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岱[1]2003年在《论李白“尚奇”倾向的美学渊源及成因》文中研究说明李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的艺术风格是异常丰富多彩的，而“尚奇”倾向则是他主导风格中十分鲜明的特色，这一特色是他的作品具有“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白“尚奇”倾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继承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尚奇”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本文尝试对李白的“尚奇”倾向的历史渊源及成因进行探讨。 本文分四个部分探讨此问题。 第一部分通过择要引述历代诗论对李白“尚奇”的评述，表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文学思潮影响下，历代文人对李白的评价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对李白“尚奇”倾向的肯定则是一以贯之的。 第二部分考察了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思想派别的重要典籍中“奇”字的意义及其向审美领域的转化，指出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道家思想是后代尚“奇”的美学之源。同时，文章还对《庄子》、《楚辞》、汉赋、汉乐府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概括的介绍，指出上述作品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尚奇”美学倾向，而李白“尚奇”倾向是在充分吸收它们的成就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叁部分阐述了“奇”的内涵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思想中的扩展，重点考察了“奇”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的涵义及在他们各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通过对两部文献中“奇”字表现的美学意义的分析，指出《文心雕龙》在融合儒家崇尚雅正的文学观与道家哲学中的奇正观基础上，提出“执正驭奇”的主张，总结与褒扬文学艺术中创新求奇的成就，为尚“奇”的美学倾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钟嵘在《诗品》中提出的审美主张亦是以“奇”为贵。这两部体大思精的文论着作对尚“奇”审美思潮从理论上的总结，推动了文学创作中尚“奇”倾向的发展。 第四部分综述了李白所处的盛唐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风尚，指出盛唐开放、宽松的政治背景为李白“尚奇”倾向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当时普遍存在的 “尚奇”的文化氛围是他“尚奇”倾向孕育发展的肥沃土壤，加之他独特的个性因 素，使“尚奇”的倾向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发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盛唐开放、宽松的时代背景，前代丰富的文化传统以及 李白与众不同的个性造就了他的“尚奇”倾向。
仲瑶[2]2013年在《庾信在唐代诗坛的接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庾信本身杰出的诗歌成就以及他在诗歌发展史上所处的特殊坐标,对于庾信的接受一直贯穿于唐诗近叁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甚至早在周、隋时期,庾信的直接影响就开始了。以北周明帝、赵滕诸王以及隋炀帝为核心的宫廷诗坛效“庾信体”,对庾信艳情、咏物、乐府之篇的倾心效仿,北周本土以及羁旅作家群对庾信羁旅、怀古、边塞、幽居等题材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埋下了唐代诗坛庾信接受的最重要的几条发展脉络,也奠定了唐代诗坛庾信接受的基石。武德诗坛大抵是周隋诗坛的延续,《艺文类聚》大量全面地收录了庾信的作品。在太宗重振儒学的文化政策下,贞观史臣对庾信加以严苛批判,冠以“辞赋之罪人”的骂名。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诗才凋零,贞观诗坛新体之声律律、偶对技巧远逊齐梁、陈隋,以唐太宗为核心的贞观君臣在声律、体制诸多方面效仿庾信体。随着高宗朝声律、偶对技巧的发展,“庾信体”一度被“上官体”所取代,但仍风靡于中下层文士群体以及私人宴乐场合。至于武后中宗时期,随着声律难关攻克,“沈宋体”确立后不复再有明确的效“庾信体”之作。宫廷诗人对庾信诗歌声律与体物技巧也朝着更加娴熟的方向发展。在占据主流的宫廷诗坛庾信接受之外,以四杰、沈宋、陈子昂等人为代表,从体裁、题材、体制等层面对庾信五言艺术加以继承或反驳,蕴育出盛唐庾信接受的某些先机。盛唐前期的诗坛仍然延续了齐梁余风,《初学记》对庾信作品的收录以及玄宗宫廷诗坛对庾信接受皆与初唐一脉相承。与此同时,盛唐诗又能全面取法诗骚、汉魏六朝以来的诗学传统,其对庾信的接受也摆脱了初唐的局限,呈现出新的视野和超越,如张说对庾信诗歌“气骨”一面的凸显。继沈宋之后,王维将庾信五言艺术体制又加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其盛唐五律正宗地位。当李白取法齐梁写景造境艺术时,在题材与浪漫清新之情调上与庾信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同时,又延续陈子昂对庾信《拟咏怀》的接受,最终完成了盛唐五古以复为变的道路。从“清新庾开府”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对庾信的接受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与时代、人生遭际有关,更与其自身各阶段的诗歌创作状况以及诗歌理念、追求有关。正是在这种深层接受契机下,承沈宋、杜审言、王维等人对庾信五言艺术的发掘而来,杜甫对庾信五言的字法、句法、章法、偶对、用典等技巧都有深刻领悟和借鉴,将庾信五言诗歌艺术的能量发挥到极致。风格上,在初唐的“清新”、“绮丽”之外,杜甫对庾信后期诗歌中的清峭、刚健、萧飒、朴拙等风格加以全面体认,由此突破了齐梁至盛唐前期五七言近体以清新、典雅为主的局限,构成了其诗歌集大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他对萧飒、朴拙一面的接受开中晚唐诗坛庾信接受之先声。诗文之外,其对庾信身世遭际的深刻同情以及悲哀形象的塑造奠定了中晚唐诗坛庾信接受的重要基调。中晚唐诗坛的庾信接受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时代精神、诗学传统与个性色彩相互交织。韩孟等复古一派延续了初唐史家的批判基调,发出“尘埃徐庾词”的批判。而与此同时,齐梁诗复兴之势已成,“庾信体”在试诗、帖诗中得到一脉接受,庾信的宫体之作也成为艳诗创作的取法对象。诗论家皎然对庾信诗歌的接受深刻地体现了中唐人对齐梁诗的界定与评价,或褒或贬,带有鲜明的诗诗学色彩。其中,以李贺、李商隐对庾信“宫体”艺术的借鉴最为深刻、独到。承杜甫而来,乱世羁旅下的中晚唐诗坛对庾信的同情也达到了顶峰,并重塑了一个羁旅不归、悲哀愁苦、隐逸的庾信形象。总之,唐代近叁百年间庾信接受产生的内在动机、外在表现以及各阶段的沿革变迁背后隐藏着复杂的诗学内涵以及内在规律。以此为切入点,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庾信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及其在诗歌史上地位的沉浮变迁,更有助于把握唐诗自身在近叁百年间发展过程中对六朝诗歌的继承、扬弃、超越与复归,以及会通地理解唐诗大家的诗歌创作渊源和历程。
田琳艳[3]2017年在《中国文论“奇”范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文论中的“奇”历史悠久,有着深刻的内涵,对文学发展和文学创造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文论中的“奇”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逐渐成为中国文论中的一个范畴。中国文论“奇”的核心内涵无不体现了独有的审美取向,在古代文论的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就是从“奇”的渊源、“奇”的演变、“奇”的内涵、“奇”与文学创造和“奇”之现代意义层面对中国文论“奇”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从演变上来看,文论奇的发展历经了从执正驭奇到平中之奇的演化。执正驭奇、直致之奇体现了“奇”而不失正和“奇”而有致的初步形成;趣中见奇和遇变出奇体现了“奇”的进一步发展,奇趣有奇美,遇变而奇体现了奇的变幻之美;自然出奇体现了奇美而不失自然,以自然性情为文,以真性情体现自然率性之美;偏嗜必奇体现了“奇”出自偏的独有魅力,“偏”能够体现绝美境界,“偏”能够抒发性情,“偏”能够创造新奇之美,“偏”能够流传久远;至淡而奇体现了平中见奇的非凡发展,至淡而奇在于情性,无性情则无味,无味则无奇,平中之奇渗透着浓浓的情性,这样才是合乎情理的奇,才是纯真之奇。从内涵上来看,“奇”之韵、“奇”之味、“奇”之美彰显了奇的非凡魅力。句奇而灵动、象奇而灼见、意奇而出新体现了奇之美的韵味所在,句奇体现在炼字达意上的奇,象奇则彰显了文章中意象奇美之状,意奇体现在文章立意新颖而不落俗套的华美之姿。奇而不失正,奇而不失理,奇而不失真体现了奇之味的大美所在,正是根本,理是精髓,真是实情体现了奇美的韵味所在。可谓美中有奇,韵中有味,味中有美。奇而稳彰显了文章稳中有奇的意蕴之美,奇中见易体现了文章在易简中不乏神奇之美,奇中见法体现了文章贵在以法为则。从文学创造上看,奇在文学创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文学创作中不仅体现在构思奇特、取境奇美,还体现在奇笔生花的唯美之作,构思奇特体现在文章独到的艺术构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取境奇美则体现在文章境界的奇崛典雅之美,奇笔则体现了笔触奇特,眼光独到;在文学风格中清奇脱俗、新奇惬适、奇崛生魅无不展现了奇的非凡神韵,清奇之美体现的是清新神韵,新奇之美体现的是新奇自然,奇崛之美则体现了趋怪走奇的别样情致;在文学鉴赏中,奇趣高妙、奇味爽朗、惊奇动魄展现了奇不一样的审美取向,奇趣高妙主要表现在以趣为美,奇味爽朗彰显了文章味美而不失奇的风姿,惊奇动魄则体现了文章出辙惊人的艺术魅力。从“奇”之现代意义上看,“奇”在现代文学创作、文学风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奇”而不失正、“奇”而不失理,“奇”而不失真在当今更是“奇”不可或缺的内涵之美,现代文学创作以奇为美能体现出新出奇,体现不一样的审美价值。
贾茜[4]2008年在《李白文学思想新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李白文学思想研究中,探讨其理论主张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深为研究者所热衷。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主体情感、艺术表现、审美倾向等问题。为继续深入、细致地沿着“寻根”的思路探讨李白文学思想的精神要旨,在回顾20世纪以来李白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结合其作品,从兴寄、风骨、丽采叁个方面来分析李白文学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全文共分叁章:第一章将李白推崇雅、颂的兴寄观与陈子昂“兴寄”主张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出李白“兴寄”观的创新之处:第一,就“兴寄”的情感内容而言,李白不仅吸收了传统的“兴寄”之义,也融合魏晋风度中超越儒家的精神元素;第二,在创作手法方面,李白更为重视“兴”情以寄的艺术手法。第二章依据《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相关言论及此诗创作背景、李白平生志向与遭际分析了其“风骨”观的特点:重视主体气质对作品风骨的影响,盛赞那些以怨愤为情感内涵、以游仙和清赏为寄托而具有清举之风的作品。从而得出,这种以仙风道骨和逸韵高情为内涵的风骨观,实际上犹如以壮怀和悲情为主的建安风骨穿上了仙衣道袍,于清赏山水、神游宇宙之中蕴藉了难诉的深情,与慷慨悲歌的表现手法具有相同的内旨。第叁章主要分析了李白的“丽采”观。李白的“清丽”体现了他在诗歌艺术上追求清新自然的美学倾向,是一种超脱尘外的高士情怀在美学倾向上的反映,也是诗人从构思、遣辞、取象等角度对一种淡远而天真境界的追求;李白的“奇丽”观体现了他在诗歌创作中强调以主体的情气和才力来构织奇文的美学倾向。通过对他的词赋观的探析可见,他的“奇丽”观从主体才力、情气出发,涉及奇才壮志与相应的表现形式之关系问题。李白的“婉丽”观继承了《春秋》“婉章志晦”的传统,以及借物色表达情思的委婉方式;同时,也带有“重情气”的特点,注意到情气顿挫而形成情文婉顿的风貌。实际上,这一特点贯穿在李白的整个文学思想中,具有李白的个性色彩。
刘洋[5]2018年在《中唐诗歌与书法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唐诗歌、书法契会相参,关系十分密切,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从而为深入唐代诗歌与书法研究领域贡献绵薄之力。研究中唐诗歌与书法关系既有助于解读唐诗,又能透过诗歌了解唐代书法,甚至对整个唐代的艺术精神有一定把握。本文首章指出诗歌与书法(文字)渊源甚深:诗和文字比语言晚出,二者的产生与人的模仿本能及求知快感有关;记事是诗和文字最初的作用,节奏是二者共同的灵魂。本章还就唐代书法进行概述,认为初唐书法气象方兴,盛中唐书法登峰造极,晚唐书法衰势已现。唐代诗歌与书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内容上相互渗透;唐代诗人多有书法实践和书学观念。第二章围绕中唐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展开述论,并探究中唐诗、书共荣的原因。藩镇割据与宦官乱政是中唐政治的两大症结,世俗文明在中唐时期蓬勃发展,儒释道叁教依然保持比肩而行的态势,共同对中唐文艺施加影响。中唐诗、书共荣的原因主要包括:诗书取士的科举制度;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笔墨纸砚的进步;盛唐诗人与书法家丰富的艺术经验。第叁章重点分析中唐诗人善书及其书法活动,并就中唐论书诗详加讨论。文学素养与世风家习是中唐诗人善书的主要原因,志在科举的诗人往往擅长书法。中唐诗人与书法家频有来往,诗人之间也有书法交流,题壁写屏是他们重要的书法交流方式。中唐论书诗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且博喻、夸张、对比手法运用娴熟,风格奇谲绚丽,标志着唐代论书诗的成熟。第四章首先分析《赠裴将军》《祭侄文稿》和《自叙帖》,叁者的共同特点在于诗、书合璧,在唐代艺术史上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章还指出,中唐诗学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重视裁夺物象、戛戛独造,这些理论在书论家那里都可以得到呼应。理论上的共鸣导致创作审美的趋近,中唐诗人与书法家不约而同地追求“雄”“奇”的艺术特征,尝试消融文体与书体的界限,并在中晚唐之际一改开元天宝风尚,以“瘦”为美。
孙海龙[6]2017年在《2014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文中提出*本索引收录2014年中国古代诗歌相关论文目录,收录范围包括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期刊、杂志、报纸。整理参考《中国知网》、《全国报刊索引》等相关刊物。*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保持一致,故不做修改。*目录按时代编排大类,重要体裁、作家再细分小类。
参考文献：
[1]. 论李白“尚奇”倾向的美学渊源及成因[D]. 范国岱. 首都师范大学. 2003
[2]. 庾信在唐代诗坛的接受[D]. 仲瑶. 北京大学. 2013
[3]. 中国文论“奇”范畴研究[D]. 田琳艳. 湖北民族学院. 2017
[4]. 李白文学思想新探[D]. 贾茜. 中央民族大学. 2008
[5]. 中唐诗歌与书法关系研究[D]. 刘洋. 内蒙古大学. 2018
[6]. 2014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J]. 孙海龙.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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