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变动关系的理论界定及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量论文,劳动生产率论文,变动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7-0060-08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性研究或者理论分歧的讨论都需要一定背景条件的支持，否则，其研究就没有出发点，其争论就没有可沟通性平台。诸如我国学术界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变动关系争论性的讨论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迄今为止，如果说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一点实际性的进展还是得益于其研究方法与理念的某些统一性，以及研究背景条件的相对一致性。基于此，为了更深化这一研究内容，本文拟对此命题的相关内容进行理论界定和探索性讨论。
一、关于“成反比”的理论界定
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反向变动关系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命题从量的方面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一命题表达为：“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1](P53)
然而，马克思这一经典命题是建立在若干约束条件之上的，表达如下：
首先是关于劳动生产率的限定。
1.马克思在这一命题中对于劳动生产率是有严格限定的，即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劳动生产率。
由于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不能比较的，这样由使用价值反映的具体劳动的效率也就不能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比较，因此，不存在一个在部门之外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即部门就是社会。
2.马克思这一命题假定劳动生产率是具体劳动的效率，它会影响使用价值量的变动，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劳动的客观因素，二是劳动的主观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描述为五个方面：劳动的生产力，由许多因素决定，其中有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各种自然状况。[1](P53)
显然，这里的劳动复杂程度、熟练程度以及劳动强度等条件是劳动的主观因素，它主要表现为“商品中劳动的量”，记为l；而生产资料、自然等条件则是劳动的客观因素，记为k。这样，劳动生产率决定式为：f=f(l，k)。
其次是关于商品价值量的限定。
1.商品的价值量则是由抽象劳动决定的，最终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这里商品价值量也分为个别价值量、社会必要价值量和价值总量三个层面，个别价值量是部门内部个别企业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价值量，则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P52)一般也是用部门内部企业生产某种使用价值个别劳动时间的加权平均数来表示，而商品价值总量则是商品价值个量的加总求和。
商品价值总量表达为：
2.马克思还假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商品价值量没有直接影响，他指出“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价值的劳动。……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1](P60)这样，在这一命题中，虽然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会受劳动客观因素和劳动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他在分析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时却假定劳动主观因素不变。这也与马克思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一定时期总是一定的思想有关。为此，马克思在这里实际是假定劳动生产率仅受劳动客观因素影响，即：f=f(k，
)。
它表明劳动生产率变化导致单位商品价值量变化，两者成反向变动，这就是所谓“成反比”变动关系重要命题的表达式。
理论界基于这一假定条件下，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是成反向变动关系的文字推论和数理分析都是正确的。诸如林岗“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问题的探讨”，白暴力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变化关系分析”，李慧中关于“也谈价值的测量——与叶航同志商榷”，丁堡骏关于“揭开劳动生产力和商品价值量之间关系之谜”等，这些研究都在基于马克思原假设的条件下对这一经典命题进行了探讨。
为此，我们也坚守马克思这一经典命题在原假设条件下是成立的，而且，就实践性而言，只要现实经济活动满足这一命题的背景条件，这一命题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作用。比如现实经济活动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许多商品单位价值也在不断降低的现象，就是对于这一经典命题的实证。
二、关于“成正比”的理论界定
“成正比”也是经典价值理论中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变动关系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主要阐述了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谈到这一命题时描述到：“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1](P354)马克思在其后研究中，对此论点又作了多次重申，诸如“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1](P645)
就马克思的这一命题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争论之处，因为个别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或者国家，如果按照“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变动关系”这一命题来推论，其个别价值量就会低于社会必要价值量，如果按照社会必要价值量来实现其商品价值，就必然出现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正向变动关系的状态。
而这一问题的悬念则在于个别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或国家，其社会必要劳动价值量高于个别价值量的这一部分价值是本企业创造的还是外企业转移过来的。如果坚守经典马克思主义“成反比”的命题，这一部分价值只能是外企业转移过来的。
本文所要界定的“成正比”并不是关于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而是沿着马克思“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成反向变动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一个反论。马克思构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科学体系时，其若干假定前提都是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要求，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总趋势，通过科学的抽象，从资本主义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定性原则。
然而，现实经济活动是不断变化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据特定的现实经济活动抽象出来的具有一定经济规律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活动就成为经济理论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对于这些已经变化的现实的理论抽象则成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的背景条件。
所以，关于“成正比”理论的提出正是基于现实经济活动变化的一种理论创新。例如，李翀等学者用大量数据描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商品数量急剧增长，但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却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的这些新情况。[2]而这些现实经济活动的新变化也恰恰为“成正比”假定条件的修正提供了现实基础，许多学者的研究也就从这里开始了。纵观关于“成正比”的一些研究成果就可以发现，有实质性进展的分析都是从改变马克思这一经典命题的假定条件开始的。诸如：上世纪60年代孙连成关于“劳动主观条件与劳动客观条件”假定条件命题的提出，[3]程恩富、马艳等在2000年初对此的全面释义以及构建的“成正比”理论框架，就是在发展马克思“成反比”这一经典命题的重要假定条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4]而何干强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关于“有用劳动”这一命题对具体劳动原假定的替代，其“成正比”理论也是建筑其上的理论创新。[5]2005年以来，孟捷从创新性劳动以及劳动的“暗默性”角度更加推进这一理论研究，提出了资本与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的命题。[6][7]
此外，2010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的以“成正比”为研讨主题的“全国第四届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究”会议上，沿着这一思路的讨论就更加明晰化了，与会学者经过热烈的讨论，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就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与会学者均认为“成反比”也好、“成正比”也罢，都有其成立的前提与条件，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成反比”学说和“成正比”学说对立起来，而应互为补充。“成反比”学说是一定假定条件下的结论，而“成正比”学说则是对“成反比”原假设条件放宽后的理论探索和总结。(2)就讨论视角来看，对于“成正比”的理论探讨主要聚焦在假设前提方面，诸如对于劳动的“同质”与“异质”、“复杂”与“简单”、“有用”与“无用”等分析都是对假设条件的新认识与新发展，如主张“成反比”的学者均是从抽象劳动时间的“同质性”、“简单性”等角度论证其观点的，而主张“成正比”的学者则更多地从抽象劳动的“异质性”、“复杂性”等角度考察这一问题。(3)从使用工具上看，与会学者认为使用数理逻辑来表述“成反比”这一经典理论可以更为严格和严谨。而现有的“成正比”研究也免不了要使用数理工具进行表达推理与分析，但是，数理工具的使用必须服务于更能充分表达这一理论思想，而不要刻意追求其数量工具使用量的多与少。
总之，“成正比”理论本质上是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在充分理解马克思原假定条件下“成反比”理论科学意义的前提下，结合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和新情况，对马克思“成反比”经典理论原假设条件适当放宽后一种理论的发展探讨与创新。而这一研究并不能局限在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之间关系的框架下，而在社会、国家和世界层面探讨与研究，以期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三、关于“成正比”的一种释义
我们将马克思经典“成反比”理论中的劳动因素做了重新假定，即假定在科技进步的条件下，伴随劳动客观因素的变化，劳动主观因素也发生同方向的变化，并假设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幅度大于劳动客观条件的变化幅度，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呈现正向变动趋势的结论，用数理方法表达如下：
假定1：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受劳动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即：
假定2：假定劳动主观和客观条件这两个变量都受科技进步的影响，即科技进步(A)总会带来劳动客观因素和劳动主观因素的变化，因此，科技进步将通过劳动主客观因素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大小，表达为：
f=f[k(A)，l(A)]
假定3：假定科技进步带来劳动客观条件变化必然会引起劳动主观条件的同方向变化，并且劳动主观因素增加幅度大于劳动客观因素的增加幅度，表达为：
它表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将趋于上升。而且，由于W=wQ，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价值总量也是上升的。
上述新假定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变动理论可以使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以及以此为核心构建的理论框架出现另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下的理论框架可以解释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一些问题。
1.剩余价值理论：当我们将劳动主观因素新假定引入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框架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也会出现另一种状态。即：
(1)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
1)假定上一期社会价值生产情况为：
这里σ>1，表明个别企业可以获得一个超额剩余价值，但是这个超额剩余价值是本企业工人活劳动创造的，并不是外企业转移来的。
劳动生产率与价值、剩余价值同步增长理论，可以解释现代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的背景下，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后，生产和新创造的价值却在增加的事实，可以解释战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人劳动时间缩短后，工资和利润同步增长这一普遍情况。这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活劳动也增加了，因此，同一劳动在同一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量自然会增加。这样，尽管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分配比例不变，由于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可以同步增长。
2.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劳动客观因素和劳动主观因素的变动比例，在新假定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会出现一种新的变化状态。即表达为：
其中，θ为技术进步同时影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后的资本有机构成，Ac为技术进步对劳动客观因素作用后的不变资本价值；Av为技术进步对劳动主观因素作用后的可变资本价值。
为了将新假定条件下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与经典资本有机构成区别开来，我们将经典资本有机构成称为外延资本有机构成，这一资本有机构成的假定条件服从经典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关系理论的假定条件，主要考察的是技术进步对劳动客观条件发生作用后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表达为：
这一资本有机构成没有考察技术进步同时对劳动客观因素和劳动主观因素发生影响后的资本有机构成状态，从而没有办法反映技术进步对劳动主观条件内涵变化的影响。而内涵资本有机构成则与此不同，所要考察的是技术进步对劳动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同时发生作用以后，不变资本价值与可变资本价值共同变化状况。当然，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作用力度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将会出现提高、降低、不变等三种状态，由于本文假定劳动主观因素的变化率大于客观因素的变化率，这样，在科技进步的条件下，就会出现可变资本的变化率高于不变资本变化率的状态，表达为(其中t表示时间)：
内涵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在现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成反比”理论里没有直接对商品价值和可变资本的变化进行考察，而是通过对物化劳动与不变资本的分析做了间接考察，这势必使他的理论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悖论。如他在分析价值量时不得不通过使用价值量变化来考察价值量变化，在考察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时也是通过不变资本的变化来考察可变资本的相对变化。同时马克思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时代的局限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机器排挤人的观点的影响，如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问题时，也遵循着科技进步导致不变资本增加，使可变资本相对减少而导致失业的古典经济学逻辑。这就使得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结构以及变化时，会更多地关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
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来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技术比例仅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背景条件，而重要的是可变资本与活劳动的变化问题，在考察技术进步时重点考察的也应是这些因素对活劳动与可变资本的影响。如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对于价值与剩余价值生产，对于失业、再生产以及利润率的变化固然重要，但是，这种比例关系仅是一种技术关系，就个别企业的价值或剩余价值生产而论，生产者如何来确定两者比例也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也是一个社会生产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然而，资本购买到的活劳动能够创造多少价值和剩余价值则是这一生产的核心问题，这与可变资本量或活劳动的增加与减少直接相关。但马克思并没有很好地将这个逻辑贯彻下去，其关键点还是在于马克思经济学假定条件的局限性。这就造成了马克思经济学一百多年来在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上、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上、在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问题上、在地租来源的问题上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与外部的种种非议的原因之一。
将资本有机构成区分为外延与内涵的两种状态，在内涵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解释和分析这些现实理论问题。获得许多新的理论认识。
3.平均利润率变化趋势理论：我们将劳动条件新假设下的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与内涵资本有机构成的新假设引入到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理论模型之中，我们也将获得另一种状态的平均利润率动态理论模型。
我们将马克思的经典平均利润率公式表达为：
这一理论可以说明西方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并没有长期下降反而提高了的状态，这是因为当科技进步使可变资本的增长率高于不变资本增长率时，就会使整个社会剩余价值和平均利润量出现增长，从而阻碍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
4.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以及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原理的一个重要假定也是仅考察技术进步对劳动客观条件的作用，体现为外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对劳动主观条件的影响状态。
这一理论可以为纠正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与农业的传统理念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逻辑的基础上避免马克思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尴尬。因为在内涵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条件下，由于可变资本增长率高于不变资本增长率的原因，其生产资料不一定会优先增长。
5.地租理论：如果将技术进步对劳动主观条件的影响作用假定引入绝对地租理论模型中，我们可以获得绝对地租来源的新解释。假定农业的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客观条件改善的同时也引起了劳动主观条件的更大改善，即农业劳动变得更加复杂以致农业剩余价值增加。这时如果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大于平均利润，并且商品以劣等土地的个别价值进行出售。此时，绝对地租等于剩余价值与平均利润的差额，即：
为超额剩余价值，
为平均利润。
这表明绝对地租全部来源于农业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这一理论也可以解释现代西方社会农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后，绝对地租的来源问题，即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内涵性变化使农业劳动在同样劳动时间内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但由于农业土地所有权垄断的限制，这部分超额剩余价值不会转移出去而是留在了本部门，并转化为绝对地租。
6.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在上述新假定条件下，由于资本积累投向可变资本量的相对投入不变资本量在增加，这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这样，相对过剩人口会出现几种状态：
这一理论可以解释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迅速提高的同时也大大缓解了失业压力的状况，并没有呈现相对过剩人口总量的增加，反而出现社会就业与失业多种复杂的结构性变化状态的情况。这是由于科技进步对不同行业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作用力度不同，以致出现相对人口过剩和短缺的结构性变化，而一旦可变资本变化率高于不变资本的变化率，就会提高就业率，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此外，这一假定条件的创新对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价值以及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创新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在新的假定条件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以及相关理论体系可以解释西方社会在新的现实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当然，这也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另一状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来状态仍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仍然可以解释满足其假定条件的一切问题和情况。这一状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和原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框架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思想，它们共同构成了自19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过，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未来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其假定条件还会被不断修正，其理论框架也还会出现另一种或几种状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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