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与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荡不安论文,局势论文,时代论文,主题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进入又一个世纪之交。90年代下半叶以来，世界局势出现了新的动荡。上一世纪末世界局势的动荡，酿成了本世纪初的世界大战。人们有理由担忧，新世纪的主题是否还是和平与发展？
其实，对时代主题的困惑，早在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时，就已有之。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剧变作出深入研究后，坚持了他在80年代中叶对国际问题的新判断。
由于和平与发展是整个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根据，因而，在当前形势下，重温80年代中叶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新判断的实质和内涵，以及邓小平在90年代初审视国际形势新转折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从而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乃至党的基本路线，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80年代中叶：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的实质和内涵
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格局理论的基础上，敏锐地把握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逐步形成了时代主题的新理论。
1977年年底，邓小平阐述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新特点，第一次提出了“可以争取延续战争的爆发”（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7页。）的判断。他认为，从主观方面说，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可以搞好国际反霸斗争；从客观方面说，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全球战略处于防守，没准备好世界大战，而苏联的战略部署也没有准备好。这一判断以“三个世界”理论为指导，以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根据，实事求是地改变了我们过去认为战争迫在眉睫的思想，为转变全党工作重心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进一步作出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判断。这一判断改变了我们过去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为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找到了国际环境的客观依据。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
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后，改革开放提到了议事日程。说明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的历史根据和时代根据，成为80年代初的重大理论课题。与此同时，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在80年代初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潜藏在三个世界格局形成过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更为突出，从而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
正是在对国际形势进一步变化所作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1984 年5月第一次概括了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 即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 1985年3月， 他对这两大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尽管邓小平没有明确把和平发展说成是时代的主题（十三大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十四大更明确地称之为“时代的主题”），但从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所作的分析中可见，东西南北即和平发展问题，既覆盖了全球，又涵盖了政治经济，且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揭示出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因而，将此概括为时代主题，是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既然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两大具有全球战略性的问题提出来，这就表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危险已经根除，世界已实现了共同繁荣；而只是意味着，维护和平与寻求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同时，也存在着解决这两大课题的可能性。这就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实质。对这两层含义，邓小平在80年代中叶作了系统的论述：
关于和平的必要性。邓小平在作出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时，并没有否认战争危险的存在。就80年代而言，这主要来自美苏两国进行军备竞赛而可能引发的世界战争。而如何把战争避免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正是当代世界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
首先，现代战争的技术条件与以往的战争有质的区别，“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
其次，当代国际形势发展的事实已证明，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已走入“死胡同”，“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9页。）
再次，“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 ）经济要发展，使自己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有有利地位，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
关于和平的可能性。邓小平不仅认为当代世界迫切需要和平，而且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
首先，“美苏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 ）换言之，现代战争技术条件的变化，反过来成为遏制战争的一大因素。
其次，80年代东西关系客观上出现了缓和的趋势。由于美苏两家的全球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 这迫使双方在维持对抗均势的同时，加强了联系、交流和协调，从而美苏关系从80年代中叶起“已经有所改善，东西方关系也已取得实质性效果”（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稿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第155页。），它促成了“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稿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里的和平力量， 首先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它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国家众多，因而成为谁也不能忽视的力量。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而“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同时， 美国和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
关于发展的必要性。邓小平同样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加以观察，认为它是当代又一个没有解决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战略问题，而且还是核心问题。
首先，不仅发展需要和平，和平更离不开发展，“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世界和平的希望最终系于发展之中。
其次，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同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障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北方国家，国民收入约占全世界的五分之四，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南方国家，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南北差距的扩大，不仅使发展问题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而且也制约了北方国家的再发展。邓小平认为，进入80年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 ）“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而如果“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6页。）可见，南北经济依赖性的增加同南北差距扩大之间的矛盾，使发展问题集中表现在南北关系中，或者说，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发展问题。
关于发展的可能性。邓小平不仅认为发展是当代世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认为解决世界经济关系中存在的矛盾，争取各国的发展是可能的。
首先，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得它在当代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其次，当代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孕育了解决南北矛盾的希望。解决南北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也要靠南南合作。而发达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逐渐认识到十一二亿人口的北方国家的再发展很难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南方国家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70年代下半叶起，南北开始了对话。80年代初，召开了南北首脑会议。同时，南方之间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这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推动了南北合作。
二、90年代初：审视国际形势突变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结论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平息89政治风波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纷纷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弦易辙，苏联宣告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两极为核心的雅尔塔体制最终瓦解，世界进入了重要转折时期。
旧的格局终结了，世人都在关注世纪之交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走向。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理论，是以70—80年代中叶对东西、南北关系格局的考察为基础，从“三个世界”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既然苏联、东欧的剧变导致了东西方格局的新变动，那么，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否也改变了？由于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论是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根据之一，围绕着基本路线是否要坚持以及是否能坚持的问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理论界关于国际形势和时代问题，产生了争议。
在对国际问题的评论中，国内有一种思潮认为，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主动的进攻”，而社会主义国家“消极防守”，帝国主义在苏联、东欧得手后，战略东移，将把中国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将变得极为不利；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人类命运“大决战”的时期，因而，我们应“主动出击”，“改变社会主义的困境，走出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谷，夺取胜利的明天”。
上述思潮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是否已经过时？世界是否已再度陷入全面对抗之中？这一问题，也成为邓小平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从1989年到1991年末苏联解体，他多次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发表了一系列看法。在这些看法中，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例如，1989年10月，就社会主义国家动乱给世界格局造成的影响，邓小平指出，“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9页。）1990年3月，邓小平再一次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旧的格局在改变中。然而，邓小平又认为，这一格局的变化，还不足以改变他对时代问题所作的新判断，他明确表示：“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 ）所谓站得住，当然主要是指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如果这一根本判断都站不住脚，遑论其他提法。
首先，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
所谓“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并不意味着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冷战还在继续，而是意味着，随着战后冷战体制的终结，原来集中表现在美苏冷战中的和平问题，现在有所转化，冷战时代遗留问题并没有终结。第一，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压力。 1989年11月，在冷战体制结束前夕，邓小平预言：“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 页。）他多次指出，西方国家“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 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页。）第二，一些地区出现了新的冲突热点， 特别是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对此，邓小平认为：“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9页。）
所谓“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是指南北关系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同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了。第一，“现在贫穷弱小的国家，环境比过去更困难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44页。）由于80年代末发达国家亦开始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在抬头，使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改善不大，特别对许多贫穷弱小的国家来说，外部的经济环境更为恶化。第二，南北矛盾中的政治因素逐渐上升。邓小平所说的西方“冷战”的转向，其中之一就是“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5页。 ）两极格局终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甚至政治经济模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以此作为经济援助的条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邓小平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其障碍在于霸权主义，即“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他们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9页。）来对付他们不中意的国家， “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9页。 ）这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其次，邓小平也不同意对和平与发展所持的悲观的论调。1990 年3月3日，邓小平极为冷静地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 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多，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 ）这就是说，和平与发展的机遇仍然存在着。
第一，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多极化。邓小平在1990年3月谈话中， 认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但变化的结果并不是形成一个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局面，他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
第二，国际社会更关注经济科技竞争。两极格局解体后，原有的世界热点趋向缓和，除几个热点以外，世界大多数国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上。邓小平认为，对于发展来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 ）两极格局的终结，化解了原来的一些世界矛盾，又催化了一些新的矛盾，这对世界各国调整发展道路和战略，是一个契机。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成为世界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两极格局的解体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世界在所有方面都一元化是不可能的。如邓小平所剖析的：“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0页。）
从邓小平对九十年代初国际格局转折时期所作的一系列阐述可以看出，其基本思路仍然是立足于分析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这两个方面问题的肯定回答，构成邓小平80年代中叶所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的基本内涵；对这两个方面问题继续作出肯定的回答，同样成为邓小平在两极格局终结时坚持时代主题没有变的根据。1992年10月通过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概述了邓小平这一阶段关于世界格局变化和时代主题问题的思想：“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但是，“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三、90年代末：国际形势变化新特点中的不变因素
两极格局解体已近十年，整个90年代世界局势在继续动荡。其新特点是：世界变化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但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变，经济科技的竞争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也愈来愈突出。
第一，世界变化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关系处在继续分化和改组的过程之中，新格局尚未形成。
从政治上看，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北约继续存在，且加快东扩步伐。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把防卫范围扩大到所谓“周边事态”。这表明，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的势力仍然存在。美国在冷战中是赢家，这使它一时趾高气扬，力图“领导世界”，按它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世界新格局。因此在欧洲抓住“北约”不放，在太平洋则想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与此同时，由于苏联的解体，原来由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所造成的、但因两极对抗格局而被掩盖下来的矛盾，纷纷暴露出来。许多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也因国际力量对比的失衡，不时酿成局部冲突。两极格局的解体还造成不结盟运动内部的裂痕，它们在全球战略中的发言权相对减弱。
从经济上看，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经济领域的矛盾随之扩大。整个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低迷状态，低于80年代水平。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状态没有根本缓解，欧洲大陆和日本还在经济低谷中徘徊，英国、加拿大等国复苏乏力；前苏联、东欧地区一些国家经济稍有好转，多数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仍困难重重，其经济前景短期内很难预测；非洲仍被饥荒、战乱等问题所困扰，大多数国家经济形势更为严峻；整个世界中，只有亚太地区90年代初仍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97年后，受到金融风暴冲击，原来高增长阶段潜伏的矛盾很快转化为危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倒退了十多年。世界经济的矛盾，已突破南北方的界限，既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着，也在发展中国家之中扩展。
第二，美国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利用他们在经济、科技方面的优势，力图主宰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延缓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
在政治上，苏联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处于低潮。美国等西方国家在90年代初对我国实行“制裁”的政策失败后，仍在加紧对我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他们还打着“人道主义”、“民主自由”的旗号，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在经济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千方百计诱压别国无限制、无过程地开放市场，还动辄用国内法对别国进行经济制裁，把贸易问题政治化。他们还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力图控制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权。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
第三，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仍然是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的期望。
90年代以来，美国想一极独霸世界，但毕竟力不从心。几十年的冷战，也使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对外贸易连年逆差，冷战结束后多次国际行动中，也不得不尽量求助于联合国或西方盟国。对南斯拉夫的战争，也是在利用北约。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矛盾，或隐或现地存在着，有时还呈上升势头。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元的实施，日欧联合起来与美国争夺高科技优势，日、德谋求常任理事国地位，法、德联合军团的组建，欧洲内部欲摆脱美国通过北约对欧洲防务的控制的倾向，美国与日、欧在经济上的摩擦，等等，都表明，日本和欧洲对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将构成潜在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有很强的凝聚力，况且它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较高，经济和科技都有较强实力和基础，某些方面也并不比美国差。此外，它还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军事实力不容忽视。在这种条件下，俄罗斯是不甘心居于“寄人篱下”的地位的。叶利钦在国内地位稳固后，调整了其外交和军事战略，对北约东扩、“沙漠之狐”行动、空袭南斯拉夫等都公开说“不”，强硬地表示俄罗斯不仅应该是欧洲进程的全权参加者，而且应该在世界上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
中国经受了来自政治、经济方面和自然界的各种风险的考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很大的提高，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这一切，大大加强了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成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坚定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加警觉起来，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敢于批判西方强加于人的做法，抵制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发起的挑战。这表明，在反对外来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尊严和国内安定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联合反对西方国家“新强权政治”的倾向在发展着。同时，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客观上对西方的霸权主义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发展迅速的地区大国向新的地区性力量中心发展，可能在今后世界格局中形成一种新的力量。
总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雄视世界，使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态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行，但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存在，将促使世界格局依然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却是必然无疑的。
第四，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已初显端倪的知识经济，以及金融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等因素的作用，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更加广泛、深刻。
当前，主要依靠知识创新、知识的创造性应用和知识广泛传播和发展的知识经济，已初显端倪。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过程，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已明显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使他们在下一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将占有优势，这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由于知识经济是建筑在信息化、数字化和全球知识共享之上的，因而它必然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乃至国际间的政治、文化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正因为知识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在90年代下半叶，都纷纷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从而使经济、科技竞争更为激烈。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龙头，而且事关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安全。当前世界上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交易形式不断翻新，国际游资急剧扩张，资金流动加速进行。金融在经济生活中作用加大的同时，它造成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因而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竞争中，也更关注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金融安全问题，怎样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规避金融风险，这成为世界各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过程中互相竞争的重要内容。
为了发挥各国在经济科技竞争中的优势，世界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优势，且其步伐明显加快。欧共体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洲贸易区的扩大，欧元的启动，北美、南美、非洲以及东南亚几个大的区域性的经济集团的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上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表明，一方面，世界并不安宁，另一方面，邓小平在80年代中叶用以概括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课题，以及90年代初用以断言“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一些重要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这些因素最基本的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仍然存在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一个更注重经济科技竞争的世界，将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发展。运用邓小平80年代中叶的思维方式和90年代初的思维逻辑来看待当今动荡的世界，我们应该有把握认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
来稿日期：199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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