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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具体“体制”，而是其执政党变质并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所致
邓小平在其1992年那个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① 2001年4月，江泽民明确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②
以上便是我们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所遵循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江泽民的上述论断是完全符合苏联实际的，因而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所遵循的这一指导思想，与那种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体制”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
什么是苏联体制？邓小平在论述我国改革照搬的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的必要性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③按照邓小平的科学界定，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表现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层次上，即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方面，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本国的具体国情，自行探索，走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别的国家的做法，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应该不断进行改革。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所谓苏联体制应该是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或是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经济、政治等具体体制。邓小平以上所说的是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的经济、政治等体制，而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和整个过程中，在强调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经济、政治制度的同时，又都十分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戈尔巴乔夫等人丧权亡党的根本原因正是抛弃了这些立国之本，当然也与其同时僵化和变异了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体制有关。有的文章通过大段的引用邓小平的原话并加以片面解释，来论证苏联体制是其丧权亡党的根本原因，其实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不论苏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其基本制度从总体上说，还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在政治上，他主持修改苏联宪法，明确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公开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实行多党制轮流坐庄，以“9+1”联盟协定否定了苏联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在思想上，他公开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提出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并推行所谓的公开性原则造成思想舆论的失控；在经济上，他实质上已经开始竭力推行私有化。这就使苏联党和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完全背叛了广大党员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使人们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时无动于衷、冷漠相待甚至有的“欢欣鼓舞”。这决不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抛弃，而是对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叛行径的抛弃，进而造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命运。这完全可以说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决不是什么“体制”问题，而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所代表的特定集团使苏联这个执政党变质并最终完成了苏联亡党亡国这一“使命”的。我们在上边引用的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就充分揭示了这一本质。对这一常识的道理无需再连篇累牍地去解释。
只有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才把“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模式”成天挂在嘴上，作为其抨击的对象。在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作政治报告中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在为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政治体制正在得到根本改造”。④2001年，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新著《对过去未来的思考》中又说：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原因，“就在于所选择的那个（斯大林）‘模式’”，⑤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模式。”⑥戈尔巴乔夫明明改变了苏联的基本社会制度，却仍然欺骗党员和群众，说自己改变的是“斯大林模式”。并使用“体制”这个含混不清的字眼来掩盖自己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背叛的实质。
大家知道，苏联的“体制”主要是经过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时期，各时期的体制变化、差异极大。如果说，具体体制在苏联解体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的话，那么，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到底是哪个时期的“苏联体制”在苏联垮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适应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进而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得苏联取得工业化和卫国战争等伟大胜利。后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个体制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但这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和完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以苏为鉴，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问世之时就注意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并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继续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使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的历届继任者对这个体制没有采取唯物辩证的态度，不是全盘否定一切，就是因循守旧，使这个体制逐步僵化、变异，弊病不断增大。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体制已经与斯大林时期的体制大相径庭了。戈尔巴乔夫等人是在背叛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把一定历史时期的体制或僵化或变异的过程中垮台的，怎么能把这一责任归咎于 50年前的所谓“斯大林体制”呢？
俄罗斯广大学者和干部群众认为，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直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之前的时期，苏联的“体制问题”都不是导致苏联剧变亡党的根本原因。俄罗斯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涅什科教授指出：那时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苏联和美国一样，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很多居于世界前列，属于经济最强大国家之一，它保证了居民稳定的生活水平，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⑦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分别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 25.4和30.0%。2006年，中国《环球时报》驻俄特约记者写道：俄社会舆论基金会近日所做的民调结果：57%的人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有人误读了邓小平关于“我们国家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等话语。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其实指的是后来逐渐僵化的苏联体制，他并没有笼统的否定整个苏联体制。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曾经指出：“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有苏联的帮助。”“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但首先是学习苏联，因为现在只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我们，美国对我们搞禁运嘛！”⑧这充分说明邓小平既肯定苏联先进的一面，也指出其弊病的一面。这样对待苏联体制的态度才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事实雄辩证明：苏联的解体，虽然不能排除各个苏联时期体制弊端的影响，但这都不是根子上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党的变质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背叛造成了苏联解体。只有注重科学地从根本上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也才能从人类历史这一丰厚的政治遗产中汲取经验。
有人不仅没有抓住戈尔巴乔夫时期放弃共产党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个对苏联解体所起主要作用的要害，而且对戈尔巴乔夫时期体制变化的危害不置一词，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根本无法说清苏联解体的症结和根本原因。
邓小平说过：“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⑨《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专题片紧紧抓住党的建设，特别强调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党，执行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是完全对的，也是得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赞赏的。
二、正确评价斯大林必须遵循唯物史观
有人认为《居安思危》这部专题片“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领袖集团’问题，把一部苏联史写成似乎是两尊神、两个鬼、一个不人不鬼决定了历史命运”。但唯物辩证法在肯定群众对历史的作用时，从来不否认个人、包括“领袖集团”在一定时期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列宁说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也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⑩这充分说明了领袖集团在推动或者阻碍社会前进中的重大作用。
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领袖集团”在苏联上台之后，利用自己抓到手的最高权力，起到了以往社会主义的敌人几十年无法起到的作用。他打着“改革”的旗号，散布着欺骗性的“新思维”，通过其“政治体制改革”，全盘否定苏联历史，毁掉了苏联的国体基础，使党失去了执政地位，搞乱了苏联社会，造成民族分裂、社会矛盾凸现、联盟崩溃、经济大幅度下滑，人们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人民群众都知道他就是这一切罪恶的责任者。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一意孤行，最终酿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后果。有人指责我们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领袖集团”问题，这些人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掩盖了戈尔巴乔夫的历史罪过。
有些人一方面说苏联解体“不能过分的追究领导人个人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却自相矛盾地把苏联30年代的一切错误归于斯大林个人，甚至说：“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两大运动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的。”在评价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是不能服人的。事实根本不是那个样子。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决定是苏共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决不是斯大林未经政治局讨论而作出的个人指令。在苏共十五大上，关于集体化问题的报告是莫洛托夫1927年12月11日做的。(11)斯大林在这个大会上的报告强调农业集体化要按照苏维埃法制行事，不能动用行政手段。他说：“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该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12)苏共党的十五大，是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民主集中制的。在这次大会上，党内反对派的首领都被允许做了发言。对于这次代表大会，《苏联通史》是这样记载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为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13)即使是在1929年以后，面对法西斯侵略的危险，必须加快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时期，农业集体化的重大决策也是苏共领导集体决定的。1930年的1月5日，联共中央集体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的决议；1930年3月联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14)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是《胜利冲昏头脑》，批评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在于在和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了暴力。”(15)有人硬是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的”，到底有何根据呢？
此外，把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截然对立起来也是不科学的。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分割的整体。工业化的目的，是通过对农业的改造，包括实行全盘集体化把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俄罗斯学界对此事的评价。2003年3月俄罗斯《导报》以《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时代》为题指出：高达53%的人认为斯大林对国家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俄罗斯民众、甚至包括反对派肯定他的几条最主要原因是：把苏联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建成了一个世界工业强国，奠定了苏联现代化发展的基础；2002年出版的俄罗斯高校教科书《苏维埃国家史》论证了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增加使得小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不能满足商品粮的需要。只有全盘农业集体化，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才能解决与大工业不相适应的状况……”
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商品粮、劳动力……恰恰是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实现的；工业化的后果之一是大批农民变为城镇居民、大批城镇从农村崛起，没有农业全盘集体化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怎么能一方面肯定工业化一方面否定集体化？当然如果具体到对全盘集体化中一些政策，如一些地方强迫农民入社等，肯定存在错误，是可以总结教训的。但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涉及对具体政策的分析，而是从总体上否定全盘集体化，甚至把全盘集体化中局部的错误与苏联整个推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成就相提并论，恐怕有失公允。
30年代镇压破坏苏联制度的敌对分子的决策也是苏共中央的决定。虽然在那个时候，苏共党的决议是否充分体现了民主、斯大林能否充分尊重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可以商榷，但决不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列宁、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在 1971年2月的谈话中仍然坚持：“党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这里也犯了不少错误。镇压是在复杂形势下的继续革命。”(16)当然，正如《居安思危》解说词所指出的那样，大清洗的确犯有错误、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错误，目无法纪、枉杀无辜……斯大林也难辞其咎。但问题不是承认不承认肃反有错误。关键在于对大清洗的错误程度应当怎样估计？多年来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被夸大其词，歪曲了事实真相。即使根据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执政的不同时期的统计，被判死刑者在68万人左右，何来有人渲染的“用几百万人的尸体铺路”？这一讲法的根据在哪里呢？再说，大清洗被判刑的人数中，有相当部分属于应当镇压之人。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的谈话中仍然坚持：“我现在仍认为，中央在1937年和30年代后半期的做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一切都做的四平八稳，心慈手软，那就要坏了大事。”“若没有斯大林这样的人，当时是很难办的。”(17)后来，根据叶利钦签署的《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法案》，犯有背叛国家、出卖机密的间谍等罪行；当过侵略者帮凶或者背叛祖国的叛徒及其帮凶等四类人不能平反，据不完全统计，根据他们的这—标准至少几十万“被政治镇压的人”不能平反，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认为这几十万人属于罪有应得。何况，大清洗中的错误是斯大林一个人负责，还是其他领导人也应负相应的责任？莫洛托夫说：“我对这项政策负责。……犯过严重错误，也有过火行为，但是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对错误都有责任。”(18)有人在谈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主张不能过分的追究个人，但一谈到斯大林的时候，就把错误的责任全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实在不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也不是唯物史观精神。
关于大清洗“动摇了苏共执政基础”的说法，恐怕也是言过其实的。2005年，据当年因准备暗杀斯大林被判刑的、且亲自参加卫国战争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季诺维也夫近年来所说：“如果战前军队中没有进行肃反运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19)另一个同样遭到镇压的原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卡尔波夫也持同样看法，他在最近也说道：“镇压是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军事阴谋分子的罪行和敌对活动的正常反映”。(20)他们是亲历大清洗的当事人，至少比一个完全没有这个体验的外国人更有发言权。何况事实更胜于雄辩。如果大清洗“动摇了苏共执政基础”，当时苏联为何没有解体，之后为何又万众一心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而解体的发生则是到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时间呢？
斯大林不是神，难免有错。但和其成就相比，显然功大于过。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做出的“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21)的评价是中肯的。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在经历了种种曲折之后，今日俄罗斯人，终于看清了事实，重新给予斯大林应有的评价。如“共产党联盟——苏共”就宣布取消了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决议。
至于有些人指责“国内有人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似乎是针对我们。但我们有这个必要吗？中共不同于苏共。中共从来没有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而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邓小平曾经谈到斯大林问题说：“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22)我们在斯大林评价这个问题上遵循的原则是一如既往，坚持毛泽东、邓小平评价的基本立场。难道有谁会要求改变这个正确的立场而重新评价斯大林吗？向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既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逻辑。
三、认真科学总结苏联剧变教训，确保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
《居安思危》片虽写的是苏联共产党兴亡，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更好执政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但在文字上，全片并没有一个字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有人提出“总结苏共教训，不能不认真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来思考”，指责某些总结苏共亡党的成果的“政治倾向同我党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明显不一致”。这显然指的我们，因而不得不答。
苏联解体以来，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苏共亡党教训有一系列论述。概括起来是：
1、关于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
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
2、关于苏联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苏联解体。前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首先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接着也把列宁这把刀子丢了。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引起了国内全面的思想混乱，瓦解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武装。东欧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实亡。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3、总结苏联解体教训，坚持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要认识苏联演变的教训，划清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要坚持党的领导，决不能搞多党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搞议会民主政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不能搞军队的非政治化、非党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搞私有化；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要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做好自己的工作，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原则，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要奋发图强，埋头苦干，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经济搞上去，以增强综合国力和抵制和平演变的实力。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不能放松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只有消除戈尔巴乔夫背弃社会主义的危险和影响，才能确保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
以上我们所引的有关论述，不仅符合苏联解体的事实，而且也是我们遵循的方针。这在很多看过《居安思危》片子的人的大量反映中可以证明。那么，到底是谁在总结苏共亡党教训时的“政治倾向同我党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明显不一致”呢？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的本质不同、根本区别，表现在是否坚持了共产党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两种“改革观”的分界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命运的分水岭。我们坚持认为，在国际国内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形势下，我们党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同时也会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决不会重步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尘。
注释：
①③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70、380-381页。
②《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④《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2页。
⑤⑥戈尔巴乔夫等《对过去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0、29页。
⑦斯·弗·涅什科：《苏联的解体》，莫斯科1996年版。
⑧《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264页。
⑩《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3版，26-27页。
(11)(16)(17)(18)（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467、472、470页。
(12)《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中文版，第10卷，第266页。
(13)（苏）安·米·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三联出版社， 1980年版，第592页。
(14)（苏）《真理报》73号1930年3月15日。
(15)《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中文版，第177页。
(19)阿.季诺维也夫：《我的时代》，载《自由思想》，2005年第5期。
(20)弗.瓦.卡尔波夫：《斯大林大元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31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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