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三代领导核心的经济思想_公有制论文

论新中国三代领导核心的经济思想_公有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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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至今,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已整整经历了50年。在这不平凡的5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先后结合历史实际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丰富的经济思想。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些经济思想,对于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向21世纪,无疑将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立国之本的确立:毛泽东对新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领导开展恢复国民生产的各项工作。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对当时比较缓和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要求全党全体人民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之中,在吸取、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经济上确立了立国之本,使毛泽东经济思想日趋丰富。与此同时,在经济建设上也产生了以高指标、浮夸风等为代表的“左”的错误,在实践中带来较大失误。

(一)立国之本的战略构想:“两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特别是经历3 年严重经济困难后,毛泽东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了一个较客观的认识,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党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第3个五年计划开始,用15年时间, 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能够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提出经济建设的长期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国民经济“三步走”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且在本质上一脉相承。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当时我国经济现状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仍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经济文化的落后现状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并高估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中的“左”的错误。

(二)立国之本的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问题,曾经是困扰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内有些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定价值、价格和货币的积极作用,主张直接过渡到产品经济、实行调拨制度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提出商品经济适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废除商品生产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必须利用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1958年,毛泽东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170页。 )他还批评了将商品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的错误思想,提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572页。)因此, 毛泽东强调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严肃批评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盛行的违背价值规律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当然,毛泽东的商品经济观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曾把商品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范畴”;同时,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看法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还要利用它;另一方面,又把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经济的其他规律对立起来。

(三)立国之本的根本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始终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毛泽东认为, 我们既不能采取西欧式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也不能采用苏联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方法来实现经济积累,应当主要靠自身的积累,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倡导独立自主并非是盲目排外,毛泽东也提出要“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仅要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必须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运”。(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285、400页。)

(四)立国之本的根本途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先导

新中国成立时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通过大力发展重工业走工业化道路来改变中国的落后,便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基于当时农业和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90%的国情实际,毛泽东又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不发展,工业化进程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把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放在首位加以阐述,提出要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即“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285、400页。)从而明确提出农、轻、重三者在国民经济中协调发展、共同促进。1963年9月, 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先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阐明了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二、富国之策的选择: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设计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刻思索,并在集中全党智慧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方针,从而逐步形成了科学完整的邓小平富国之策的经济思想体系。

(一)富国之策的思想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这一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命题,是贯穿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根本性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是科学理论的“根”和“源”。在这一思想基础上,邓小平重新审视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抛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和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摆脱了姓“资”姓“社”的困扰,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二)富国之策的起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并且贯穿于其整个经济理论之中,成为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制定相关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缺乏清醒的认识,犯了“急于求成”和“盲目求纯”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针对再次出现的冒进倾向,邓小平就精辟地指出:底子薄,人口多,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社会生产力落后,这种现实国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基本特点,是制定我国建设蓝图的基本出发点。在筹备党的十三大过程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纲领性阐述:“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三)富国之策的核心: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在1984年会见国际友人时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进而又提出判断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最根本的也就是生产力。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理论就是围绕如何发展生产力而展开的。

(四)富国之策的基本方略:“五论”

1.经济建设中心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引导全党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了必要的前提。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因此,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就曾反复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2.所有制结构与分配结构论 邓小平科学总结了我国的实践经验,突破了传统的单一所有制模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同时,他又特别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原则,“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在分配问题上,邓小平破除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他根据我国目前存在多种经济形式的实际情况,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的理论,提出并坚持社会主义要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同时,他突破了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的错误观念,提出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通过先富起来的带动和帮助未富起来的办法实现共同富裕。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靠指令性计划安排国家经济活动,通过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直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结果造成经济工作中主观与客观相脱离,整个国民经济运转不灵、效益低下的局面。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1979年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后来在南巡谈话中则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4.经济发展战略论 邓小平立足于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在战略目标和步骤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定了,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二十年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二十年的时间分为前十年、后十年。前十年为后十年作准备。”“本世纪翻两番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目标,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在战略措施上,邓小平认为最主要的有三条: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三是对外开放。

5.经济对外开放论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历史经验,根据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立了对外开放的科学理论,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思想。他反复告诫人们,要学习别国的长处,谁都不能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邓小平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非常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三、强国之路的探索: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的巨大贡献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和深刻论述。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新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经济理论。

(一)基本经济制度论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始终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郑重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思想是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认识的一次升华。在如何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主体这一关键问题上,江泽民作了极为重要的系统论述:“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江泽民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有益补充”,提高到“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论

江泽民立足历史实践,将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为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指明了方向,这对如何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公有制经济必将以更有效的形式获得健康发展。

(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论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想完全追求公平而采取纯粹的按劳分配方式是不现实的。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江泽民立足实践,实现了分配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经济资源,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允许生产要素所有者依据自己向社会提供的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投入现代化建设,形成新的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四)国有企业改革论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至关重要。在新近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主要包括:精辟而深刻地论述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出“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99年9月27日。); 振兴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并强调把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加快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积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如国有资产管理、政府机构及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培养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加强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的领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等等。

(五)科教兴国战略论

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科技革命的汹涌浪潮,江泽民从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论断出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科技和教育,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这是顺利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正确抉择。”(注:《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重申“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教兴国正式规定为我们党和国家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在这50年里,历史辉煌,成就瞩目,但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与曲折,考验了我们党的力量,检验了我们党的威望与成熟。在波澜壮阔的50年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作为立国之本的毛泽东经济思想得以逐步成熟;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富国之策的邓小平经济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不断丰富与向前发展;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实现了多方面的重大理论突破,作为强国之路理论结晶的江泽民经济思想日益丰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必须把大胆探索的勇气与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习和领会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经济思想精髓,推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建设更加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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