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结构的分析与预测：现有方法与实证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结构论文,方法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8-0097-15
[修回日期：2011-06-17]
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曾指出，“正确估计各种因素对本国和他国实力的影响，这是一国主观外交政策者和影响国际事务中公众舆论者的任务。完成此项任务必须既着眼于现在，又着眼于将来。”①如摩根索所言，分析和预测国家间相对实力——国际结构——的变动，是政治家和学者们所必须密切关注的一项任务。一般来说，如果大国崛起的基本要素具备，那么10-15年的时间段将会带来国际结构的显著变动，例如从1956年到1973年，这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使得日本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学者们主要是采用分析当前结构、进而利用“惯性定律”进行短期预测的办法。惯性是一切事务固有的属性，无论是固体、液体或气体，无论事物是运动还是静止，都具有惯性。国际结构预测的惯性假设是，构成国家实力的因素本身都具有一定的惯性，因此国际结构的基本形态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时间的跨度较长，超过了20年甚至30年，惯性定律的有效性就会大大降低。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分析现存国际结构的方法，然后依据惯性定律进行短期的预测。
事实上，如果能对预测时间之前的某一段时间和当时的状态有较为准确的把握，那么，我们利用惯性定律进行短期预测将是可行的。对于较长时期的发展趋势，则需要我们对影响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考察。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国际结构的预测主要是利用常识分析法和数量化分析法，但这两种分析法在界定综合国力和国际结构方面存在问题，从而导致短期的国际结构预测出现偏差。
一 国际结构的重要性及其内涵
自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主权国家体系逐步取代了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体系，无政府状态成为了国际体系最本质的特征。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实施法律、维护秩序，从而安全利益与自助行为(self-help)成为了大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延续不断的混乱和军事冲突，但却意味着国家间的紧密、猜疑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对于分析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学者和政策官员来说，从综合国力出发所界定的国际结构是一个绕不开的核心因素。各国的政治家们密切地关注着其他国家的实力上升或者衰落，关注着国际结构的走向，并千方百计增强自己的实力。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学习和模仿，也就是学习那些领先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先进的管理体制和科学技术；另外一种是对外结盟，通过与盟友的攻守同盟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国际体系的这样一种状态被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描述为：“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②
一些学者还指出，在国际体系中，一国拥有强大的实力，那么这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威望(prestige)。所谓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③如果彼此明了相应的实力对比，那就没有必要去经历直接的冲突磨难最终却得到可以预见的结局。在某种国际结构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情况下，我们将可以观察到许多有规律性的现象。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西方社会的承认，其领导地位也被其诸多强大的盟国接受。因此，在二战后的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问题领域，我们都能观察到美国的深度介入和发挥的主导作用。例如，无论是在中东、拉美地区还是在非洲地区，不管是在反恐战争、国际金融领域还是在气候变化方面，美国的主导作用表现明显。毕竟，与强者结盟，尤其是与已经出现的最强者结盟，乃是大国对外政策的一种常见方式。最典型的一种表述是将美国称之为“受邀请的帝国”。这样一种国际结构为一整套的美国主导、渗透其价值观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④
因此，国际结构的变动牵涉国家的安全、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国家得到盟友支持的程度，构成了整个国际体系的核心因素。如何准确地理解这一核心因素，这也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制定的一个基础。那么，应该如何准确地理解国际结构的概念呢？这里，我们采用的是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广泛接受的结构现实主义定义，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一再指出，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国家关心的不仅是自身的绝对实力，而是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也就是相对实力。例如，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时的法军相比，1939年的法国军队也同样是强大的，但1939年的德国武装力量却已经超过了法军，但直到1940年法军惨败，人们才开始认清这种相对实力的转变。同理，二战后的英国比起19世纪的英国还要强大，英吉利海峡依然存在，但是英国的相对实力的衰落已经使之失去了霸权地位。⑤这里的相对实力概念已经非常接近于国际结构的概念。国际结构的概念意味着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之间实力分配的状态，是一枝独秀、两极争霸，还是多极并存？其不同的地方在于，国际结构意味着国际体系内大多数国家的相对实力分配，而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冲突双方的实力对比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冲突的结局，但这是在外部大国没有深度介入的情况下。因此，国际结构的概念比相对实力的概念要更为严谨、更为具体。
从相对性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国际结构的研究主要以综合国力的研究为基础，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排序，而是要考察综合国力的分布状况。这样一种排序可以告诉我们哪些是主要的大国以及大国的领先顺序，但实际上它对于国际问题研究却意义有限。例如，国际关系学者们都把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最强国，但是，19世纪的英国在整体实力方面并没有大大超过其他欧洲强国，其实力主要是海军和金融方面的，国际结构也被认定为是多极的，而20世纪的美国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大国(包括苏联)，但冷战时期的国际结构普遍被认定为两极结构，而冷战后则被认定为单极结构。我们只有在综合国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而分析相对综合国力的分配状态，才有助于确定国际体系的根据，从而为其他国际问题的研究提供基础。
其次，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承认，国家实力的因素包含了相当的主观因素，并且实力资源的重要性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国际结构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因素，其衡量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当然，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不同。不过，绝大多数学者都相信，政府的制度结构、领导人的才华、民族士气以及捉摸不定的民族性格等，都会对一国最终在战争中所能动员起来的综合国力产生影响，但这些确是很难精确界定的因素。摩根索曾经写道，“《凡尔赛条约》可以限制德国国家实力的所有其他因素，如领土大小、原料来源、工业能力、军队规模等；但它却无法消除德国的智力和性格上的特征。所以德国在二十年的时间，就恢复了所失去的一切，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强国。”⑥
在学者们所列出的种种国家实力资源中，不同的资源因素，其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时代变化主要是由于科技进步而造成的。例如，在迈入近代工业社会以前，决定国家实力的可能主要是土地和人口(可能还有农业生产技术)。这些因素决定了政府所能动用的社会财富剩余。随着蒸汽机的发明，铁路的修建，决定国家实力的更多是一国的工业能力，从而一个小小的岛国英国成为了所谓的“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服务业的兴起，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国家实力的内涵进一步更新，从而带来了冷战后美国长达10年的增长，巩固了它在战后国际体系结构中的霸权地位。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得到了显著的重视，包括美国、中国、欧洲国家、日本在内的大国都力图在新能源、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领域实现领跑，从而在新一轮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胜出。历史告诉我们，国际结构变革中的赢家都是在技术革命中实现先进产业部门取胜的国家。因此，对综合国力的评估和国际结构的预测，应该关注不同时期国家在先进产业部门中的领先程度和发展程度，而不仅仅关注总的经济规模。
最后，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评估国际结构所需要观察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关系研究者们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习惯于把国际结构界定为国家联盟或者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二战后的世界，充当国际政治结构主要角色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苏联(俄国)、中国、西欧(德国)、日本和以不结盟运动为代表的第三世界。⑦但是，这样做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联盟本身只是国际政治结构的一个结果，因此不应该被包含在国际结构的概念之中。而且，如果国际结构可以作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概念，那么它应该具备相当的稳定性，而联盟本身是不稳定的，即便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盟友阵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苏关系破裂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联盟的这种确定性使得它不是一个结构性的因素。中苏关系的破裂并不意味着美苏两极体系的瓦解，因为两极体系并不是以美苏分别组建的两大阵营来界定的。“如果一个多党制系统由原来的8个政党变成2个，就属于该多党制系统发生了变化。但是假如这些政党只是因为选战而组成了两个政党集团，则不属于系统变化。遵循同样的逻辑，一个拥有3个或者3个以上强国的国际政治系统分裂成两大联盟，该系统依然是一个多极系统——在结构上有别于两极系统，在后者没有一国可以对为首的两大强国构成挑战。”⑧
因此，在评估国际结构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关注单个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对比状态，而无需考虑国家间的互动关系状态。不管美苏的关系是缓和还是紧张，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结构都是两极结构。当存在着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综合国力差不多的大国之时，我们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界定为多极结构；当两个强国的综合国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之时，我们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界定为两极结构；而当某一个强国的综合国力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大国之时，我们则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界定为单极结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国家所发挥的作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不是说某种结构对于某个国家就一定是不利的。我们还以中国为例，在冷战的两极结构之下，中国本身的处境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通过考察一国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进一步考察该国与结构中主导大国的关系，我们将可以较好地解释其外交政策。
二 国际结构分析与预测：常识分析法
到目前为止，在分析和预测国际结构方面主要有两种方法：常识方法和数量化方法。这两种方法构成了分析现有国际结构的两个极端。简单地说，研究者们试图通过直觉、常识或者严格的数量化分析对于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界定，从而了解大国间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实力分配状态。在此基础上，结合惯性定律，做出一些粗略的预测。
常识方法有时候也称为直觉方法，它在分析国际结构方面经常被使用，但是却很少被明确地说明。例如，去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往往会惊叹于其人民生活的富裕、产品的质量、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等，这些直觉的印象会带给他们一种该国非常强大的印象。不仅仅依赖于直觉印象的常识方法为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所倡导。华尔兹同时也反对将国家实力要素分别取值、综合计算的数量化方法。他指出，国家各方面能力的综合情况是不同的，很难对其加以衡量和比较，而且，由于不同要素所具有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这种衡量和比较就会更加困难。⑨华尔兹批判了一些片面的常识分析法，例如，“中国拥有超过8亿的人口；日本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西欧人口众多而且资源丰富，只是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人们常常以未来的发展预测作为现实考量，以此得出希望的大国数量。当欧洲实现联合……假如日本经济继续增长……一旦勤劳的中国人利用了他们的资源……于是，虽然想象的是在数十年之后的未来，我们现在就听说世界已经不再是两极格局了。”⑩
那么，应该如何确定某一时期的国际结构呢？华尔兹指出，“计算某一时期强国的数量，这与计算在某一寡头部门或寡头经济中存在多少大企业一样困难，或者说一样容易。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依靠常识便能得出答案。”(11)虽然世界上存在着190多个国家，但是，由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重要的国家为数甚少。从历史上来看，人们对某一时期哪些国家应被视为大国存在着基本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依据一些基本的指标观察出来，而无须进行精细的计算和单个国家的排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处在自助系统中，因此必须运用它们的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军事及其他能力不能被分割开来加以衡量。国家并不因它们在某一方面实力出众而成为一流强国。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以下所有方面的得分：包括在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12)因此，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分析方法是综合了这些基本指标同时进行的，但他仍然没有说明如何“综合”起来比较。不过，对于霸权体系和两极体系的分析而言，这一方法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依据国际结构的概念，美国和苏联在当时的绝大多数主要指标上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而二流国家之间的差距对于结构判定意义不大。即使二战后的德国在整体实力方面依然强于法国，但是在两极结构之下，这种差距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当国际体系中不存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时，如何综合分析这些指标仍然是一个问题。
国际关系学者大多采纳一种常识性的判断方法，也就是说，他们会列出强国在许多指标方面的数量和质量优势，从而给人一种显而易见的印象。国际关系学者并不去深入研究这些指标在构成一国实力方面究竟占多大的比重、该如何计算的问题。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华尔兹使用了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人口等在内的一些基本数据，预测了“正在出现的国际结构”。(13)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跛脚的巨人，经济上已经落后，但政治纪律、军事能力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济的缺陷。在谈到中国时，华尔兹认为虽然他对一些数据的精确性仍然存在疑问，但是中国经济能力的迅速增长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也拥有300万强大的军队，正在获得面向海外的军事投射能力。但是，这也取决于其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能力。日本和西欧的情况也类似，因此，冷战刚刚结束的1993年是国际结构的一个过渡阶段，不过，在华尔兹的预测中，我们其实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另外一个采用常识分析方法的经典案例是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Wohlforth)在1999年所做的关于单极世界稳定性的研究。(14)沃尔福思非常全面地考察了衡量国家实力的各项指标，并特别提到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例如，美国在研究和开发上的开支相当于其他富裕的西方七国的总和(而西方七国在研究和开发上的费用占世界研发费的90％)。美国在所有先进产业部门均占支配地位。它在防务上的投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却已经超过其他大国开支的总和。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没有一个主要大国能够产生抗衡美国的能力。同时，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使得美国在发挥自己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方面受到较少的抵制。因此，美国的这种全面优势将会带来一个稳定的世界，并且是一个持久稳定的世界。换句话说，在可见的将来，国际体系结构仍然将是一种单极结构。沃尔福思的分析和预测明显表现出“惯性定律”的影响：既然美国在所有的领域都领先，那么它的优势将不会是昙花一现，而是有持久性的。这是一种常识分析法结合惯性定律进行预测的方法。
另外一种常识分析法结合惯性定律的预测则相反：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倾向于从近些年国际贸易、金融、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动来断言国际结构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动。这种预测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了更多的追捧。
一些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美国的实力正在经历相对衰落，而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却在获得快速发展，因此，单极结构行将结束，国际体系将迎来中美共治的两极时代或者更多大国并立的多极时代。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2005年就提出了两国集团(G2)的设想，并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前四年经济繁荣中占到了全球增长的近一半；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环境污染国；中美两国位于世界贸易、金融不平衡的两个极端，即美国拥有最大的贸易赤字和债务，而中国拥有最大的贸易剩余和美元储备；中美两国分别充当着高收入工业国家团体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的领导角色，而这两个团体在当前的全球总产出中大约各占一半。(15)在2010年出版的《帝国之后：一个多极世界的诞生》一文中，迪利普·希罗(Dilip Hiro)敏锐地观察到了美国单极地位正在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伊拉克的民主化使得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变得多余，中东的民主国家远离美国；地区一体化的发展降低了美国在许多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新兴大国的发展吸引了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熟练人才；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识字率、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掌控世界舆论的想法变得更加困难，等等。希罗举例说，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技术研究所75％的高水平人才移民到了美国，但现在已经下降到5％。(16)
常识分析法不管是在分析现存的国际结构，还是预测未来的国际结构方面都存在问题。在分析现存的国际结构方面，仅仅依据一些基本的指标数据、直觉的印象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例如，直到清朝前期的时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仍然是世界第一；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政府所投入的兵力远远超过当时的远隔重洋的英国；当甲午战争爆发时，清朝海军的吨位数、武器装备、训练程度也都十分可观。虽然我们在分析现存国际结构时，从理论上并不需要对单个国家的实力做精确的衡量，而是对某些关键性的指标进行比较就可以了，但前提在于，这些关键性的指标是合适的，并且有关这些指标的数据和资料是准确的。学者们对于哪些是关键性的指标意见不一、争论不休。常识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可能过于粗糙，过于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另一方面可能有失偏颇，仅仅关注某些细节而缺乏对整体实力的准确把握。常识的分析方法虽然回避了数量化分析方法的麻烦，但是随机性太大，也不一定会注意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人们可能产生一些偏于夸大的印象。例如，当沃尔福思列出各种各样的指标时，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已经强大无比，但是，这些指标的背后，可能有着较为基础性的因素支撑，如果这些因素发生了变化，那么因素或迟或早也就会发生变化。
这一问题在预测未来的国际结构方面就显得更为严重。由于缺乏对不同时期国家实力结构的深入探讨，常识性的分析方法往往只能倾向于使用“惯性定律”来预测非常短期的国际结构。上面已经提到，冷战刚结束时，华尔兹试图预测将来出现的国际结构，但由于政府管理、民族性格等因素的不确定性，他只能提供一些情景分析式的猜想：如果日本和美国的相对经济增长率以某种形式发展，国际结构将可能出现什么变化。在1979年写作《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之时，华尔兹曾经含蓄地谈到了国际结构的持久性，即“国家地位变化缓慢”，并且这种缓慢由于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超级大国的高门槛得到加强。沃尔福思的分析和预测则明显表现出“惯性定律”的影响：既然美国在所有的领域都领先，那么它的优势将不会是昙花一现，而是有持久性的。但是，即使限定在短期预测的范围，也难以对那些节点式的国际结构变革做出预测。例如，大多数学者没有预测到苏联的突然解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实主义者在冷战结束以后受到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原来对于国家实力结构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关；他们对于苏联的综合国力状况抱有错误的印象或者说常识。在他们的印象中，苏联是一个动员能力很强的国家，从内部瓦解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能正确地分析、界定历史和当前的国际结构，那么利用惯性定律进行的预测——即使是短期预测——也会是成问题的。
三 国际结构的分析与预测：数量化分析法
数量化方法的支持者主要是综合国力研究领域的学者。他们力图对国家的实力结构进行较为深入、精确的研究，将其分解为一个一个的变量，按照变量的重要性确定系数、建立方程式，然后对这些变量进行取值，从而计算出不同大国的准确综合国力数值。在计算出这些数值以后，进行排序、比较，从而给我们一个一目了然的感觉：大国孰强孰弱、各排老几。当然，国际关系学者们可以在这些综合国力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大国相对实力(实力差距)的分布态势，从而较为准确地确定当前的国际结构。依据综合国力学者的方法，每年学者们都可以利用同样的方程式进行计算，从而得出当年的综合国力排行。西方综合国力学者的许多方程式已经被我们所熟知，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虽然学者们所提出的方程式中的变量选择有所不同。(17)
这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力方程就是所谓的“克莱因方程”。它是美国学者克莱因(Ray S.Cline)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和加以完善的。该方程由两个方面和五个变量构成。其方程式是P=(C+E+M)×(S+W)。这里面，P是综合国力，C、E、M属于物质性的方面，分别是基本实体(人口、疆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S、W属于观念性的方面，分别是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物质性的方面总计500分，精神性的方面作为系数使用，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各占0.5，总计为1。(18)在这个方程的基础上，通过不同国家的取值就可以计算出该国的综合国力数值了。克莱因方程的出现是综合国力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原因在于，和以往只关注人口、钢产量和能源等物质性指标的国力方程相比，克莱因方程将战略目标和国家意志这样明显且重要的因素列入到了方程式之中。如果一个国家制定了错误的战略目标或者没有足够的动员能力，那么它在国际舞台上所能发挥的真实实力自然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在克莱因方程之后，各国学者试图进一步做出不断细化的工作，方程式本身也就越来越复杂。例如，1987年的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综合国力报告采用了三个方面、15个基本变量的计算方法，涵盖了财政力、经济力、外交力、资源力、国际社会活动能力等许多细的划分，其中许多变量本身是相互重叠的。中国学者黄硕风的综合国力方程涵盖了精神要素、物质要素和协调要素，包括了30个子方程、约150个指标。对综合国力的定量计算进入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数量化阶段。
数量化分析法的综合国力研究者在关于冷战后国际结构的分析方面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综合国力一直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而其他大国的综合国力排名会有一定的变动，但是彼此的差距并不是太大。如表1和表2数据所提供的信息显示，从2006年到2009年间，国际结构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一直是美国独大的单极结构。这样一种结果与常识分析法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为美国国家情报理事会提供研究基础的丹佛大学“世界未来(international futures，IFs)”研究项目也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数量化分析方法，并结合惯性定律试图进行数量化的预测。例如，在评估国家经济指标时，该计划采用了农业、原料、能源、工业、服务业、信息通讯技术六个变量。(21)在2004年完成的综合国力中长期预测中，该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巴里·休斯(Barry B.Huges)承认，衡量国家实力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而且，“软实力的干扰可能提前或者延后有关全球角色的转变和挑战。”但是，“围绕着全球实力层次和趋势发展，有些压力和不平衡的因素还是较为明显的。在多数预期中，印度尤其是中国的全球实力在2020年将会崛起，而美国和欧盟(即使包括了土耳其)的相对实力地位将会下降。尽管美国和中国的实力地位转换在2030-2050年之前不太可能全面出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到2020年，中美实力差距将会缩小大概50％。”(22)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研究项目所做的数量化预测主要是假定当前的发展趋势(“惯性”)继续不变的条件下得到的。
表3 “世界未来”研究项目关于2020年主要大国占全球实力份额的预测
注：纵坐标表示所占份额(％)，横坐标表示年份。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利用丹佛大学的“世界未来”研究项目对各国经济、防务、人口等方面的评估成果，对国际结构做了一个中长期的预测。该机构出版的《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和《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这两份报告均使用了惯性定律的预测方法。《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报告中依据国际关系预测的“惯性定律”写道，“如果当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在那时的多极体系中，将不会有一个压倒性的强国，”国际体系将是变成一个多极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将会缩小。“到2025年，美国将会发现它自己只是世界上重要行为者之一，虽然它仍将是最强大的，但美国仍将保持独特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其全球投送能力，对其他国家提供保护、受到其他国家的羡慕。”(23)《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报告继续运用了“惯性定律”来预测2025年的中国“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到2025年，中国将会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会是领先的军事强国。它也可能是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对于俄罗斯和印度，报告只是指出了它们发展的一些可能性，并预期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伊朗等国继续保持增长。(24)
数量化分析法在分析和预测国际结构方面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要素的重要性可能随着国家的不同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例如在19世纪的时候，钢产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以至于新中国在建国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钢产量作为国家强大的一个标志。但是，到了今天，钢产量肯定不会是决定综合国力的一个主要因素了。同样，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构成其综合国力的要素也可能存在不同，就如沃尔福思观察到的地理位置之于美国单极地位的作用一样。如果要素的重要性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方程式能否连续有效就成为了一个问题。面临着这样一种困难，许多学者常常采用了情境分析的方法，考察在可能情况下的几种结果，但是这样一种分析从本质上来说不是预测，而只是一种基于可能性的推衍。例如，在“世界未来”的一个预测研究中，在考察中国的GDP发展时，巴里·休斯就列出了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条件下，中国GDP增长可能出现的几种不同结果，我们看到这些结果的差别很大。在缓慢的、趋向平衡的世界经济条件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保持在8％-10％，但如果在全球衰退和不平衡增长(指美国恢复增长，而世界其他地区仍然衰退)的条件下，将可能跌到负增长。虽然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对于预测来说意义有限。
数量化分析法在分析和预测国际结构方面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和常识分析法类似，但是更为明确与严重。我们看到，在学者们所建立的国力方程中，所计算的实际上是瞬时的综合国力。但是，这种瞬时的综合国力方程，由于它把许多本质上相互关系的变量分割开来，独立取值，然后相加或者相乘，这就会导致方程式内部的重复，从而最终导致国家的综合国力被放大。事实上，综合国力学者所使用的许多变量本身并不具有足够的独立性，例如，如果没有相当的人口和土地，那么一国的经济实力也会受到严重限制(英国的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国资源的不足)；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如果没有较高的政府效能，一国的经济发展也会遇到严重问题。综合国力学者把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人口等变量简单相加，再去乘以政府效能或者其他变量，本质上并没有搞清楚国家实力结构的内在因果关系。即使我们从瞬时综合国力的角度来说，总体的结果可能是正确的，国家在当时所能同时抽取的人力、财力、军力都较多，但这也意味着国家的综合国力结果可能会出现较强的不连续性，例如，在黄硕风和王诵芬所做的综合国力方程研究中，1986年、1989年、1990年的苏联(俄罗斯)综合国力都是排行第二，而在1990年3月的时候，立陶宛已经宣布独立，到了1991年底，苏联就解体了。从1990年到1991年，苏联的综合国力一下子出现了巨大的变化。(25)
表4 “世界未来”研究项目2009年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测(26)
注：纵坐标表示增长率，横坐标表示年份。
总而言之，数量分析法的综合国力方程式研究由于存在变量要素的不确定性、方程式本身的重复性，也会使得它在预测综合国力和国际结构的态势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
四 结论
本文试图较为系统地总结现有关于国家实力、国际结构的分析和预测。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大多采用常识分析法和数量化分析法来衡量、比较国家实力，并基于惯性定律来预测短期的国际结构。但是，常识分析法过于粗略，由于国家实力存在许多方面，在哪些方面进行比较各国实力就构成了一个难题。同时，人们的常识印象往往是片面的。数量化分析法试图精确分析，但是同样没有对国家实力本身进行合适的处理。许多国力方程采用的变量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重叠的，学者们对采用哪些变量也争论不休。因此，这两种方法在分析国家实力并进来预测国际结构方面都存在问题。即使它们对当前综合国力的分析可能是基本正确的，由于没有能够说明影响到国家实力的各项因素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什么因素在较长时间里将决定大国的兴衰，因此它们也无法对长期的国际结构发展做出预测。
对综合国力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即现代科学所采用分解、综合的分析方法是否有其适用范围？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整体并不等于个体之和。国家实力和其他一些社会现象、社会领域一样，作为一个高度密切、功能分化的整体，我们很难将其划分成为几个部分、几种指标来进行简单的综合。就如前文所提到的，工业和经济能力本身构成了军事力量和其他能力的基础，而经济能力又依赖于人口、土地和政府的效能；经济的发展程度又影响到人口的素质、教育的条件，这些因素又都会关系到国家的军事能力和政府效能。面对这样一种情况，进行机械的分解、综合研究显然是非常困难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分析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时之所以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国际结构的概念假定了各国之间的功能没有分化，因此我们才能提炼出一个简约的国际结构，这个结构就代表了体系的影响。但是，对于明显要复杂得多的国家实力领域来说，由于不同的领域(经济力、军事力、政治力等)有其功能分化、而且互相重叠、渗透，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实力进行评估和对国际结构进行预测。
最后，还要强调和展开的一点是，国家实力的评估只是为国际结构的分析和预测打下了基础。对于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完全给出国家实力的精确结论，而是相对准确地衡量不同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因此，我们寻找的新方法，并不一定需要像数量化分析方法那样去做，而是找到一个好的衡量标准，依据这一标准，我们就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的综合实力。在这方面，现代物理学和一些中国学者所主张的“全息思维”——即每一个部分都包含整体的全部信息，就如全息摄影那样，全息照片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被还原成一张完全的照片——可能会对我们理解国家实力和其他类似的有着密切关系、功能分化而又较为宏观的整体事物提供帮助。也许，我们通过分析国家实力的某一个部分——当然比较易于操作的部分，用全息思维来说，即全息胚——也许就能对不同国家的整体实力进行一个较为准确的比较和把握。
*衷心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批评意见，文中错漏由作者本人负责。
注释：
①[美]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②Thomas Hobbes,Leviathan,New York and 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74,p.101.
③[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④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3,No.3,1986,pp.263-277.
⑤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209-210页。
⑥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182页。
⑦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⑧[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苏长和校：《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⑨(11)(12)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75页。
⑩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74页。
(13)Kenneth N.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1993,pp.44-79.
(14)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p.5-41.
(15)Niall Ferguson,"What 'Chimerica' Hath Wrought," The American Interest,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533.
(16)Dilip Hiro,After Empire:The Birth of a Multipolar World,New York:Nation Books,2010,pp.187-206.
(17)有关综合国力研究的数量化研究方法，参见黄硕风在《综合国力论》一书中的总结。黄硕风：《综合国力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页。
(18)黄硕风：《综合国力论》，第26页。
(19)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20)资料来自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http://top.chinaiiss.com/。
(21)Barry B.Huges,"Forecasting Long-Term Global Changes: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Futures(IFs)," December 2009,http://www.ifs.du.edu/,p.4.
(22)Barry B.Hughes,"Scenario Analysis with International Futures(IFs),"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Project 2020,July 2004,http://www.ifs.du.edu/,p.58.
(23)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http://www.dni.gov/nic/NIC_2025_project.html,p.29,p.97.
(24)"Executive Summary," 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pp.vi-vii.
(25)王诵芬：《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的实测及分析(1970-1990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7期，第13-17页。
(26)Barry B.Huges,"Economic Futur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Recession," August 2009,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http://www.ifs.du.edu,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