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先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概括起来看，呈现出如下六个方面趋势，兹作具体介绍。
一、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
2000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文学研究工作者很自觉地要对自己所走过的百年历程作出 回顾与总结；在此基础上，对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研究作出展望。为此，有些学术刊物专辟“ 百年回顾”栏目，有的则特设“世纪展望”笔谈。一时间，回顾与展望的文章成为热点，几 乎所有学科均如此，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不例外。
《学术研究》2000年第一期刊出徐国荣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审视》。这是一篇有关广 东 省的文学博士们讨论古代文学研究的综述文章。该文主要是从方法论和价值观的角度，对二 十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作出了较为中肯的得失评价，并就未来研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如下 几点颇值得注意：
(1)学者们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古代文学领域出现了跨学科研究、边缘性研究趋 势，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一方向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走下去。
(2)总起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学史研究，较多强调了其认识作用，即对古代文学的常识性认 识，从而使历史现象成为文学史编写的主要价值趋向。但是，博士们认为，文学史的重点应 该 是它的文学感悟性而不应该是它的历史认识性。只有注重了文学史的文学性，才能使文学与 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区别开来，独立出来。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研究，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文学意义的研究，要发掘古典文学的人文精神，加强 其特性分析，注重其审美感悟。
(3)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另一偏颇是它的世俗化、功利化倾向。许多研究工作者不是听 从于文学本身的召唤去从事研究，而是听从于时代的召唤、生存的召唤去从事研究，这是令 人扼腕的。这一现象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便是缺少真 正的学术争鸣，因而也难以产生学术意义上的“大师”。
(4)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古典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两者关系上，强调 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所谓“古典文学”是指古代具有典范意义和代表性的文学，即人们常 说的名家名篇。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古典文学研究。这种“经典研 究”的做法，确实为古代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需要继续深入时，其局限性便显
现出来了。首先是难以对文学“史”的线索作全面客观的描述；其次是对于古代文学的跨学
科文化研究来说，也显得难以适应；其三是单纯的古典研究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成绩是主要的。广东的博士们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分 析其中的不足之处，大多切中要害。这对于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时避免少走 弯路、沿着更科学的轨道前进，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古代文学研究也与其它学术领域一样，一度出现了一种浮躁媚 俗倾向，学者间互相吹捧多，谈成绩多，提缺点少。广东的博士们在研讨会上，注意实事 求是地分析不足，保持冷静思考，体现了一种学术争鸣精神，是令人欢迎的。愿这种风气能 在二十一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健康发展。
这种宏观的文章还有程二行的《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及学科发展研讨会综述》（《 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等。但2000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的回顾与总结文章，大多还是围 绕具体作家、具体流派或具体文学文本而展开的。如神话学、《诗经》学、《楚辞》学、诸 子学、《史记》、汉乐府、汉辞赋等等。兹择要介绍。
关于《诗经》学。《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刊发了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 的《21世纪“诗经”学展望》。夏文指出，二十世纪的《诗经》研究，首先经历了由传统《 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的重大转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又进入了一个兴旺发展 的新时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大致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再次进入了新的转型期。这个转 型期的基本特征便是多元化，即以多种多样的方法论和研究模式向前发展，既继承传统诗经 学和现代诗经学的优良传统，又借鉴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及其优秀成果。既注重拓展新的 研究领域，又重视加强基础研究。在总结回顾的基础上，夏文对21世纪的《诗经》研究提出 了四点工作设想：A、编撰一部具有科学价值和可备一说的成果资料汇编；B、编一套《诗经 要籍集成》；C、编纂《诗经研究全书》，汇总历代有价值的研究文献；D、探讨和总结以往 两千多年的经验，撰写《诗经学史稿》。《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发表了鲁洪生 的《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该文将会议论文归纳为：A、关于《诗经》的 文化研究；B、关于《诗经》学史的研究；C、关于《诗经》的文献研究；D、关于《诗经》 的篇旨章意研究；F、关于《诗经》的训诂、音韵研究等等。这几方面大致反映了二十世纪 末期《诗经》研究的基本情况。另外，《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还发表了夏传才的《国外 <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文章从传统阐释学、现代接受美学、文学本体论、语言学 研究、精神分析理论及文化人类学等方面评述了国外《诗经》研究方法论及其得失。
关于楚辞学。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上，楚辞研究一直处于显学地位，名家辈出，代有 成果。因此，对楚辞学的综述研究文章也相对较多，1998、1999已发表有关文章十几篇之多 ，2000年仍有文章推出。黄震云《二十世纪楚辞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从 楚辞研究的历史进程、成就、特点、热点、方法和误区，以及海外楚辞研究等方面，对二十 世纪的楚辞研究作了鸟瞰式评价，是一篇概括比较全面的文章，只可惜个别评判似欠公允。 褚斌杰《百年屈学》（《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以“五四”、建国为界，将百年屈学研 究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评判突出重点，持论亦公正，显示了老学者的平实风格。另有赵沛 霖《本世纪楚辞研究方法论浅说》（《中州学刊》2000年第3期），从楚辞研究的模式和方法 两个方面着手，对二十世纪的楚辞研究作了概括评价。认为二十世纪的楚辞学在研究方法上 表现为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的结合，多学科交叉与多手段并用以及交叉文化分析等；在研究 模式上则表现为从古代的注释型到现代的分析型、再到综合型的转变过程。赵文关于楚辞研 究模式的分析可能失于简单。事实上，古代的楚辞研究亦不乏有优秀分析型者，如林云铭《 楚辞灯》、汪瑗《楚辞集解》、李陈玉《楚辞笺注》、陆时雍《楚辞杂论》、张德纯《离骚 节指》、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刘梦鹏《屈子章句》等。而二十世纪的楚辞研究亦非从分 析型走向综合型，而是两者一直并重，如王国维、梁启超、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姜亮 夫、饶宗颐、孙作云、陈子展、汤炳正等，可为代表。相比之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由于大多数学者限于国学功力不足，只能作一些分析型研究，虽不乏有作综合研究者，如萧 兵先生即为佼佼者，但终呼唤不出大师级学者来。此足可深思者。
关于《庄子》。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一书所隐藏的文化内涵可能是最复杂和丰厚 的。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思想的束缚，《庄子》散文的丰富宝藏不得开掘 。自八十年代后，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思想领域也开始活跃起来，庄子研究因此而出 现繁荣景象。尚永亮、肖波的《文学<庄子>二十年》对此作了概括介绍：“近二十年来， 庄子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前的种种束缚和偏见，真正走上了学术的独立道路，庄子恢复了其文 学巨子的本来面目，其文学地位重新得到认识和确立，并分别于其哲学、美学成一派。在这 一不算太短的时间段中，学者们大大开拓了庄子文学的研究范围，并在某些切入点上进行了 深入集中的讨论，使庄子的文学特点和内涵得以发掘，将庄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尚 文将文学《庄子》的研究从五个方面作了介绍：(1)关于《庄子》的文艺思想。学术界出现 了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庄子》书中有文论思想，庄子是第一个在文学理论史上 给寓言以明确地位的人，是第一个在文学理论史上描述了浪漫主义风格特征的人，是继孔子 之后开拓了文学批评领域的第一个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庄子是反文艺、否定文艺的。如庄 子《内篇》反映了庄子对美丑无标准，对语言的表现功能的彻底否定，这就是一种虚无的思 想，是对美与文艺的彻底否定。(2)庄子与浪漫主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苏 联文艺批评的影响，文学史教材一概把庄子散文的特色概括为消极浪漫主义，并与屈原的积 极 浪漫主义相对照。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有认为庄子的浪漫主义是积 极的，或认为庄子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互为表里，还有学者则将庄子浪漫主义概括为“古 典浪漫主义”，并就其特征加以分析。(3)庄子的寓言。学者们首先就庄子寓言的成因及其 价值作了研讨，同时又就庄子寓言的分类、特色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讨论。(4)庄子散文 的艺术成就。着重讨论庄子散文的文体贡献、塑造形象的方法及其艺术结构等问题。(5)庄 子散文与诗歌、小说和神话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庄子散文具有诗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浓 郁的抒情性、葱茏的想象力、宏深的意境创造、诗的语言和韵律。学者们还认为，庄子散文 中《盗跖》《说剑》诸篇在情节的虚构、人物心理描绘和细节刻划等方面，都具备了小说的 要素，几乎达到了后代小说的水平。至于《庄子》书中的卮言就是根据生活本来面貌来虚构 人物和故事，借以反映社会现实，这种方法实际为有意识地创作小说开了先河。因此，学者 们认为，庄子是中国短篇小说之父。至于庄子散文与神话的关系，近年来也引起了学界的关 注，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学者们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原型批评等理论和方法，对庄子神话 作了深层次的阐发。
关于《汉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汉赋研究成为两汉文学研究的热点。阮忠《20世 纪汉赋研究述评》（《学术研究》2000年第4期）对此作了较成功的介绍。阮文将20世纪的汉 赋研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前50年，第二阶段为1950至1980年，第三段为19 80年到世纪末。总起来看这三个阶段表现为简单到低落到繁荣的发展历程。在前50年，学术 界对汉赋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极有限。第二阶段，由于受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学界较多的 是关注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对汉赋采取贬抑态度，整个汉赋研究出现冷落状态。第三 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局面，汉赋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汉赋源流论、作家论、 作品论、文化论、思想论、艺术论等不同视角的讨论由横向扩展，自纵向深入。汉赋研究专 著也 如同雨后春笋，不断涌现。阮文就汉赋研究繁荣时期的主要特点和方法作了总结，对汉 赋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就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了预测。
有关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很多，不烦细述，兹将有关论文目录示下：曹晋《<史记>百年文 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赵长征《20世纪<左传>研究概述》（《文史知 识》2000.10）、吕薇芬《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文史知识》2000.2）等。
二、出土文献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此后，经科学发掘的考古材料不断涌现。尤 其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考古进入大发现时代。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即根据汲冢 竹 书、敦煌遗书、汉晋木简、安阳甲骨的发现对学术研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而提出了“古来 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的著名论断。纵观整个二十世纪，考古发现对于重建中国上古史 、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史、重新估价中国学术史，让学术界走出疑古时代，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带来了新的契机。考古发现的东西，大致可分为没文字 和有文字的两类。没文字的是遗址与遗物；有文字的则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文和帛书等 。这两方面都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尤其以后者为明显。在利用考古材 料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方面，老一辈学者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如于省吾的《泽螺居诗经楚辞新 证》、姜亮夫的《楚辞通诂》、陈子展的《楚辞直解》、汤炳正的《楚辞新探》、陈直 的《文史考古论丛》等，都是显例。
必须指出的是，于省吾、姜亮夫等先生在利用考古材料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时，仍处于零散 性阶段。也就是说，只能利用某些个别的考古材料，解决某些个别的文学问题。自从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以后，整批整部整篇简牍帛书的出现，使得利用出土文献系统研究先秦两汉文学 成为可能。在以往，有识之士已为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不同场合呼吁，而有组织的工作，则 是从2000年开始的。2000年新春伊始，《文学遗产》编辑部率先组织中年学者刘跃进、江林 昌专门采访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李学勤、裘锡圭两先生，就出土文 献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作了系统讨论，并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刊发了题为《新学问 大多由于新发现》专访稿，引起了学界关注。差不多同时，北京广播学院语文部、首都师大 中文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和《中州学刊》编辑部也约请有关学者作专 门 座谈。《中州学刊》2000年第2期刊发了这次座谈会的一组提要，题为《出土文献与中国文 学研究笔谈》，《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也刊发了这次座谈提要，题为《出土文献与文学 艺术研究》。《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州学刊》三组笔谈的发表，在古典文学界 产生了不小震动，形成了一种气势，也许将标志着一个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兹 将这三组笔谈所涉及的内容并结合笔者自己的体会，列纲目于下：
(1)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及《黄帝四经》，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乙 、丙三篇及《太一生水》，与《老子》研究；
(2)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则阳》《外物》《让王》残简，湖北江陵张家山《盗跖》残简， 与《庄子》研究；
（3）商周甲骨、铜器等材料所见“数字卦”，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周易》， 湖 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经传，与《周易》研究；
(4)河南信阳长台关竹简，与《墨子》研究；
(5)河北定县八角廊竹简，与《论语》《文子》研究；
(6)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研究，《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研究；
(7)山东临沂银雀山竹简与《孙膑兵法》《孙武兵法》研究；
(8)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竹简引《书》论《书》，与《尚书》研究；
(9)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简引《诗》论《诗》，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引《诗》，阜 阳 汉简《诗经》，敦煌遗书《毛诗》残卷等，与《诗经》研究；
(10)长沙子弹库帛书帛画、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阜阳汉简《离骚》《涉江》 残简，与《楚辞》研究；
(11)银雀山竹简《唐勒赋》残简，睡虎地竹简《为吏之道》所附八首韵文，尹湾汉简《神 乌赋》等，与秦汉辞赋研究。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所举，还仅仅是纲目性的，具体研究，还有待来日；而且还有许多内 容未能概括，如考古发现与神话研究、汉镜铭文与汉乐府诗研究等等，都有待展开。
以上《文学遗产》三家杂志所刊笔谈，具有倡议性质，属宏观研究。与此同时，2000年已 有这方面的专题文章刊出，值得推荐的有：袁庆述：《帛书<五行>所引<燕燕>诗为<鲁 ><齐>诗考》（《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廖名春：《郭店楚简引<诗>论<诗> 考》（《华学》第4辑，紫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许志刚：《汉简与<诗经>传本》（《文献 》2000年第1期），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专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王世舜： 《略论<尚书>的整理与研究》（《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廖名春：《郭店 楚 简引<书>论<书>考》（《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汤漳平：《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李山：《< 诗·大雅>若干诗篇图赞说及由此发现的<雅><颂>间部分对应》（《文学遗产》2000年 第4期）。
在这些论著中，最有份量的自然是扬之水的专著《诗经名物新证》。此书运用王国维的“ 二重证据法”，大量引用最新考古材料，对《诗经》中十五首重要篇章所涉及的地名与器物 ，着重作了考证，从而使读者对《诗经》的理解，获得了新的境界。正如考古学家孙机先生 在《序》中所评：“此书从容选取考古资料，用以说诗，使之互相印证，互为表里，不少盘 根错节的问题遂涣然冰释。读者不难发现，过去相当费解的诗篇，出现在此书中时，已从分 歧和茫昧中浮现出来，背景明朗，形象具体，诗意也显出它原有的活泼与清新了。”尤为可 贵的是，为了本书的研究，作者对许多考古遗址和遗物，作了实地考察和目验，因此，她的 “新证”不仅真实可靠，而且还澄清了许多学术史上的疑误，如关于《诗经》中提到的“车 辅”问题，周人“重食”与殷人“重酒”问题，等等。这些对于《诗经》学研究，乃至于对 于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研究，都具有积极推进作用。
三、文学与历史文化的交叉研究
1、以历史文化为背景，揭示文学史现象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文学研究必须放在它的历史文化背 景下进行。先秦两汉时期，离我们太遥远了，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有 关文学作品就无法解读。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做起来并不容易。2000年的先秦两汉文 学研究，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努力。
姚小瓯《礼乐制度中的<诗经>文化本质》（《中州学刊》2000年第3期），从礼、乐、诗三 者关系入手，发现《诗经》（“诗”的结集）的自然史与周礼几乎相始终：“一部分诗是应礼 的 需要而制作，成为礼的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也是在礼的规范下创作，在礼的规范下应用的， 换言之，即是礼的具体实践。可以说，《诗》的形成即礼的成熟。所以随着周礼由成熟而走 向崩溃，《诗》的发展也停止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这一理论 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诗三百》成书在春秋时期的礼乐崩坏之际。”于雪棠《<周易><诗 经 >及汉赋狩猎主题作品之比较》（《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指出：“狩猎是上古社会一项 非常重要的生产活动，《周易》、《诗经》以及汉赋，对此都有所表现。”不同的历史时段 ，狩猎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这在《周易》、《诗经》及汉赋里也有不同的表 现。另有卜健《巫风楚舞的文学呈现：<九歌>的戏剧文化学考察》（《文学评论》2000年 第5期），主要从巫风习俗的角度讨论《九歌》的特征。不过，这是一个早有人讨论的课题， 没有多少新意。
阮忠于2000年连续发表《战国文化的多元与散文风格的初建》（《华中师大学报》2000.4） 和《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嬗变》（《河南大学学报》2000.2），从历史文化背景角度，揭示 了战国与两汉散文风格的形式与变化的原因。阮文指出：战国文化的多辨特质是由于诸侯之 战及百家争鸣的社会生活所决定的，其多元成为必然。在这一背景之下，春秋的诗性文化没 有得到光大，而形成了文化的散文化趋势。同时，不自觉的散文发展轨迹，其风格的初建与 作者的求真，思想方法与性情的密切关联，成为了战国散文的特殊现象。两汉文化形态随着 时代的变革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新道学与新儒学机制的先后重建，改变了秦 王朝非儒学的集权文化和秦以前的个性自由的多元化形态。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与文学 的冲突，本质上是教化与娱乐的冲突，而前者的政治性又不排斥后者的寓教化于娱乐。而其 融合的过程取决于文人习惯用文学的方式表现文化，使散文不是在改造文化，而是在适应文 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汉的历史散文、政论散文和学术散文的风格都发生着变化。或由 自由灵动归于古雅骈偶，或由华美归于质朴等。类似的文章还有张斌荣的《西汉经学的兴盛 与 西汉的散文创作》（《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张文指出，西汉时期，在各种原 因的作用下，经学由原来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演变成国家官定的意识形态。这对西汉士人产 生了巨大影响，既造成了他们精神气格的萎缩和思维的封闭，也培养了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和 关注。这对当时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散文的言事说理都大量援引经义，形成 了典雅醇厚之风和模拟因袭之气；另一方面也使散文创作表现出较低的现实性和评判精神。
2、以文学文本为线索，探索先秦历史文化
先秦的文献典籍，一般都是文史哲不分家。而且，这些典籍的著述本意，往往是为了记载 历史、表达政治主张、哲学观点或学术思想。所谓的“先秦文学”，实际上是后人为了研究 学习的方便所作的学科分类。先秦的学者们在著述时本没有文学创作的概念。因此，我们今 天所理解的所谓先秦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可以从历史学角度作理解，《论语》 《庄子》等可以从哲学角度去阅读。以先秦文学文本为线索，探索先秦历史文化，是近年来 的一种新趋势。
张春生《夸父神话与逐日巫术》（《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指出，《山海经》中 夸父逐日神话中的“入日”之“入”当为使动用法，意思是“使太阳下去”。夸父手执桃木 杖 能够使太阳赶下去。这实际反映了远古先民为了消除旱灾而进行的一种巫术活动。张剑《< 豳风·七月>与北豳先周文化》（《甘肃高师学报》2000年第1期），以《豳风·七月》诗为 线索，结合有关正统史著、地方史志以及民间文化遗迹遗俗，对豳地的地望、先周民族在古 北豳的农事活动状况等，均作了全面考察，提出了新见。杨子怡《传统诗经学对<诗经>的 文化还原》（《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指出，《诗经》里隐含着历史、礼仪、伦理等 内容，传统诗经学对《诗经》的解读过程其实就是历代学人对中华文化的参与构建过程。江 林昌《姬周族的起源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华学》第4辑，紫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 古公亶父“至于岐下”与渭水流域先周考古文化》（《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2期）、《 由姜与夏的关系看姜嫄族的起源与迁移》（《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均以《诗经》文献 为线索，结合作者本人参加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时的实地考察及所收 集资料，对姬周民族、姜民族的起源与发展线索与交融过程，以及姬、姜、夏三族的关系， 作了有益探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此外，韩维志的《先秦文学所展现的君臣车服之赐》（ 《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王新霞《略论先秦诸子中的尚“清”倾向》（《文史哲》2 000年第1期）、周中明《公元前国人的海洋意识：读<庄子·秋水>》（《文史知识》2000年 第2期）等等，均属此类。
四、有关文学现象的源流讨论
2000年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比较热烈，其中有对具体文学故事的渊源揭示，有对某一文学现 象的流变探索，有对某文学发展轨迹的理论考察。
谭家健先生的《<列子>故事渊源考略》。《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对《列子》书中 58则故事的来龙去脉一一作了详细考辩，澄清了许多文学史上的误解，为我们阅读研究先秦 两汉有关文学典籍，带来了许多便利。如《列子·黄帝》篇有“列姑射山在海河州中，山上 有神人焉”章，故事情节与《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同而小异。严 灵峰先生《列子辨诬及其中心思想》一书以为是《庄子》节录自《列子》，谓“全文《列子 》叙事详明，而庄子则甚简略，疑《庄子》删节《列子》之文为之。”谭家健先生则指出， 《列子》中“列姑射山在海河渊中”事见于《山海经·海内北经》而不见于《庄子》，“不 偎不爱”语句亦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偎人爱人”而不见于《庄子》；“可知是《列子 》据后出之《山海经》资料补充订正《庄子》并大加发挥。”这不仅将“藐姑射神人”故事 的源流搞清楚了，而且还从文献学角度揭示了《庄子》-《山海经》-《列子》三书的成书先 后次序。谭文中类似的例子颇多，不胜枚举。
王恒展《<尚书>与中国小说》（《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该文指出历史散文是中 国小说的主要源头之一。《尚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散文集，蕴含着许多小说文体的 因素，对后世的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兴华《小说史上的先秦文学》（《衡阳师范学院 学报》2000年第2期），以《孟子·离娄下》《庄子·杂篇》中的《说剑》《盗跖》以及《韩 非子》《左传》《战国策》等书中具有小说因素的故事分析为例，指出在先秦许多作品中， 已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艺术上的想象和虚构等小说要素，已 是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中国小说的形成期应是先秦而不是魏晋南北朝。由于理性文化的“ 尚实”精神导致了先秦之后数百年的小说空白，割断了先秦小说与后世小说的表面联系，使 人们忽略了先秦小说的真实存在，而把魏晋南北朝看作是中国小说的形成期。事实上，这一 空白并不意味着先秦小说与后世小说没有传承关系。先秦之后，小说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停滞 ，而是转入潜流，在野史杂传等文体中继续发展，为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郭建勋《论楚辞在形制上与表现上对文体赋的影响》（《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文 章指出文体赋的文体渊源主要是先秦散文，但也曾受到楚辞的深刻影响。从形制上看，楚辞 给文体赋提供了六言、三言两种主要句型，并在结构方式上给文体赋以借鉴；从表现上看， 楚辞铺陈、排比、香草美人、咏物写怀等手法则对文体赋有着极大的启迪。另有王洲明《“ 诗 ”“骚”对汉代诗歌影响的对比研究》（《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李炳海《论<招 魂>体辞赋的历史演变》（《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均属同类论文。
郭维森《王延寿及其<梦赋>》（《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此文对王延寿的生平及 其《梦赋》的内容与结构作了全面介绍之后，着重就《梦赋》的思想来源和影响作了讨论。 认为《梦赋》的创作受到了古代神话、驱鬼民俗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在《梦赋》中有鬼怪故 事十八则之多。《梦赋》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仿续之作不断出现，如魏晋时的徐 干、缪袭均有《嘉梦赋》，唐代的萧颖士有《爱而不见赋》等等。讨论王延寿的文章还有刘 昆庸的《禀才瑰颖，体含飞动：读王延寿赋》（《文史哲》2000年第1期）。刘文指出，王延 寿之前，以京都和宫殿命题的骋辞大赋通过夸饰场景和营造气氛以服务于颂圣、讽谏的主题 ，其所关注的是宫殿的象征意义，宫殿本身并不具备独立性。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则由 对宫殿象征意义的关注转变为对宫殿本身的关注。这种变化标志着宫殿赋已从骋辞大赋中分 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咏物体类。
关于海赋。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广阔无垠、神秘莫测的海洋充满向往 和憧憬。先秦时期的著作中，《庄子》多处写到大海宏伟壮观的气势，《山海经》记载了千 奇百怪的海洋神话。继后，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先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留下了著名 的刻石、诗篇和历史传说，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美谈。而以赋的形式专门描写海的作品，从 东汉至南北朝，篇数不少。据谭家健《汉魏六朝时期的海赋》（《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2期）的统计，有十篇之多，即东汉初年班彪的《览海赋》，东汉末年王粲的《游海赋》 、曹丕的《沧海赋》、西晋木华的《海赋》、潘岳的《沧海赋》、东晋庚阐的《海赋》、孙 绰的《望海赋》、南齐张融的《海赋》、梁肖纲的《海赋》、《大壑赋》。谭文按时代顺序 ，对这十篇辞赋逐个进行了评论，指出随着人们对海洋了解的深入，十篇海赋中，前期的神 话色彩到后期出现了淡化的趋势。
关于神话学。在关于文学源流的论作中，特别值得推荐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 第3期刊发的常金仓的《中国神话学的基本问题：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该文 指出，中国现代神话学至今仍维持着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中国上古时代像西方一样也曾创造 过丰富多彩的神话，至商周之际大部分神话被历史学家改造为历史传说而发生了一次神话的 历 史化改造，因而神话的首要任务是将历史“还原”为神话。这个假定是20世纪20年代在茅盾 的《神话研究ABC》中确定的，而茅盾的神话理论则主要是在英国古典进化论者郎格以 及当时盛行的疑古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中国神话在本质上是有重大差别的，西方神话是以自 然神为核心的，而中国神话的重心却在英雄崇拜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神话的历史化的倾 向”，因而21世纪中国神话学有必要重新建立自己的体系。我们暂且不论常文的结论是否可 靠，只就他提出的问题看是值得深思的。
五、文学的文献学研究
这是一个传统而基础的专题，2000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诗经》研究方面。邵炳军、赵逵夫《卫武公<抑>创作时世考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邵炳军：《卫武公<青蝇>创作时世考论》（《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 第3期）；周秋良：《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域性特征》（《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 0年第1期）；江林昌《<商颂>作者、作期及其性质》（《文献》2000年第1期）；周远斌：《 <诗经>历程》（《北方论丛》2000年第6期）；蒋海兰：《关于<诗经>经化史的考察》（《 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将方：《魏晋时期的<诗经>解读》（《文学评论》2000年 第4期）；莫励锋：《论朱熹对<诗序>的态度》（《文献》2000年第1期）；刘毓庆：《杨慎 与<诗经>考据学》（《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王长华：《余冠英的<诗经>研究 》（《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等。
楚辞学方面。陈广忠《论<楚辞>、刘安与<淮南子>》一文，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证明 了汉初刘安是先秦《楚辞》的第一个研究者，也是最早整理者。“先秦《楚辞》成书于何时 ？当成于刘安之时，集于众门客之手，而不是成于刘向之世。”接着，陈文从十个方面，具 体证明了《楚辞》与《淮南子》的一致性，如《楚辞》《淮南子》中的神仙思想相一致，两 书记载的神话均属南方系统，两书所用天文历法几乎一致，等等。从而证明刘安的《淮南子 》是对《楚辞》的继承，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刘安对《楚辞》特别熟悉。陈文将《淮南子 》与《楚辞》对照起来研究，找出期间的联系点，是很有意义的。至于刘安是《楚辞》的最 早整理者、研究者的观点，前人已有较多讨论。其中汤炳正先生于1962年发表在《江汉学报 》第十期的《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一文，论证颇详。该文后又收入1984年齐鲁 书社出版的作者论文集《屈赋新探》中，改名为《楚辞成书之探索》。陈文却未提及此文， 这对一个搞楚辞研究的人来说是不应该的。王德华《试论王逸<楚辞章句>“经学”阐释的 思想文化特征》（《中州学刊》2000年第3期）一文，把王逸《楚辞章句》的“经学”阐释放 到汉代学术思想动态变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作者认为，王逸是以 “经学”为价值评判标准对屈赋及屈原人格给予了合理评价。刘安、司马迁虽“推其志”， 认为“可与日月争光”，但毕竟对屈原的以死殉志未能给予恰当的解释，至班固又引经据典 ，对屈原加以责难。可以说，王逸用“经学”的观点驳正了前人对屈原的不解以及歪曲与批 评，对屈原人格精神以最大限度的首肯，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对后世影响至为 深远。虽然王逸之后贬屈者仍不乏其人，但屈原忠贞直谏的形象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关 于楚辞文献学方面的论文还有赵逵夫的《<天问>的创作主题与创作动机》（《西北师大学 报》2000年第1期），《论<惜誓>的作者与作时》（《文献》2000年第1期）；汪祚民的《论 班固观<诗>的风俗视角》（《东方丛刊》2000年第2期）；力之的《<楚辞章句>前15卷的 前序为刘向作驳议》（《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等等。
诸子学方面。学者们注意了作者生平行事及著作版本源流方面的考辩。《汉书·艺文志》 在 “诸子略”中著录了两种以“鬻子”为名的著作，一是道家类的《鬻子》，凡22篇，班固注 ：“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一是小说家类的《鬻子说》，凡19篇 ，班固注云：“后世所加。”显然，这是两部内容不同的著作，并非一书而重出者。自齐梁 以来直至赵宋，《鬻子》传本约有五个：1、梁庾仲容撰《子钞》时所见《鬻子》残本，1卷 6篇（简称“庾本”）；2、唐逄行注《鬻子》1卷14篇，（简称“逄本”）；3、王观注《鬻子》 凡3卷，见录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4、宋高似孙家传本1卷12篇，见高似孙《子略· 鬻子序》；5、宋陆佃校本，凡15篇，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这五种本子，只有逄本因存入《道藏》而流传至今。但对于逄本的真伪问题，对于逄本是 属于道家《鬻子》还是小说家《鬻子说》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广西大学学报》20 00年第1期发表了陈自力的《逄本<鬻子>考辨》。陈文在爬梳整理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 重加考辨，认为逄本《鬻子》既非后世伪造的赝本，也不是小说家《鬻子说》之残，而是《 汉书·艺文志》所录的道家《鬻子》之残帙。陈文还对《新书》《列子》《文选》等书中所 引的“鬻子”佚文的真伪问题，也做了逐一考证，并指出胡应麟关于《汉志》小说家著作“ 亦杂家者流”的论断实不可信。此外，诸子文献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还有梁涛的《荀子行年新 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赵伯雄《<荀子>引<诗>考论》（《南开学报 》2000年第2期），孙福喜《<鹖冠子>与帛书<黄帝四经>比较研究》（《西北大学学报》 2000年第3期），王家祥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孙子>研究》（《文献》2000年第1期），郑 良树《论<公孙龙子·迹府>的成书年代》（《文献》2000年第2期），（挪威）鲁纳《贾谊< 新书>之传世辨解》（《文献》2000年第2期），王启才《略论<吕氏春秋>的编辑特点》（《 文献》2000年第2期）等。
在文学的文献学方面。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山海经图”的研究。众所周知，《 山 海经》成书近两千年来，呈现给世人的只是其面目的一半，即文字部分，而另一半-山海 经图，人们则知之甚少。《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刊发的马昌仪先生《山海经图：寻找< 山海经>的另一半》文，对《山海经》古图作了全面探索。马文通过考证指出，《山海经》 的母本有图又有文，它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后来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 了下来，这便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在版本学史上，《山海经图》有三种情况，即汉 晋以前的原始古图、六朝张僧繇和宋代舒雅的《山海经图》、明清时期出现与流传的《山海 经图》，可惜前两种古图已佚失了。马昌仪先生文在对历代古本《山海经图》搜集、比较的 基础上，追索了三类《山海经图》的来龙去脉，剖析了明清两代《山海经》图本的特色与文 化意蕴，探讨了《山海经》据图为文的叙事风格。《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发表的沈 海波《略论<山海经图>的流传情况》文，则对汉晋以前的“山海经原始古图”的流传情况 作了考证，认为最初的“山海经古图”失传于西汉晚期，而陶渊明和郭璞所见的《山海经图 》，则是魏晋时期出现并流传的新图。不久这《山海经》“新图”也亡佚了，于是又有了南 朝张僧繇所绘之图行世。张图至宋代又残阙，于是到了宋代又有舒雅据张僧繇的残图重新绘 为十卷。舒图不久亦亡佚。明清之后则又有许多补绘之作行世。
文献学考证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作，属于朴学实证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早中期，这 方面的文章较少，到九十年代末期，文献考证文章又多起来了，表明严谨考实的学风又得到 了重视。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六、文学个案研究
这也是一种常规性的研究方法。其中有些是对一些传统课题提出新的解答方案，如李伟实 《“离骚”中求女之谜破解》（《社会科学战线》2000.1）。自王逸以来，关于《离骚》“求 女”问题即有多种解释。至近代，游国恩先生对此还作著名论文《楚辞女性中心说》而加以 讨论。李文在前人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些更合理的解释，至于文章题目说“破解”还不如改成 “新解”好。因为“求女”问题已讨论了二千多年，不存在“破解”问题，能再提出“新解 ”已很不容易了。又如罗敏中的《论屈原的被疏、被放、被迁：兼说“曰黄昏以为期”》（ 《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这也是一个老题目，罗文作了一些新的梳理，但求之求细 ，反觉有违情实。此类文章还有郭玉林《论<离骚>冲突的艺术美》（《湘潭大学学报》200 0年第6期），潘晓龙《<九歌·山鬼>研究辨疑》（《安徽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等。
文学的个案研究方面值得推荐的是那些从新的视角提出新问题提供新答案的论文。如郭纪 金的《“诵”字的音义辨析与楚辞的歌乐性质》（《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从探讨 “诵”字的音义和功用入手，对楚辞的文体性质提出了新解。在远古时代，诗、乐、舞本是 三位一体的，人们相信《诗经》就是如此。但战国中晚期至汉初流行的楚辞是否可以歌唱， 学界一直未有定论。如金开诚等《屈原赋校注》即认为：“《九歌》是祀神的乐歌，必然要 唱，……至于《离骚》，则因篇幅过长，必不能唱，……后来汉人的拟骚之作也不能唱。” 郭文通过考证，得出结论：(1)读音为song的“诵”，用为动词，其确切意义是击节歌 唱，学“诵”者必须严格从师，反复训练；(2)读音为yong的“诵”，用为名词，是兼备歌 词与曲调的一种文体，屈原作品的文体原本叫“诵”，从而确证楚辞是用于歌唱的歌词。
郜积意《使用与阐释：先秦至汉代<诗经>学的理论描述》（《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 从辨析赋《诗》言志所体现的共同伦理开始，探讨了使用和阐释在孟子《诗经》学中的分野 ，最后以汉代《诗经》学阐释的两种类型为论证（解字释词与经义发挥），旨在说明中国经典 阐释学实质上是伦理阐释学，即阐释者在解说经典大义时，通常在字面义与表达义之间建立 起伦理关系，其建立的方式是相似性联想。我们应当注意相似性联想在伦理阐释中的特殊功 能与作用。此外，《诗经》个案研究文章还有吴万锺《<诗经·邶风·谷风>与《卫风·王 风》之比较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金化伦《<小雅·谷风>与<邶风 ·谷风>考释》（《民族艺术》2000年第4期），等等。
在文学个案研究方面，扬之水的《诗经》研究值得单独一提。她除了前面介绍的《诗经名 物新证》专著外，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文史知识》等刊物发表有关《 诗经》的单篇论文多篇，同时还出版了《诗经别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扬之 水《诗经》研究的最大特点有两点。首先是从文献学角度，充分利用考古材料与《诗经》文 献对证，以求一个最接近历史本相的《诗经》文本。其次，是在此基础上，进入到对《诗经 》文本的解读。止庵先生为其《诗经别裁》所写的《跋》中概括为“还原的读法”。也就是 说，回到《诗》的年代，根据《诗》的功用和性质，去体会《诗》的含义。止庵先生还通过 比较指出：“经学派重视的是（《诗》的）教化，文学派讲究的是诗意，（而扬之水的）‘还原 的读法’则力求体会《诗》中的人情。”
有关汉代文学的个案研究则有，姜逸波的《汉赋属骈文之一体》（《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 第6期），李炳海的《辞赋研究的视角转换》（《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项永琴的《从汉赋研究看陆贾<新语>》（《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庄筱玲的《贾谊<鵩鸟赋>
的一种读法》（《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张大可的《<史记>的民族凝聚力与研究现状
》（《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赵华、孙志勇的《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北方论丛》2000年第5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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