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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民主义》到《建国方略》，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很想把中国全面带入现代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虽然他们有设计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但是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处境的基础和实力。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其中就包括中华政治文明。
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表明，在如何突破传统政治文明，推进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衰落走向复兴的问题上，中国社会形成了改良和革命的两大政治力量。虽然这两大政治力量都主张中国要进行政治变革，引进现代代议政治，从专制走向民主，但是，在政治变革的政治文明取向上，双方存在根本分歧：主张改良者，以改造和拯救传统政治文明为取向，反对推翻君主统治；主张革命者，以结束君主统治，创建现代政治文明为取向，主张建立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现代政治文明，对于前者来说，不是目的，仅是工具；而对于后者来说，则完全相反。所以，主张革命者，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建立现代的西方政治文明，具体的目标是建立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国。
辛亥革命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文明选择问题，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制度体系因此全面崩溃，中国社会由此迈上了以民主共和为取向的现代政治文明发展之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主、科学的大旗下，也同样以带有革命意味的激进方式批判和否定了可能抗拒和纠缠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传统政治文明中的价值体系。所以，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充分表达了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文明转型中的这种历史地位：“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统治，把中国政治发展引上了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然而，对于一种政治文明形态转型来说，革命仅仅为这种转型开辟了道路，现代政治文明要全面确立，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有一点必须看到，尽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过程中，从民主共和的角度出发，在本质上批判和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否定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所创造的中华文明在政治文明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先生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他无力为其所要建设的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即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
邓小平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纪念建党28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取向。文章不仅从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来把握人民民主，而且从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把握人民民主。毛泽东认为，中国走上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践的破产，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发展还是为人民民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探索实践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开始的，而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开始。在这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把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任务。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实践的破产中，中国共产党深深地意识到：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必须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紧密结合。然而，新中国的实践表明，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并没有成功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问题，结果，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形不成应有的相应经济基础。这不仅使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无法形成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使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要面临它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在基础虚弱而面临的挑战又十分尖锐的两难困境下，社会主义政权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巩固自身，去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危机。这使得新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但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反而发生扭曲和变形，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
1978年底，邓小平在为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围绕着这个讲话主题，邓小平初步勾勒出全面启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其内在逻辑分为三个层次：解放思想是中国启动改革和发展的首要前提；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就是恢复和发展民主；从推动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民主应首先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民主，其核心是产权，二是政治民主，其核心就是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为此，民主必须与法制相结合。在这个战略部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把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为此，他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和内在目标。第二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这个认识，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治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构建以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新的权力结构、制度体系、政治生活和观念形态，从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现政治形态的整体转型。前一个时期主要在80年代，后一个时期从90年代开始，其逻辑起点是中国开始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两大时期：一是政治形态复原时期，即使被“文革”扭曲的权力结构、制度体系、政治生活和观念形态恢复到正常状态；二是政治形态转型时期，随着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服务计划经济为取向的传统的制度体系、政治生活和观念形态必将日益不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即随着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成员的日益自主，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开始被三者之间相互独立，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的权力结构所取代。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党如何领导国家和社会，国家如何治理社会，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形态转型过程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显然，在新的党、国家与社会的权力架构下，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对旧体系的简单修补所能完成的，相反，必须从社会主义政治的全面发展上来解决。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这种全面发展从党的治国方略向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化。在这个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点：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其留下的文字中用过“政治文明”这个概念，至于这个概念的具体指向，马克思没有明确。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体系中，首先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概括，因而，当提出“政治文明”时，人们就很自然地把“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放在一起考察，强调政治文明的取向是制度，精神文明的取向是价值，物质文明的取向是器物。这种把握固然具有取向明晰的特点，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是，它容易把问题简单化。
实际上，政治生活是由多元因素构成的，是由多方力量决定的。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是从价值、制度和组织这三个层面来体现的。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民主化发展对制度的强烈需求，使得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表现为日益深化和扩展的政治制度化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因此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仅仅限于制度建设或实现民主的制度化，那么，我们就会忽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价值建设、组织建设的关怀。理论与实践表明，没有先进的价值理念，没有现代的社会组织，民主的制度化必将因缺乏必要的文化精神根基和社会基础而陷入困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从价值、制度和组织层面上整体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建设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具体的，也是现实的，其发展必须同时关照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政治的发展从根本上讲决定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政治发展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人们对政治发展的深思熟虑的选择和安排，依然对政治发展的大局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所以，如何科学地来选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合理地安排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步骤与进程，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全局。围绕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取向是：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落实依法治国，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加强制度创新，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全面加强，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和积极的条件。中外的历史与实践都表明，任何一个对人类发展有积极作为的民族，都必然是在政治文明上有创造、有贡献的民族。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更大的贡献，就不仅要创造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要创造先进的政治文明。
根据本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课稿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