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谣：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谣论文,一种特殊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现代民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从口耳相传逐渐见诸报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现代民谣反映的是非常复杂和敏感的社会政治现象，它的出现和流传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对当代中国政治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仅从政治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初步分析。
1 本文所指的现代民谣外延小于一般的民谣和顺口溜， 特指涉及政治领域或政治现象的民谣，或曰政治民谣。流传甚广的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桌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大腐败作报告，中腐败吓一跳，小腐败戴镣铐”以及内容大同小异的“公仆铭”、“十等公民歌”等，即是典型的现代民谣。
从形式上看，现代民谣具有短小精悍、直朴自然、辛辣、幽默等特点，调侃味十足，在文字上不加刻意雕琢，通俗易懂，琅琅上口，非常便于传播和流行；但同时又带有一定的夸张性，其中也不免片面、偏激，有的甚至武断、“走调”。从内容上看，有褒有贬，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定时期某一地区民众对政治现象的认识，或反映热点、焦点，弘扬精神文明；或批评官僚主义，抨击腐败现象，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强烈的时代色彩。但从现代民谣的创作目的、动机和数量比例来看，多为讽喻和暴露性的，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这一类现代民谣。
2 现代民谣不是一般的文学或文化现象， 它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期普通民众对政治现象的基本态度，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一种特殊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的总和”〔1〕， 从结构上可以划分为大众政治文化和统治政治文化两个亚政治文化。现代民谣即是大众政治文化在当代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是“政治共同体中一般成员对政治现象、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治理、政治关系的态度、价值和信仰”〔2〕。 阿尔蒙德把个人对政治现象的态度区分为认知的、感情的和评价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以此作为评价公民政治倾向的标准。现代民谣一般也可用这个标准来考察，但作为反映大众复杂心态的现代民谣多是将这三部分融为一体。如“三转”即是对一些干部腐败作风、沉迷于酒色的辛辣讽刺；“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是对于司法部门某些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现象的揭露；“决策前拍胸脯，决策时拍脑袋，决策后拍屁股”的“三拍”则表现某些领导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对党和人民极不负责任的现象。在这些现代民谣中，既有对某种政治现象的认识、描绘，也包含着民众的感情和评价成分。但从整体上看，三种成分并不协调，往往是感情和评价的成分大于认知的成分。
现代民谣的创作主体是普通民众，流传的范围也多在基层社会，它是民众对政治感情的流露，通过现代民谣这一特殊形式表达思想，渲泄情绪，表达他们对政治的爱与憎、歌颂与批评的情感。通过现代民谣可以反映出民众对政治的基本取向。中国的民众向来是很取向于国家和政府的，即使他们对现实政治有些不满，也仍把希望寄托在党和政府身上，在尖刻的讽刺语言的背后，是一颗颗热切期盼的心。因此，民众对政治就呈现出非常矛盾的心理：既冷漠又关注，既疏远又接近，既不满又期盼，这种心理在现代民谣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现代民谣实际上是对政治现象的谈论。阿尔蒙德和维巴曾把谈论政治看作是“政治参与的一种主动的形式”〔3〕， 而且是成本最低的参与形式。从这种角度来讲，现代民谣实际上涉及的是政治参与问题。民众试图通过谈论政治这一形式对政治施加影响。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民政治素质和参政能力的提高，因此，现代民谣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莫谈国事”是专制制度下禁止公民参与政治的典型表现，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应鼓励公民关心国家大事。这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民主政治的需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种亚政治文化，现代民谣是民众对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参与，虽然它与主导政治文化有一定的差距和不同，但从整体来看，现代民谣是建立在对主导政治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和所谓的反政治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反政治文化是指一种代表的价值观或行为方式站到了主导政治文化的对立面的亚政治文化，它往往产生敌对性的政治态度和反社会、反政府的行为，导致社会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的紊乱。区别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将直接决定对待现代民谣的态度。
3 以辛辣、尖刻的词句针砭时弊、警醒世人， 反映社会政治现象的民谣历史渊源流长。东汉时就有“发如韭、头如鸡、剪复生，割又鸣，小民从来不可欺”的民谣。从明朝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清朝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到三元里抗英时的“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想中央、盼中央，盼来中央更遭殃”，每一历史时期都有特定的民谣。这些民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不少民谣深刻反映当时环境下的政治现象，如堪称民谣经典大作的《硕鼠》就把奴隶主阶级剥削奴隶的政治本质描绘得入木三分。民谣在阶级社会里往往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产物，反映了深刻的阶级矛盾，体现了大众政治文化与统治政治文化的矛盾和对立。
流行于当代的现代民谣虽已没有阶级矛盾与对立的性质，但其产生和流传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背景。
第一，思想文化背景。改革前，由于长期的政治运动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控制，我国形成了以“普遍的个人崇拜，盲目服从的心理，压抑的政治个性，异化的政治热情”〔4〕为特征的政治文化， 大众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高度认同，亚政治文化缺乏。改革后，在社会主导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结构出现分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政治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是意识形态控制弱化，亚文化广泛崛起，公民政治文化开始由偏狭淡泛的臣属性政治文化向积极参与的政治文化转变〔5〕。在这种宽松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下， 大众对政治的认同开始不那么一致、千篇一律，甚至出现差距。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大众开始能够用自己的头脑来观察和思考现实政治问题，用理性来分析政治现象，并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用不着再象文革时期那样违背良心说话，也用不着担心有人背后整黑材料和打击报复。于是，作为最能自由表达思想和感情的现代民谣便应运而生。
第二，社会政治背景。现代民谣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改革实质上是利益的再分配，它在创造世界发展奇迹、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或引发了各种矛盾和问题。如同世界各国一样，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样也未完全获取抗拒腐败侵扰的免疫能力，加之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制缺乏，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以腐败为代表的严重病态现象。腐败在本质上讲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机关及公职人员利用职务和权力，谋取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它实质上是对社会和人民利益的侵犯，与公共权力机关理应为社会提供服务，为人民谋取利益的宗旨是根本对立的。同时腐败使社会利益分配不公正，使公民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引发或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等社会积弊。
这种社会政治现实必然引发民众的思考。一方面，民众关心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关注政治现状，对党和政府寄以厚望，希冀公共权力机关为政清廉；另一方面对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腐败等现象深恶痛绝，对官员自律和反腐败成效表示失望和不满。这种现状成为现代民谣产生和流传的深厚社会政治土壤。
第三，体制因素。中国的政治体制经过近年的改革已有较大程度的开放，但相对封闭的政治体制仍未得到根本改变。面对日益开放的社会，政治体制不能充分与社会环境进行能量变换和物质循环，实现与社会的动态平衡。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的问题主要有：其一，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虽然享有诸多政治权利，但具体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渠道却较少或不畅。 一项关于公民政治素质的调查表明， 约83%和84.8%的公民没有参与过影响全国和地方性政治的经历〔6〕。 于是，民众只能以谈论政治这一最廉价、最畅通的形式参与政治。其三，政治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我国的政治信息沟通渠道都隶属于各级党政机关，这种正式的沟通渠道在信息的取舍和传递上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和自我保护意识，非正式沟通渠道所反映的信息很难如实进入正式信息沟通渠道，并传递上去。对于民众来说，通过正式的信息渠道不能如实表达其对政治的看法，只有付诸无拘无束的现代民谣。其三，政治透明度不高，缺乏公开性。民众对政治体制和实际运转过程并不清楚，只能根据部分官员的行为来评价党和政府，在这种政治认知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的情感及评价难免带有片面性。
4 现代民谣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定的功能和价值，表现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
1.积极的社会政治功能
第一，信息传递功能。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政治信息，现代民谣反映了民众对某种政治现象的看法，揭露了某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一般而言，当社会矛盾和问题较少时，暴露性的民谣就少；反之，就越多。因此，只要注意一下渲泄、暴露、牢骚类民谣的多少，就能知道社会中问题和矛盾的多少，就能知晓某一地区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就能知道官员是否为政清廉。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现代民谣是社会稳定的一面镜子。通过现代民谣可以对政治进行全面了解，可以了解民众的呼声和要求，有利于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积极消除不利于稳定的隐患。
第二，舆论监督与道德评价功能。民众实际是用现代民谣作舆论工具，对政治行使民间舆论监督的权利。一方面，通过对较好行使国家机器职能，积极奉献的人民公仆的大力宣扬，力图造成一种崇尚清廉明惠的社会舆论，以期影响整个官员队伍。流行于全国和天津的“公仆铭”和“有困难，找公仆”即是其中的代表。另一方面，通过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揭露和鞭笞，对腐败及腐败分子造成一种全民道德审判的阵势，从而形成较强的道德约束力，有利于官员的自律，对部分官员起到警示和制约作用。
2.消极的社会政治功能
第一，影响政治社会化效果，政治社会化指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即一定的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变化的过程，它对维持或变革政治体系具有重要影响。从政治社会化的一般进程看，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传播得越广泛，吸引的政治共同体成员越多，政治体系和活动就越是具备一个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政治体系就趋于稳定，趋向于完善化。虽然现代民谣并不是一种反政治文化，但大部分现代民谣以普遍的怀疑主义作为其价值基础，多是反映社会的消极面和阴暗面，它的广泛流行往往使人们对主导政治文化产生怀疑，影响政治文化的传播，进而使民众对社会政治产生怀疑，导致一种不合作态度。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往往与一个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受刺激的连续性和强度有关，流行于大街小巷的现代民谣对民众产生极强的影响，其效果要比通过正式政治社会化途径产生的影响大得多，加之政治社会化本身的力量不够，方法陈旧，因此，现代民谣的流行大大冲淡和抵消了政治社会化的效果，不利于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第二，影响社会稳定与政府权威。对于现实的中国来说，“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7〕。 由于现代民谣的很大成分是发泄民众对某些政治现象的不满，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偏激性，部分甚至有全盘否定和人身攻击的性质；所以，当其快速、大面积流行时就强化和夸大了，这种不满和负面影响，结果使正常的干群关系难以形成，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威信受到损害，不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由于其社会效应巨大，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5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民谣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其内容有高雅、庸俗之分；其社会效果有积极、消极之别；对政治现象的评价既有客观、公正的一面，也有片面、偏激的成分。因此，对待现代民谣既不能一味抬高、夸大其积极功能和作用，也不能因为其有负面影响而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冠以大是大非的帽子，更不能象对待反政治文化那样采取严厉的措施给予排斥和打击。而应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科学分析，正确对待。
古代的贤君明主尚且能派輶轩使者前往民间采风访谣，“酌民言而同其好恶”，通过民谣来分析政情，调整政策，促进社会的安定，巩固自己的统治；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待现代民谣更要有宽阔的胸襟，应将其视为观察政治得失的一面镜子，采取积极态度。对于现代民谣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如果确实存在，就应知弊而改；如果反映的问题并不存在或不准确，也应无则加勉，做到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
在具有上述积极态度的同时，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消除消极性民谣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和体制条件。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使反腐败取得较大成果，力争达到人民满意的程度，实现为政清廉，以此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这样，消极性的现代民谣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和土壤。
其次，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做到：其一，努力改进政治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增强主导政治文化对亚政治文化的统摄能力，使政治社会化顺利进行。其二，拓展政治参与渠道，加快民主化进程，使人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进程，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的评判上，从而避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常出现的参与危机。其三，增加政治透明度，促进政治认知。民众只有对政治体系的基本现状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对政治的情感和评价才可能由自发转向自觉，由盲目转向理性，由朴素转向科学。对政治的全面认知有利于民众对国家和政府的高度认同、支持和拥护。其四，改进政治信息沟通渠道，使民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能及时、如实地进入政治体系并得到满意的答复。同时，努力将非正式信息沟通渠道纳入正式沟通信息渠道之中，增强党和政府的政治信息沟通能力。
6 现代民谣本身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现象， 虽然有片面和偏激的成分，但就其所揭示的问题来看，应该承认是尖锐的，其中也不乏深刻。但笔者认为，它所揭示和代表的文化蕴涵，其意义则更为深远。从政治文化本身的发展看，与社会转型期相适应，我国的政治文化也处于转型期，传统的政治文化已失去其存在的条件和环境，新的政治文化尚未形成。对于转型的标志，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认同，或认为是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从崇圣意识向主体意识转变，或认为是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从从属文化向参与文化转变〔8〕， 或者是从伦理政治文化向科学的民主政治观转变〔9〕，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笔者认为，观察转型期的政治文化应着眼于主导政治文化和亚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文化的发展轨迹，也预示了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
改革前的政治文化从整体上说是大一统或均质的政治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都在用一种思想思考，用一个声音表达感情，用一种价值观指导行为。简言之，整个社会只有一种政治文化。在这一模式下，政治体系及政治文化具有极强的整合能力，各种亚文化被高度整合在主导政治文化之中，亚文化没有从政治文化中分化出来，与主导政治文化合二为一，高度同一。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改革前是没有亚政治文化的。改革后，在文化迅速分化这一大背景下，政治文化也开始出现分化，以大众或公民政治文化为代表的亚政治文化迅速崛起，并与主导政治文化出现差距，产生摩擦甚至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逐步建立，这种摩擦和矛盾将进一步加大，也不排除亚政治文化对主导政治文化的掣肘、挑战，甚至冲击。这种状况是长期的，将贯穿于整个转型期。所以，主导政治文化与亚政治文化之间的摩擦与矛盾关系成为转型期政治文化的特征。现代民谣这一大众政治文化正是反映了这种关系，换句话说，现代民谣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政治文化的转型。这也许是我们对现代民谣予以特别关注的深层原因。
虽然亚政治文化与主导政治文化发生摩擦、矛盾甚至冲击是转型期的必然现象，但是，从我国现代化进程及政治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条件看，这种状况显然是不能满足要求的。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看，在我们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由于传统因素的存在，现代因素的缺乏，加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变革规模的庞大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决定了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能否维持和发展政治一体化就成为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前提之一。而政治共识的达成是政治一体化的社会心理基础，没有一致的政治共识，就不可能有政治一体化。在实现政治共识的过程中，除了面临着“左”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右”的思潮干扰外，还有来自各种亚政治文化的挑战，能否对基本的核心价值取得一致性的认识和态度，都依赖于政治文化的统摄能力。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时代，如何将各种亚政治文化整合到主导政治文化之中，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政治文化本身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根据这一要求，应建立一种协调型的政治文化，在这一模式下，亚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和相对独立性，它与主导政治文化有不同的地方或差异，也可能有矛盾和摩擦，但是这种矛盾和摩擦可以通过政治体系和相互适应来协调，避免在政治观念和政治信仰上发生基本冲突，避免反政治文化的出现，从而促进整个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的协调。这种协调型的政治文化是对高度同一的政治文化模式的扬弃，它也许是未来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
注释：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2〕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167页。
〔3〕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4〕〔9〕戚珩等：《政治意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9页。
〔5〕张成福：《大变革—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与行为选择》， 改革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6〕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129—130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8〕参见王琳：《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