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不扩散，前景何在？——1.核扩散，将世界带向何处？——2.朝鲜核试验危险性何在？——3.重建大国协调机制应对朝核危机——4.朝核试验，美国的“自我制造”——5.伊核僵局显转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试验论文,核扩散论文,朝鲜论文,僵局论文,危险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核扩散，将世界带向何处？
沈丁立
近期，朝鲜进行了第三轮核试验，一时间引得美韩强硬回应，联合军演如火如荼，联合国更为严厉的制裁接踵而至。围绕朝鲜核问题，朝鲜半岛上似乎面临新一轮危机。
需要认真思索的是，所谓的朝核危机是否为伪命题？我的回答：既“是”又“不是”。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朝核问题在持续升温，相关各方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困之道，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看不到解决的前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事态不断进展未必不是通向新的安全格局的路径。
核扩散问题上的美国现实主义逻辑
朝核问题持续发展的可能结果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末年或者是其继任者上任后的前两年将最终接受朝核发展不可逆转的现状——即在事实上承认朝鲜拥有核武器，尽管在口头上仍可能不予接受。此后就同朝鲜相商事实上拥有核武器后应该遵守的规矩。这一判断可以用核扩散的历史经验来说明。
中国成功核爆炸是在1964年，美国直到今天也没有正面接受中国拥有核武器的事实。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美国在客观上还欢迎了中国于1991年作为核武器成员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美国可以反对，但它没有反对。美国觉得反对中国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将无济于事。相反，将中国列为被国际条约所接受的核武器国家，还可以拉拢中国，让中国配合其不扩散核武器的政策。中美因此在中国核武器合法性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妥协。
美国对中国是这样，对盟友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也曾反感并予制裁，但是制裁不久就撤销。美国的态度是，以方需借助核武器自卫，对此充分理解；但是以色列不能承认拥有核武器。假若承认，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的努力不啻是严重损害。在以色列“掩耳盗铃”的作态配合下，美国放弃了对以色列的制裁。
又如印度。印度1974年进行了“和平利用核能”的核试后，美国在次年组织了“核供应国集团”，要求成员国不同《核不扩散条约》的非成员国开展民用核能合作，其目的就是针对印度，美国因此遏制了印度发展核能长达30多年。但即使被美国霸权的技术垄断所限制，印度仍靠自主研发获得了核武器。由此可见，核扩散很难防范，尤其是对于印巴这样有着庞大自然禀赋，并都产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国家来说。美国既然控制不住印度发展核武器，在1998年印度试验核武器十年后，也就是到2008年彻底废除了因印度发展核武器而实施的核技术制裁，即事实上认可了印度的核武力。
再看美国对于巴基斯坦核问题的态度。巴基斯坦曾是美国眼中的军人独裁国家，因发展核武器而获美国制裁。但巴基斯坦1998年核试爆后，美国在对巴基斯坦实施新制裁后过了不多时间，就因“9·11”事件放弃这种制裁，并将巴基斯坦升级为非北约盟国。当然前提是巴基斯坦要配合美军进驻，支持美国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在美国44个盟国中，巴基斯坦取得了相当于日本、韩国等国的地位，而印度还没有资格。
由此可见，在核扩散问题上，美国的逻辑是：盟国最好不要有核武器，由它提供核保护；有了核武器则有可能被制裁，但也就是浮云掠过。对手也最好不要有核武器，有了必将制裁。但要是制裁无效，美国还得面对现实，争取对手，加以利用。这种功利态度自然损害美国将防扩散作为原则的成效，其结果必然是将防扩散当作国家安全的工具而非原则。长期以来，美国一贯奉行这种现实主义逻辑。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将遵循这一逻辑。
核扩散源自国际秩序不公平
朝核“危机”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冷战后美国一枝独大，成为世界唯一警察，这对不愿被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形成重大安全压力。朝鲜、伊朗等国发展核能力，是其解决自身安全关切的直接反应。
在核扩散问题上，美国既是防止核扩散的主导者，又是激发核扩散的动力源。美国双重角色和由此所导致的双重逻辑，使得世界对核扩散的干预也只能是进行有限的管控，要完全阻止核扩散是不可能的。
美国最近十年的防扩散行为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后果。它在客观上达成两项“积极”后果，但却引发两项更为消极的后果。十年前美军攻入伊拉克，伊拉克因此失去恢复核武器的可能，但美国先发制人造成十多万伊拉克人的死亡，美国却没有任何道歉和赔偿。作为伊战后果，利比亚主动终止其秘密发展核武器计划，但在美欧武力干涉下政权难保。伊拉克和利比亚完全放弃或失去秘密核武器计划，有利于地区性防扩散，但这两个政权被外来干涉所颠覆，无疑刺激了朝鲜和伊朗。因此，如果不检讨美国的霸权侵略，不予朝鲜和伊朗等国拒绝屈从西方不当压力的安全保障，这样的防核扩散机制至多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地位难堪。一方面，中朝有着传统邦谊和盟约关系，只要中朝互助条约继续有效，这两个国家就相互承担盟国义务；另一方面，中国的希望在于同世界接轨、融入国际体系，包括防核扩散国际体系，因此在朝鲜坚持发展核武器的背景下，两国相互照顾对方核心利益的盟约基础就受到很大侵蚀。于是，关于朝核的六方会谈呈现了这种局面：六国中核大国有中俄美三个，其他两国韩日受美国核保护，唯有朝鲜与核无关，而且被要求继续与核绝缘。在朝鲜缺乏来自外部的安全保障背景下，朝鲜试图发展核力量，恰恰是它寻求地区平衡得以恢复的手段，而且根据上述分析，美国最终会接受一个它无法驾驭的有核的朝鲜。
美国把中国视作霸权挑战者，由此尽管中国推动地区防扩散，美国仍难信任中国，所以它之前对印度“放水”，利用印度核力量牵制中国。今天中美合作压制朝鲜发展核武，令朝鲜国家安全利益受挫，但我们要考虑到依据上述美国的现实主义逻辑，待朝鲜核武器开发成熟，美国将十分可能予以变相承认，那时的朝核问题也就不再继续成为问题，届时中国将独自面对美朝媾和的战略难堪，此情形如同本世纪之初的美印媾和对中国提出的挑战。
世界复衡与核扩散消融
冷战期间，美苏之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各自拥有相互对立的庞大军事阵营。因为美苏都害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共同毁灭，因此给予各自盟国安全保护，于是抑制了许多地区冲突。在冷战的长时期内，美苏双方的核力量达成了一定的平衡。
冷战后的世界，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实际上造成了世界格局的失衡。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对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唯我独尊并不满意，但由于缺乏替代保护者的存在，只好各寻自保。发展非常规武器，就是它们寻求自卫、谋求自身政治诉求的极端手段。最近二十年来接连不断发生的地区性核危机，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反对。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出现了对中国改变美国独霸的期待。由中国等新兴国家协力扭转世界格局的失衡，在将来并非没有可能。中国目前的GDP已达美国一半以上、并超日本一半左右；中国名义军费接近美国20％、并超日本一倍、印度二倍。中国如能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到2020－2025年，中美经济总量可能相齐，同时中国可超过日本3倍以上。届时，世界可能重回两强制衡阶段。当中国具备了与美国接近的国力，中国也将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安全模式。
对中国来说，最具挑战的是崛起过程的当前年代。中国经济成长过快，可能影响生态保护与综合平衡；中国军费迅速增长，又对区域平衡产生压力，恐怕难受欢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取向方面，中国三十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还有待形成对世界具有感召的中国梦。待中国渐度难关，形成一套相对成熟、世界可选的发展与安全模式后，构建更公正与平衡的国际秩序才有可能。
未来的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并非必然对立，而是有可能相互学习和借鉴。美国模式本身也在不断改变，在自由资本主义本色之上注入一定社会保障的国家干预，从而改善其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国的改革起步也是从学习他方的市场经济，从而取消绝对平均，鼓励发展效率开始的。在上述发展理念上中美没有必然冲突，双方对法制和公平有着共同的抽象尊重，并将按照各自国情予以实践。
中美通过相互学习、相互包容、相互妥协，有望建立有别于冷战格局的新型大国关系，一个多元的国际社会将更为稳定和安全。当世界格局更为平衡，国家不安与地区恐惧也将减少。基于集体安全缺失和对国际制度失信而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核扩散情形有可能得到显著改善。在一个平衡的国际社会，在一个集体安全保障和地区安全制度较为健全的体系中，核武器对国家安全的意义将与当今有相当不同。未来世界若有核武器，可能和平；没有核武器，也可能太平。关键是改善国际社会的公正与安全性，从而削弱核武器的安全作用。
朝鲜核试验危险性何在？
吴莼思
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不断升级。先是去年12月12日，朝鲜再次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成功发射了“光明星3号”火箭。接着今年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卫星发射通过了第2087号决议，加以制裁。随后1月24日，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称将进行更高水平的核试验，为保护国家自主权展开“全面对决战”。
就在朝鲜发表这一声明不过两圈多后，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与前两次核试验不同，朝鲜方面宣称，“此次核试验用爆发力大、小型化、轻量化的原子弹，在高度水平上安全而完美地举行”。将这一表态与朝鲜前不久完成的卫星发射相结合，朝鲜似乎在暗示国际社会它已经具备了武器化核装置的能力。
3月7日，针对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2094号对朝制裁协议，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在美国要点燃核战争导火线的条件下，朝鲜革命武装力量将行使对“侵略者根据地”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权利，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
至此，朝鲜的卫星发射和核试验似乎又一次将世界带向了核战争的边缘。人们不禁要问，朝鲜核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危险性在哪里？是挑战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还是影响了地区安全？
朝核试验挑战核不扩散体系？
很显然，朝鲜的核试验挑战了当前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但是，就此将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所有问题都归结在朝鲜身上，也是不合理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有它内在的问题，它之所以走到今天摇摇欲坠的地步，核大国所要承担的责任恐怕比朝鲜或者其他国家还要多一些。
首先，不扩散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就是没有问题的。以《核不扩散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就其制度设计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1967年1月1日前掌握核武器的国家，称为有核国家；另一类是1967年1月1目前尚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称为无核国家。条约要求无核国家不再发展核武器。二是为了促使无核国家保持其无核状态，《核不扩散条约》提出核武器国家做出两项努力：一、帮助无核武器国家发展核工业，二、进行核裁军。因此，当前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从本质上说是具有歧视性的，也就是说，有的国家可以“合法”地拥有核武器，有的国家则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使事情更糟的是，核大国在核裁军方面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仍在不断提高核武器的小型化、精确打击性以及先进性。因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本身具有弱点。朝鲜的核计划利用了这些弱点，但很难说是朝鲜创造了这些弱点。
其次，当前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除了其固有的弱点外，也深受核大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负责任的行为的拖累。美国是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但是，美国的许多政策和行为不但无助于加强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反而削弱了这一体制的公信力、可信度和吸引力。比如说，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采取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对于“友好”国家或者有战略利益的国家采取容忍甚至暗中协助的态度，就使得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在制止另一些国家发展核武器方面缺乏说服力。又比如，美国对于尚未拥核的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对于有些弃核的国家进行秋后算账，而对于有些成功地发展了核武器的国家则采取妥协的态度。很显然，对于一些国家来说，美国的这些做法给出了非常不利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示例，更加坚定了这些国家突破限制、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第三，朝鲜进行核试验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确实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构成本地区其他国家开发核武器的理由。很显然，“由于朝鲜违反国际规范，所以其他国家也可以违反国际规范”的逻辑是不成立的。而且，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无需寻求核武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美国的核保护伞。在美国核保护伞继续存在的前提下，日本或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是否会因为朝鲜核试验就爆炸核装置，是值得怀疑的。当然，日本国内有些人即使在《日美安保条约》下也在寻求突破核禁令。对于这些人来说，即使朝鲜不爆炸核装置，他们可能也会找出开发核武器的理由。
因此，朝鲜核试验虽然具有非常恶劣的影响，但它本身并不足以颠覆当前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将朝鲜核试验的危险性简单归结于对核不扩散体制的冲击并不准确。
朝核试验的真正危险
朝鲜核试验真正的危险性是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朝鲜过于自利的安全观；二、朝鲜核军事可能取得的进展；三、地区主要国家能否合作受到怀疑。
朝鲜发展核武器有其理由，主要是安全方面的考虑。对于朝鲜这样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孤立，又直接面临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军事威胁的国家来说，想要通过掌握更强大的武器以保障国家和政权的安全，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但是，令人不可接受的是，朝鲜因为其一己之利搅得四邻不安，整个地区动荡不已。一个国家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它首先就要懂得尊重别人的利益。这个道理对于美国是如此，对于朝鲜也是如此。中国作为朝鲜的友好邻邦，对于朝鲜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因此，在许多事情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采取更加体谅和更加包容的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利益就是可以被忽视的。对于中国来说，和平发展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关重要，和平发展稳定也是周边绝大多数国家想要的。如果朝鲜不能体会这一点，不能将其包含到国家利益的算计中，它就会不断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麻烦，这也正是大多数人忧心朝鲜事务的原因所在。
其次，就朝鲜此次的核试验来说，它在爆炸威力上取得的进展可能也是受到更多安全关注的理由。从此次核试验至今公布的数字来看，朝鲜核装置的能力似乎有所提高。结合朝鲜在这之前成功进行的卫星发射，人们似乎有理由更加认真地看待朝鲜的核军事能力。这样，一个新的议题就有可能出现在地区和周边国家的安全议程中，那就是朝鲜的核军事能力是否会形成威胁？这类讨论一旦走向深入，就有可能产生政策性影响。
第三，朝鲜此次核试验引发不安的另一个背景是，国际社会无法确认主要国家是否仍然会在应对朝鲜核问题上继续合作。这段时间以来，中美之间出现的猜疑和竞争，人所共见。而根据所谓的权力政治理论，中美似乎都有理由和可能运作朝鲜问题。这样，人们不仅对解决朝鲜核问题感到悲观，而且对于本地区能否继续维持和平与稳定也感到茫然。大国关系是隐藏在此次朝鲜核试验背后的令人感到忧虑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改变当前地区安全中的令人不安的局面，恐怕首先要从促进大国合作做起。
当然，从此次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来看，大国对于它们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的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然而，一时、一事的合作尚不足消除人们对大国关系的担忧。对于中美来说，它们需要更新相处的模式，以更加协调的方式为本地区建立一个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框架，管理好本地区的安全进程，处理好各种国家间关系。总之，此次朝鲜核试验中透露出来的不安情绪告诉我们，中美这两个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需要更加积极地探索合作之道，通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本地区的和平安全繁荣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
重建大国协调机制应对朝核危机
陆钢
大国协调机制能保障世界和平
欧洲协调曾经保障了欧洲近百年的和平。以梅特涅、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大家，设法让利益相互冲突的主要大国保持某种价值观共识，这种共识即是对欧洲王室及其正统观念的维护。一旦出现对欧洲正统秩序的冲击事件，主要大国放下分歧，采取共同行动，以维护现存秩序，尤其对付欧洲革命事件，主要大国基本上站在同一立场上。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欧洲革命的高涨，欧洲协调机制最后终结。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有科技发展的因素，但是大国协调机制的破裂，以及世界集团化趋势，致使国际关系结构出现两分化，而两大集团的博弈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世界长期处于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但是核武器的出现，导致任何掌握发动战争权力的决策者必须考虑发动战争的成本及其后果，因为如果一场战争最终导致本民族的整体毁灭，那么这种战争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美苏两大国一方面采取了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另一方面又共同推进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机制。虽然当时世界上也曾出现类似一战之前的集团化趋势，也曾出现由于美苏战略博弈而导致的地区冲突，但美苏本身尽量避免迎头相撞，世界保持了40多年的脆弱的和平。
在冷战时代，尽管世界分割为东西两大集团，但大国协调的机制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以西方七国为核心的大国协调主导了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西方七国会议出台的政策成为维持国际经济关系运行的基本规则。构成现代经济关系秩序的基本组织如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全部由西方七国主导。
战后崛起的新兴大国如中国与印度，在国际经济事务上不得不遵守现存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包括从中派生出来的政治游戏规则，也不得不接受西方七国的大国协调机制。苏联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下，长期脱离于国际经济主流社会，依托其辽阔的国土、充沛的自然资源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所以在经济事务上较少受到西方大国协调机制的影响。
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筹码
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呈现出一超多极的格局，美国赢得冷战，苏联沦落为地区大国，中国埋头于发展经济。其他主要大国成为美国价值共同体的成员。这一段时期，美国关注于防核扩散机制建设，前期美国的精力主要花在销毁苏联地区的部分核武器，或者防止核武器流入所谓的“流氓国家”。
后期美国才开始认真对待朝鲜、巴基斯坦以及伊朗的核武器研制情况，因为随着获取核技术的手段日渐增多，进入核俱乐部的门槛也越来越低。更可怕的是，如果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主义组织一旦取得核武器技术，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美国开始把核武器扩散与恐怖主义组织联系起来，而“9·11”事件正好佐证了美国的推测。为此美国毫不手软，无情打击那些被怀疑正在从事研制核武器的恐怖组织与国家。美军不仅重创基地组织，而且捎带消灭了萨达姆政权与卡扎菲政权。其他大国由于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对于美国的单方面行动基本上听之任之。
然而朝核问题是个例外，因为它已经成为主要大国重要战略利益的交会点。多年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中俄四大国曾因历史因素与地缘政治考虑而结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同盟。但在朝核问题上，美日中俄的立场是较为一致的，因为它们担心核扩散会危及地区安全稳定，损害它们的安全环境，因此四大国对于朝鲜要强行加入核俱乐部的举动是坚决反对的。为此四大国在朝核问题上频繁协商，形成了某种大国协调机制，即朝核六方会谈。
但是，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原来一超多极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调整。美国遭受金融危机与制造业萎缩的打击，其综合国力相对下降。以中俄印为代表的新型大国借机兴起，尤其是中国复兴的速度惊人。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导致了战略观念的转变，开始努力追求自己的核心利益。
其他大国的视角也在转变。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地位重新被评估，朝核问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防核扩散机制问题，成为大国战略利益博弈的筹码。主要大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复杂考虑，造成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战略分歧，进而导致大国协调机制的软弱，从而为朝鲜突破大国设置的防核扩散红线提供了机会。
建立以大国协调为核心的亚太安全架构
朝鲜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处于失效状态，而六方会谈机制的失效也证明了大国协调在这一地区的失败。如果主要大国难以在亚太地区形成协调机制，无法对地区安全威胁因素采取预先干预的方式，那有可能引诱该地区的各个行为体利用大国之间的战略分歧去片面追求本国的安全利益。
这些片面追求必然导致这些行为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发生，而大国则会很被动地在这些行为体中间选择站队。于是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并非出于大国的主动愿望，仅仅由于中小国家的操弄，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竟然会演变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当这种情景来临的时候，世界和平的局面就会被打破。
防止该局面发生的办法就是加强大国协调机制，让其在地区安全机制架构中发挥关键作用。
大国协调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大国之间必须达成共识。理想的状态就是大国能够将共识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类似19世纪的欧洲协调。战后初期及冷战期间，美苏一度也曾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某种大国协调机制。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就是典型的大国协调机制，它建立在对永久维护世界和平渴望的基础之上。
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苏戴维营会晤，两国出于对原子武器的恐惧而握手言和。这次会晤促使苏联对中国的“冒进”行为进行制约，同时美苏合作发起了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机制。20世纪70年代前期，美苏战略力量处于相对平衡。为了防止两国厮杀，双双失去对世界的领导作用，美苏实行缓和外交战略，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先后签署了两个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虽然第二阶段的协定未能落实，但从中也看出了美苏追求大国协调的愿望。
后来大国力量的均衡结构被打破，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唯我独尊，缺乏与其他在价值观上有分歧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上进行协调的愿望。但这个时间段并不长，因为其他大国的力量很快增长了，而美国的力量由于金融危机以及接连不断的战争而下滑，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力量差距相对缩小。所以，建立大国协调机制的客观基础是存在的，尤其在朝鲜半岛，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长期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格局有利于各个大国的安全利益，这样建立大国协调机制以维护地区安全的主观动机也有了。
因此，朝鲜半岛屡次发生核危机，看起来是坏事，但也为相关大国提供一个契机，可以建立以大国协调为核心的亚太安全架构。朝核六方会谈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应该争取早日恢复。
随着国际形势的千变万化，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形成方式也应随着变化。相关大国应该在更高的战略高度审视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并且设法在共同的战略基础上寻求大国协调。各大国应该以大国协调的方式逐步形成地区安全架构，并将地区的安全进程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并将危害地区安全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
朝核试验，美国的“自我制造”
郑华
朝鲜顶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依旧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朝鲜与美国的对立在平常百姓看来，和冷战时期的中美对峙有几分相似。今日的金正恩似乎有当年毛泽东的几分“英雄虎胆”：不惧怕美国的压力，行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后冷战时代，或是在有些学者所言的以“9·11”为标志的“后后冷战时代”，朝鲜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一些“另类”举动呢？以下维度的解释或许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些许思路。
邪恶轴心论为美国制造敌人
“邪恶轴心”、“无赖国家”的标签令朝鲜深感厌恶。“邪恶轴心国”一词是美国“9·11”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出的，他将那些“支援恐怖分子的政权”形容为“邪恶轴心国”。小布什认为世界上80％的垃圾人口分布在全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垃圾人口成为产生“无赖国家”的根源，是世界动荡和不安的发源地，一旦这些“无赖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反对20％精英人口的“邪恶轴心”。以“20对80”理论为基础的“单极主义”确定了联邦共和国敌人的定义：“任何持有或谋求对联邦共和国具有威胁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都是敌人。”这个定义的潜台词是：只有联邦共和国有权拥有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他任何已拥有或谋求拥有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不论是现在的敌人、潜在的对手和目前的盟国，都是对联邦共和国有潜在威胁力的“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国”。
邪恶轴心国理论不仅是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也是小布什政府政策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2002年，小布什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并称邪恶轴心国。众所周知，小布什政府全球反恐的重点在中东，朝鲜地处东北亚，缘何成为“邪恶轴心”之一？岂不是冤枉？然而，“邪恶轴心”的标志似乎使朝鲜接连背负了“无赖国家”、“失败国家”等诸多负能量冠名。人尚且有廉耻之心，更何况一个国家？
一超多强的国际权力格局支撑美国构建的“话语体系”迅速蔓延至全球各个角落，且被很多国家所接受。小布什政府用话语标志符构建了自己的敌人，并进而明示整个世界——朝鲜是邪恶的，是美国的敌人。美国是否反思过：“朝鲜”这个敌人是美国自己制造出来的，而“朝核试验”这道难题也是美国给自己布的局。
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被认作是全球化浪潮的边缘国家，这些国家未能深度嵌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之中。联合国的宗旨是“和平与发展”，在美国抛出“邪恶国家”这个标签时，联合国就应该劝告美国：恐怖主义分子或许主要藏匿在某些国家，但不能因此为这些国家贴上如此罪恶的标签，因为恐怖主义是非主权国家行为体。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要在推动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正能量，要让朝鲜感受到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而不是去孤立它、丑化它。
朝核试验能加强中美战略互信？
有学者认为朝鲜核试验为中美在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加强国际战略合作方面提供了重要契机，将有助于加强中美战略互信。
的确，中美战略互信非常重要，但中美合作的驱动力并非来源于战略互信，而在于共同利益。更为确切地说，美国主动、积极寻求同中国的合作在于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解冻到后冷战时代小布什总统的全球反恐，皆是如此。以实用主义为本土哲学的美国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进而会为满足这一需求付诸外交实践。
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中国首先要分析“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都有哪些”，同时，中国要根据自身的利益确认是否能满足美国的需求，且是否要满足这些需求。即使有能力满足美国的某种需求，也要问问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且它是否做到了。自2009年奥巴马上任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诸多事件表明，美国在释放对华政策的负能量方面，做的比说的多；在建设与中国积极的双边关系方面，说的远比做的多。
国际关系中更多的是现实主义利益的对冲，而非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话语篇章。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中国要拿出大国的自信来，因为我们是有底气的。具体到朝核问题上，一方面，中国要做出与我们一贯的“睦邻友好政策”相一致的举动——关切并理解朝鲜的核心利益，并由此积极推动重启六方会谈，为缓解地区紧张冲突做出积极努力。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告诉美国，恩威并重的“胡萝卜”与“大棒”并用的手段是不能妥善解决朝核问题的，美国应该首先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对小国朝鲜的尊重，而公共外交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
伊核僵局显转机
金良祥
阿拉木图会谈的意义在于，标志着伊核争端开始从“是否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进入到“如何谈”的阶段。如果相关各方继续展现诚意，保持阿拉木图精神，那么伊核僵局转机的可能性将大大上升。
伊朗发展核技术有合理诉求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当中，存在着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即伊朗决心成为世界上第十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它们认为，伊朗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无须发展核能，而伊朗仍然坚持发展独立的核能力，伊朗核计划的性质值得怀疑。同时，基于这些判断，它们认为，核技术对于伊朗来说并非不可缺少。如果国际社会向伊朗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伊朗掌握核技术的决心将会被动摇，并会作出让步。
客观而言，西方的这种怀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伊朗总统内贾德频频发表激进反以言论，比如，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伊朗竭力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等扩大地区影响，以抗衡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甚至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伊朗的一些涉核活动也违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规定，比如，没有及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有关进展等。
西方对伊朗核计划性质的质疑可能正确，但并不完整。尽管伊朗是否最终将其核计划用于军事目的，人们仍然不得而知，但国际社会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伊朗核计划的确有和平利用核技术的一面，伊朗掌握独立的核能力诉求不应被视为非法，决心也不应被低估。
核技术是21世纪人类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之一，许多国家将其视为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伊朗自视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自然也不例外。根据2003年哈塔米政府制订并经过最高领袖批准的一项20年规划，伊朗将在2024年前建造15～20座核电站，并实现2万兆瓦的发电能力；2012年阿拉木图会谈之前，伊朗进一步明确要建造16座核电站。
伊朗认为，如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伊朗有权享受人类科技进步的成果，有权生活在由于利用核能而更加干净的环境中。而且，伊朗还可以将核电站生产的电力出口邻国换取外汇，从而以合法的手段在经济上获得利益。
西方国家建议，伊朗可以从国际市场为其核电站进口燃料，而无须自己生产。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伊朗认为，其核电站不能总是依赖进口燃料。伊朗虽可以在其对外关系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购买的方式稳定地从其他国家获得核燃料，但是一旦出现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会中断供应。如此，所有已经建好的核电站将处于瘫痪状态。
伊朗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内，而且现在仍然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政策。更何况，一些能源输出国也频繁以中断能源供应作为谋求政治利益的手段。伊朗如何相信外部世界？尤其是如何能够相信西方？
另外，伊朗也强调，其核能力也是出于医疗需要。伊朗每年大概有50万癌症患者需要医用同位素治疗。为生产这些同位素，伊朗需要具备生产纯度为20％的浓缩铀的能力。目前，伊朗从阿根廷进口的库存医用同位素即将用尽。
因此，尽管伊朗曾经有过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行为，但国际社会不能因此否定伊朗利用核能以及自主掌握核燃料生产能力的合理诉求。这种能力对于伊朗的重要性也不应被低估。
军事手段解决不了伊核问题
毋庸置疑，以色列是对伊朗发展核技术最敌视的国家。伊朗所推行的激进反以政策使以色列有理由对其核计划感到担忧，犹太民族屡遭迫害的历史以及以色列的国土面积狭小等地理特点，则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的不安全感。它既有强烈的意愿，也有强烈的意志，实施定点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
以色列历史上不乏成功的定点清除战例，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军定点清除伊拉克核设施的“巴比伦行动”的成功战例依然是鼓舞以色列国防军实施类似行动的动力，但以色列能否将其在伊拉克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军事行动中，仍然是未知数。30多年前的战例既为成功者留下了经验，同时也为包括伊朗等与以色列敌对的国家提供了教训。伊朗核计划的规划者显然考虑到了类似于“巴比伦行动”那样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其核设施布局和建设具有明显的防备军事攻击的特点。
30多年前的伊拉克仅有一座由外国援助、且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核反应堆，而2011年的伊朗至少有15座已经申报了的核设施，分布地点至少包括布什尔的核电站、纳坦兹的铀浓缩设施、伊斯法罕的铀转换工厂、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库姆的铀浓缩设施以及德黑兰大学实验用反应堆等，涵盖伊朗西南濒临波斯湾一直到中北部的广泛地区。这些核设施最初建设，固然可能出于大规模发展和平核能的长期需要，但其数量之多显然具有防备外部军事打击的考虑。以色列空军固然有能力一次性完成对某一处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但能否一次性摧毁多个目标，或能够第二次、第三次重复进行类似的袭击，则值得怀疑。
防空能力强则是伊朗核计划的另一个特点。以纳坦兹为例，为防备可能的军事攻击，伊朗不仅将其铀浓缩设施建设在深达15米的地下，而且周围布置了密集的防空火力，其防控能力显然强于1981年处于露天状态下的伊拉克核设施。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声音日渐高涨，伊朗的官员表示，伊朗有可能将其铀浓缩设施转移至更加隐蔽的地区。如此，定点清除难度将进一步增加。
即使以色列单独、或者与美国联合，通过一次或数次定点打击行动，摧毁伊朗的部分或全部核设施，也不能根本解除伊朗的核能力。1981年的伊拉克虽有核计划，但并不具有自主的核能力，而伊朗的情况显然不一样。由于技术纵向和可能的横向扩散等原因，伊朗已经掌握提取纯度为20％的浓缩铀的能力。伊朗既具有进行此类活动的科学家，也掌握了技术，还有设施。以色列和美国虽有可能摧毁伊朗象征核能力的有形的核设施，从而延缓伊朗发展核能力的进程，但几无可能消灭伊朗已经掌握的无形的核能力，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强调，军事打击至多只能延缓伊朗核能力三年，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定点打击还将有可能造成大范围的核辐射，从而使得以色列面临长期的道德负担。1981年的伊拉克核设施尚处于建设阶段，而伊朗的核设施已经进入运行状态。任何针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均有可能人为导致大规模的核泄漏事故，将给伊朗本国的国民、周边的海湾国家和中亚国家带来核辐射的风险。以色列将因此长期面临强大的外交压力和道德负担。
伊核谈判显妥协态势
2013年2月26～27日，新一轮伊核会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尽管会谈并未达成具体协议，但美国在伊朗究竟可以拥有何种水平的浓缩铀生产能力的问题上表现出妥协意愿，谈判解决伊核问题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官方和学界认定伊朗抱有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但这只是它们的主观臆测。实际上，伊朗官方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明确表达了其对于四种不同核技术能力的立场。第一，伊朗不可能放弃生产可用作核电站燃料的、纯度为5％的浓缩铀的能力。伊朗官方多次明确表示，依赖进口可能使其不久将建成的核电站的燃料供应问题处于极不稳定极不安全的状态。
第二，伊朗可以有条件地放弃生产医用同位素、纯度为20％的浓缩铀能力。伊朗多次表示，其从阿根廷进口的纯度为20％的浓缩铀目前库存即将用完，如果可以从国际市场购买，伊朗将不自行生产；如果由于制裁无法从国际市场获得，伊朗将自行生产。
第三，伊朗议会议员曾表达过要求生产可用于驱动远洋舰艇、纯度为40％～50％的浓缩铀能力。2012年，伊朗议会外交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阿拉丁·布拉吉迪曾经数次声称伊朗应该生产纯度为40％～50％的浓缩铀，以驱动远洋舰艇。尽管布拉吉迪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伊朗人在核问题上的要求，但并没有其他有分量的政界人士表达类似看法。
第四，伊朗生产武器级、纯度为90％的浓缩铀的可能性很小。尽管伊朗是否最终会将其核计划用于军事目的仍然不得而知，但鉴于伊朗最高领袖多次明确表示制造核武器违背伊朗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义，伊应不会轻易生产武器级浓缩铀。即使要发展核武器，伊朗也须得进行一番自圆其说。
建设性的谈判需建立在对各方立场均衡考虑的基础之上。如果谈判仅仅考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担忧，而不考虑伊朗的要求，那么谈判将很难取得进展。所幸的是，在阿拉木图会谈上，美欧国家已经对其立场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美欧不再坚持要求伊朗放弃任何形式的浓缩铀能力，而且不再提及伊朗生产纯度为5％的浓缩铀能力，事实上默认了伊朗的这一权利。
同时，美欧也没有要求伊朗完全放弃纯度为20％浓缩铀能力，而是要求伊朗以“短期内不可能恢复生产的方式”暂停此种能力，并认可了伊朗保留部分实验用、可生产医用浓缩铀能力的权利。
当然，双方的分歧依然严重，主要表现在西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在阿拉木图会谈上，西方提出的筹码是取消对伊朗有关金属和石化产品国际贸易的限制，但伊朗要求西方国家取消更多的制裁，甚至是全部制裁。此外，美欧谈判方也不再坚持要求伊朗交出库存核燃料，包括已经生产的纯度为5％和20％的核燃料。
阿拉木图会谈的意义在于，使伊核争端开始从“是否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进入到“如何谈”的阶段。如果相关各方继续展现诚意，保持阿拉木图精神，那么伊核僵局转机的可能性将大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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