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运行要素--兼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和价值目标_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运行要素--兼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和价值目标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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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恰如邓小平曾反复指出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党的十五大把“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十五届二中全会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现代化事业郑重负责的一个重要标志。

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改革基础

在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工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从各国改革的经验教训来看,特别是从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的改革实践来看,要使社会主义全面改革顺利推进,必须遵循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规律,先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大的突破,再不失时机地展开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各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必须继续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并使之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坚实的基础。改革的实践反复表明,任何政治领域的改革,都离不开相关领域的经济改革作为其必要的基础。

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选择有利的时机。

作为涉及社会最敏感部位的政治体制改革,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改革的任务提出过早,社会成员对改革的思想准备不充分,认识不到位,承受力不坚强,那么这样的改革就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改革只能在少数人中筹划、运作,自然步履维艰,乃至半途而废。如果改革的时机选择过晚,当经济改革已经明显地触及到某些陈旧的政治体制的时候,当社会成员已经发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呼声的时候,还不及时地展开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不仅经济体制改革会遇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深层障碍而难以继续深化,而且有可能引发某些政治矛盾而造成社会动荡和不安。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利时机在哪里?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弊端明显暴露,人民群众对这些弊端也有较深认识,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必须不失时机地提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以足够的力量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这样的改革,一般会顺利拓展而成效显著。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坚实的基础。

作为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革命,无论是哪一个层次、哪一个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其展开的经济基础。一般说来,政治体制改革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包括这样一些主要因素:(1)生产力呈持续发展水平;(2)经济结构趋于合理;(3)经济领域的矛盾得到缓解;(4)在经济层面形成了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合力。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基础因素,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逐步形成的;这也就是说,只有当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孕育了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必要因素的时候,才能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实际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注入活力与动力。

由于经济与政治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血缘”关系,因而作为社会发展的两大主体性变革,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根据各自的目标和任务从社会生产力中汲取改革的原动力,而且两大改革的实际进程相互作用,相互注入改革的动力和活力,这是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全面改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所提供的活力的汲取,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民主程度的拓展,必然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高层面上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从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政治体制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中汲取活力和动力,则主要是指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社会机体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是激活传统政治体制、建设高度民主政治的重要推动力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首先需要赋予生产经营单位以自主权,独立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就必然孕育对高度集中的党政权力体制进行改革的强大活力:一是取消一部分权力,把对经济生活直接垄断的权力坚决予以取消;二是归还一部分权力,把本来属于生产经营者的权力完完全全地归还给企业和社会;三是分解一部分权力,把过分集中于党委的权力分解给政府,把过分集中于上级的权力分解给下级;四是转移一部分权力,将那些既不应由政府所有也不属于企业行使的权力转移给社会中介组织;五是强化一部分权力,加强党委和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权力。这样一种内涵丰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啻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原动力,推动现有政治体制在适应“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新的生长点上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

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文化支撑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具有深刻文化指向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政治变革过程。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政治文化的支撑;政治改革中政治文化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深度和质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是指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民主意识形态。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的国体性质和民主的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民主政治的漫长历程说明,民主文化对于民主制度,具有民主制度本身所无法具有的然而又是民主制度建设所必需的功能和作用:民主制度的诞生,离不开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而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巩固发展,又必须借助于文化的舆论力量来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素质,革故除弊,开拓前进。一种新型民主,假如仅仅满足于基本民主制度和体制的建立,而不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拓展,建设与民主制度适应的、为更多社会成员所掌握的民主文化,那么这种民主制度不仅难以得到社会力量的理解和支持,而且会由于长期失去社会民主文化的滋养而自我萎缩,走向消亡。一种民主制度,如果把自己(主要是指国家权力机构)与社会民主文化对立起来,视社会对民主的文化探索和舆论渲染为异己力量,否定甚至压抑民主文化的正常健康发展,那么这种民主制度也就行将衰朽,将会被一种更新的民主制度所代替。民主制度向民主文化拓展,并且借助于民主文化的舆论力量和探索精神不断地提升和强固自己,这是现代民主的重要特点和发展趋势,更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生长点。

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巩固和发展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文化,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探索型民主文化。这类民主文化往往发生在知识界一小部分热衷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知识分子中。与民主的实践相比,这类民主文化具有超前性,偏重于民主发展趋势的探索和更高形态民主模式的设计。关于民主的超前性理论探索,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发挥着两方面重要作用:一方面,提醒国家权力机构反思自己,检讨与高度民主目标的差距,以进一步除弊兴利,增生活力,以更好地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另一方面,拓展人民群众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视野,增强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以进一步形成有利于政治变革和民主发展的强大社会舆论力量。总之,探索型民主政治文化,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

(二)宣传型民主文化。主要表现为执政党和国家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工具对民主制度巩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方针政策进行各种形式的广泛而深入的舆论宣传。宣传型民主文化,首先具有向广大人民进行民主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同时,通过深入广泛的关于民主理论和各项民主建设的方针、政策、措施、途径的宣传,可以不断地沟通国家机构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增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共识,形成有利于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法律型民主文化。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表现为民主与法制的有机统一。民主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机制,有健全的法律予以规范和制约;公民的民主权利,有健全的法律予以确认和保护;违背或破坏民主的行为,有健全的法律予以抑制或制裁。在民主政治发展中所形成的有关法律条文,就构成了建设高度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法律型民主文化。法律型民主文化发展的程度,是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这种特殊的民主政治文化,主要产生于人民代表大会,但它的根本基础和根本依据,则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和意志。

(四)大众型民主文化。这类民主文化,是一种最广泛的关于民主的社会意识形态,它虽然带有相当大的自发性,有许多成份未加雕琢,还比较原始粗糙,但却是建构现代民主政治大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原材料。大众型民主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广大人民群众关于民主政治发展的意见、要求和呼声。大众民主文化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表现出来:一是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正当的民主渠道,例如通过各类群众团体的作用,参加各类议政参政会议,开展基层社会生活群众自治等等,直接表达自己对于民主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对执政党和国家机构的批评监督。二是人民群众通过某种间接的手段,例如投拆、上访、举报等等,强烈反映自己关于民主问题的某项意见和建议,或敦促国家机构查处那些阻挠和破坏民主的行为。三是人民群众通过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民主建设的愿望,例如广为流传的针砭时弊的社会民谣。这类来自民间而又最容易传播的民主呼声,虽然不乏芜杂成份和牢骚情绪,但是其中往往蕴藏着人民群众对与民主相悖现象的批评指责,反映着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基本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多种表现形式的大众民主文化,既是民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推进民主政治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动力。

(五)艺术型民主文化。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关于民主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电影、电视、戏剧以及其它文艺形式通过艺术形象的手段反映人民对民主的呼声和意愿。由于文艺作品和文艺形式所具有的特殊功能,艺术型民主文化非常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产生共鸣,甚至由此形成强大的社会震动力量。

以上五类不尽全面的概括,反映了作为现代民主政治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文化,是一种多元性的社会意识形式态。这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支撑力量。

首先,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兴利除弊、革故鼎新的重大政治变革,是走向社会现代化的一座重要桥梁,它迫切需要积极向上的民主政治文化提供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改革即探索,即创新,它没有现成的模式,而全凭在实践中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如此。这就需要在改革中大力弘扬探索精神,发展积极向上的探索型民主文化,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悉心探索通过稳定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途径。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社会各个层面而又十分敏感,在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政治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甚至干扰,这就迫切需要加强正确的舆论宣传,注重法律规范,以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提供积极正确的政治价值导向。社会成员政治文化价值选择的正确度,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健康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发展时期,价值取向各异,文化碰撞加剧,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市场经济大潮激荡起伏复杂多样的价值追求,不同地位、不同层面、不同利益、不同经历的社会成员,对于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会持有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目标选择。对于直接涉及现存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更会是如此。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矛盾,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认同和参与,从而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人的思想观念的深刻革命,它迫切需要在改革过程中大力弘扬民主政治文化,消除各种与民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在我国现阶段,与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相悖的观念意识主要表现为三种因素:一是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我国是封建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残余仍然是现实社会中对民主政治建设影响最为严重的因素,主要表现为等级观念、人治意识、官本位以至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现象。二是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占相当比重,对社会成员影响尤深。马克思指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小农经济意识严重的人,必然缺乏民主要求,甚至根本不理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为何物。小农经济意识普遍的国家,则很难建设起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高度民主政治。三是小商品经济意识的影响。小商品经济和小农经济一样,同属于小生产,都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但是两者又有质的不同: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联系,小商品生产和简单商品经济相联系。因此,小商品经济意识在民主问题上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状况。商品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平等和自由,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商品生产者自然也具有自由、平等以至人权等等民主要求,其中特别注重个人的自由。但是,由于小商品生产是一种出于狭隘利益、经营范围狭小的商品生产,因而,小商品生产者的民主要求往往带有极大的利己性,只要自己的自由和平等而不管他人的自由和平等,以至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由此,小商品生产者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要求很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对权力的崇拜和对个人专制的追求。因此说,小商品经济天然的民主要求对现代民主政治往往是一种严重的障碍因素以至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相当破坏力量。以上三种观念意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会长期存在。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高度重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文化建设,对广大社会成员进行现代民主意识教育和民主素质训练,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支撑力量。

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沟通机制

现代社会的发展,以社会有机体相互之间的沟通作为前提。沟能,既是社会发展的动态范畴,又是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当社会有机体之间相互沟通的时候,社会的摩擦和冲突就少,就能保持一种和谐发展的态势;而社会在某些时候、某些层面发生矛盾甚至冲突,引起某种程度的秩序紊乱和社会动荡,也大多是未能很好地沟通社会关系的结果。社会沟通在社会发展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具有多方面的涵义。政治沟通是社会主义民主沟通的一种重要类型,它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政治沟通具有重要地位。柏拉图曾提出政治对话(对话实质上就是沟通)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当代,政治沟通则成为运用现代系统科学原理分析政治发展规律的一条新途径。所谓政治沟通,从原本意义上说就是政治信息的相互交流。在现代社会,政治信息包含极为广泛的内容。政党关于政治发展的主张、政策,国家关于政治发展的法令、措施,人民大众关于政治发展的意见、要求,理论家们关于政治发展的探索、争鸣,以及表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思潮,都是关于政治发展的政治信息。这些广泛的政治信息只有得到及时的相互交流、沟通无阻,才能形成有利于政治发展的共识,汇成推进政治发展的社会合力。政治沟通是社会政治的一个本质要求,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与政治利益的重新调整,改革不仅直接涉及党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而且直接涉及广大社会成员,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政治沟通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能否沟通,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出现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的改革方式。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矛盾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一部分民众对政治代表人物的决策失误和某些政治腐败现象强烈不满,迫切要求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全面性的改造,对政治腐败现象进行彻底性的惩治,从而对党和国家机构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说明,这种激进的改革方式,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和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改革适宜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的基本方略是:通过不断沟通政治代表人物和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系,消除在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方面的差异,增进政治改革共识,增强政治发展合力,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纳入有程序发展的轨道。政治沟通既是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基本手段,也是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机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现代化目标

所谓政治现代化,是一种从传统政治(专制政治或粗糙的民主政治)走向现代政治(高度民主政治)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现代人类根据一定的目标(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综合性社会目标)自觉进行政治变革、推进政治发展的活动。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千差万别,特别是社会性质不同,因而在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上各具特色,不可相提并论。大致而论,当代世界走向政治现代化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政治现代化的开端。经济300多年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体系(包括其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体制和民主的调节机制)有了日益完善的发展。但是二次大战后,特别是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爆发,随着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格局逐步形成,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发展。这是世界政治现代化历史大潮中一股不可忽视的主潮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诞生,开辟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新道路,展示了民主政治的新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基本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1)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上层建筑缺少现代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这就不能不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受到极大制约,甚至遇到来自落后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严重障碍。(2)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身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时地受到封建专制政治的严重影响,使政治上层建筑中存在着比较严重而又很不容易克服的残余,从而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进程。(3)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还受到了来自自身的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主要是“苏联模式”的影响和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某些政治模式的影响,从而使政治体制上存在着严重弊端,很不适应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三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二次大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批民族国家获得解放和独立。这些国家独立之前大多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并长期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掠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因而独立后面临着改变贫困和落后,走向经济富强的艰巨任务。经济要发展,没有政治上的相应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系一般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许多国家政治生活很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和政治发展滞后,必然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以至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走向政治现代化,是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走向政治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共同性的大课题,是方兴未艾的历史大潮流。

把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长远任务,努力探索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否定,而恰恰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实现高度民主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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