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健康研究的道德化取向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取向论文,启示论文,道德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组织健康研究的背景和内涵
20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所处环境的急剧变迁，诸如全球化竞争、知识经济、企业并购、组织扁平化等，给企业及企业中各类工作者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使组织心理学家与组织行为学家意识到组织健康研究的重要性，将对企业中员工健康的研究扩展到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组织健康研究。
Newell曾强调“组织健康”的概念必须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当作文化或社会模式的表现来看待。[1]也就是说，组织健康的内涵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这种内涵的不同，正好反映了组织健康研究的阶段性发展。[2]
在1990年前的非正式研究阶段，组织健康着重强调企业短期的财务成功，不考虑员工也不考虑道德、法律要求。正如McNamee所言，组织健康只与财务绩效相关，财务绩效是企业的生存本质，只有高额的财务回报才能体现企业的竞争优势。[3]因此他将组织健康简单分为两个方面：财务健康和财务不健康。Clark强调了组织规范对于组织健康的重要性，认为组织健康就是企业成员一致把组织规范所要求的行为视为正常的事情来行动，而忽略这些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和道德性，企业所有层级都以组织的维持和发展为目标。[4]
第二阶段(1990年至2000年)兴起了正式的组织健康研究，强调企业财务成功和员工健康并存。这是由于人力资本在组织中地位的提升和与日俱增的重要性，迫使企业把重视员工健康提上议事日程，把单纯的财务成功作为衡量组织健康的标准已不合时宜。Cooper & Cartwright率先提出健康的组织既要有成功的财务(如利润)，也要有身心健康的员工队伍。[5]Jaffe则不仅提出组织健康包括组织绩效(利润、生产率等)和员工健康，还进一步明确员工健康应包括客观健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主观满意(工作满意度)两个方面。[6]Sauter，Lim & Murphy强调健康的组织要能够最大化整合员工健康目标和企业盈利与生产率目标。[7]McHugh & Brotherton的实证研究为上述推断提供了证据：组织健康首先表现为财务成功，但财务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组织健康，财务成功只是组织健康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组织要同时关注财务健康和员工健康。[3]
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企业生存环境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组织健康内涵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内容，研究者把更多的相关者利益纳入考核范畴，这将成为未来组织健康研究的方向。虽然不同学者包含的利益相关者范围不同，但都超越了员工(健康/满意)和股东(财务绩效)层面。Vicenzi & Adkins认为组织健康有赖于组织拥有一个能在组织内部和下属公司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共享的广泛一致的前瞻性网络。[8]Nadkarni & Lovey强调，组织健康是组织同时高度满足了六个主要标准的整体状态，这六个标准是：平衡组织主要目标、创造归属感、最小化熵、创造满意顾客、组织成长、与环境和谐。[9]Corbett指出组织健康在于企业领导人理解存在于员工、顾客和股东间的动态关系和平衡。[10]Zwetsloot & Pot认为组织健康与企业社会责任是紧密联系的，健康的组织不仅要有成功的财务，还要有健康的员工和健康的环境。[11]因此，健康的组织应该重视、利用和支持组织成员及利益相关者的各种不同类别的健康。[10]
组织健康内涵的逐步演变和丰富，是与企业实践和经营环境要求一致的，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因此，综合各学者的研究，顺着组织健康研究发展的方向，结合中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我们将组织健康定义为：一个组织能正常有效地开展经营管理并具有持续成长和发展能力的状态，它既注重内部发展能力提升，又能有效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从而有助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员工主观满意与客观健康以及良好的社会效益。这个概念同时兼顾企业、员工和社会三方收益，通过内部发展能力提升和外部环境适应过程，实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组织健康表现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员工主观满意与客观健康以及良好的社会效益。[12]
二、组织健康研究的道德化取向
组织健康研究进展表明，组织健康的标准从单纯的财务绩效到财务绩效与员工健康/满意并存再到同时关注股东、员工、顾客等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健康内涵具有了更多的人性化、道德化取向。理论研究作为实践的反映和提升，又用以指导企业实践，综合体现了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健康的企业不仅要有经济上的成功，还要对员工、顾客、社区乃至自然环境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随着社会发展进步，道德化取向在组织健康研究中日益明显，道德成为组织健康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一)组织健康研究道德化取向的原因
哲学上讲，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道德逐渐成为组织健康的衡量标准，其内因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外因则是源自员工、消费者、投资者、社会舆论等给企业产生的强大压力。而外因之所以能起作用是由于企业所处环境的逐渐变化：员工价值在组织中的地位提升并逐渐成为企业最为宝贵的资产，以及消费者、投资者对企业道德责任的偏好，改变了企业的市场环境，形成一种新的市场壁垒；社会舆论批评则形成了非市场力量的约束机制。市场压力和非市场压力迫使企业改变经营策略，不得不把道德责任纳入组织健康的考核范畴。
1.组织健康研究道德化取向的内在动力
90年代以前的组织健康研究，把财务成功作为组织健康的唯一标准。财务成功，企业能够生存和发展就是组织健康，反之组织不健康。[3]这与传统经济理论和传统企业理论是一致的。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企业经营的基本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传统企业理论将企业的功能简单归结为经济功能，经济价值是衡量企业成功的唯一标准。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所以利润最大化目标归根结底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主张，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每个商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能不断促进公共利益。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Friedman也强调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获取足够的利润来弥补将来的成本。如果这个责任没有实现，其他责任也不可能实现。”
长期以来，在企业与股东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中，企业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企业利益的实现不受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的影响。这时，企业利益实现的机制表现为单纯的市场竞争；企业的成败取决于生产经营的竞争力，以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就成为企业经营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企业仅凭“道义”来经营，也不能指望企业在股东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可以对其施加足够压力之前会自觉地去维护别人的利益，并把它作为考核自己组织健康性的标准。企业归根到底是经济组织，追求经济利益是其合理的目标。在股东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没有对企业施加充分压力的情况下，企业自然而然奉行的准则是维护所有者利益，组织健康的标准也只有财务绩效。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活动的经济外部性导致的负效应如员工过劳、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实质是将企业成本的一部分转嫁到社会，并对社会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现实和潜在的负面影响。因此，社会公众对企业产生了超越于利润最大化的道德期望。随着员工、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影响力量的与日俱增，企业利益实现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想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优先满足相关利益群体的合理要求，否则企业将被取消市场准入的资格。道德和经济成为组织健康的两个并重标准。企业管理者的任务在于使企业创造最大化的社会总价值，而不仅仅是最大化股东投资回报，必须全面考虑企业的决策和行为对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2.组织健康研究道德化取向的外在压力
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国际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等，股东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与企业形成新的利益关系格局，企业利益实现只需面临单纯市场竞争的局面改变了来自员工、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舆论的市场和非市场压力，使企业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股东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组织健康内涵逐渐增加了道德元素。
(1)员工健康对企业的影响。一方面，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员工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等人力资本要素，在组织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逐渐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体和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劳动雇用资本”得到了理论认可和实践验证。另一方面，员工不健康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如美国各行业由于员工工作日生病缺勤损失约55亿美元；企业由于压力等不健康因素产生的总成本包括缺勤、生产率降低、赔偿、健康保险和直接的医疗费用等，加起来每年超过1500亿美元。[5]这也是企业雇主开始倾向于创造一个更为健康、更少压力的工作环境的直接原因。而关心员工健康带来的收益是明显的，如美国纽约电话公司用于改进心血管适应性的健康计划使公司1年节约2700万美元在离职和治疗方面的成本；通用汽车公司报告他们EAPs计划使公司的时间损失减少40％，意外事故和疾病福利减少60％。[5]员工以其自身价值对企业利益实现产生强有力影响；而显而易见的健康投资收益，使企业日益自觉把员工健康纳入企业绩效的考核范畴，并成为组织健康的新要素。
(2)消费者选择。在供过于求的市场条件下，决定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消费者的选择。随着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社会关注意识的增强，消费者不仅仅满足于价廉物美的产品，还希望得到“负责任”的产品，即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合理保护员工权益、保护环境等。如2000年，Environics International组织了全球性的“新千年调查”，访问了23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25000人，结果表明，越来越多的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期望值升高，其中79％认为企业应对员工的安全和健康负全责，73％的认为企业应对环境保护负全责。[13]消费者把“拒绝购买”作为手段，用“货币选票”对企业进行“公共选择”。当消费者的诉求转化为影响企业的联合行动，并通过法律和市场力量予以表达，就会对企业形成实质性压力，迫使企业为了市场份额不得不听取消费者的声音。中国最近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导致消费者对一系列国内知名奶粉品牌的唾弃，他们用“拒绝购买”和“抛售股票”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国内奶粉业经历全面改革，开始认真重视消费者利益，就是明证。
(3)投资者选择。在投资方面，西方国家的投资者越来越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作为投资考察的对象，发起了社会责任投资运动，倡导“道德投资”。社会责任投资是指投保人从环保、劳工标准、人道以及是否违反自然规律等角度出发，仅支持那些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目的是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影响企业的融资环境来修正企业的非道德行为，其主要形式是设立“社会责任投资基金”，专门支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融资。比如，2001年，美国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市场规模已达到2.34万亿美元。[14]而一些非政府机构相继建立了一系列衡量标准，如FTSEGOOD金融时报道德指数、道·琼斯可持续全球指数、多米尼社会指数等，供投资者筛选投资企业，并对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施加压力。
(4)社会批评的压力。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人权组织、工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在约束企业行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组织针对企业的不负责任行为，经常发起声势浩大的批评行动，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加强对企业的规制，组织各种反对企业的运动等，通过各种渠道向企业施压。其中，新闻媒体在这些批评运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都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顺应社会要求，约束自身的经营行为。
由此可见，股东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以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三种身份出现并且形成与企业命运生死攸关的巨大压力集团，在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三条企业的生命线上与企业博弈。劳工利益、消费者利益、环境利益三大公众利益成为博弈的焦点。而且，这三大公众利益通过社会运动激荡升华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企业背离这种道德要求，就会被社会大众唾弃，要么产品失去销售市场，要么企业失去融资活力。内外因共同作用，组织健康的道德化倾向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二)组织健康道德化取向的表现
组织健康内涵的阶段性演变是组织健康研究道德化取向的最好体现；企业对员工、顾客、社区、环境等相关者利益的兼顾是组织健康道德化的直接体现，也是新时代组织健康的必然要求。“关于员工、客户及普通人群的社会责任感是企业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14]在信息日益开放透明、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条件下，企业道德和经济成功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也即企业经济成功需要道德，企业道德也会获得经济回报。而且逐渐地，诚实、公正和品德等道德因素成为杰出企业应有的内在因素，而不只是偶然驱动因素。道德本身成为杰出的组成部分。柯林斯和波拉斯在对18家高瞻远瞩企业(至少有45年卓越经营的经历)和18家对照企业进行长达6年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利润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没有发现利润最大化是多数高瞻远瞩公司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它们倾向于追求好几个目标，而赚钱只是其中一个……它们追求利润，但也追求范围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的理想。追求利润不是最主要的，但高瞻远瞩公司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得到了利润。”[14]企业名誉研究、最佳企业调查、最受尊敬的企业评比、雇员义务调查等，都是组织健康道德化很有说服力的指标。包括“道德准则”在内的评判尺度越来越成为评判组织健康的依据，而绩效优异的企业必须在财务和道德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众。[15]
Verschoor专门强调了健康组织应具有的道德特征：[16]组织从上到下具有开放和谦虚的心态；组织自觉承担环境责任和个人责任；对“正确做事”的强烈认同；愿意接受错误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毋庸置疑的正直和诚信；追求合作、整合和整体思考；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坚持；以及开放互信的管理风格、对行为规范的认同和价值观导向的道德规范等。作者指出，具有上述特征的企业，能为股东带来高效的绩效回报，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供应商、社区和社会公众等维持良好的关系。Kriger & Hanson则详细罗列了真正健康组织应遵循的基本道德价值观：诚实、信任、谦虚、宽容、同情、感恩、服务和和平等，并强调这些应成为企业永久的经营哲学。[17]这些学者都论证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背景下，道德健康对于组织健康、长久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三、组织健康道德化取向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组织健康道德化取向对中国企业的启示，首当其冲的是对企业经营和价值理念的冲击。中国经济用三十年时间取得了西方国家两百多年才取得的成就，中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下，一些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取向，呈加速度发展，忽视了很多经济以外的因素，如员工健康、产品质量、社区义务、生态环境等问题，各种不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不健康因素越积越多，消极结果日益突出，已经开始影响和阻碍到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企业员工面临空前压力，员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我国工薪一族亚健康状态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约有70％的工薪阶层处于亚健康状态，[18]抑郁、焦虑、苦闷、无助、失眠等不良心理因素常常如影随形，工作倦怠、缺勤、离职、磨洋工等现象滋生蔓延，“过劳死”、“不老死”等事件屡屡发生，给企业健康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企业逐渐认识到健康又满意的员工是组织最重要的资本和财富。关注员工健康，构建健康型组织成为中国企业不能再忽略的课题。
其次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的现实要求。当前中国企业处于竞争激烈、变化快速的全球化市场中，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关税性壁垒的取消，非关税壁垒日益成为国际企业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处于全球供应链上的中国企业，日益受到来自西方等先进国家企业非经济因素要求的限制，如劳工权利、安全与健康、环境保护、社区服务等，这些因素成为约束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也是新时代健康企业应遵循的标准。以往单纯关注股东利益的企业健康理念已经不合时宜。组织可持续发展体现为永续经营、健康发展、协调运行，就要处理好与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顾客、社区、媒体等的关系，实现各方多赢的局面。新时代组织健康倡导关注并平衡各方利益，这是许多中国企业急需培养的理念。
第三是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已不容忽视。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满足当代人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后代子孙的利益，简而言之，就是要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重视生态平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的满足，粗放经营，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危及到了人类以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再漠视的自然环境危机要求组织改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强调经济利益满足的同时，自觉承担起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是新时代组织健康对中国企业提出的新要求。
组织健康的道德化取向对上述来自个体、组织和社会的微观和宏观层面要求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基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部要求和加入全球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中国企业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好员工、顾客、社区、自然等多方利益，实现和谐，促进健康，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组织健康内涵的全新诠释。中国已经形成的买方市场，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上所处的环节，已使中国企业强烈感受到来自员工、国内外消费者与投资者等利益群体对企业遵循道德约束的强大压力。企业对长久经济利益的内在追逐，使道德成为组织健康的核心要素，卓越的企业必须同时在道德和经济两方面取得成功，兼顾员工、组织和社会多方利益，这是中国企业健康生存和发展必须谨记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