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治学特色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谷城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谷城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在教学的同时著书立说，“纵论古今，横说中外”，一生著述甚丰，专著10余种，论文200余篇。他治学可谓学域广阔，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且持论通辟，坚于求真，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
就其求学与治学活动而言，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1898至1920年底的求学阶段；1921至1930年秋的教书、参加大革命以及卖文译书为生的阶段；1930至1942年的教学与科研并行、政治与学术并进的阶段；1942至1949年的潜心史学教学与研究但又投身现实政治斗争的阶段；1950年至今的“老来犹有冲天劲，学府文坛作战场”的阶段。本文限于篇幅，对其治学活动不作具体分析。而综观其数十年艰苦的探索与追求，已形成严谨的治学方法，使其治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此，本文拟作深入论析。
注重打好雄厚的知识基础，注重知识的积累，这是周谷城治学的第一个突出特色。少时的周谷城读书很自觉，很刻苦，特别注重打好基础。6至9岁，他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还读完了《四书》、《五经》，大多能理解背诵。为了了解世界，学习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他刻苦学习英语，在省立一中读书时，外国人来校演讲，他不仅认真听，还常常在自习室模仿其腔调，学得维妙维肖，同学们赐他以“洋文大家”之称。他还在同学中组织英语学会，自任会长。求学期间，他还选读了许多西方名著。他曾利用一个暑假蛮读了英文本《迈尔通史》，最初只懂五六成，书读完时，看其它英文西史时，竟全然懂得。这种“蛮读”法也是他读中国古籍的一个方法。在省立一中求学期间，他自学了《十子全书》，对《老子》、《庄子》等书兴趣犹浓。他对这些书钻得很深，这既了解了书中的思想观点，又活跃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师后，更加努力学习新文化、新学说。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报，特别喜欢阅读《新青年》及该刊介绍的马列主义丛书，同时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的书，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贫困的哲学》等，还阅读了西洋哲学书籍，如杜威、罗素、柏格森、詹姆士等人的著作。他通过认真思考后，倾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在湖南一师教书时，就认真研读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资本论》原著。由于年青时期的周谷城注意打好知识基础，注意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支持农民运动，写出了《论租谷》等文章，还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一书，在当时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总之，认真读书，打好基础，这是周谷城之所以博大精深、学识渊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学习方法。
独立深思，不人云亦云，不妄发议论，力求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是周谷城在治学中特别坚持的一个原则。青年时期的周谷城就特别反感那种不学无术，不作研究，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做法。如他在早年发表的《教育新论》中提出今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方针时，就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此问题，而得出如下结论：（一）全国人民应有受教育权。（二）凡受教育者皆为有用人才。（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国之需要。他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必在政治问题彻底解决时，始能有彻底之解决。寥寥数语，把中国教育改造之方针问题说得非常透彻。周谷城研究史学，更强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撰写的《历史完形论》，可说通篇都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他不同意蔡元培先生“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史料当历史，史学家只能“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片断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又如他对纪传编年本末三体史书体例的评说，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指出纪传体不适宜于编著通史，因为它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如“楚汉之争”，本是一事，参加此事的主要动力为楚汉。而《史记》不以整个的“争”为叙述之对象，而将其分述于《高帝本纪》和《项羽本纪》之内，故纪传体史书只适合保存史料，不能作为通史。他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曾予以中肯评价，认为此书较纪传编年各体史书为优，特别是它有二个长处尤为突出，第一是比较地接近了人类过去之活动。史不是虚空的时间，不是独立的人物，而是人物在时间上的“活动”。《通鉴纪事本末》不为人物所拘，不为时间所拘，而以个别的事情为叙述之对象，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第二，该书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但它也明显有三个缺点：一是事情与事情间或篇与篇间没有联系；二是每一事情之内，或每一篇之内没有分析；三是此书未能充分表现人类过去之活动。在《历史完形论》这篇重要的史学论著中，周谷城最后得出的结论为：“治历史而亦着重分析工夫，却不是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这段话虽说是周谷城30年代的主要史学论点，但它对我们今天治史仍有启示作用。在周谷城其它研究论著中，我们只要稍加注意，都可见到这位大学问家对一些问题的深刻见地。如他阐述史学与美学的关系，说“历史家从现实中抽出规律，组成理论，以为理想，艺术家从现实中捉住感情，造成艺术品，以为理想。历史家的理想是指导人的，艺术家的理想是感动人的，然而都是载道的，都推动斗争，使不断前进”。这些话都是颇有思想见解的。
在治学中，周谷城很讲究独立思考的方法。比如说在史学研究中，他非常注意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认为历史的部分与全局是同在的，正如人的手、足、耳、目等是人的整体同在一样，历史自身，既有具体事实，又是有机组织；既是部分，又是全局；部分是全局所有的，全局也是部分所不能离开的。如果不注意分析历史自身各部分的互相联系，依靠制约，也就把握不住历史的整体。治史中，周谷城还注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中外历史，只有拿它们对照看看，就能使人们看出研究的重要性，作更切合现实的考虑。他在《封建长期，似乎不长》一文中，把中国的封建时代与世界古代史上奴隶时代的许多特征作比较研究，如铁的使用，如城市工商的发达，如社会的自由竞争，如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如学术的发达，如法制的出如何处理它现，如经典的纂集，如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如封建等级国的没落，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奴隶制时代的特征。他认为我们若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制时代的下限，由公元前480年移到公元二世纪下半期，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以同世界古代史上其他各国一样，保存完好；否则必须把这一节搬入封建时代，或排斥在奴隶制时代之外，使奴隶制时代变成既短促，又空虚。这可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种反常现象。如何处理它呢？一是理论上要纠偏。他认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段的长短比例，似乎有一定前一段必比后一段长，后一段必比前一段为短。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时代距今愈远，生产进步愈迟缓，所历时间便愈长；反之时代距今愈近，生产进步愈迅速，所历时间愈短，因此紧接着奴隶制时代之后的封建时代必比奴隶制时代短些。二是处理的办法，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往下移，这样，1600年的封建时代，对2400年的奴隶制时代，这样做，不仅从年代学的观点，而且从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说，都是有理由的。此外，他在独立思考中，还非常注意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重视古为今用的问题。
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实事求是，“相互客气，明辨是非”，不搞霸道作风，这可说是周谷城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早在北京高师求学时，周谷城就喜欢开展学习上的自由讨论。他曾组织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辩论会，自拟辩论题为《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辩论双方为北京高师与清华高师二代表队。周谷城任北京高师主辩人。当时到会者千余人，可谓盛况空前。自此后，周谷城对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更为看重。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但他不怕戴上“赤化”帽子，坚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争论问题，明辨是非。如1930年3月，胡适在《新月》杂志写文章攻击周谷城为“教育革命的鼓吹家”及其《中国教育历史的使命》一文中关于封建制与封建形式观点是矛盾的。周谷城则在《教育杂志》发文反驳胡适，与之辩论。再如他在抗战时期（1943年6月），在《新中华》杂志连续发表过《论中国现代化》的文章，批判了学术界“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国人对中西社会文化之差异，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国产业革命，须从组织、培养人材、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革新，加速积累资本，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亦可引进外债发展生产。周谷城指出“自由辩论，即在今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至于说到建国后周谷城所发动和参与的学术讨论，可谓规模更大，反响更大。如五、六十年代有关逻辑学和美学方面的大讨论，就是由于周谷城发表了独到见解的文章而引发的。1956年，周谷城曾在《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提出了新见，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问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的观点不为人接受，康生曾指示对周文进行批驳，并迫使全国报刊在发表周谷城答辩文字时加编者按“表态”。这实际上是形成了对周文的围攻。然而，周谷城坚持辩论，以理服人。他理直气壮地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还鼓励他“不要怕，要积极地写”发表己见的文章。1962年，周谷城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为“无差别境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二为对“时代精神”的解释，或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对这些新见解，当时受到了姚文元等人的批驳，并以此作为“文革”中划定周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罪证。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周谷城不以为然，他继续发文阐发自己的见解。此外，周谷城还就艺术观和美学家朱光潜作过认真的讨论，等等。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周谷城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有一前提，这就是要“相互客气，明辨是非”。学术上的讨论切忌“霸道”作风，而应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他发文评论哲学家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原人》，评哲学家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还是建国后，讨论我国的封建时代的划分时期问题，或参与史地学术问题的讨论，他都采慎重的态度，与人讨论问题，以事实为据，充分说理。1958年7月，古田在《新建设》上发表了《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一文，对这部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周谷城并没有恼怒，或不审慎地予以批驳，他采取的是与作者认真商榷的态度。这一点，从所写的《评古田对〈中国通史〉的书评》的内容即可看出，文中周谷城引用了古田文中的十段要言，平心静气地与作者逐条讨论，弄清是非曲直，其依据则是根据无可辨驳的事实，而不是强词夺理，只凭意气用事，以势压人。
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行学术研究，但不贴标签，不搞教条主义。这是周谷城治学中一个显著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但这种指导，并不等于照搬照抄马列的词句，不顾史实来图解历史。周谷城最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他做学术研究，总是力图吃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之融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恰到好处地把理论指导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他的论著中，可说随处可见。如他所写《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一文中，他提出今日研究历史，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他认为过去许多历史书是依旧观点写出，为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属于旧的上层建筑，今天经济基础完全变了，旧的上层建筑不仅不能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且成了它的障碍，倘若只有新的经济基础，而无新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研究历史的，如不很好地注意这一点，或注意不够，那谈不上为现实服务。显然，周谷城就是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史学与现实的相互关系。
早在30年代初期他写的《中国社会之变化》一书，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中国之变化，提出西方国家，由于产业革命而兴起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国扩张，由通商到军事侵略，到经济侵略，直到扶持支配中国不受任何势力节制的封建军阀，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支配残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摧残中国新势力，奴役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军阀统治、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军阀政治，这就是近代中国之变化。这段话可说是一针见血的。作为一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倘若没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当时中国之国情是不可能剖析得如此透彻的。
建国后，周谷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学术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可说更加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他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中，驳斥姚文元“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不能构成统一整体”的观点，他指出这种说法与事实是根本不相符的。因为，请问祖国的文化遗产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它却是包括不同思想的不同意识的，而且自始就包括不同种族的不同语言和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截至今日为止，它不仅包括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的，而且事实上还有不同阶级存在，不同种族存在。如果认为不同意识不能构成统一整体，亦即部分不能构成全体，那么统一的中国，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遗产都将不能存在了！因此，根据事实说，对立斗争的部分构成统一的整体是否认不了的。可见，周谷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娴熟自如的。正是由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深厚，故在“十年文革”中，尽管姚文元等人大肆污蔑批驳他的正确的学术观点，他都能不屑一顾，坚持真理，坚信自己的观点符合马列主义，不向姚文元等人作任何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