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用主义”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与哲学史学会发起，广西师大政经系、桂林市委党校等单位共同筹办的中国现代外国哲学与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于9月17日—20日在桂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的主题是“美国新实用主义”。
70、80年代以来，“新实用主义”在美国成了一个越来越流行的哲学标签，在这个名下聚集着一大批一流的美国哲学家，如奎因、普特南、戴维森、罗蒂、费耶阿本德、伯恩斯坦等。“新实用主义”所探讨的问题，涉及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等重要哲学流派，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和对话。这也是本次讨论会的缘起。但是，什么是新实用主义？谁是新实用主义者？对于这些基本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的复旦大学客座教授M.C.米勒女士认为，新实用主义并不是一个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的学派，因而对它下一个清晰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另有学者认为，要确定谁是新实用主义者，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有些自称为新实用主义者的人，在别人看来并不够格，而另一些被称为新实用主义者的，又拒绝这个称呼。尽管如此，大多数与会学者还是认为，新实用主义的确形成了一种有影响的思潮，应该对它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一、新实用主义产生的背景
大多数学者注意到，新实用主义是在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崛起的。几个主要的新实用主义者起初都是作为分析哲学家出现的，他们所讨论的话题，大多与分析哲学有关。如果可以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称作后结构主义的话，那么也可以把新实用主义称作后分析哲学。解构主义是结构主义所遭遇的理论困境的结果，而新实用主义也是分析哲学的老路难以继续时的一种转折。本世界30年代后，大批欧洲分析哲学家迁往美国，使得本来以实用主义为主流的美国哲学界，开始步入一个分析哲学的时代。尽管自分析哲学入主美国伊始，就有美国哲学家试图将其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但那时融合的主体仍然是分析哲学。直到奎因批判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塞拉斯批判了“所与神话”，费耶阿本德反对了“方法”，罗蒂批判了“镜喻”，实用主义才开始突破分析哲学的框架，重新确立它在美国哲学界的主导地位。
有学者认为，可以把新实用主义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理解。就20世纪哲学的发展来看，新实用主义是以三大哲学转向为背景的，这就是语言的转向、解释学的转向和修辞学的转向。有学者主张，整个20世纪哲学的发展，虽然流派纷呈，但又都是对一个共同的近代哲学难题的突围。这个难题就是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康德发现让理性符合自然会导致无穷的悖论，于是转而让自然符合理性。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本身亦引起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即知识何以能有客观性。对这个问题，康德本人和他以后的西方哲学家都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新实用主义对此问题作了新的尝试。
有学者根据新实用主义者自己的论述，将它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背景下来理解。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确如罗蒂所说，是受一种“镜喻”支配的。哲学家要么想看到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背后的那个理念世界、本体世界，要么与这种幻想破灭之后，又企图为我们的认识寻找一个基础，以此使哲学成为凌驾于一切文化形态之上的知识仲裁人。新实用主义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哲学的各种形式均告失败之后，在美国形成的一种“后哲学”。同样的反应还见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大陆哲学中。
有学者则主要从新实用主义的诞生地来考察它的背景。实用主义体现了重行动、重效果、重多样性等美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因而被美国哲学家自觉地作为本民族的哲学传统继承了下来，新实用主义是与新的时期以新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文化精神。
二、新老实用主义的异同
多数学者认为，新老实用主义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再认为认识应受一个外在的必然性支配，都主张认识的起点是偶然的、历史性的，因而应该从结果方面而不是原因方面来考察我们的知识。但新老实用主义的不同之点也很明显，讨论中提出了以下几点：
1、“新老实用主义由于批驳对象的不同而带来了很多差异。老实用主义者批判的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因而他们讨论得更多的是相对于理论思辨的信念和行动；新实用主义者批驳分析哲学，因而他们的话题更多地涉及语言和意义问题。与此相关，在反对旧哲学中的本质主义时，老实用主义依据的是“经验效果论”，新实用主义依据的则是“语言行为主义”。就这一点而论，新实用主义有老实用主义所不具有的优点：信念和行动都是主观的、个人的、而语言和意义则是主观际的、超个人的，后者优于前者更具有公共性意义上的客观性。
2、新实用主义研究的问题较老实用主义更深入一些。比如反视觉主义本来是由詹姆士最先提出的，但罗蒂的论述比詹姆士要细致得多。又比如，老实用主义者本来也面临着相对主义的诘难，但他们并未作出全面的辩解，而新实用主义者则更加认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3、新实用主义所关注的问题的范围比老实用主义狭窄了一些。
三、新实用主义的总体特征
有学者试图从反实在论这个角度来把握新实用主义的总体特征。新实用主义的反实在论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与语义学上强调语境，与真理观上反对符合，与本体论上只承认语言所承诺的存在。另有学者则认为，这种尝试虽有启发意义，但却面对这个反例：有的反实在论者并不是新实用主义者，而有的新实用主义者也不全是反实在论。
有学者认为，新实用主义是一个融合性很强的学派，可以按融合对象的不同来区分新实用主义的两大倾向。一种是以实用主义结合英美分析哲学，代表人物是普特南、戴维森；另一种则以实用主义结合解释学、解构主义等欧陆哲学，代表人物是罗蒂。另有学者则将前一种倾向称为科学文化的新实用主义，将后一种倾向称为文学文化的新实用主义。他们强调说，新实用主义不仅是语言哲学、科学哲学，而且是文化哲学。对它不能作过于狭隘的理解。
多数学者则根据部分新实用主义者自己的阐述来理解新实用主义的特点。比如罗蒂曾把自己的实用主义概括为三点：反本质主义、反二元区分、以对话为界。普特南也曾把自己的实用主义概括为四点：反怀疑论、可错论、反“事实——价值”二分、实践优先。这两种概括的共同之点在反本质主义和反二元区分。普特南的反怀疑论和可错论，事实上就是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主客对照论，反对知识有某种外在于人的本质作为对照的标准。而反二元区分，在现代语境中，主要是反“事实——价值”的二分。这两人观点中的事例点告诉我们：在反对形而上学传统方面，新实用主义者之间已基本达成一致。
四、对新实用主义的评价
大多数学者以为，对新实用主义不能再象以前对老实用主义那样，采取简单批判的态度。新实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成果，对于剔除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有积极意义。
有学者以为，将Pragmatism译为“实用主义”，使汉语说话人容易对它产生一种贬义的理解。其实Pragmatism本来含有注重实效、实事求是的意思。
有学者认为，新实用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固然有其深刻之处，但由于它将认识限制在语言和文化之内，由于它最终只能以“生活形式”作为确定性的保障，这就导致了一种新保守主义。语言和文化也好，生活形式也好，都是未定形的，有待合理化的东西，新实用主义由批判形而上学而肯定现存的东西就是真理与合理性的标准，这是一种倒退。新实用主义只告诉了我们已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东西，却无法告诉我们将来应该发生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新实用主义。有学者补充说，这种理性主义已不可能是启蒙时代的绝对理性主义，而应该是可以随时调整目标的历史理性主义。
有学者认为，新实用主义强调了技术理性和宽容理性，却忽视了目的理性。其实目的理性才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每一种文化都有她的形而上的目的追求，实用主义对目的理性及其实现的问题持虚无主义态度，这就会导致道德沦丧；而如果我们也采取胡适那全盘西化的主张，我们的文化就会失去本根。
有学者认为，罗蒂用种族中心主义来为传统寻找合理性依据是行不通的。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传统之中，以传统和经验为依据就只能是以我证我。人们总有一种想从经验、传统出发去寻找某种非经验，非传统的实在，这就向语言提出了一个三重悖论：（1）不拥有语言就无法谈论实在，而想用语言谈论非语言的实在只是妄想；（2）如果没有实在，我们的语言交谈就没有意义；（3）千百年来，哲学家们一直是想用语言谈论非语言的实在，想在时间中发现某种超时间的实在。罗蒂把真理和价值都完全付诸于具体的时间、具体的经验，这种简单地避免悖论的作法，容易导致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民族主义、甚至专制主义。所以必须以本质主义来对它作一下缓和。
有学者认为，罗蒂后哲学文化的三个理论前提是以解释学取代认识论，以协同性取代客观性，以弱理性取代强理性。这三个前提都是有问题的。反基础主义并不现实，因为文化不可能无基础，这是历史实践的结果。其实罗蒂的战略是以伦理的基础（对话和协同）取代认识论的基础，这个战略能否实现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有些学者认为，新实用主义是美国哲学家融合英美和欧陆两大哲学传统的一种工具。就目前而言，美国人认为只有新实用主义可以作为嫁接的桥梁，这一点需要引起重视。我们现在研究西方各派哲学，也应该尝试一种综合，仅仅限于流派研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