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城市——双核结构模式与武汉发展前景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汉论文,发展前景论文,大开发论文,龙头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武汉：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城市
1.西部大开发的地域范围界定
我国已开始启动旨在把发展重点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西部内陆地区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国家开发银行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政策金融机构也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首次发行“西部开发债券”、给予向西部19个省和自治区投资的外资企业以鼓励性税收政策等内容。因此，西部大开发中的“西部”已不是80年代以来东中西三大地带中的西部，即西北和西南组成的西部概念，而是除东部沿海地带以外的广大内陆地区；西部大开发严格说应称为中西部大开发。
2.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政策措施及其分析
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利用外资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机会终于来到中西部，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更加优惠的政策也同时赋予中西部。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初步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①中西部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利用外资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目录，报经国家批准后，目录内项目可享受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项目政策，对其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②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领域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条件，放宽中西部地区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持股比例限制。③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3年内，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④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再投资的项目，凡投资比例达到25%以上的，均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⑤允许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承包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⑥允许中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其省会或首府城市选择一个已建成的开发区申办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了使这些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国家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相关政策，在开放的领域上、在政策上采取更为灵活的办法，以吸引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到中西部地区投资。这些相关政策包括：①对中西部地区具有优势的农牧业开发、资源开发、环保、教育、旅游、能源和原材料工业项目制定相应政策，给予特别鼓励，把利用外资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②适当放宽对中西部地区设立限制性外商投资项目的政策，并给予必要的配套支持。③在进口设备关税和所得税方面考虑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④适当扩大商业零售、金融、保险、服务等行业在中西部地区的试点范围。由此可见，一方面，由于我国已有对外开放（尤其在东部地区）20多年的经验，所以已能制定出较为成熟有效的优惠政策和相应的配套措施，另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域范围混乱（是狭义的西部还是广义的中西部），所以有关西部大开发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澄清：是扶贫开发、效率开发还是两者兼具的开发？与此相联系，面对如此广阔的中西部，是全面铺开还是“以点带面”？应当指出，缩小地区差距不应该是落后地区的平行推进。平行推进，欲速则不达。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仍然有个效率问题，而平行推进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率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些具有发展潜力、见效快、对周边地区能产生强大影响的地区或城市，选择一些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具有创造能力的行业，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即增长极。资源和政策应向这些增长极配置和倾斜，使这些地区（城市）和行业尽快发展，然后再在相对落后地区进行选择。
3.我国对外开放空间演化的基本轨迹
在前述基础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国前20年东部地带开放的成功经验。以前20年对外开放的龙头城市深圳、上海为实例，通过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系统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由边缘走向中心是我国对外开放空间演化的基本轨迹。其过程可明显分为两大阶段：
（1）边缘效应阶段（1992年前）。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首先从与我国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的华南地区起步，这绝非偶然，而是蕴含有深刻的边缘效应原理：一是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毗邻港澳，可以充分利用两种制度、两个市场等不同所带来的边缘效应优势；二是正是因为位置较偏，距中原遥远，即使政策失败也无损大局。沿海战略的实施（包括后来海南岛的开放）则是将边缘地带的范围予以进一步的扩大。
（2）边缘效应与区域效应结合阶段（1992年后）。 沿边开放战略的实施将边缘地带的范围进一步予以扩大。而以上海—浦东为核心的长江流域的对外开放，以及所有省会城市的对外开放，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步入了重视区域效应的新阶段。因此，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实施的是典型的“以线带面”战略，即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对外开放地区等，其中，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浦东），分别构成了两个时段对外开放的龙头城市。显然，西部大开发还缺乏这样清晰的对外开放思路。事实上，无论是从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思路看，还是从我国对外开放的时序看，今后必将进入以区域效应为主导考虑因素的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即第三阶段。由于区域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某城市或区域的位置中心性，故中部地带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主体区域。而作为中部地带的中心城市以及我国内陆最大中心城市的武汉，就处于非常突出的发展地位，理应成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城市。
4.武汉成为西部大开发龙头城市的依据
（1）西部大开发的目标判断。 西部大开发的总体目标：一是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因改革开放而急剧扩大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是西部大开发的首要目标。二是刺激潜在需求。我国的物价指数从1998年3月开始，连续低于上一年同期水平， 原因是有许多潜在需求尚在沉睡之中。因此，完善西部社会基础设施，目的就是为了刺激上述潜在需求。三是转换发展模式。我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都非常依赖出口，事实说明，这并非最佳选择，因贸易盈余反复被美国敲打的日本可作反面教材。亚洲货币危机后中国出口增长停滞，这使它痛切地认识到了出口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到能否实现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转换。在逐步回归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背景下，一个城市或地区区域效应的大小，就成为国家判断其在全国地位和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武汉为核心的中部地带具有最为突出的区域效应。
（2）中部地带的涵义与范围界定。按照80 年代中期国家关于东中西三个地带的划分，东部地带包括沿海的12个省、区、市，西部地带包括原西南和西北9个省区，其余属中部地带。因此， 中部地带由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9 个省区所组成。与前述东西向的划分相反的是南北向的三个地带划分：北部地带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15个省、区、市；中部地带是，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等11个省、区、市；南部地带是，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5个省、区。 两种类型的中部地带交汇点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所组成。
（3）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调查结论。1999年，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武汉的投资环境进行了一次权威调查，调查以区域／城市体系为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要参照了多因素和关键因素评估法、竞争力分析指标等。调查组对武汉市投资环境评价的主要结论是：①武汉是迈向中国中西部大市场的桥头堡；②武汉是中国内陆地区联结国际的纽带；③武汉是中国中西部的商贸中心、金融管理中心和科技信息中心；④武汉是中国经济建设重点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首选的城市；⑤谁投资武汉，谁就占据了中西部市场的制高点。
总之，只要西部大开发的地域范围涵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只要西部大开发需考虑效率目标而实施“以点带面”的分层次开放战略以更多地吸引外资，就必然会得出结论：具有最强区域效应的我国最大的内陆城市武汉，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城市。
二、武汉：国家经济地理横轴建设的端点城市
西部大开发与前20年东部沿海地带的开发有一个根本不同：东部地带可以直接面对海外，而广大中西部地区虽然可以面西，但主要流向是向东。这样，如何与东部地区搞好衔接、合作，就构成西部大开发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武汉的地位将更加突出，结论需要从我所提出的双核结构理论模式谈起。
1.双核结构模式的基本涵义与应用前景
在对我国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空间结构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空间结构现象，即双核型空间结构现象，简称双核结构模式。双核型空间结构由港口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及其连线所组成。双核型空间结构模式的基本涵义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需要有两个“核”来推动：一是区域中心城市，二是港口城市。
从港城关系角度看，双核型空间结构是一种特殊的港城关系。一般情况下，港城关系虽然是港口、城市、区域经济等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但仅限于对港口与所在城市的关系分析，并将其归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①港口在市区之内；②港口在市区之外；③港区一部分在市区之内，一部分在市区之外，即混合式。事实上，双核型空间结构中的端点城市，即区域中心城市与港口城市的组合，构成了一种空间尺度更大、区域效应更为强烈的广义港城空间结构关系。
从作用机制看，双核型空间结构是区域发展中一种比较有效的空间结构形式。因为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充分发挥作用，在其它因素相同下，其对区位的最基本要求是趋中性，即应当尽可能位于所在区域的几何中心。新近出现的区域形态研究，之所以认为团聚状形态优于长条形态，主要是出于中心城市的趋中性考虑；在交通网络的衡量指标中，有关α、γ等系数的设计，显然同样以中心城市的趋中性为前提。然而，与区外交往的需要，则拉动中心城市的区位向区域边界方向推移，以至有不少区域中心城市位于区域边界上。这虽利于与区外的交往，但并不利于对所在区域的带动。而双核型空间结构则兼顾了这两方面的需要。因此，双核型空间结构实现了区域中心城市的趋中性与港口城市的边缘性的有机结合。
双核型空间结构模式是普遍存在于我国沿海和沿江地区的一种空间结构现象。其中沿海地区有沈阳—大连、北京—天津、杭州—宁波、广州—深圳、南宁—北海，沿江地区有长沙—岳阳、南昌—九江、合肥—芜湖、无锡—张家港等双核型空间结构。这种双核型空间结构的共同点，就是一方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另一方则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行使着区域中心城市的门户港城的功能。
我国T型开发模式中的双核型空间结构
2.双核结构模式在地方中长期规划中的应用
（1）在河北中长期规划中的应用。“九五”期间， 河北开始实施两环发展战略。即以两环区位为主导优势，以京津两大城市和河北三大港口为纽带，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一体化为方向，以发展现代化农业、高技术重化工业和贸易旅游业为特色，参与国际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劳动地域分工的能动自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两环经济模式是覆盖全省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不局限于环京津7市、35县，也不限于环渤海3市12县等小范围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全省11市138 县（市）都受到两环经济模式的制约和影响。两环经济模式虽然充分展现了河北省的地域结构特色，但却是粗线条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十五”期间如何发展？根据双核结构模式我们提出，应当在两环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寻找更具体的重点开发轴线，即河北近中期的开发重点应是在由石家庄和黄骅所构成的轴线上；通过石家庄—黄骅这一轴线的隆起，来带动河北（至少是京津以南的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建议得到了河北省计委的充分肯定。
（2）江西、湖南等空间格局的简要分析。 “八五”期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出现扩大趋势，绝对差距迅速扩大。但中西部地区的广西后来居上。“八五”期间，广西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9%， 比全国同期11.8%高出5.1个百分点。位次由1990年的20位上升到15位。人均GDP1990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5.25%，1995年上升到全国平均水平的78%， 位次由全国倒数第2上升到第19位。 广西的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广东影响的带动。这从其城市布局的特点中即可看出：广西的城市布局偏向于向广东的联系方向。湖南、江西的情形恰恰相反。即湖南、江西的走向是向长江。事实上，这里包括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①从合理的地域空间结构组织看，广西、江西、湖南三个省区的中长期规划，分别应当以南宁—北海、南昌—九江、长沙—岳阳为所在省区的最主要的驱动轴。②近几年来，随着广东经济崛起，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吸引力大幅度增加。湖南、江西的经济流向有改传统的“北上”转为“南下”的趋势。这说明武汉的经济吸引力有明显相对减弱的趋势。强化武汉，迫在眉捷。
3.双核结构模式在国外区域开发中的应用
（1）全球最大的双核结构：杜伊斯堡—鹿特丹。
莱茵河是欧洲一条国际河流，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向北与美因河汇合后，穿过莱茵山地，进入北德平原，下游经荷兰入北海。全长1320Km，流域面积25.2万Km[2]， 绝大部分位居德国和荷兰境内。莱茵河流域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并不丰富，种类也不够齐全。除西德煤炭、磷矿资源储量较大外，其他地区如荷兰、瑞士等矿产资源十分贫乏。之所以能够成为人口稠密、工商发达、城市密集、开发度极高的地区，基本原因是由于主要支流及干流上游基本实现了梯级渠化，干流中、下游也进行了疏浚和护岸工程建设，并修建了众多的人工运河，从而形成了干支流量直达、河海港口相联、运网纵横交错的航道网，水运十分便利。既加强了本流域与区外和国际市场的联系，又将流域内部经济中心与消费地联为一体。另一方面，由全球最大的港口城市鹿特丹与全球最大的内河港口城市杜伊斯堡组成的全球最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的形成，对莱茵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密集带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荷兰经济发展中，航运和对外贸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外贸周转额相当于国民收入的近80%。莱茵河畔的鹿特丹，是西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每年有3亿吨左右的石油、煤、矿砂、 金属和木材等大宗散货及集装箱在此转运，被称为“欧洲的门户”。荷兰主要工业部门的发展也是在发达的航运基础上依靠进口原料发展起来，并且规模都比较大，如石油加工、石油化工、硫酸、化肥等的生产，从而在鹿特丹以西海岸到多尔德雷赫特，形成了一条50Km长的沿河石油化工走廊。
在西德境内，莱茵河长约700Km，水量稳定，利于航运， 又多支流，便于联系广大腹地，因而是西德经济意义最大的一条河流。在本国具有煤炭资源的基础上，发挥航运发达的优势进口铁矿砂及其他矿产资源，发展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靠煤近水发展水电工业，煤化学工业等，从而大大促进了西德的经济发展。被称为“德国及欧洲心脏”的鲁尔工业区，其形成和发展一是得益于丰富的煤炭资源，二是依靠了发达的水运。如果说，德国的经济振兴鲁尔是基础，那么鲁尔的经济起飞水运则是“翅膀”。目前，鲁尔区已拥有大小港口74座，其中莱茵河畔的杜伊斯堡是世界第一大内河港，也是西德最大的钢铁工业中心，从它北面的汉博恩到南面莱茵豪森的莱茵河岸线，炼铁高炉就建在码头边，驳船上的铁矿砂可以直接卸在高炉旁。目前，这里集中了原西德粗钢产量的40%、生铁生产的47%和轧钢的39%。杜伊斯堡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城市，关键是有鲁尔区这一欧洲最大的重工业区和城市集聚区作为依托。杜伊斯堡事实上起着鲁尔区的门户港城的作用。
德国鲁尔区是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的一部分，鲁尔区已有150 多年的工业化发展史，由于具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历史基础，从而在煤炭大规模开采的基础上，形成了煤—钢—电—化—机械为主的产业结构。60年代以来，鲁尔区着手调整经济结构，利用优越的交通条件、用水条件以及已有的经济基础，发展了一些新的部门，如炼油、石化、汽车制造、纺织、食品等。同时，原有部门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降低成本或发展新产品。目前，鲁尔区产业结构中机械工业占主导地位，主要产品有采矿与冶金设备等。其次是化学工业，化工的原料虽已由煤炭转为油、气，但煤化工仍占重要地位。钢铁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轻工业也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在全球最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中，位于河口的鹿特丹行使的是门户港城的功能；杜伊斯堡作为鲁尔区的门户，事实上是作为整个莱茵河流域的区域中心城市而起作用。
（2）美国最大的双核结构：芝加哥—纽约。
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深刻揭示出纽约与芝加哥的空间关联性。1820年，美国东北海岸有4个主要港口（波士顿、纽约、 费城和巴尔的摩）在竞争欧美间的贸易市场。1825年以后，纽约很快超过它的竞争对手，一跃成为全美最大的城市，原因就在于它有芝加哥这一内陆中心城市作为巨大的腹地支撑。
在美国资源和欧洲工业品回流之间，阿巴拉契亚山脉是一个巨大的费用和时间障碍。但纽约位于哈德逊河的入海口，而哈德逊河几乎是海岸城市通往阿尔巴尼的唯一通道。在阿尔巴尼，哈德逊河与把阿巴拉契亚山脉切成山谷的默哈克河汇合。1825年，伊利运河的完工，将哈德逊河—默哈克河与伊利湖连接起来。这样，就完成了美国中西部通往欧洲的大西洋贸易线路之间的水上联结，而且必须经过纽约。这种与主要交通干线相关的区位因素，突出了纽约的地位，极大地推动了纽约的发展。纽约市区人口约732万，为美国第一大城市，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纽约还是美国第一大港口，占全美对外贸易周转额的1／5左右。在贸易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工业中心。大纽约集中了全美工业职工的10%左右，工业部门繁多，贸易和工业又带动了金融管理业务的发展，使之成为美国以至西方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岛南部的华尔街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大本营，在这里集中了美国主要垄断集团所属的几十家大银行、保险公司与交易所，以及成百家大工业公司和运输公司的总部。在美国起着国家银行作用的联邦储备银行总行即设置于此。
芝加哥是美国内地最大的一个城市，人口278万，仅次于纽约、 洛杉矶而居第三位。在这里，密执安湖向南深深插入发达的农业区。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周围农业的兴起和运河的修建，城市飞速发展起来。铁路修建后，芝加哥很快成为横贯北部的东西铁路干线的终点和联系西部与南部铁路干线的起点，现为30多条干线交会的重要铁路枢纽。芝加哥的工业产品以农产品的加工为发端。它恰位于美国几个重要农产区的中心，北面是乳酪区，南面是玉米带，西面是小麦带，许多农畜产品在这里加工转运。因此，它很早就以粮食加工、屠宰和罐头等工业闻名全国。苏必利尔湖区铁矿开发以后，芝加哥兴起了大规模的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并建立起了运输机械与农业机械制造业，以后又发展了飞机、电子等军工生产与尖端工业等。在此基础上，芝加哥发展成为美国内地最重要的金融、贸易与文化中心，拥有众多的银行、商行公司、著名的大学与科学院，其印刷出版业规模仅次于纽约而居全国第二位。
总之，以海港城市纽约与区域中心城市芝加哥，以及分布其间的汽车城底特律、石化工业发达的克利夫兰等构成的双核型空间结构，构成美国最重要的产业发展轴线。该轴线以伊利运河（由沿海地区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通往大陆腹地的一条可航水道、低地通道）的开通为导引，以综合性的束状交通运输网络的建成为标志。在这里，既可以方便地取得煤炭、铁矿，又接近发达的农业区“玉米带”和大湖水运。在大湖以南，还分布有不少专业化方向明显的中小工业城市。这个大致呈东西方向伸展的大产业带，被称之为“美国经济地理横轴”。
4.中国经济地理横轴的提出
通过上述例子使我们意识到，双核结构模式的空间尺度可以很大，当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可称之为经济地理横轴。那么，中国的经济地理横轴在哪里？事实上，在长江干流地区，如果我们的研究思路稍作转换，就可以发现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这就是由上海与武汉所构成的我国发展潜力最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在这里，武汉是位于长江干流上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上海则是位于长江河口的港口城市。
作者认为，武汉—上海与芝加哥—纽约这一对双核型空间结构具有特别明显的可比性。历史上将武汉称为“东方的芝加哥”至今仍有足够的现实意义。应该指出，从区位角度而言，由于纽约—芝加哥位居美国东北一隅，而上海—武汉则位居中国的中间地带，故后者具有更为明显的区域效应，亦即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推动作用。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之一是延误了上海（浦东）的对外开放。从区域经济角度而言，这的确是精辟之论。原因是，无论是四个特区还是海南省，其区域效应（对全国其它地区的扩散、带动效能）与上海比较，远不在一个层次上。作者认为，就区域效应而言，唯武汉与上海在同一能级上。
换言之，通过对双核型空间结构模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以及国际经验的借鉴，使得我们对我国今后区域政策的制订有了一个较为明晰的总体思路，即应当以上海—武汉为核心，构建、完善和强化中国的经济地理横轴，以此推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这既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长远之计，也是我国拉动内需的当前之策。
总之，在从政策措施、基础设施配套等角度有效促使上海—武汉这一全国最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不断完善的同时，我们可以给武汉的发展予以这样的定位：①中国最大的内陆城市；②长江开发开放以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点；③与上海一起构成“中国经济地理横轴”；④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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