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竞争论文,制度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7)05-0038-(16)
一、导论
20多年来，主流经济学、自由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1]以及相关政治科学[2](pp41-67)，一直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制度竞争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领域。在一个包含多元管辖权的制度体系中，由于涉及多个政府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各国政府通过提供不同的正式制度环境来竞相吸引灵活机动的私人行为体。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样的制度竞争有利于从两个主要功能上提高制度的质量，即“发现过程”和“限制政府”的机制[3]。首先，这种管辖主体间竞争被认为是“一种通过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来限制自成一统的政府的方式”[4](p10)，这也使得人们又多了一种“以出走方式”控制政府行为的选择。其次，制度竞争可以启动一种以哈耶克方法自发学习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政府政策和制度水平的提高[5]。
从制度竞争理论看，政府架构与私人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制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的市场”[6](pp199-230)。政府向私人行为体提供某些物品（制度），并通常以税收的形式向它们收取费用。在封闭经济体系中，政府是市场实体的垄断力量。与此不同，在一个存在多元管辖权的开放经济体系中，制度市场处于竞争状态。这种竞争将创造出某种允许个人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进而推动某种反映个人偏好的正式制度的创立。如果政府提供的制度安排与私人行为体的预期不相吻合（不管是由于寻租或信息不对称），他们就会脱离管辖（“存在”），从而恶化税收基础、经济健康和执政者的政治权力，这一过程将推动更适合的正式制度的建立。
在当前的讨论中，管理制度（诸如环境标准或社会准则等）处于核心。不过，制度竞争也常常用于市场制度规则，如所有权、合约执行权等[7](pp131-150)。因此，规范性结论同样适用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研究，在这些经济体中，制度竞争有助于发展市场良好运作所需的制度框架。制度竞争是所谓的“市场联邦主义”的重要因素[8](pp287-311)，其对正处于转型阶段的联邦制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如俄罗斯、中国、巴西等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世界银行发展报告》[9]提出，管辖主体间的竞争可以作为提高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的重要办法。对于俄罗斯和其他不满于90年代制度转型结果的独联体国家来说，这一结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国家的转型导致了“非效率均衡”、“制度陷阱”以及市场功能的低下。
本论文将详细论述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问题。第一部分主要考察独联体内部制度竞争的潜在环境的实证，讨论俄罗斯的直接对外投资在该地区的作用。在接下来的两部分中，将描述两种独联体内部基于制度质量而展开的制度竞争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一种是以理性选择原则为基础，从交易成本和权力非均衡的角度考察对制度的潜在需求。我们得出的结果喜忧参半：在独联体内部，对好制度与坏制度的需求是并存的。另一种则是讨论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及其与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结论是，尽管从长期来看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在短期内非正式制度将导致非效率制度均衡。接下来的部分是对本论文的一个简单总结，最后一部分讨论潜在的政策含意。
二、独联体内的跨国界投资
制度竞争在后苏联地区的作用起初并不被看好。制度竞争的必要先决条件是资本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而这种条件通常存在于如欧盟这样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而这一条件对于独联体来说则是一个难题，因为其很多成员国都以不同的方式来限制跨国资本交易。此外，（与世界其它一体化集团相比），独联体内部政府间一体化进展缓慢也是制度竞争在区域内难以进行的原因。
然而，如果把后苏联地区发展的其他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地区符合制度竞争的许多前提条件。跨国界投资的交易成本在该地区似乎并不高：这一地区仍旧是由许多成熟的社会一体化因素聚集在一起的，如俄语、共同价值、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共同的商业行为模式等等[10]，这种联系甚至不逊于欧洲其他地区。为了在解体所导致的日益突显的经济休克中得以幸存，各国间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保持了透明性。这种国界的透明度对于后苏联地区国家来说相当重要，当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各国新政府还没有能力对跨国界交易进行有效的控制。
其结果是，在独联体内部存在着大规模的要素跨国界流动。在90年代，劳务移民在许多后苏联国家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后，出现了新的趋势（我在本文中将重点阐述），那就是，跨国界投资在2000年后出现了飞速发展。根据俄罗斯官方统计，2000年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投资为1.3亿美元，2006年达到41.28亿美元。一个需要关注的事实是，2006年俄罗斯在独联体投资的（地区）结构与此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俄罗斯把大量资本投到了乌克兰，乌克兰成为俄罗斯世界投资的主要接收国。到2006年底，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投资存量达38亿美元，占俄罗斯在整个独联体地区投资总额的85%。在俄罗斯的统计体系中，这类投资的增加一般被列入“其他投资”项目，因此，从统计数字并不能够直观显示其合作活动。但是，从俄罗斯的投资来看，仍然有理由相信，乌克兰是独联体中吸引俄罗斯投资的主要国家（还有一些市场调查得出的非直接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在其他接收俄罗斯资本投入的独联体国家中，摩尔多瓦排名第二，为5.5%；亚美尼亚排名第三，为3.3%（俄罗斯在独联体投资的地区分布并不平稳，最近一年内变化很大）。如果考虑外国直接投资，那么摩尔多瓦也是一个主要的（外资投入）国家。俄罗斯在独联体的投资占俄罗斯对外投资总量的26.6%。
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这些乐观的数据也还是低估了俄罗斯在独联体的投资活动。通常，投资的源头很难被准确定义；同时，统计部门还经常错误地记录投资流向。其原因有三个：首先，俄罗斯公司经常使用海外公司或者中间商来管理自己的投资。例如塞浦路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就是传统的俄罗斯在独联体投资的“中间商”。最近几年，甚至有独联体国家充当俄罗斯对外投资的“桥梁”（例如摩尔多瓦就为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电信业）。其次，一直以来，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投资主要方式是“影子体系”，其对工业化国家投资中的作用并不重要。根据克兰、彼得森和奥利克尔的研究，那些来自“疑似”源自俄罗斯的对乌克兰的外国投资已经超过官方统计的俄罗斯对乌克兰投资的2倍。俄罗斯企业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地区没有来自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从而也无法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11](pp404-444)第三，来自俄罗斯和独联体统计部门的统计结果常常存在很大出入：2000年到2004年，哈萨克斯坦本国统计的来自俄罗斯投资数比俄罗斯自己的统计超出3倍多。因此，其它方面有关这些投资活动的估计是十分有帮助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并购与收购数据库的资料和MMBA国际商业联合会的研究指出，2000年以来，发生在独联体的大约50%的并购和收购是由俄罗斯的公司实施的。[12]
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电信、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俄罗斯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有潜在的对外投资需求，因此，这一领域是俄罗斯商业的主要目标。此外，这个领域还受政治因素的很大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三大电信公司在独联体内的活动更多地出于经济动机，现在俄罗斯投资者已经拥有独联体移动通讯服务供应商的支配性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大型商业机构对独联体的投资只是俄罗斯在独联体全部投资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可见到”的那部分）。其他诸如俄罗斯的富豪或者小型公司尽管在国内没有大量投资，但在独联体内却十分重要。这些投资者受到各种因素的驱动，包括民族联系和独联体地区法律框架的特性。在一些产业（例如乌克兰的炼油业），俄罗斯公司拥有几乎垄断的局面。毫无疑问，俄罗斯在独联体的投资比在其他地方的投资发挥着更重要的影响。克兰、彼得森和奥利克尔，利布曼和海费茨的相关研究都详细描绘了来自俄罗斯的FDI在独联体扮演的关键角色。[11](pp404-444)、[13]、14](pp401-430)尤达诺夫指出，那些苏联时期形成的“全联盟企业”显然比苏联国家本身更加稳定，并且表现出进一步整合的趋势。[15]然而，在某些产业（例如移动通讯服务业）中，那种自下而上的地区性行业整合的动力显然是来自现代经济发展。
反之，来自独联体的投资对俄罗斯还不是很重要。2006年底，累计投资额为10.6亿美元，是俄罗斯对独联体投资总额的27%。主要投资国是塔吉克斯坦(36%)和哈萨克斯坦(33%)。塔吉克斯坦的投资主要是股份债券的形式，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其他领域。塔吉克斯坦之所以对俄投资活跃，或者是因为两国间活跃的劳动力移民增加了联系的纽带，或者是因为俄方大企业在塔方的投资活动产生了“反向作用”（例如电力设备和有色金属业）。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的立场则是其国家经济实力的反映。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特别是银行在独联体内实行了非常积极的投资扩展战略。
因此，一方面，后苏联国家之间的边界线仍然维持了足以保证资本流动的透明性；另一方面，由这些后苏联国家建立的正式的一体化框架（独联体或者那些替代效率低下的独联体的次区域组织）却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尽管这些后苏联国家共同发布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宣言，但是他们甚至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区。而且，众多的国际机构缺乏必要权威为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推动力。因此，缺乏政策协调本身导致了（一种）旨在吸引流动生产要素的制度变迁。然而，这种以“本质非对称”为主要特色的制度竞争正在影响独联体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其中，来自俄罗斯企业的FDI的影响占据了主导地位。显然，独联体国家也在为吸引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展开竞争，但是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那么，政府寻求流动投资的战略行为是如何对制度质量产生影响的？后面的两部分将对此问题从两个方面予以探讨。
三、制度竞争的理性选择因素
当今制度竞争理论通常认为，给定个人偏好，私人行动体一般会选择交易成本更低的制度，也就是“有效率”的制度①。无论这方面的需求是否存在，关于后苏联地区内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理论文献对此还语焉不详。事实上，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其根源是新兴的私人企业不存在对有效率制度的需求。大体上，对此有两种理性选择解释。第一个论点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苏联解体后，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财产的高度集中。索宁、波利修克和萨瓦提夫指出，社会不平等导致需要一种对弱势产权的保护。更富有和强势的代理人可以投资于私人保护系统。在缺乏公共保护的情况下，富有的代理人可以从不当的产权保护中通过再分配获益，因为他们拥有比弱势代理人更显著的优势。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改善产权公共保护的反对者。[16](pp715-731)、[17](pp103-127)古里夫和索宁将这一问题放在一个政治经济视角中，指出，产权保护不当是因为由不同实力组成的政府和“寡头”们之间进行讨价还价的结果。[18]
如果正式的产权缺位，整个经济将陷入无尽的重新分配循环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永久权力冲突之中（大多数独联体国家都存在这些利益集团，无论是像俄罗斯、中亚等等更加集权的独联体国家是以“隐形”的方式存在，还是像乌克兰这样的政治竞争的国家是以更加公开的方式存在）。[19]当然，任何经济体中都存在权力竞争。不过，问题在于，权力竞争是以对消费者有利的市场竞争形式出现还是基于利益集团之间永无休止的利益重新分配。尽管皮科内和鲁宾斯坦提供了一种模式，在这里权力竞争会产生帕累托效率[20]，但多个势力集团为了获得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展开竞争，其经济效应却非常糟糕，有关“贪婪效应”的著作说明了这一点[21](pp213-241)、[22](pp22-46)。在后苏联地区，“贪婪效应”客观存在，而且阻碍了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此外，即使不考虑不平等问题，赫尔曼和波尔特维奇解析的那种转型经济中局部改革的情况[23](pp203-234)、[24](pp32-48)也表明，当有关行为体能够从未完成改革中获取特殊利益时，他们反而会支持一种低效制度安排。
第二种讨论集中在学习成本问题上。既了解既有制度的结构和功能，努力适应旧的游戏规则（例如贿赂、放任等等）；同时又考虑新的规则也能够带来的好处，任何个体都会对两者所需要的沉没成本进行比较。一种可能的结果是，新制度带来的收益小于既有的沉没成本。这样，人们宁愿维持现状，或者，至少是不愿投身政治活动去改善现状。这样，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会加强其他效应，包括对一种“坏”制度的需求。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偏好旧的制度与其竞争力的维持有关。在一个市场进入壁垒很高的官僚环境中，在位一方拥有巨大的优势，因为他已经通过了官僚体系设置的障碍。因此，他宁愿制度环境更加恶化（例如，为企业进入市场设置更高的门槛），因为这样可以阻止新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即在对大部分后苏联国家的研究中，一个公认的观点是：目前对“坏”制度的需求的确存在。一个更大的难题是，这些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转型，从而在经历了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形势是否在发生改变，企业是否更加关注产权保护和减少交易成本。根据格里夫和拉京的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机制是否不仅具有自我实施能力（建立起某种平衡），而且具有自我增强能力（出于稳定的目的而扩大参量的范围）。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即使是通过再分配进行的财富积累，也越来越需要产权保护，从而使上述机制不可自我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再分配网络包括众多的群体，变得难以透明，从而再分配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对于学习成本来说，存在同样的道理；制度存在的时间越长，转型的成本越高。[25](pp633-652)利布曼指出，不同的独联体国家，可能存在不同的情况。[26](pp263-288)
在由竞争规则主导的制度市场上，随着制度的竞争替代供方垄断，需方的因素变得更加重要。制度竞争会把市场权力转移给市场制度需方（“权力让渡”）[27]。因此，制度需求是否从“坏的制度”转向“好的制度”，这对于评价制度竞争的效应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实际情况非常困难。制度竞争总是与经济活动国际化相伴，而经济活动国际化有几个显著的效应。一方面，效率高的公司的“出走”将加强效率低的公司的“声音”。随着越来越多的效率高的公司离开本土，仍留在当地的效率低的公司成为政治家和官僚们的主要财源（无论是合法形式还是非法形式），从而它们会对政治决策产生更有力的影响。此时，政府获取租金的途径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出走”减少了政府的租金，那么政府就会改变对制度改革的态度。相反，如果政府的租金收入相对独立于“出走”的本国公司（资源丰裕型经济体，尤其如独联体国家，就是这种情况——见甘地和普热沃尔斯基的分析[28](pp1-26)，那么政府就会忽视公司“出走”的问题，制度竞争的效应也会很小。总之，企业“出走”的成本与制度的不同偏好密切相关（例如，在早期，一些具有流动性的公司是那些把获取“转型租”作为主要收益的中介公司）。然而，一种由开放导致的非效率均衡包括了资产流失、大量资本外逃和低质量的制度。一些个人，选择用“出走”来维护其在低质量制度下聚敛的巨额财富，大声支持“坏”的制度。[29]鉴于俄罗斯公司（或多或少地依靠能源收入）在后苏联国家的主导地位，以及因此产生的制度竞争的非对称性，我们很难期待这种趋势能产生积极效应。
通过第二种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公司把投资作为传递知识、改进实践的工具。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会将母国的规制模式推广到他们在东道国建立的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经营中。例如，不同的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反映的是不同国家的标准；这些标准代表的是某一国的标准（产生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它们在海外的国家得以再生，并且以公司文化、管理系统、激励体制等形式表现出来。[30](pp1-30)独联体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十分重要。从后苏联国家的投资状况来看，比较鼓舞人心的一点是——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反映出其制度运作比其他独联体国家更加出色。由此，制度竞争的非对称性结构更能够确保高质量的制度。例外的情况并不多见。例如，哈萨克斯坦已经正式推行了多个“第二轮”改革项目，而相应的改革在俄罗斯是失败的（能源供给的自由化，资本的特赦，公用事业、银行体系、养老金体系改革等）。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是独联体国家当中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仅次于俄罗斯。亚美尼亚也是个例外，其制度运作格外良好②。[31]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吉尔吉斯在独联体国家中经济制度改革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陷入窘境。在很多情况下，俄罗斯比独联体其他国家更加先进，从而俄罗斯的公司充当了引进更有效制度的工具。有证据表明（主要是基于独联体和俄罗斯经理的讨论），俄罗斯的资产管理比独联体当地公司、甚至是国际公司的资产管理更为有效。[11](pp404-444)利布曼也列举出一些定量的相关例证[32]。然而，问题是俄罗斯的制度相对优势至今并未得到体现：例如，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追赶性改革还未获太大成功，但却能达到更高的制度质量。这种情况下，不对称性就将会在制度竞争和制度质量的联系间产生消极影响。
然而，来自民间的证据也表明，在后苏联国家的制度竞争中的确存在着对坏的制度的需求。首先，由于俄罗斯的企业以前总是在那些所谓的“影子”项目下运作，现在，他们仍然常常将那时的一些做法在海外使用，因此成为“出口”低效率制度的机构，或者将他们在不透明的体制下运作时的一些经验当作竞争优势。观察家们常常指出，俄罗斯企业有能力在一种法制相对不稳定的体制下运作。很明显，这些企业抓住了这一机会，因为“启动”了制度陷阱的自我增强机制。后苏联国家中俄罗斯企业进行的不透明的“影子”投资项目的案例不胜枚举。最臭名昭彰的案例可能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为转售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而在乌克兰投资建立子公司“欧洲天然气管道公司”(Eural TransGas)和（2004年以后的）“俄罗斯乌克兰能源公司”(Ros Ukr Energo)。该公司在瑞士注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出资50%，另一个有名无实的雷夫森(Raiffeisen)投资公司出资其余的50%，雷夫森投资公司的股份属于何人，没有任何明确信息（人们猜测的对象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到不同的乌克兰政治集团，再到俄罗斯政治精英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或者“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官员等等）。乌克兰的天然气大战之后，“俄罗斯乌克兰能源公司”获得了向乌克兰和欧洲部分地区输送天然气的特许权利。乌克兰天然气案是最臭名远扬的，但并不是对“坏制度”需求的唯一案例。实际情况似乎是，俄罗斯的投资者更青睐这些效率低下的项目。比如，对于乌克兰大型冶金企业“克里沃罗茨塔尔钢铁公司”(Kryvorozhstal)2005年的第二次公开投标常常被认为是独联体国家罕见的完全透明的私有化案例之一。俄罗斯的投资者尽管对这个企业非常感兴趣，并在以前的投标中相当积极，但最后并没有参与投标。前面所讨论的在独联体国家中植入俄罗斯企业的惯例，实际上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们的确比在后苏联国家中的企业更具有优势。另一方面，引入的规则也会陷入“制度陷阱”。比如，在争夺吉尔吉斯电信运营商Bi-Tel的资产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者（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移动通讯公司Vympel Com和MTS）甚至动用了身着警服的武装部队查封了公司总部，而这些武装人员拒绝执行内政部长（在后苏联国家，内政部长直接掌管警察）的命令。
最后，大多数后苏联国家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比如，在俄罗斯就存在严重的商业腐败。在目前的制度竞争中，腐败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政府有可能从吸引外资和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腐败也是一种附加税（制度的价格），它通过影响竞争进程，减少了制度的边际收益。例如，在印度各邦之间的竞争中就存在这种现象。但事实上，制度竞争的参与者往往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政府，而是独立的机构和行政管理部门，制度竞争常常以抑制对手、“保护”特权企业的形式出现，这将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利布曼和费尔德在俄罗斯联邦的多个区都发现了这种情况[33]，独联体内也有类似的情况。
四、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一）非正式制度：定义
大多数有关的制度竞争理论都集中于正式制度，即由外部权力机构设计和执行的制度[34](p666)，在这里的外部权力机构指的是政府。很显然，在管辖权竞争中，这种制度可以用来提高管辖权竞争力。在对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制度竞争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对于制度竞争过于乐观的观点也许会受到一种假设的挑战：私人在制度市场上的偏好（其对于规范的理解）是由非正式制度框架来决定的。
在制度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对正式制度的定义是有一定争议的，并且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差别往往是很模糊的。[35]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可能包括某些行为规范，例如惯例。作为二者可选其一的规则，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是在现代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当中最常被讨论的问题之一，例如，后苏联国家转型的失败常常归因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不协调和互动的欠缺。[36]、[37]、[38]从制度竞争的角度来看，主要把焦点集中在非正式制度的另一方面是比较明智的；它们作为被认可的规则，影响着个人对正式制度的态度。
在这篇论文中，我在狭义的层面上使用正式制度这一概念，即它是由政府专门制定和执行的制度组合。从这个角度来看，非正式制度则是不受到政府管制的社会本身演进过程的产物。其起源具有情绪、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性质[39]；非正式制度往往没有正式文本加以说明，但通过个体行为体的自我管理和组织监控来提供保障。[40](pp117-148)在本文中，非正式制度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们包含了某些涉及政府调控对象的确然的观念，这些观念决定哪些具体的规范可以融入法律和其他正式制度框架。这些评价标准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1)对政府或者纵向制度化管理的一般态度，也即个人愿意相信，由公共权力机构主导的正式制度变迁将对其日常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2)对社会可以接受的经济机制和经济行为结果的“浅”层次的感知，例如，对公平、自由、财富关系、逐利以及企业家精神的理解；
(3)对社会所广泛接受的经济行为的“深”层次理解。与那种个体自觉接受的“浅”层面的认知不同，这种“深”层次的理解包括了这样一些规范，即当个体可以突破正式制度规则或者浅层次非正式规则的约束时，社会能够接受的异常行为的限度。这里的“深”和“浅”的差别取决于主体意识的专注集中程度，即茨托姆卡所说的“防御性行为模式”。[41](pp85-96)比如，在通常意义上提到的浅层次的“企业家敌意”，可以与深层次的实际上无所不在的企业家精神相结合。这种不同层面上的行为规范的矛盾，是导致局外人（有时甚至行为者自己）难以预知实际生活中的个人行为的重要原因。
从法国学者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的惯例经济学[42]角度看，作为一种“潜规则”，这些非正式制度决定了用哪种“价值排序”来评价政府政策（并为行动和制度提供不同的“评判标准”）。标准的制度竞争理论认为，只有这些作为“评判标准”的“价值排序”才是“市场规范”，就像那些适用于共同市场的规范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要引入“制度市场”这一隐喻的原因）。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市场上，价值排序被用于评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用于评估其它的惯例（像公民、产业或环境规范等）。但是，惯例经济学关注的是价值排序之间的互补性，而本文想要探讨的是非正式制度的潜在竞争性一面。
本文界定并探讨的非正式制度与人的认知规律，或人类推理、学习和决策的内在规律密切相关（这些规律可能部分地对制度竞争产生影响）。[43](pp215-235)这两类规律都决定了个人对某些正式规则和用于评判正式规则的标准的偏好。但是，认知规律是存在于个人头脑中，并作为个人经历与学习的结果而发展的。本文讨论的非正式制度则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并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尽管如此，认知规律的演化和那些作为对其他规范制度认知的非正式制度的演化还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本文所分析的非正式制度，登佐和诺斯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用“心理分享模型”做了更好的描述，后者强调了认知的交互性特征。[44](pp3-13)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非正式制度的最主要特征是，它们不因政府命令而改变，并且只有在长期才发生变化。从短期看，对正式制度的认知是给定不变的。从长期看，认知给定这样的约束条件并不存在，非正式制度会发生改变。这种差别类似于从短期的角度（此时个人偏好给定）和从长期、演进的角度看待产品市场（这时个人偏好发生了变化）。但是，短期制度竞争的结果与多重管辖环境的存在影响着非正式制度的演变方向，从而在初始的非正式制度框架与正式制度竞争的长期结果之间创建了一种间接的因果联系。
当然，弄清楚在规范认知的演化中“长期”与“短期”究竟意味着什么，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好几个世纪，人们对某些制度框架的态度才会发生改变。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随着思想观点的快速交融，非正式制度的演进速度可能会加快，但这一假设需要经验验证，而经验验证（特别是在深层制度下）是有争议的。
需要明确的是，非正式制度在整个社会内部和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事实上，后苏联国家转型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整个社会“碎片化”为具有不同的非正式制度规则的群体。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二）制度竞争条件下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如果把非正式制度包括进来，短期制度竞争的结果可能会与从交易成本考虑而期望的“有效”结果有所不同。短期制度竞争的局限性，源自上文所阐述的非正式制度框架的三个要素。
缺乏纵向社会信任会导致人们反对政府对制度的任何形式的革新，纵向不信任（与信任一样）也会是制度性的，也就是说，它完全独立于具体的在任者。如果个体总是对它们的政府持怀疑态度，那么制度环境的任何改变都将被认为会带来比现有均衡更差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会支持现有的制度，而不是更好的制度。在制度竞争环境中，“出走”可能是对任何制度变化的反应，而不是出于交易成本考虑而对制度环境恶化做出的反应。政府试图通过改变制度环境来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的能力将被削弱，此时阻止企业“出走”的办法是保持现有的制度均衡，即使它不是最优的（并且公众也认为其并不是最优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在纵向信任度很低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会通过非正式渠道（避免引起政府注意）自觉地组织起来，并进而产生一种我们常常不愿看到的、对非效率的影子经济制度的支持。政府试图通过放松管制来弱化地下经济扩张的努力无助于改变现状，因为人们不相信改革。通过强制性措施压制非正式领域的发展将使得正式制度更加不符合私人行为体的要求，只会导致地下经济的扩张（亦即，制度竞争的正式结果将助长不合法的经济行为）。
社会认可的经济行为的“浅层次”认知，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决定了个体在市场中对某些制度的偏好。在现实世界中，制度的经济效率并不是个体决策的唯一目标（亦即，市场惯例并不是唯一的价值排序）。其它的目标，像社会正义、惯例的可延续性或产业效率，对个体来说也许更为重要。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然而，还有一种可能，非正式制度会导致一种抵制企业家精神的状况出现，或者支持一种破坏性的、或无生产效率的企业活动。[45](pp893-921)它们也会预先决定是否接受政府对经济的更高程度的干预，或者是否同意以牺牲私人创新积极性为代价而进行财富的武断的再分配（这种现象常常出现在像阿根廷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或者转型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不是从其自身（交易成本）效率的角度，而是从对其他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的角度，来评估不同的政府提供的不同制度。如果个体偏好低效率的制度，这些制度就会继续存在。例如，带有再分配目的的过度政府干预，往往与企业家精神相抵触，但这种干预却会得到来自流动性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甚至资本）流入的支持。而对企业家精神的支持会受到“出走”的“惩罚”。政府通过制度套利获取的知识只适用于个体对现有制度的偏好。
社会认可的经济行为的“深层认知”的效应与上面描述的情况相类似。然而，与“表层”制度不同，“深层”制度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个体偏好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并且难以被政府直接识别。“深层”制度会促使上文提到过的矛盾局面的产生，即从公众角度看不被接受的低效正式制度的主导地位，与资本、劳动力的持续流出以及外资的大量流入同时存在（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权力的不对称和寻租行为）。因此，深层制度和浅层制度之间的分歧程度，是影响制度竞争结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负面因素。如果这两种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差异更小，那么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更少一些。
依照这一观点，制度竞争的有效性仅仅体现在少数几个国家身上。这些国家拥有发达的纵向制度信任和以效率导向的深层和浅层制度。否则，制度竞争就不可能提高制度本身的质量。最糟糕的是，它还会阻碍政府引进更好的制度的努力，甚至会刺激公共权力当局以更高的交易费用来提供制度框架。制度竞争成为导致非效率均衡的一个选择性途径。
看起来，深层制度和浅层制度的实际效应是由制度竞争本身固有的性质，也就是要素的流动性决定的。后者意味着，具有更高独立性和灵活性（一种企业家所特有的精神）的个人决定了制度竞争的结果。这些人看起来更受效率支配，更富有冒险精神。然而，在历史上，高流动性和“市场化价值排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也并不总是被抑制的。例如，勒戈夫就描述了中世纪人口流动频繁的例子[46]（当然，当时“市场化价值排序”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而奥利弗·沃尔茨克甚至发展了一种多元管辖竞争模型来分析中世纪的德国[47]（中世纪显然不是效率导向在非正式制度框架内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后苏联国家共同存在的问题是，纵向信任水平非常低[48]、[49]、[50](pp53-74)，同时，却拥有一种受政府再分配支持的、存在于正式制度和深层以及浅层非正式制度[51]之间的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私人创业精神[36]、[52]、[53]持敌视态度，从浅层制度角度将私人创业精神与混乱状态混为一谈[54](pp889-909)，并在深层非正式制度层面上支持所谓的“地下实践”和无生产效率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现象已经主宰整个经济体系数十年[55]、[56](pp50-70)；甚至今天仍然在企业活动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占据重要地位。[57](pp121-132)、[58](pp44-51)伴随着激烈的制度竞争（至少有可能会如此），非正式制度的这些特征只能催生一种（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讲）对效率低的经济转型结果的期望。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预测，非正式制度至少在近期可能会遏制人们对好的制度的需求，从而也给制度竞争带来负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作为管辖权之间竞争的结果，正式制度的变迁将会对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产生影响。与这种影响相关的两个因素是：政府间竞争的存在（表现为“厌恶性攀比”③）[59]，以及在一个存在多元管辖权的经济体系内，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存在紧密联系。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家之间采取各种形式展开竞争——从传统的军事对抗到实行战略贸易政策，再到夺取更多的全球市场份额，或者争夺政治影响力。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最重要的因素是，更加富有效率的经济体系是发展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关键。那种富有交易成本效率的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以及经济实力的增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短期内，像自然资源之类的要素或许会给那些拥有较差制度框架的国家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制度本身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即使不存在对于一个更好的制度（或更坏的制度）的需求，促进制度现代化的动力依然存在。国际竞争越剧烈，这种动力就越强烈。由此看来，熊彼特路径[60]非常值得关注。同主流经济学派不同的是，熊彼特路径并不认为需方比企业家更占主导地位。恰恰相反，是企业家在致力于为自己的新产品创造需求。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那些政治企业家在为那些无动于衷的人们创建“市场制度”。
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一个要素，使得有效率的制度变得更加重要。一个开放的经济是不同形式的外部冲击的重要来源，因为政府控制跨国交易的能力受到限制。显然，一个社会，如果它在相互作用的载体之间协调和传递信息的成本更低，那么它的应变能力必然更强，就能够更好地抵御来自外部的冲击。因为非正式制度决定了正式制度层面上的制度选择，因此，那种拥有更多效率导向的非正式制度规则，同时拥有高水平纵向信任而且其浅层和深层制度之间的差异更小的社会，就会有更多机会创造出允许他们在一体化经济体系中保持活力的制度框架。正是从哈耶克的“社会文化演进”的角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社会系统能存在下来。除此之外，这种厌恶性攀比并不只是政府间独有的，它也同样存在于个人之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学中的衡量标准竞争[61]和社会学中的制度同构[62](pp25-45)的本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信息的跨国流动能够改变人们对待相应行为模式的态度，而不论这种行为模式是基于浅层制度规范，还是深层制度规范。显然，考虑到即使是在那些拥有高效率的制度，并可以通过制度竞争获得额外政策工具的国家里，也存在热衷于寻租的社会精英，因此，即使在有效的制度框架下，出现向逆效率的相反方向演进也是可能的。[63](pp28-46)
厌恶性攀比和外部冲击会产生一种影响，即它能够弱化非正式制度对制度竞争后果的短期负面效应。因为在制度观念转换时期，影响政治纲领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因素相互依存，那些处于多重管辖权体系中的政府，迫于国际竞争压力，都不得不面对制度现代化这一课题，并尽力推行（甚至用强制的办法）更好的制度。在外部冲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社会文化演进也会导致更有效率的制度的扩散。在制度竞争环境中，尚未固化的环境可能有助于制度质量的提高：因为随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传统的政治经济自我封闭状态已无法维持下去，在这样的环境中，非正式规则会比正式制度规则更加灵活，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至少，（在制度竞争环境中非正式制度更具灵活性）这种观点有时被用来解释东亚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尽管如此，有两个因素可能对长期效应来讲是负面的。首先，由于短期中低效率规范的扩散，长期中将缺乏可能用来模仿的高效率规范，或者模仿的成本超过带来的收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矛盾：没有效率导向，制度竞争将导致低效率制度的扩散；而没有制度竞争和经济开放，效率导向的制度规范认知也很难出现。由于西方国家早已积累了相关经验，所以这一问题对于现代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似乎并不重要了。然而，目前人们对这一层面的认知仍然存在着问题。后苏联国家的例子可以再次说明这一点。富尔曼列举了后苏联经济和政治发展与那些曾经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观点的相似之处。[64](pp12-25)像苏联的教科书中描述的那样——在一帮腐败的国会议员和广泛存在的非法经济活动的衬托下，改革在无意间演变成一出卡通剧。事实说明，后苏联国家的领导人仍然戴着“苏联的眼镜”来观察西方社会。[65]类似的误解正是源于短期低效率的结果。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长期的学习来解决，但是这种学习（的长期）和前面界定的非正式制度演进的“长期”，只是一种难以确切描述的暂时性巧合。此外，已经经历的卡通式改革也是学习的资源之一，它甚至比外国经验更重要，具有可视性。当然，这对于引进制度可能性的信心也会下降。
这个问题与第二个负面的因素有很强的内在联系。与正式制度竞争不同，制度观念的演变是一个长期过程，涉及一个国家内的不同社会团体，他们的制度观的变化不会是同步的，但将是次第发生的。因此，那些有效率的制度可以从其他制度体系中正式移植过来，或者由于受制于整个制度体系中的原有制度，其制度效能受到削弱，或者在个体用到这些制度时，对这些新制度存在系统性误读（可能是为了寻租而故意误读，也可能是随机性误读）。从而，这些制度的效率被大大降低，甚至因为整个制度系统的复杂性，这些新制度的引入可能增大交易成本。进而，这将导致社会对制度失去信任，而信任的缺失又会反过来影响未来制度竞争作用的发挥。
甚至会出现这种可能性：那些重要的制度，表面上与引进的原有制度一样，但却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情况被称为“制度赝品”。④[66]伍德拉夫讨论了这个问题，区分了后苏联国家市场制度的交易和治理两个层面[67](pp437-482)。其理论构建如下：俄罗斯为融入一体化世界经济所做的努力，促使交易层面的市场制度得以建立（比如货币市场和企业产权市场），但是在治理层面上（这些权利应该以通过股东大会的方式行使），相应的制度却不存在。根据PAPPE的研究，拥有俄罗斯公司的股份意味着可以主张权利，但在制度上，却没有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保证。[68]“赝品”制度也是一种“博弈规则”，但它与“博弈的真实意思”相矛盾，从而破坏了博弈本身，使这个博弈发生改变，演变成一个遵循新规则的新游戏。身处“赝品制度”中的个人，一开始会相信，这些制度的正式意义与它们的实际社会作用是一致的[69](pp63-73)，但最后会发现事实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现在对那些外表相似的制度总是持怀疑态度（就像后苏联国家公民不信任任何选举，不信任任何公司或任何后苏联地区一体化项目）。制度赝品、信任缺失和对引入制度的误读等，会严重阻碍厌恶性攀比和非正式制度社会文化演化的正面效应的发挥。因此，制度竞争的非效率产出从长远看意义重大。非正式制度的最初形态不仅决定它们的短期影响，而且也决定了其长期演进的路径。信任缺失和系统性误读，会破坏掉任何试图摆脱非效率制度平衡的努力。
在后苏联地区，影响非正式制度变革的长期因素看起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后苏联地区中不同代理人（内部和外部）之间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竞争，那些厌恶性攀比显得尤其重要。显而易见，社会一体化是促进独联体国家规则竞争的重要因素。此外，对于专家学者、普通公民和社会精英而言，独联体国家是一个“天然的相互比较的集团”，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过去，面对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在后苏联地区，邻国在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会引起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强烈关注。有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当前俄罗斯的全部政策都是对2004年乌克兰经验（颜色革命，译者注）的反应。然而，规则竞争方面的厌恶性攀比的一个关键细节是，过程存在非对称性；相对地，最近俄罗斯常常对其他国家的变化做出强烈反应。但是，制度赝品问题显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哪些代理人更愿意学习也是问题的关键。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是，那些从转型中获取更多转型租金的人，他们学习得更快，因为他们要避免变迁对他们的优势地位和租金可能产生的潜在威胁。事实上，对于相对富有的人来说，学习成本看起来较低，尽管政治体制的一些特征会降低这种优势。最近的研究表明，个人常常不愿意花精力学习那些复杂的经济政策。[70]最后，学习的障碍（以及资本流动的障碍）总是内生的。达登Darden的研究表明，在后苏联一体化集团中，成员国对社会精英的“经济观念”（即非正式制度）的依赖程度相当高。[71]因此，那些交流更密切的国家集团总是按照他们的制度特征被“筛选”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第一个因素（模仿的例子除外）发挥相当一定的作用。
五、初步的结论
对以上分析的要点总结如下：在不同管辖主体之间，为改善正式制度的交易成本质量而展开的制度竞争，其能力取决于好的制度需求方面的理性选择动机的演进，以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从第一点来看，独联体内不同国家和公司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然而，在资源丰裕的独联体国家，制度竞争效应受制于“原有”商业集团的权力膨胀。来自经验方面的证据是混合性的：在一些案例中，投资总是伴随在“最好的（经济）实践活动”的扩散过程中，并且受到好的制度治下地区的吸引；而另一些投资项目则总是伴随着腐败和影子操作。
如果考虑到非正式制度，那么在短时期里，对正式制度和政府管制的理解决定了私人行为体的制度选择，而后者在制度竞争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外部冲击和厌恶性攀比可能会使形势发生改变，但是由于赝品制度效应，相应的积极影响会被减弱。因此，制度竞争要求有一个非正式规范来调整认知，并评估正式制度是否富有效率。否则，制度竞争不能改善正式制度的质量（从交易成本效益的角度衡量），甚至还会建立一种非效率均衡。
把正式和非正式因素放在一起考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例如后苏联国家，为什么改革会失败。有一些研究，或者将注意力仅集中于几个国家的内部因素，或仅关注这些国家与全球性因素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和他们的探讨不同，而是试图把整个后苏联地区视作是独立国家组成的一个区域性存在，讨论此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这些独立主权国家虽然经济关系密切，但却没有相互协调的经济政策。这种研究的优势在于，它避开了“正式制度的不完全移植”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非一致性”这样的标准命题。前者主要讨论官僚和政客的寻租行为，而后者则强调新移植制度受到“来自下面的抵制”。在本文所讨论的框架中，这两个命题合并为：既得利益者的自利行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参与到跨管辖主体的制度竞争之中，这种行为又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支配；在长期中，非正式制度的变化与正式制度的发展和制度竞争依次发生转变。
六、规范的含义
如果在分析中引入关于规则的主观认知，那么给出规范的判断就会变得困难，因为任何评价都是建立在（主观的）价值标准之上的。按照韦伯的价值观自由原则[72]，社会科学本不应该进行价值排序，或者不应该对他们的重要性进行判定。亦即，如果人们宁愿选择缺乏效率的经济，（从科学的角度看）也不见得这种经济就是“坏”的。因而，同样积极的结果，对其所做的规范的评价却可能完全不同。在这一小节中，我将论述两种评价制度竞争绩效的方式。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运用积极的分析结果的方法，就是依照制度市场的需方所存在的问题作为发现非正式制度“制度走廊”的参照点，因为它能保证正式制度方面的更优产出。这里必须考虑这样几个因素。从理性选择的视角出发，“制度走廊”完全取决于制度需求的演化。这里有几个因素会促使人们把自己对坏制度的需求调整为对好制度的需求。一方面，转型是经济环境发生根本性变迁的产物，（就像在经济管理中需要重新配置资产或对产品更新换代一样）；另一方面，企业所有者对稳定的需求和对商业活动国际化（包括国际商业交往中商业精英的国际一体化）的需求也是重要的因素。尽管，那种和旧的全苏企业网络或新的家族经济并行的国际化，很难改变商业行为，但他们与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的互动，还是会促使他们产生对于好制度的需求（不过，由负面趋同选择观点得出的保留立场也应予以考虑）。况且，在那些由小的商业集团组成的经济权力集中度较低，并且贪婪现象逐渐减少的社会中，对好的制度的需求正在增加：所以，（根据德国自由秩序学派Wettbewerbsordnung的观点）在建立了明确的市场竞争规则的情况下，仍推行有效的反托拉斯政策，这种做法是鼓励对坏的制度需求的重要因素。随着学习成本的累积，改革的时间表就变得至关重要。最后，资源采掘业的相对重要地位，也会减少制度竞争的积极影响：因此，创新部门和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将是转型的重要因素。
如果将非正式制度纳入分析中，那么，作为改进正式制度质量的手段，成功的制度竞争的核心要素是竞争性管辖权背景下社会垂直信任的确立。信任对于制度竞争的短期效应十分重要。它同样能够阻止在长期中形成“伪制度”。这类似于普通的（商品）市场。在这种市场中，（当所有行动主体都假定对手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并且自己没有能力阻止或控制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缺乏信任和信息不对称将导致一种不理想的结果。这就是人们在后苏联国家通常所见到的情况。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由于存在（系统性的）高昂的交易成本，因此与国内相比，建立信任可能是一项更加困难的任务。理论上，经济一体化是建立和显示信任的有效手段。[73](pp197-220)但是，在后苏联国家的实践中，伪制度效应仍然在制度体系中发挥着主导性影响。迄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可以在长期的时间跨度内从理论上选择欧盟的路径，但其前景现在还很难作出预测。因此，信任问题仍然是后苏联国家转型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对短期和长期制度竞争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二个因素是，为了评估政府与经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必须承认价值观的市场排序。这并不意味着市场规则就应该发挥排他性的作用。但是，如果市场规则的影响不显著，那么通过制度竞争来改善制度质量的可能性就很小。第三个因素是（在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展开的）“厌恶性攀比”和外部冲击的强度。这一因素是长期因素，从我们前面的讨论来看，它也非常重要。如果上述这些因素是重要的，那么社会面临的现代化必要性和社会文化演进的压力就会更大。由此看来，在最近几年中，后苏联地区政府间的政治竞争日益增多，可能成为促进这一地区制度竞争的积极因素。
然而，这种“效率导向”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我们会怀疑，如果经济学家们没有拥有与公众共有的主流社会价值观，那么他们是否会通过理论构建，从自己（比如交易成本效率）的分析中推导出这些价值观。有学者在论文中指出，研究人员为了衡量和比较不同的经济制度，人为创造出了一套经济效率价值标准，同时，在政治家和公众的真实行为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价值标准，对两者加以区分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自然科学一样，在社会现实中，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不存在清晰的界限，但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要努力使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具有高度客观性。[74]以下具有肯定意义的分析是合理的：对于制度竞争的主要期望是改善交易成本效率，因此，应当在这个方面做进一步的讨论。当然，这方面的规范性判断还有值得怀疑之处。其次，作为衡量制度质量的一个指标，降低交易费用的效率衡量也同样缺乏清晰的尺度。很明显，随着特定团体内个体与外界的交换活动不断增加，我们有时无法知道制度是否对交易成本产生了明确的影响，或是否减少了交易费用。进而，可能并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制度框架，每个国家都应塑造它自己的“比较制度优势”，满足本国人民对特有文化和特定历史期望方面的需要。[75]最后，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经济开放和多元管辖权环境要求政策更加多元化。[76](pp177-203)比如，较少的企业行为和更多的社会再分配并不必然导致效率缺乏。这是资本主义文化多样性使然。从这个角度出发，前面几部分所提到的“效率规则扩展”的缺位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发展，这只是由于制度框架不同而出现的正常事件。
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与其说是一个特例，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资本主义发展多样性的路径源于各发达国家的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欧资本主义与英美资本主义等）。在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像后苏联地区）的案例中，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比其他地区更高，进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贫困、低增长等相伴生）。此外，由于缺少特定的有效制度市场，造成任何资本主义机制在这些国家不可能起任何作用，或者导致一种因为缺乏信任而形成的所谓的“悲观均衡”。[50]市场的正常运作需要制度的“交易成本质量”。从这个角度讲，制度转型在这些国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制度趋同非常重要。因此，交易成本意义上的制度质量问题应当加以研究。然而，尽管是这些国家的多数人自己需要一种坏的制度，国民也仍不能接受现存的均衡状态（最近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实施制度竞争来发展更为有效的制度，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即使在后苏联地区，资本主义多样性之所以仍然很重要，是因为它们将影响到这些转型国家可能采取的潜在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细节方面。仅仅以给定的“理想制度”模式来评判这些国家的变迁，是很不充分的，而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制度演进的内在相互作用及其影响的研究将更有意义。此外，允许可供选择的价值排序方案的并存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公共领域。
最后，也要提到熊彼特的观点和主张，他认为，在经济和社会中，来自需方的问题无所不在。因此，仅供方，即政治企业家（政治家）的活动就能够挑战这种非效率均衡，甚至不需要需方的任何努力。根据这个路径，理解这样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政治企业家可以通过“供给”新制度来“创造需求”，而这并不限于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精英。这为现在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提供了无限的机会。这些精英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反对党，以及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然而施内尔巴赫声称[77]在政治系统中很难产生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因为政治系统的演进受路径依赖偏好的支配。在后苏联地区，包括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或者也包括那些虽然还没有进行政治变革，却也努力进行追赶性经济改革的国家，如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目前剧烈的政治变迁浪潮是否意味着出现了我们所说的熊彼特效应？这个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仔细观察和讨论，回答也显然会因国家不同而不同。
注释：
①尽管“效率”有多种定义的方法，但在本文中，我们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即“有效率”意味着，它符合通常的制度竞争文献所说的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标准(Hayden 2005)。最后一小节会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一定义的适用性。
②这可以由体制脆弱(systemic vulnerability)理论来部分加以解释。这个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东亚国家现象的，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相关原因：对政府大联合的压力、自然资源短缺、外部威胁(Doner,Ritchie,Slater 2005)。美国实际上满足以上三个标准。
③作者引入invidious comparison这一术语，用以说明经济主体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可以比较不同的制度体系的效率和适合自己的程度，并通过跨国流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制度。因此，我们把它译为“厌恶性攀比”。——译者注。
④作者用institutional pseudomorphism这一概念来说明所建立的制度徒有其形，而不具备相应制度的实际功能，我们根据上下文的需要，把它译为“制度赝品”、“赝品制度”或“伪制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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