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历史事件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3-0038-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党史学界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有质量的党史专著，尤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党史基本著作最为突出和显著。199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时候，由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出版发行。这一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的通知，通知将该书指定为学习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因此，这本书在全国发行量达700多万册，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出版发行，这是一本面向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党史通俗读物，文字量只有十几万字，在全国的发行量达100多万册。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出版发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发出了学习宣传通知，截至2011年底，《党史二卷》发行116万套(上下册)，这本书被确定为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党史的基本教材。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7月-2011年6月)也出版发行，并由新华社发通稿，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媒体予以刊登和转载。这一系列党史著作的出版发行，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学习党史，对广大党史工作者开展党史教学和进行党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仔细阅读这些党史著作可以发现，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记述还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为了搞清楚这些时间差异，弄清楚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本文特就此作一考辨。
二、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开展的一个重要政治运动，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那么，这一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上述几本党史著作的记述不完全一致。《七十年》记述：“1950年广大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达七千多人。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1](p.247)《简史》记述：“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时气焰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甚至袭击政府机关，残害干部和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作出决定，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反动会道门等黑社会组织及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匪患基本上被肃清”。[2](pp.103-104)这里，《简史》与《七十年》记述不同的是，开始的时间早2个月，结束的时间晚2年。《党史二卷》是如何记述的呢？《党史二卷》写道：“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对开展大规模镇反斗争作了具体部署。从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3](p.47)“到10月底(1951年)，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完成了清查工作，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镇反运动基本结束。少数镇反不彻底地区的扫尾工作到1953年秋全部完成”。[3](p.49)《党史二卷》的记述与《七十年》相同，决定的时间与开展的时间相差2个月，结束的时间都在第二年的10月。而这里所说的整个工作的扫尾时间与《简史》所说的历时3年也是一致的。由此推断，《简史》所说的时间不是指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的结束时间。《大事记》记述了大规模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大事记》写道：“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2年10月基本结束”。[4](p.68)这里，《大事记》记述了决定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述开始的时间。记述的基本结束的时间比《七十年》、《党史二卷》都晚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刘少奇传》记述的决定时间和开始时间是连在一起的，记述的决定时间与基本结束时间，则与《七十年》、《党史二卷》完全相同。该书说：“一九五○年三月十八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九五○年七月和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5](p.621)“到一九五一年十月，镇压反革命斗争作为全国性的运动基本结束”。[5](p.622)
三、关于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只在新解放区进行，但也是一项涉及全局性的工作，也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对这一历史事件，《七十年》是这样记述的：“党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农村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1](p.244)“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1](p.245)《简史》记述道：“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2](p.104)在这里，《简史》记述土地改革的开始时间与《七十年》是一样的，结束时间比《七十年》早几个月。《党史二卷》的记述是：“从1950年冬季起，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3](p.95)“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p.100)这里，《党史二卷》的记述与《简史》相同，《党史二卷》在记述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域范围时，比《七十年》和《简史》多了台湾省，这个表述是十分准确的。《大事记》是如何记述的呢？《大事记》的记述是：“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全面展开。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改在全国大陆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包括新老解放区在内)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4](p.68)《大事记》的记述也与上述《简史》、《党史二卷》的记述基本相同，明确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的时间，但没有记述全面展开土地改革的时间。在表述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域范围时，虽然未说台湾省，但在讲到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时，用了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基本完成的提法，这种提法也是比较准确的。那么，其他党史著作是如何记述的呢？笔者翻阅了薄一波撰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下简称《若干回顾》)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与《刘少奇传》。《若干回顾》是这样记述的：“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改革土地制度。到1953年春为止，除了约有700万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外，土改已全部完成”。[6](p.79)《毛泽东传》的记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1950年)六月二十八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六月三十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施”；[7](p.92)“到一九五三年春，全国除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的农民在内)无偿得到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7](p.93)《刘少奇传》的记述是：“(1950年)六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后公布实施，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这样，从一九五○年秋后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分批分期陆续展开”。[5](p.618)《刘少奇传》没有记述土地改革结束的时间，显然，在这里该书也没有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通过的时间，而仅仅记述了公布实施的时间。《若干回顾》记述土地改革时间是1950年冬季，《刘少奇传》记述的时间是秋后，稍有差别。土地改革结束的时间，《若干回顾》、《毛泽东传》都记述的是1953年春，与《简史》、《党史二卷》、《大事记》记述的1952年底，有几个月的差异。另外，《若干回顾》和《毛泽东传》在记述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域时都未讲到台湾省。那么，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时间到底是1952年底还是1953年春呢？这两个时间哪个时间更准确呢？笔者曾参与《党史二卷》的修改工作，当时，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经过考证和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对书中引文的核实，我们采用了“1952年底基本完成”的说法。
四、关于“三反”和“五反”运动
“三反”和“五反”运动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历史上的两个重要运动。“三反”运动主要在党和国家机关中进行，“五反”运动主要在工商界中进行，两个运动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大历史事件。《七十年》对这两个历史事件是这样记述的：“干部贪污案件，在新中国成立后即时有发现并作过处理。1951年11月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揭露出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后，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党中央随即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胜利的初战”。“1952年1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1](p.253)“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半年结束。它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我们党在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又一个回合的胜利”。[1](p.254)《简史》记述道：“根据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化问题，1951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消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于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pp.107-108)《七十年》没有明确说“三反”运动开始的时间，但讲了中央作出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所以，《七十年》和《简史》所说的开始时间应该是一致的，即1951年12月，而结束的时间都讲的是历时半年。“五反”运动开始的时间，《七十年》讲的是1952年1月，《简史》没有讲开始的时间，用了随后的时间观念。《党史二卷》的记述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3](p.159)“1952年1月4日，党中央下达限期发动‘三反’运动的指示。……一场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三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3](p.160)《党史二卷》没有明确说明“三反”运动的开始时间，但显然是以1951年12月1日中央的决定为标志的，结束的时间说得很明确。关于“五反”运动，《党史二卷》说：“1952年1月5日，中央在转发北京市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大力发动‘五反’斗争，对资产阶级三年来在此问题上的猖狂进攻给予一个坚决的反攻和重大的打击。1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3](p.163)“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3](p.165)《党史二卷》关于“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的时间与上述著作所述大致相同。《七十年》在记述“三反”运动的开展时，讲了作出决定的文件名称，没有讲时间。《简史》则讲了中央作出决定的时间，而没有讲作出决定的文件名称。《党史二卷》既讲了时间，又讲了文件名称，并对“五反”运动是怎样开展的，也讲了中央发出指示的时间和名称，记述比较详细。在记述“三反”、“五反”运动的结束时间时，《七十年》和《简史》都说是历时半年，这样推算下来大约是1952年6—7月之间，而《党史二卷》明确讲两个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在两个运动的结束时间上向后推迟了数月。《大事记》记述的开始与结束的时间完全与《党史二卷》相同。[4](pp.71-72)《若干回顾》、《毛泽东传》与《刘少奇传》所述的开始的时间大体与上述著作相同，只不过《若干回顾》使用的是1951年底和1952年初的说法，[6](pp.98-114)《毛泽东传》使用的是中央作出决定和毛泽东作出批示的时间，[7](pp.207、222、235)《刘少奇传》使用的是1951年底和接着进行的说法，《毛泽东传》没有说结束的时间，《刘少奇传》也没有直接说结束的时间，但间接地说到了结束的时间。《刘少奇传》说：“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三反’、‘五反’运动将要结束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汇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苏联商谈的情况”。[5](p.658)由此看来，经过考证和中央档案馆核实过的《党史二卷》和《大事记》所记述的结束时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五、关于整风和整党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在全国执政后的第一次整风和整党运动，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这一历史事件，《七十年》是这样记述的：“1950年，针对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中滋长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党中央发出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了一次着重整顿党的干部的整风学习。1951年春天，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整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在进行‘三反’的单位结合‘三反’进行，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1](p.274)对这一历史事件，《简史》是这样记述的：“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担负着多方面全新的任务，党的队伍也面临新的考验。这样于1950年5月1日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3年中央决定进行整党，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2](p.107)这里，《简史》与《七十年》对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时间的记述是一致的，年份相同，《简史》详细讲了月日。但对整党开展的时间记述不同。《七十年》认为，1951年春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分期分批开始。《简史》则说，决定整党是1953年，这样时间上就相差了2年。整党什么时候基本结束的？《七十年》记述是1954年春，《简史》没有记述。《党史二卷》的记述是：“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全党整风运动，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经分批整训，于年底结束”。[3](pp.168-169)这里，《党史二卷》与《七十年》和《简史》所不同的是，明确记述了整风开始的时间、中央发出的指示以及整风结束的时间。关于整党运动，《党史二卷》记述道：“1951年2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提出以三年的时间进行一次整党的任务”；“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3](p.169)；“根据中央批准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整党运动有步骤地在全党展开”。[3](p.170)《大事记》也是这样记述的：“1951年3月28日—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整党工作逐步展开，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4](p.70)这里，《党史二卷》记述了整党决定的时间，至于开始的时间用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有步骤地展开的说法，没有像《七十年》那样明确说明时间。整党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明确记述，但书中提到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要点，用三年时间进行一次整党，这样推算下来时间应该是1954年。《大事记》没有记述整风运动的历史事件。对整党运动记述的决定时间完全与《党史二卷》相同。所不同的是，《大事记》明确记述了整党结束的时间即1954年春基本结束。对这一历史事件，《刘少奇传》是怎样记述的呢？《刘少奇传》说：“中共中央(1950年)于五月一日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一九五○年夏秋冬三季，结合各项工作，在全党全军开展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到同年冬季基本结束……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整党建党问题也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起，用三年时间有领导、有步骤进行一次整党运动”。[5](p.625)该书指出：1952年中共中央发动“三反”运动后，整党工作和“三反”运动结合进行。对整风运动的记述，《刘少奇传》与《党史二卷》基本相同，只不过《刘少奇传》用了季节的概念。对于整党运动，《刘少奇传》的记述与《党史二卷》大致相同，《党史二卷》记述说，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点提出用三年时间进行和完成一次整党任务，而《刘少奇传》对“提出”的表述进行了改动，改为“决定”，对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及会议作出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等没有提及。
六、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所犯的一个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和严重损失。对于中共历史上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上述几本党史著作又是如何记述的呢？《七十年》记述道：“(1957年)这年冬季，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1](pp.312-315)《简史》记述道：“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迅速推向高潮”。[2](pp.127-129)这里，《七十年》与《简史》的记述是基本一致的。《党史二卷》的记述是：“‘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制定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3](p.473)“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过程的一次重要会议”；[3](p.476)“成都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又一次重要会议”；[3](p.479)“经过1958年上半年几次中央会议的酝酿和准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于5月5日至23日召开，推动了‘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3](p.480)“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3](p.492)从1958年6月至8月，一些地方开始试办，“在各地争先恐后建立人民公社的形势下，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3](p.495)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党史二卷》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记述，条理比较清晰，表述也比较准确，读后使人一目了然。《大事记》记述道：“1958年5月5日—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举行，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4](p.87)《大事记》的记述与《党史二卷》基本相同，只不过因为文字所限，进行了概括。《若干回顾》记述道：“1958年到1960年，在我国历史上习惯称为‘大跃进’的年代”；“1958年发动‘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8](p.478)“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8](p.486)“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出动几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7月间，河南省在大社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毛泽东(8月)视察三省的消息，特别是8月13日报纸发表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谈话的消息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pp.519-520)“8月29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0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这时，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8](pp.525-526)这里，《若干回顾》提供和讲述了许多历史的细节。《刘少奇传》也记述道，“大跃进”的发动，起端于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5](p.759)其说法和判断大体与上述党史著作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有一个过程，大致持续和进行的时间是3年左右，如果要十分准确或精确地下个定论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正式开始，又是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正式结束，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这个运动从1957年底在农业领域和部分地区就已经开始进行、已经在酝酿和发动，并拉开了序幕。后来还有一个层层发动、逐步推进和形成高潮的问题，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起了这个作用，到八大二次会议和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则应该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的标志。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什么时候结束，以上党史著作都没有明确的记述和表述，按照第二个历史决议和党史学界通常的说法应该是持续和进行到1960年后逐渐终止。
从以上中共党史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考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历史的记述越细越好，这有利于人们搞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如果在反映和记述历史事件受到文字和篇幅限制不能展开时，则应该下工夫对历史事件进行认真细致的反复考证，努力作一个精准的判断，下一个准确的结论。这样，才能使读者在学习党史著作时，一事一学习，一事一掌握。对有质量、有影响、权威性的党史基本著作尤其应该提出这样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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