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秘书学研究两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论文,理论论文,秘书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研究了秘书工作起源的逻辑起点和秘书学的学科体系定位问题，认为文书工作是秘书工作起源的逻辑起点。明乎此，既可弥补过去研究秘书工作起源单纯从外部条件入手而忽视内部规律的不足，又能为研究中国秘书史确立一个正确的基点。秘书学在学科体系定位上应是人文科学中管理学的分支。
关键词 秘书工作起源；逻辑起点；文书工作；学科体系定位；管理学
秘书学这一新兴的边缘学科，自八十年代初发端以来，经秘书学界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联手构建，学科理论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秘书学立足于学术之林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基础。但是，在理论的构架上，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廓清。本文拟就秘书学研究中的有关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的逻辑起点和秘书学学科体系两个问题谈谈管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的逻辑起点
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起源问题，经过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早已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有的已被大家普遍接受，有的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是提出了秘书工作起源的两个条件，即国家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并依据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我国上古的秘书工作。相当多的同志由此认为，秘书工作起源于阶级国家形成之后的殷商时期。理由很简单：殷商是我国阶级社会中继夏代之后的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其间出现了我国最早成形的文字——甲骨文。当时在殷商统治者身边从事上传下达，使用文字在龟甲兽骨上刻写记载的“巫”，便是当时的秘书，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秘书工作。这种认识，如果仅从表象上讲，是正确的，结论也应该说是对的。但是，如果从理论的深层次上讲，似乎又显得过于宽泛，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个假象：似乎凡在统治者身边上传下达的人都是秘书，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秘书工作。这显然是不对的。比如，我国古代军队中的传令兵，亦有此项职能，他们是否也是秘书？根据文献记载，殷商时期的“巫”，当时是身兼数职的，既要占卜，预测吉凶，在神与人之间进行沟通，所谓“先鬼神而后礼”便是一项主要职能；与此同时，又要记载记录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大事。这两种职能合一，决定了“巫史不分”。尽管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大方向是对的，结论也应该说是对的，但是，因衡量的标准过于笼统，过于宽泛，没有明确提出一个从秘书工作本身剥离出来的足以说明秘书工作存在的内核，并由此贯穿始终，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有的秘书学著述一方面认可国家、文字两个条件，认可殷商是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起源时期，另一方面却又推论至少在夏代，甚至在原始社会的黄帝时代和尧时代便已产生了秘书工作，其根据是“仓颉造字”和“龙作纳言”两个历史传说，这就有些前后矛盾，不伦不类。当然，其出发点自然是好的，无非是将秘书工作起源的时间提前，以此说明秘书工作的历史如何悠久，其工作如何重要，给本来受到界外轻慢的秘书学增加一点亮色。这种愈古愈好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探索精神亦是难能可贵的，但给人的感觉似乎缺少一点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的学术原因是什么？冷静下来，大家都应思考，也都在思考。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秘书工作本质特征所体现的、科学的衡量尺度，也就是缺少秘书工作起源的逻辑起点。
何为秘书工作起源的逻辑起点？简单一点说，就是秘书工作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这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不因历史变迁，朝代更替，人为因素而有所变更，它犹如一条红线从古至今贯穿在整个秘书工作之中，因而它也具有历史过程的恒定性。
确定秘书工作起源的逻辑起点，首先必须考察秘书工作的全部内容，以便从中筛选出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上古的秘书工作的全部内容，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以及没有系统的专门记载和概括，难以一窥全貌。而现代秘书工作，较之古代，其工作职能和范围无疑是扩大化了，如果我们从已经扩大化了的现代秘书工作的若干职能中，去追寻上古的秘书工作的主要内容，应该说从中可以找出古今的联系。另外，从研究的本意和实际着眼点来讲，是要找出古今一脉相传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今天保留下来的，便是其本质特征所最能体现的，必有其源头。
现代秘书工作涉及的内容广泛而丰富。中共中央办公厅李欣同志曾将其概括为十项职能：办文、办会、信息调研、督促检查、公务协调、信访、机要、档案、接待、交办事项。在这十项职能中，从古至今不受外界因素干扰而一直延续下来的最基本的职能是什么，我们不妨作个筛选。公务协调是上古秘书工作不具有的职能，而信访工作的产生，则是自唐代武则天临朝称帝时开始的，当时在中央的秘书机构中书省下设匦使院，其工作职能类似于现代秘书部门所属的信访机构。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垂拱二年三月，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匦使院的工作职能是“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由此可见，这是最早的封建王朝中央秘书机构中所属的专门处理信访工作的部门。接待和交办事项，有人认为是零碎偶然之事，且受帝王好恶和信任因素的影响，极不稳定，自然不能将其列为秘书工作的内核。办会中的一部分，连同信息调研、督促检查，均可看成是办文职能的延伸。而机要职能，本身就寓于办文职能之中。经过如此筛选，剩下的办文、档案两项职能，无论统治者（领导者）信任重用程度如何，历来均由秘书办理，古今概莫能外。西汉司马迁为李陵辩屈，遭受宫刑之后，汉武帝仍让其担任“中书谒者令”便是明证。由此可见，办文和档案两项职能便是古今一直延续下来不受外界因素干扰影响的秘书工作最基本的职能。
办文，包括文书撰写和文书处理两项工作，再加上立卷归档，这三方面相互联系和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文书工作。由此我们可以确认，文书工作就是秘书工作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们探寻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的逻辑起点。
确立秘书工作起源的逻辑起点，其意义在于：
1.弥补过去的研究单纯从外部条件入手，忽略了从内部规律着眼的不足。以往我们研究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起源问题，正如上文所述，主要依据的是两个条件：一是国家的产生，二是文字的产生。这两个条件的提出，的确为起源问题制定了一个大致的标准和前提，从研究的意义上看，的确蕴含了相当高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这两个条件的提出，是许多研究者受斯大林著作中的一段文字的启发而提出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说：“生产的继续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发展了，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一些秘书学的研究者似乎只注意到了斯大林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并以此作为评判秘书工作起源的全部标准，却忽略了后半部分文字，特别是忽略了“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这句话。这句话中有关国家管理和文书的关系所包含的意义从另一个方面恰恰印证了起源的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国家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只是秘书工作起源的外部条件，条件一旦具备，现实又迫切需要，便有了文书及文书工作，文书工作出现的同时，我们现在意义上所称之为的秘书工作便产生了。关于事物变化的辩证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在《矛盾论》中论述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秘书工作起源这一问题上，国家、文字产生这两个外因条件，通过文书工作这个内因依据而起作用，催化而为国家管理所需要的秘书工作。因此，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相互依存，缺少一个方面便不能产生秘书工作。我们应将研究的着眼点同时放在外部条件和内部规律上，不可偏废，只有如此，才能对秘书工作的起源问题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
2.文书撰写、文书处理、立卷归档三位一体的文书工作，从本质上讲，它并不排斥国家、文字这两个条件，相反，它是在两个条件作用下秘书工作起源的、有别于其他事物的独特个性的体现和本质特征的揭示。
3.为上古及其以后的秘书工作的产生和发展确立了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为研究中国秘书史确立了一个基点。
4.与文书学、档案学等相关学科在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可以保持统一性，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不因人为因素而此前彼后，造成混乱。在学科理论的发展上，也可相互促进。
二 关于秘书学学科体系的定位问题
秘书学学科体系的定位问题，自八十年代初创建秘书学以来，学界的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这对于秘书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些建设性意见，归纳起来，主要观点有：应用文科说；分支说；交叉边缘说；综合说。时至今日，虽然大家并未就此取得一致性意见，但支持分支说者占了相当的比例，我们四川学派和上海学派便采取此种说法。不过，四川学派与上海学派尽管在学科体系上均赞同分支说，似乎大方向都趋同一致，但在具体分支上则有分歧，分别采收不同的定位体系。四川学派认为：秘书学属于人文科学中行政管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上海学派则认为：秘书学属于管理学的一个分支。下面，笔者仅就分支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学科体系的定位与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即它所研究的客体。每门学科也都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它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反过来又决定了学科体系的定位，秘书学也毫不例外。秘书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三大块，即秘书、秘书机构、秘书工作。具体研究内容为：中国秘书工作史、秘书工作体制、秘书工作的指导原则和操作程序方法、秘书队伍的建设、各种不同类型秘书工作的特殊规律、办公自动化的理论与实践、与之密切相关交叉的学科问题等。
从研究的具体内容看，秘书学是若干其它学科内容交叉所产生的边缘学科。它是管理学、领导科学、文书学等知识圈交叉重叠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其边缘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上述所列不同观点中的“交叉边缘说”和“综合说”，如果从秘书学的学科特点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正确的，但“交叉边缘说”和“综合说”并未明确标示出其学科体系的定位。依照秘书学是“行政管理学的一个分支”的说法，现在看来，也嫌不妥。行政管理学隶属于政治学，它们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与现在新形势下的秘书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秘书学研究的是以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机构、人员为其主要对象的情况下，这种定位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市场经济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以此对秘书学进行观照，便会发现，这种定位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其局限性表现如下：
其一，行政管理学是以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能、行政环境、行政组织、行政领导、行政工作人员、行政决策、行政法规、行政执行、行政监督等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是研究国家政权管理的一门学科，而秘书学不仅要研究党政机关的秘书、秘书机构和秘书工作，当前及今后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还要研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秘书、秘书机构和秘书工作。由此构成了秘书学研究的两大板块。事实上，这两大板块的研究正在初步形成。原因在于，党政秘书学的实质就是一部公务辅助协调学，党政机关的秘书所做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辅助领导平衡、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而企业秘书学则是一部市场辅助竞争学，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要以产品利润作为追求的目标，参与市场的激烈竞争，才会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秘书则要辅助企业领导参与这种竞争。因此，两者的目标大不相同，其工作性质、特点和方法也就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只将秘书学定位在党政秘书学这一大板块上，既不符合实际，又不利于秘书学研究的深层次发展。
其二，将秘书学定位在行政管理学这一分支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构成对秘书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限制。秘书学之所以在创建十几年至今，不如有些新学科发展迅速，比如公共关系学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恐怕和学科体系的定位也有一定的关系。作为一门具有独特个性特征的学科，其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应该是很广泛的，如秘书心理学、秘书公关学，秘书语言学、秘书人才学、秘书美学、秘书法学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就还需要我们做许多拓荒性的工作，不能仅仅满足于原有的学科框架结构。
根据以上分析，秘书学的学科体系定位不应是行政管理学的分支，而应是管理学的分支。理由有三：
第一，秘书学所涉及的范围应包括党政机关、国有、民营企事业单位（机构）的秘书、秘书部门和秘书工作。从总体上看，其工作的基本特点都是领导集团和个人的助手，它的直接服务对象是领导人，辅助领导进行管理，其工作的根本属性是辅助性和服务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秘书所从事的工作就具有管理性特点。
第二，秘书部门是紧紧围绕在领导周围的办事机构，担负着上传下达，沟通上下左右，对外公务联络，以及机关的事务管理等职能，比如小车、电话、印章、文件、档案等管理内容。有的小单位、小企业（包括民营），甚至还将人事、财务、保卫等项工作内容也纳入秘书部门的管理范围。因此，它也具有明显的管理职能。
第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秘书，以及私人秘书，因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显然不属于国家政权管理的范畴，如果将其统统纳入管理学分支的秘书学内，也是合适的。
综上所述，秘书学的学科体系定位应该是：人文科学中管理学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