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与游历：张大千艺术生命的源头活水
李 清
(西安思源学院 留学生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38)
摘 要： 张大千绘画艺术是传统朴素的创作观与现代审美观的统一，在中国美学史、绘画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张大千的绘画成就得益于师古人、师造化。更重要的是，他在广泛的游学、游历中采诸家之长，受到西洋画、日本画、印度画等异域文化的滋养，开创了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张大千的绘画艺术融贯古今、汇通中外。通过对其重要而漫长的游学游历的考察，可以从侧面了解其绘画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变化原因，也可窥见中国传统艺术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关键词： 游学；游历；张大千；绘画
张大千有两枚闲章，自我调况一生境遇：一枚为“别时容易”，另一枚为“一生江海客”。有学者研究张大千艺术成就，也注意到以下重要的经历：家学熏陶、师承、师古、师法自然和艺道之交[1]。张大千一生既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见识了西洋的艺术与美景。在海内外的游学游历对其绘画艺术成就与风格的形成不容忽视。国内有家学熏陶、沪上拜师、敦煌临画；海外有留学日本、南访印度、侨居巴西、移居美国卡米尔城。两个不同维度的艺术体验相互交织，成为张大千艺术生命的源头活水，最终也使张大千独特的绘画风格与艺术理论得以完善，成为艺林之集大成者。
一、家学启蒙、拜师游历
张大千擅长诗词书画，尤以绘画闻名于世，其艺术之源脉来自于中国传统。张大千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学习，经历了家学师承、国内游学两个阶段，其学艺的脚步从川渝、江浙、敦煌遍及祖国山山水水、市井田园。
(一)家学熏陶，艺术启蒙
张大千与绘画结缘，受到其生长的时代和家庭经济环境的直接影响。他幼年时家境贫寒，但是父亲张怀忠略通文墨，母亲曾友贞虽非大家闺秀但却识见过人。在父母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母亲曾友贞的教导下，张家的孩子都知书达理，能写会画。
实践教学评价机制是通过对实践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质量监督和评价，从而促进实践教学质量提高，是中医类专业教学环节中的重要一环。科学、系统、合理、客观的评价不仅能保证教学过程朝着人才培养目标发展，而且能及时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改管相结合，为过程考核提供重要依据[2]。
张大千幼年时常见母亲曾友贞和姐姐张琼枝替人绘画、绣花维持生计。在耳濡目染的绘画氛围中，张大千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张大千主动开始跟着母亲和姐姐学习绘画。从基本的线条到花鸟、走兽，逐渐练就了一身“童子功”。从手持画笔的那一刻，张大千的一生也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拜师学艺是张大千走向画坛的真正开端。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回国，拜衡阳名士著名书法家曾熙为师，学习书法。1920年5月，经曾熙引荐又拜书法家李瑞清为师。曾、李二师为前清遗老，书法造诣极高，绘画上也各有独到的见解，常以画法通书法，在书画界久负盛名。张大千非常讲究尊师重道，常到两位老师处问安、求教，受两位老师影响颇深。张大千的号“季爰”，即为曾师所赐，足见情缘之深。
曾李二师对张大千书法、绘画有重要影响。总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曾李二师指导下勤于临摹古书画名作，认识到师承师古的重要价值，终成仿古专家；其二，在书法上，经过系统训练和学习，创造了“大千体”；其三，以曾师为道德楷模，修炼人品艺品，追寻李师之好，游历四方，积累画稿。
四哥张文修则是张大千学习传统诗词的启蒙老师。张文修在资中张孟筠家里教私塾。张大千曾在这里就读数月，后来才进入内江天主教福音堂开办的教会学校“华美初等小学”就读。少年时的这种文化教养为张大千插上了一双想象的翅膀，美好的艺术之境仿若一幅幅美丽的图卷印刻在张大千的脑海中。
专业的家庭教育熏陶开启了张大千的艺术启蒙之路。诗书典籍的陶养，成就了张大千撰文、赋诗的本领。大千每每作画，总有诗文题词。在其众多绘画作品中，诗文、题词也是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数十年后，已经在世界画坛享有盛名的张大千回忆说：“由于先母能画，兄弟们都会画，尤以家姐琼枝得益慈教甚多，她画的最好的是花卉，我小的时候多由大姐教导。”[2]4足见良好的家学传统对张大千的深刻影响。
晚年大千屡次赴日，几乎每年都会去往日本，少则逗留近一个月，多则数月。在这里，张大千不仅结识了一位日本的红颜知己(1953年，张大千由日本裱画店主介绍认识日本女士山田，张大千呼为“亚玛达”。)辅助自己作画，还举办了数次画展，传播中国传统艺术。1956年，由日本朝日新闻社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使日本观众首次领略敦煌艺术，“其灿烂的画面，艳丽的色彩，精湛的笔墨，顿使东京震动，画展期间报刊评赞不绝……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萨尔馆长观此画展后，特邀张大千赴巴黎展画。”[3]296这只是张大千在日本传播中国艺术的一个缩影，但足见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二)沪上拜师，习古书画
母亲和姐姐给张大千教授了绘画的基本技法。在熟练掌握绘画技巧的同时，姐姐张琼枝又向张大千传授了花鸟画的创作方法，增强了他对绘画的兴趣。二哥张善子则丰富了张大千的绘画内容，特别是张善子从日本回来后，有感于张大千的灵气和对绘画的兴趣，时常耐心地教导张大千，教他画人物、走兽、故事等，这使张大千的技艺有了较大的提高。渐渐地他充满童趣的画风形成了。由于这些绘画作品是为了补贴家用，纸张和笔墨又都格外珍贵。因此，创作中既不能出现错误，又要尽量提高绘画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张大千养成了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以古为师”，是张大千在曾、李二师的教导下学会的重要一课。李瑞清极为重视对古代碑帖、书画作品的学习，曾命大千广泛临摹历代佳拓碑板，以此了解汉字的微妙转折与深奥结构，并向张大千讲授了中国古代书法史，以及各种字体特点的观察、分析、临摹等方法。在熟练掌握临摹、背摹的基础上，大千将隶篆魏碑、狂草真楷相结合，并参黄山谷的笔势体意形成了苍劲、飘逸、秀丽的“大千体”风格。张大千在学习和训练中参透了古人书法之道，“掌握其运笔用腕之诀窍，并能模仿的惟妙惟肖，酷似原作”[3]27。
中国自古有书画同源之说，曾熙和李瑞清二人就是现实的垂范。二人在写作书法之余还喜欢作画。两位老师对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作极为推崇，这与大千不谋而合。张大千常效仿八大山绘墨荷，仿石涛绘山水画，献给老师。事实上，大千“以学石涛为中心，旁及石溪、八大、渐江诸家，进而研究沈周、唐寅”[4] 8，画法也逐渐由“粗犷荒率走向细润华滋”[4]8。
张大千在师法古画的过程中不仅得到曾李二师的指点，还从李瑞清之弟李筠庵处学到了制作古画的方法，并勤加练习，最终达到“临古似真”的境界。他的仿古之作受到国内外不少鉴藏名家的推崇。1926年，张大千仿制的一幅石涛画令书画鉴藏名家黄宾虹走眼，他也因此闻名，被称为“石涛专家”。
此外，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也是敦煌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补正史传”。张大千在敦煌不仅临摹壁画，还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工作(张大千曾把他在敦煌近三年的调查研究成果交给常书鸿，为常书鸿研究敦煌艺术奠定了重要基础)。张大千认为，敦煌壁画还原了某一时代、阶级、某一国人的衣冠服饰，所以“要知道古代服饰、器用的真正形态，可以在敦煌壁画里去找。至少可以做参考、佐证。”[5]25同时，敦煌壁画隐藏着丰富的历史材料，如敦煌千佛洞和安西万佛峡都有关于五代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材料。但史传只载了大略，且多舛误。张大千把在敦煌各洞捡到的碎经残卷贴在精装簿上，交由敦煌艺术研究所保存。这些丰富的历史材料对敦煌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敦煌之行也使张大千燃起了新的研究兴趣，即对比敦煌壁画与印度阿旃陀壁画的不同，印证自己对敦煌壁画艺术来源的判断(张大千认为敦煌壁画是中国传统绘画发展的结果)，这也为他未来的印度之行埋下了伏笔。
2) WANG等[6]基于漂移物体的形状搭建的漂移轨迹预测试验平台，通过对漂移物体受风、流和浪单独影响和综合影响多种场景下的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漂移轨迹预测统计模型。
孟导吃惊地看着手机，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试想渡过了两百年历史时光的物件，再怎么也该有古董的潜质啊，所谓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呢？感觉一元钱的古董已经和路边摊清仓甩卖的便宜货是一个等级了。孟导满脑子都是问号，甚至一时间都忘了生气。
(三)敦煌摩古
在张大千的游历人生中，敦煌之行可以说是其绘画生涯的重要转折之一。1940年11月，张大千首赴甘肃观敦煌壁画。1941年5月，携弟子家眷，再进敦煌，临摹敦煌壁画。历时两年七个月的敦煌行，张大千“完成了309个石窟的编号，临摹了270余幅壁画。”[6]这不仅是张大千一生中的大事件，更是中国绘画艺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叶浅予先生对张大千敦煌之行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一个在艺术上已有很大成就的画家，为了追寻六朝隋唐遗迹，不避艰辛，投荒面壁将近三载，去完成只有国家财力才能做到的事，他的大胆行动已超出个人做学问的范围。尽管后来国家组织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为保护石窟和艺术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但不能不承认张大千在这个事业上富于想象力的贡献及其先行者的地位。”[7]
受敦煌艺术的影响，这一时期，张大千的绘画风格和题材发生了重要的转变，除花鸟山水画之外，开始重视人像画，创作了众多女性题材的绘画作品。如《藏族妇女》(1942年)、《蒙番二女图》(1942年)、《番女醉舞图》(1942年)、《仕女图》(1943年)、《古装仕女》(1943)等。此外，佛教题材的临摹、绘画作品开始增多，如《观音佛像》(1943年)、《西魏夜叉》(1943年)、《敦煌飞天》(1943年)、《佛像》(194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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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总结了敦煌壁画对中国画坛的重要影响，如佛像、人像画的抬头；线条的重视；勾染方法的复古；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这里的大，一指面积，二指题材。)；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女人都变为健美；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写佛画要超越现实来适合本国人口味了；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国画坛了。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在中国画坛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不少画界友人待张大千归来后，纷纷登门求观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5]18-25。
曾、李二师对张大千的人生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曾师一生乐于助人、品德忠厚，是张大千的人生楷模。李师好山水、爱美食，常言“黄山看云，泰山观日，实属生平快事！”[3]29张大千受李师影响，一生遍览名山大川。
(四)遍览名山，师法自然
张大千以多读书为绘画“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3]90，以“行万里路”为绘画积累素材。大千认为“先体会自然，才能表现自然”[3]46,也践行了石涛大师所谓的“搜尽奇峰打草稿”[9]的绘画思想，并以自然为师。其中对其影响较深的是“三上黄山”“两游华山”。此外，张大千还游览了泰山、青城山、峨眉山、莫干山、剑阁、罗浮山、长江三峡等。
张大千与其兄善子于1927年、1931年两次登上黄山，并创作大量绘画和诗作；1936年又携众门生与徐悲鸿再登黄山，创作了《天都鲫鱼背》《朱砂泉》等画作。张大千的不少山水名画表现的就是黄山，三上黄山，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画稿。传世的画作如《黄山云门峰》(1927)、《黄山九龙瀑》(1935)等以及画集《黄山摄影画册》(1931)。另有相关诗词题跋数百余首称赞黄山之美。大千认为“黄山好在一个奇字！”[3]46，体会到“要领略山川灵气，不是说游历到那儿就算完事儿了，实在是要深入其间，栖息其中，朝夕孕育，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融会贯通，所谓胸中自有丘壑之后，才能绘出传神的画。”[3]46
（2）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所得炉膛内部热效率或各个换热器的热效率都在98%左右，而通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对循环流化床锅炉进行的 分析却表明，炉膛内部 效率远低于其热效率，而且各个换热器的 效率也都远低于其热效率。
张大千还两度游览华山，用画笔和诗词表达了对华山的赞美。1934年9月15日，张大千与其兄善子同游华山，并在几天里遍登华山五峰。1935年10月，大千重游华山。在此期间，创作了不少诗词和写生作品，如《华山仙掌峰》(1935)、《华山落雁峰》(1935)，诗词《华山莲花峰》(1934)、《满江红·华岳高秋》(193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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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黄山、华山等一直是张大千山水画创作的重要内容，在海外居住期间还曾绘制《华山图》(1969)、《黄山图卷》(1969)、《黄山旧游图》(1968)等，并借此表达了对家乡故土的思念之情。
除华山、黄山，张大千还浏览过其他众多名山。1937年4月，张大千与黄君壁、谢稚柳、方介堪、于非
等同游雁荡山，游览期间，五人合绘《雁荡山色图》留念。1938年10月，张大千举家迁往灌县青城山居住。青城景色给了张大千极大的创作灵感，浓郁的道家文化也给予张大千极多滋养，吸引着他在此居住两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也曾去川北一带游玩，还应黄君璧之邀共游峨眉山等。青城山千峰万顶，道友众多。奇峰异景、道友佛光是这一时期张大千创作的主要素材，如画作《青城山红叶彩蝶图》(1939)、《张天师(道陵)像》(1939)以及诗词题跋《青城第一峰》(1938)、《金顶观佛光参圣钦长老》(1939)等。
三山五岳是张大千的创作源泉。他在《上清宫》中表达了对五岳的期盼“我欲真形图五岳，只愁尘浊尚纷纷。”[3]110徐悲鸿在《张大千画集》序中也谈到“大千以天纵之姿，遍览中土名山大川，其风雨晦冥，或晴天佚荡，其中樵夫隐士，长松古桧，竹篱茅舍，或崇楼杰阁，皆与大千以微解，入大千之胸。”[3]88足见名山大川对张大千的影响之大。
二、海外游学，广收博览
张大千的足迹从国内遍及海外，既有以自然为师的向往，也受到时代的特定影响。纵观其一生的海外经历，可以概括为早期的游学时期与晚年的游历时期。早期随二哥张善子东渡日本是其游学之旅的开端，这也是其接受家学熏陶之后所受的相对正规的海外教育。在日本学染织、观浮世绘，强化了张大千对绘画色彩观的认识。此外，印度之行、南美之行都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丰富和影响着张大千对绘画的感悟。
(一)游学日本，观浮世绘
张大千与日本的渊源很深。早年留学日本，晚年屡次赴日，并以日本为窗口，推广中国绘画。早年的学画阶段，对于一个青春少年，影响是较为显著的。张大千在晚年访谈和自序中也曾回忆过这段留日经历：“我十七岁即离开四川老家赴上海，当时我二家兄在上海，我去上海见见世面，私心也就想留在上海学画画，可是家里不同意，第二年就遵从父兄的意思，到日本京都去学染织。”[2]45
尽管学界对张大千留学经历的认识一直存在争议，也有不少学者试图做出周密考证，如日本学者鹤田武良先生的调查报告《张大千京都留学生涯》，根据大千留日所学的染织课程查到京都高等工艺学校，又在该校1916年至1919年之内的入学名簿中查阅，并没有发现张大千的名字。但这也仅能够证明张大千并没有在该校注册学籍，并不能作为否定张大千留学的佐证材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张大千在日本的学校注册与否，他在日本接触绘画艺术，并学习染织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东洋接触的新鲜艺术形式，于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产生着或隐或显的影响。
1917年，张大千东渡日本，学习染织并在张善子的指导下兼习绘画，也接触到了日本浮世绘、写生等艺术形式，对日本绘画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张大千认为，绘画要基于生活，绘画者要体会物情，从而表达创作者的情感。此时，张大千还受到西方对比色彩观的影响，认为绘画中的色彩应该互相融合、互补。
众所周知，敏锐的色彩感和超凡的表现力，是张大千绘画作品的突出特点之一。家学传统和绘画天赋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日本的新鲜艺术形式对张大千的强烈冲击也是其绘画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以大胆用色表现日本市民生活的浮世绘是完全迥异于中国传统画的新艺术形式，极大地开拓和丰富了张大千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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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从少年学艺到晚年布“画”，日本始终与张大千的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在毕加索的眼中，日本艺术源自中国艺术，但是日本画在从唐绘到大河绘，并最终发展为浮世绘、日本文人画等画派的过程中，已经渐渐脱离了中国画的影子，植根于日本风土人情，并吸纳了西洋的透视法、明暗法，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文化性。而这种历经岁月与文化淬炼的日本艺术，日渐滋养着张大千绘画的色彩、线条和风格。日本不仅是张大千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艺术的窗口，也是他艺术生命中的“活水”。
(二)印度之行，印证敦煌艺术之源
张大千离开大陆后，开始了漂泊的游子生活。1950年春，张大千应印度美术协会之邀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了“张大千画展”，将伟大的敦煌艺术首次介绍到国外。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海外举办画展。
1950年3月，张大千的画展在印度新德里圆满闭幕。之后，为完成一直以来的心愿，张大千携徐雯波去印度阿旃陀石窟，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细致考察和临摹。张大千发现，阿旃陀石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佛教艺术石窟群落，风格重在写实，展现的都是印度当地的习俗文化，具有浓郁的印度传统色彩。
另外，通过对比阿旃陀石窟群与敦煌石窟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张大千发现，虽然佛教和佛教艺术是由印度传入中国，阿旃陀石窟的开凿时间也早于敦煌石窟，但敦煌石窟的艺术形态、取材却完全由中国本土产生。敦煌石窟是我国艺术家根据自己的民族思想、艺术技巧、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创作出来的，绝不是模仿而来的。张大千还发现，“六朝时代在敦煌留下的绘画透视法，是从四面八方下笔的，印度的画法甚至包括西洋的画法，他们的透视法仅是单方面的；何况敦煌壁画显示的人物、风格和习惯，都是我国传统的表现；再说印度与敦煌壁画的工具，也有不同。举例来说，敦煌壁画之佛经故事，所绘佛降生传中的印度帝王与后妃等亦着中国衣冠，画中的宝塔也是重楼式的中国塔。这是我赴印度印证的一大收获！”[2]181
印度大吉岭的秀丽风光还深深吸引着张大千留驻此地进行了大量艺术创作，如《飞瀑图》《拄杖听泉图》《大吉岭风光》(三幅)、《大吉岭维多利亚瀑布》《芭蕉仕女》《印度歌女》《江行图》等均是在此地创作的。这一时期，张大千所留下的诗词著述亦相当可观，只是诗词中透露出漂泊异乡的孤独愁绪。总而言之，在居于大吉岭的岁月里，张大千把中印两国不同的艺术特质和不同的地理人文风貌进行了有效的融合。正如谢家孝先生所言“由敦煌到大吉岭这两个阶段，对张大千来说，也就是由熬练到升华！张大千的画风，从此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了”[2]184。
(三)旅居南美，绘异域风情
1952年，张大千决定移居南美，先往阿根廷，一年后又迁居巴西。张大千谈他移居海外的原因时说：“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求访，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2]190张大千携妻儿在阿根廷居住一年有余，常在阿根廷、美国等地采风，形成了不少写生画稿，之后创作了《旅美国写生画稿》(1953年)、《移居图》(1953年)、《扇面山水》(1953年)、《美国尼亚加拉瀑布图》(1954年作，同年在香港展出时，被一南阳书画收藏家高价收购。)、《美国沃特金斯峡谷景色》(1954年)等。
1954年春，张大千从阿根廷迁居到了巴西圣保罗，建了类似于中国园林的“八德园”(又名摩诘山园)来慰藉自己的思乡之情。张大千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六年。直到1970年因巴西政府在“八德园”修建水库，故而移居美国卡米尔城。巴西政府对这位艺术家格外看重，对其绘画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但凡绘画所需一律通融。
1954年9月起，张大千开始筹备出版其毕生所藏的历代名家作品，“历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三十七人，各人代表作共三十八幅，汇成《大风堂名迹》一书。”[3]288并多次飞往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筹备画展、商讨《大风堂名迹》出版事宜。此外，张大千常年辗转于美国和日本等地，既流连于山水之间，也深入于中西绘画交流。如1956年6月，在巴黎东方博物馆隆重举行了《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同年7月，《张大千近作展》又在巴黎卢浮宫美术博物馆隆重举行，受到法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众多欧洲艺术家对张大千的技艺和表现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但尼·耶华利称“批评家、爱好艺术者及汉学家，皆认为张大千画法，变化多端，造型艺术深甚，颜色时时革新，感觉极为灵敏。他在接受中国传统下，又有独特的风格，他的画与西方画风对照，唯有毕加索堪与比拟。”[3]299
张大千与毕加索也深入交流了中西绘画。毕加索对中国艺术极为赞赏，称“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2]212西方报纸报道了两位画家的会晤，并誉之为“中西艺术史上历史性的会晤”，认为中西美术界有相互影响、调和的可能性。经此一行，张大千的影响迅速从法国传到了整个世界。
从南美到北美，张大千海外旅居十几载，游历了欧洲、美洲、亚洲等多国。对于一个绘画技法早已成熟的画家来说，最直接的收获，是异域风情、山水、人文所带来的丰富的画稿，并在张大千的绘画中构筑成独特艺术奇观。也是在旅居期间，张大千成功改良了泼墨泼彩的绘画技法，造就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三、游学游历对张大千艺术创作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张大千的艺术之本，海外游历又持续滋养着张大千的艺术灵感。其绘画从师古人、师造化，最终发展为“师吾心”。于他而言，一草一木一生灵皆为画中之景；一时一刻一地皆为绘画之因。名山大川滋养了张大千广博的胸怀和旷达洒脱的性格。他以游学游历实践着“爱人和修己”的价值观，淬炼人品、艺品。因此，在张大千半生游历之后，最终得以汇通中西，借古开今，传扬中国传统艺术。
(一)以天地大美，淬炼艺品人品
中国有“德艺双修”的艺术传统。所谓艺品见人品，画品显风骨。张大千极为重视人品对艺品的影响，更以曾熙为人生楷模。在其半生游历之路上，有秀丽山河、有粗茶淡饭、有玉盘珍馐，有个性迥异的师友……这些都对张大千的人格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更生动地显现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因此，张大千的游学游历，也是以美育人，淬炼人品艺品的道路。
第一，山川性灵陶养旷达胸怀，异域文化培育无界艺术追求。张大千被认为是有天纵之姿，旷达情怀的大艺术家。除了其自身的天资之外又受到家庭教养和人生经历的影响。对张大千来说，名山大川不仅能够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积累绘画素材，更对他性格的养成有重要作用。从他在国内外的山川游历就可见得，如华山之险峻，峨眉山之秀丽，泰山之雄伟，青城山之幽静素朴，不仅在张大千的绘画中呈现，更在他的个性中不断彰显。一个以山水画为重要内容的艺术家，在画卷中与自然、山水对话，必然要以山川之特性呈现画作。因此，学界和艺术界对张大千其人、其画的评价都绕不开豪迈、旷达这一类赞美之词。更不可忽视他在道观亭阁、自然山川中对佛、道之法的参悟，在其充满禅意的画作中常有隐逸情怀的流露。
此外，常年在海外的旅居生涯，也使张大千对世界怀着开阔接纳的胸怀，养成了无界的艺术追求。在张大千的世界里，艺术本无国界，画法无问西东。这一点，亦是张大千长年海内外游历的自然沉淀与领悟。绘画法则与自由，历来是美学和艺术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万物有法固然重要，但一个画家一旦被规则所束缚，则很难超越前人，也难以进行自由的审美创造。正如同一个具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人，很难创造出广受世界赞誉的艺术佳作。
张大千的游历之深、之广在民国可谓无人能及，他也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自由对于艺术创造的意义所在。因此，他才感叹“一个艺术家最需要的，就是自由。”[5]3独立的精神、自由的行走，无界的艺术追求，是诠释张大千绘画艺术成就与绘画理论不容忽视的视角。
有共同的体验就有共通的感受，活动后写的文章就让同伴来评价。这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评价，也是同学间互相学习的好机会。有时，我会把所有学生的习作贴在墙上，让孩子们去找写得好的地方进行标注，给自己喜欢的作文打一个“五角星”。一周后，对进步快的同学表扬奖励，同伴的赏识让孩子们体味到成功的快乐。让孩子学会发现别人的优点，学习他人的长处，慷慨夸奖同伴。这也是完善自己，和谐人际关系之道呢。
第二，广交友，与志同道合人，做志同道合事。张大千生性放达，待人友善，交友甚广，如书画界友人溥心畲、黄君璧、徐悲鸿、谢玉岑、谢稚柳、李秋君、郑曼青、吴湖帆、黄宾虹等；中国最早的摄影记者郎敬山，京剧界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余振飞，政界友人张学良，诗人徐志摩，金石专家方介堪等等。可以说当时中国文化界名流大多与张大千是很好的朋友关系。
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张大千的朋友对他的影响极大。大千年少遇“秋君”，且与李家兄弟私交甚笃，常居上海李府，设“大风堂”。李秋君在张大千职业绘画之路上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帮张大千办画展、卖书画，甚至还代其收门生。张大千在上海的首次画展就得益于秋君大哥李祖韩的鼎力支持，为他在画坛建立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挚友谢玉岑在秋英会后经张善子介绍认识了张大千，二人结识后“朝夕奉手、影形难离”[11]。张大千常向谢玉岑请教诗词，并请他为自己的绘画题词。谢玉岑去世后，张大千与其弟谢稚柳结为忘年交。
于非闇是工笔花鸟大师，也是著名的京城玩家，喜好莳花养鸟，曾与张大千交往甚密。张大千在于非闇这里学了不少花鸟知识，也得以于细微处观察、写生，增进艺事。摄影艺术家郎静山擅长将国画与摄影结合，其摄影剪裁的方式对张大千也有一定的影响。正因黄山之行有郎静山相伴，张大千才能积累众多丰富的画稿，创作出众多表现华山的佳作。
此外，张大千的乐山乐水之路常有众多画友相伴，如溥心畲、黄君璧、徐悲鸿、方介堪等。他们不仅一同赏游山水，还常常论画、赋诗。张大千对自己的挚友也是极为欣赏、敬重，如大千曾言，“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畲…”[12]朋友们的相互提携才得以让中国的绘画之法日益精湛，绘画之光得以传扬。如张大千第一次在欧洲展画，还被法国政府收购《金荷》，就是得益于其好友徐悲鸿组织筹备。此类艺事，比比皆是。张大千自诩“一生江海客”，在其江海为客的路上，正因结识了众多同道中人，才能使其艺术之路更加熠熠生辉。
当地民居以合院为主，包括四合院、三合院、L形院、沿街独栋几种基本形制。由于用地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并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民居院落在基础形制的基础上又演化出了变异型及多进、多路的组合型。规模较大的院落多分布在沿河两岸，气派的能达到三进院。在朝向上，民居院落一般不取正南正北，通常以西、北为正，或以山为正，背山面水或面向开阔的河谷、沟道，便于接受更多的日照（图8）。
第三，以美育人，培育书画之才。自古美育与艺术就关系密切。从孔子的礼乐之教，到近代蔡元培等前辈的美育实践，艺术在美育中都占有重要的比重。张大千自小受传统诗书礼义的熏陶，他对美有极强的感知和领悟能力，对中国礼义文化有较深的理解和认同，并在此后的人生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内化成自己的行为教养。他的游历之路，也是一种多样包容性的“成人”过程，以山川滋养性灵、以艺术陶养精神、以诗书淬炼风骨、以行万里路沉淀人生智慧。
在艺术教育方面，张大千极为重视美景对人的陶养和教化功能，常携众门生一同游历，感悟自然之美，以此滋养心灵。张大千认同并传授“以古为师、师法自然”的艺术理念，与其兄善子培养大风堂门人百余名，如何海霞、胡若思、刘力上、俞致贞、田世光、曹大铁、巢章甫等。在人格教养方面，张大千极为重视弟子的德行品性，并以身作则。他始终恪守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孝敬长辈，敬重兄长，重视友情，“修身立德、亲仁爱众”[10]。对父母、师长极为敬重，而立之年仍给母亲洗脚，跪拜师长，为恩师礼丧。因兄长善子擅画虎，大千“黄金千两，不画虎”。好友谢玉岑去世，张大千以卖画之资(500大洋)接济谢玉岑家属。他还关怀提携后辈，捐资散财，救济灾民。这些言行不仅是大千立身的根本，也是其规范弟子品行的标准。
因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是张大千“成人、修艺”的过程，也是教化弟子，培养德艺双馨的绘画之材的过程。张大千在游学游历中真正实践了以美育人、以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也“走”出了从写古人、写自然，再到写心的艺术之路。
(二)融炼泼墨新法，传扬中国文化艺术
张大千在海内外广泛的游历，造就了他广收博览的艺术道路与会通中西的艺术新境界。一方面，张大千杰出的艺术成就得益于他对西方艺术特色的吸收与提炼，尤其是色彩变化、光暗处理手法的吸收。这一点，令世人想到他与毕加索的殊途同归之处，也因此被国际艺坛和评论界尊称为“东方之笔”“东张西毕”。
另一方面，张大千的绘画作品，还集中体现了他对东方绘画中审美意趣的继承，既重主观情感的抒发，又重意境的渲染，是写实与写意、感性和理性、具象与抽象的完美融合。张大千绘画作品流露的大放异彩的色墨，还体现了道家无我和儒家统一和谐的色彩观，其激情婉转的情感表达，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风格特点和审美格局。
以往有关前列腺癌生化复发的相关研究中，生存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均采用常规的Kaplan-Meier法。然而，前列腺癌患者术后的临床转归包括生化复发、死亡和无复发生存等多种形式，运用Kaplan-meier法评估生化复发率则会将无复发生存和死亡状态均归为删失病例，如此估计的删失比例与事实不符，继而造成统计学偏差。这种情况下，以累积风险模型为研究方法的竞争风险分析在估算生化复发这一终点事件的同时考虑其他竞争终点事件，更具有合理性[30]。
张大千1968年所作的《万里江山图》受到海内外美术界的极高赞誉。黄苗子评价其集各种皴擦渲染于一画，“还吸收了西洋绘画的光暗原理，以至中国绘画所少见的水光云影，可是丝毫不妨碍其为传统的中国画。”[3]386点出了张大千援西入中的绘画风格。张大千把这归功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他认为“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貌，这除了天才而外，主要靠非常艰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就。”[8]
中国画的泼墨技法古已有之，这种画法重意蕴，将墨、色、水、笔等融为一体。唐代的王洽是泼墨画的重要代表。宋代，梁楷、米芾等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到张大千，中国画的泼墨技法获得前所未有的改良和创新。
在张大千看来，我国传统绘画中的色彩过于单调，并没有把色彩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于是，他从色彩入手，以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和用墨方式为本，结合了西方现代画色彩丰富明快的主要特点，重新总结中国传统绘画，开创了墨彩合泼的作画方式。
张大千墨彩合揉的绘画方式，突破了传统绘画用色的刻板方式，注重色彩的冷暖和色彩之间的融合，将色彩重新排列，丰富了绘画的结构与意趣。其在用笔和线条方面也时有变更，初期画作，以工笔见长。著名画家、鉴藏家溥心畲先生颇具慧眼，曾评赞“大千画，用粗笔则横扫千军，用细笔则如春蚕吐丝。”[2]253。后来，张大千旅居南美之后，曾一度受眼疾困扰，故不能作工笔细致的画作，于是“不得不求变，大块淋漓，气势磅礴的破墨画。”[2]272将细笔变成大笔，只能看到大批墨晕，却很少见笔迹，不注重形似，而重视水与墨相互晕染的关系，注重意向的表现，寄托作者的情感。这一点，已非常接近西方抽象派的画法。此种风格，与张大千在海外游历广受西方绘画影响是分不开的。也正是由此开始，张大千的画艺渐进“画吾心”“师吾心”的境界。
20世纪50年代以后，张大千在海外的广泛游历，为中西艺术交流、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走向世界画坛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中西方艺术的进一步交流和对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绘画典范。
虽然在临沂市上游实现了库河联合调度，保障了城市水供应，在市区加强了水网建设，形成了完整的城区水循环，但城市排放的中水对下游的水质造成了较大影响。为进一步提升临沂城的水环境质量，改善下游水质和居民的生活环境，降低因水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风险，临沂市决定规划建设武河湿地。
将拟合得到的两个目标参数代入D-R-PH模型可以得到冲击波波后应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8，与实验测量的边界应力基本一致，由此说明上述确定材料参数的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可见尽管实验得到的应力曲线由于数据的震荡并不能和模型曲线完全一致，但是该模型对于不同的相对密度的泡沫铝均能很好地吻合应力的峰值和应力的变化趋势。
四、结语
游学与游历是张大千艺术生命的源头活水，在他的艺术历程中，日益融入了中西绘画之技法与名山大川之魂，其游历之广、之深，令人叹服。在国内，张大千沪上拜师，经曾李二师教导，师习古书画，书法上集诸家所长练就了“大千体”，绘画上对石涛、八大山人等名家作品颇有体悟，达到“临古似真”的境地；赴敦煌临画，对佛像画、人物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引导画坛对绘画线条、古法勾染等方法的重视，自此绘画风格更重写实的艺术特点开始显现。在海外，张大千赴日本求学，受日本浮世绘、西方对比色彩观等的影响，更加注重色彩的运用及明暗对比、互补等；南下印度，考察、临摹阿旃陀石窟之壁画，印证了其对敦煌艺术之源的判断，在秀丽的大吉岭苦心孤诣，创作了多幅传世画作，画风明确、技法纯熟，艺术创作进一步升华；多年旅居南美，游历欧洲、北美等地，积累了丰富的画稿，为艺术创作不断注入活水，晚年革新古法，创作泼墨泼彩画，造就了中国绘画艺术史上新的里程碑。海外游历时期，更以绘画彰显民族文化之韵，打破中西绘画艺术的壁垒，成为中外艺术交流的信使，为世界绘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张大千的绘画作品仍是中国绘画美学史上的瑰宝，其艺术理论对我国绘画史、美学史都有重要的意义，其一生独特的游学游历所获，为今天的绘画家和艺术理论家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但银隆内部人士说，孙国华根本坐不稳这个位置。由于孙国华与魏银仓关系私密，离任的魏银仓经常对公司运作发出指令。而董明珠则要求加强公司制度建设，通过股东会和董事会来加强对公司的控制，双方矛盾再度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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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Study and Travels as the Source of ZHANG Daqian ’s Artistic Life
LI Qing
(Research Center of Overseas Students and Modern China, Xi’an Siyu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38, China)
Abstract : ZHANG Daqian’s painting art is the unifica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simple creation view and the modern aesthetics. He is influential i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and painting. His painting achievements benefit from learning from the ancient masters and nature. More importantly, in his lots of travels and overseas study, he adopted strengths from various schools. He once was nourished by the paintings of the West, Japan and India, and innovated his unique and striking artistic style. He fused the essence of the ancient art and the Western elements into his painting.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his long period of travel and overseas study, one can get to know the reasons of the change and formation of his artistic style 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art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Key words : overseas study; travel; ZHANG Daqian; painting
DOI ：10.13603/j.cnki.51-1621/z.2019.11.011
中图分类号： B8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785( 2019) 11-0064-08
收稿日期： 2019- 06- 12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留学档案的整理与研究”(15ZDB040)；2017年度陕西省教育厅项目“民国留学生与中国美学的发展”(17JK1068)
作者简介： 李清(1989—)，女，内蒙古乌海人，硕士，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美学理论、留学史、影视传播。
(责任编辑：王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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