彻底解除武装，并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主持了安理会2002年11月8日的投票，并赞成向伊拉克发布的最后通牒。
2.中国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为达到最终目标而努力。
3.中国反对以非和平方式传播核技术，反对导弹及其部件的转移以及通过其他方式传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中国最近制定颁布了具体的条款以控制这些产品以及与化学和生物武器生产相关的产品的出口。
4.中国和美国继续针对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展开合作，包括打击有组织犯罪、毒品买卖、贩卖人口和轻型武器以及尊重个人自由等等。两国已经签订并开始实施多项双边协议，内容涉及执法、海洋安全、经济安全以及环境安全。
5.两国最近还同意继续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军事交流，其中包括于2002年12月初开始的高层战略对话、建立互信的措施以及国防教育交流等等。
6.两国政府都表示出了共同保证东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安全的愿望。
7.目前，中国是一个石油进口国，并将越来越多地从波斯湾进口石油，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海军保障这些战略动脉开放、畅通的任务就显得更加艰巨。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国和美国都存在着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正如江泽民主席2002年10月25日在得克萨斯州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虽然中国和美国之间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我们两国拥有的更多的是共同的利益，我们之间的合作前景也将会越来越宽广。”
这样的新平衡能否持续？
尽管中美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中进入了新的稳定状态，但是一个潜在的巨大问题始终存在：台湾问题。
到目前为止，布什政府做到了一件许多前政府都无法做到的事，即同时与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保持着坚实和稳定的关系。能达到目前这种状态，主要是因为布什政府以两种独立的方式来处理与两方的关系，而不是担心对一方的行为会对另一方造成什么影响。布什政府采取了率先发展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政策，从而为随后加强与台湾的关系铺平了道路。当然，这两种政策之间最终还是存在着联系的。根据我个人的判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布什政府继续发展与台湾的军事联系，向台湾出售更加尖端的武器，继续允许台湾的高层官员访问美国，布什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将会面临走向恶化和对立的危险。日前，台北在极力促成“总统”陈水扁访问华盛顿，一些国会议员也希望能够邀请他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类似这样的访问将被中国视为公开的挑衅，并且将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同样，美国如果继续推进美国军方和台湾军方的一体化，也将导致中美关系的恶化，这些危险的行为包括：联合通讯系统、联合命令与控制系统、联合情报系统、联合军队部署、联合的后勤储备、联合训练、联合演习，等等。所有这些行为，或其中任意一种，在中国政府眼中都会被看成是已经于1979年终止的美台军事联盟的事实上的重新形成，而终止美台军事联盟当时是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政府虽然不喜欢，但是却不得不忍受；但是通过以上那些方式使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力量一体化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中国政府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力量的集结也同样是危险的、不稳定的。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种作用－反作用的军事竞赛已经展开，为了对抗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中国政府也向俄罗斯购买了一些特定的武器，同时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专门适用于岛屿的武器来对抗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这种逐渐升级的态势不仅花费巨大而且十分危险。中国也许会主动以单方面停止在南京军区范围内部署短程弹道导弹（目前大约400枚）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筹码，换取美国承诺不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停止美国与台湾军事力量的互动合作以及恢复1982年联合公报中规定的对台军售数量。这样主动的行为可能会在中国台湾和世界上产生非常积极的公众影响，并有助于实现“三通”，重新启动海峡两岸的高层对话，并最终达成政治上的和解。
尽管台湾问题确实可能破坏当前中美关系的平衡状态，但是对目前的稳定，我们还是应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当然，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的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比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协调解决的。中国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的恶化，或者是退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状态。事实上，两国确实都更关注于其他方面的事务。美国与中国间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把两国联系在一起，也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促使两国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竭力稳定两国关系。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12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和直接投资，彼此在经济上都对对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现在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着积极的联系。
只有中美之间不出现紧张和对抗的局面，两国才能完全发展潜在的良好关系。美国与中国并非天生就是对手。如果双方都能机警地处理两国关系，尊重而不去挑衅对方的敏感之处，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中所形成的这种稳定的关系还是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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