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马”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诈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诈马宴又叫质孙（只孙）宴，是蒙元时期最为重要的宫廷宴享大会，其内容有宴饮、歌舞、各种杂技、竞技与游戏等，是一个大型的狂欢盛会。对于诈马宴的活动内容，学术界并无多大争议，但关于“诈马”一词的解释，却有着诸多分歧。元明清人的一些文献对此或语焉不详，或解为赛马。20世纪80年代，分别有韩儒林、纳古单夫撰文，指出“诈马”一词不来自汉语，且与马没有任何关系。笔者在校点《全元文》郑泳的文章时，见有《诈马赋》一文。赋文全面铺排了诈马宴的各项程序和盛大场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赋基本上可以解决“诈马”一词解释上的歧义。仅撰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诈马宴之“诈马”究竟是指什么？分歧意见大致可分为“马说”和“非马说”两种，也可以称之为“汉语说”和“非汉语说”。“非马说”的代表是韩儒林先生，他的《元代诈马宴新探》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该文否定明初以来谈“诈马”者多将马牵扯进来的说法，认为“诈马”一词用汉语无法解释，而只应是一个外来语。他以“诈马宴”又叫“质孙宴”，而质孙服衣料均由使用波斯语的回回自西域贩运而来为依据，提出“诈马”一词来源于波斯语“jāmah”，指衣服、外衣。也就是说，“诈马”与“质孙”都指衣服——一指衣服的华丽，一指衣服的颜色。（注：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简称《新探》），《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收入氏著：《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5—291页。） 1989年，纳古单夫先生发表《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对韩儒林师“诈马”研究之补正》，认为“诈马”是蒙古语，音juma，是名词，指“把牛羊等牲畜宰杀后，用热水煺掉全毛去掉内脏的整畜，称之为诈马”；当用于庆典、祭祀、婚礼时加工烤制或煮制上席并举行隆重宴席，即汉语的“诈马宴”。（注：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对韩儒林师“诈马”研究之补正》（简称《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这两篇文章论证的基点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都否定“诈马”一词与马有任何关系；二是都认为“诈马”一词不是汉语，而是一个外来语。因此，笔者将其称之为“非马说”或“非汉语说”。
被《新探》一文所否定的“马说”，主要来自明清人的著述。如明初人王祎《上京大宴诗序》云：“故凡预宴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济逊（只孙）宴。奓马者，俗言其马饰之矜衒也。济逊者，译言其服色之其一也。”（注：王祎：《王忠文集》卷6《上京大宴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云：“北方有诈马筵席，最具筵之盛也。诸王公贵戚子弟，竞以衣马华侈相高。”（注：叶子奇：《草木子》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8页。） 清乾隆皇帝则认为“诈马”或指赛马，或指掌马食之人。日人箭内亘接过乾隆的说法，认为“诈马”应该就是乾隆《诈马》诗序中所描述的“蒙古旧俗”——赛马，并将诈马宴与质孙宴分开，认为“只孙宴只是泛指穿着只孙服参加的宴会，而诈马宴则是专指在上都举行的、有宿卫大臣与近侍表演赛马仪式的宴会”。（注：转引自《新探》一文。） 上述说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诈马”与马有联系，故笔者将其称之为“马说”；又因他们均未明言“诈马”不是汉语，笔者且将其归为“汉语说”。
总之，“马说”是以马来解释“诈马”，“非马说”则以否定马来立论，并认为它是一个外来语。
那么，“诈马宴”究竟是“离不开那个‘马’字”，还是与马毫无关系？究竟是汉语，还是一个外来语？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且以《新探》一文为例，先来看看“非马说”对“马说”是如何否定的，其说法是否有道理。
对于王祎、叶子奇的说法，《新探》评断说：“二人都没有亲见诈马宴，只是根据他人的记述，望文生义地作解释，把马牵扯进去了。”对于乾隆，则不仅指责他“前后矛盾”，且批评他“指‘只孙’为‘马之毛色’”是“荒唐”的；认为箭内亘一文，虽然“对只孙宴作了正确的解释，但当讨论到诈马宴时，却也被‘马’字以及乾隆皇帝的说法迷惑住了”。《新探》一文对此所下断语是：对诈马宴之“诈马”一词的解释，凡是与“马”字联系起来就是错误的，这个词“在蒙古语中并无任何赛马或饮宴之类的意思，在汉语中更不得其解。”因此作者以质孙服为线索，在元代通行的第三种语言——波斯语中找到了根据，即波斯语jāmah，其语义为“外衣”、“衣服”，故下结论说：“‘诈马’一词应来源于波斯语jāmah——衣。”“质孙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预宴者必须穿戴御赐的质孙服，且以衣服的华丽相炫耀，因此人们把它称为‘诈马宴’（衣宴），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质孙’（颜色）和‘诈马’（衣服）指的本是同一件东西。”
《新探》作者是元史大家，且通晓多种文字，以其他民族语言来解释元代事物，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不过，笔者还是有如下疑惑。
蒙古族是马背民族，马是他们与生俱来、不可须臾相离的伙伴。《新探》一开始即引述元人王恽的话：“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这三者可以说是分别代表了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生活内容。前两项不用说都是离不开马的，第三项宴飨难道会与马没有关系吗？即以《新探》一文所引录的周伯琦、王祎等人的诗文来看，诈马宴作为蒙古宫廷贵族最隆重的盛宴，在活动内容上，除官员皆须穿皇帝颁赐的质孙服外，马也是盛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请看下面的记载：“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采仗，列队驰入禁中”；（注：周伯琦：《诈马行并序》，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58页。） “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宫袍。”下小注云：“每年六月三日诈马筵席，所以喻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饰马入宴”；（注：杨允孚：《滦京杂咏》，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第1962页。）“故凡预宴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济逊宴”。（注：王祎：《王忠文集》卷6《上京大宴诗序》。） 这些文献记载都说明：质孙宴即诈马宴的大会上，与会人员不仅要服质孙之衣，也要骑着盛装的马匹入场。也就是说，诈马宴上，毫无疑问是有马的。当然，在这些记载中，未看到有赛马的记述，乾隆以赛马来解释“诈马”，显然有些想当然。不过，话又说回来，否定了赛马，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否定马与诈马宴的联系。因为参会的这些马们，并不只具有比赛奔驰速度这一项功能，当驮载着主人参与盛会时，它们还承担着其他的功能和作用。笔者认为，王祎、叶子奇的两段话已经道出了这些马匹参会的目的：“饰之矜衒”，“竞以衣马华侈相高”。这话也就是说，当穿着质孙服的达官显宦们盛装入宴时，他们的马也被打扮起来，让这些盛装的马来出风头，看看谁的马装饰得最漂亮，最华丽。这些盛装的马们无疑是盛宴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为宴会添加了不少的风采。
再者，就语词结构来说，“诈马”这个双音节词，可以看作是固定结构，也可以看作是偏正结构。如果是前者，像葡萄、玻璃、质孙这一类词，那当然应该在汉语或其他语言中寻找发这种音的名词来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偏正结构的词呢？“马”是中心词，“诈”是修饰“马”的，那么，“诈马”这个词就不是“在汉语中更不得其解”，或“无论用蒙古语和汉语都是解释不通的”了。
笔者的这些疑惑在校点《全元文》郑泳的文章时被解开了。郑泳（1321—1396）字仲潜，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是元明时累世而居的义门郑氏之一员。少从宋濂游学四方，及壮，以才识受知于丞相脱脱，辟为三公府掾，随脱脱平徐州，征高邮，转温州路总管府经历。后弃官归乡，奉亲理家，购屋半轩，讲经论史，学者称为半轩先生。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卒，年七十六。有《半轩文集》。
郑泳曾随脱脱赴上京亲临诈马宴，应脱脱之请写有《诈马赋》一文。文中铺张渲染了作者身预诈马宴盛会时所见到的盛大场景，既丰富又细腻。全文1130字，依次记录和描述了作文的缘起，诈马宴的会场环境，排列在平坡上的盛装马匹，官员所服质孙之衣的特点，角觝、射箭等竞技活动以及百戏杂陈、奏乐宴饮的热闹场面。这篇赋可以看作是现存有关元代诈马宴的最详尽、最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一。其中描述棕王殿（即棕毛殿）“覆以栟榈之皮”、絙以黄绒之施”、“下系铁杙”以固定、“周回廉隅，满望平芜”的建筑形式，描写只孙之衣“惟织纹之暗起”的织造特点，“三朝三易，一日一色”、“必具名而请奏”、“始蒙恩而有锡”的颁奏和穿着规定，“饮未阑”而“举圣训之音旨，陈嘉谟与嘉猷”（即宣读成吉思皇帝的大札撒）的会场程序等等，都是珍贵的史料，可以作为史书及元人诗文记载诈马宴的有力佐证。
而笔者认为此赋最为重要的文献价值，是其中对“诈马”的描写，它完全可以帮助解决有关“诈马”一词解释上的分歧。
赋中有两段描写涉及“诈马”。赋首云：“皇上清暑上京，岁以季夏六月大会亲王，宴于棕王之殿三日。百官五品之上赐只孙之衣，皆乘诈马入宴。富盛之极，为数万亿，林林戢戢，若山拥而云集。”（注：郑泳：《诈马赋》，《义门郑氏奕叶文集》卷2，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0册。）“皆乘诈马入宴”一句，笔者认为，这是对“诈马”应该落实在“马”字上的一个最好的解释。既然“诈马”是“乘”的，那它就既不是穿的“衣”，也不是吃的食品，而应是蒙古人不可须臾相离的马，这是毫无疑问的。
另一段是专门描写“诈马”的，文云：
前数里之左右兮，有两山之对峙；矧诈马之聚此兮，易葱芊之绮丽。额镜贴而曜明兮，尾银铺而插雉；雉丛身而□袅兮，铃和鸾而合清徽。镫钻铁而金嵌兮，鞍砌玉而珠比；□□辔靶，亦皆重□（不清，疑为“宝”字）。
前四句是指殿前数里地的草坡上排列着马群，它们被盛装打扮，因而原本葱郁的草地变得绮丽耀眼。后八句是具体写马的装饰：它们的额头上贴了金片而闪着亮光，马尾上插着雉羽，长长的雉羽苗条摇曳，马颈上的鸾铃叮咚作响，马镫、马鞍分别被嵌上金片和饰以珠玉，而缰绳、革套也缀上宝物。总之，这些马被装扮得非常漂亮华贵，这正是前引元明人所说的“盛饰名马”、“饰马入宴”、“个个金鞍雉尾高”、“振耀仪采而后就列”、“饰之矜衒”等说法的最好注脚。而“易葱芊之绮丽”的“诈马”，如果释为“衣服”或“食品”，显然都是讲不通的。因此，“诈马”只能是指马，指盛装的马。
诈马宴作为元代每年在上京举行的重大盛会，元人文集中多见诗咏。特别在顺帝时期，直接以“诈马”为题及以“上京纪行”、“滦京”、“上都”为组诗而咏到“诈马”的诗篇相当多，且多为数人唱和，这是元中后期馆阁诗人的一个重要题材。笔者试举数例，以帮助读者对“诈马”一词的理解。贡师泰《上京大宴和樊时中侍御》一诗有句云：“平沙班诈马，别殿燕棕毛；凤簇珍珠帽，龙盘锦绣袍。”（注：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第1429页。） 《上都诈马大宴五首》之一云：“紫云扶日上璇题，万骑来朝队仗齐。织翠辔长攒孔雀，镂金鞍重嵌文犀。”（注：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第1417页。）程文《和伯防观诈马》之一云：“龙盘虎踞抱重冈，宫殿岧峣禁籞长。今日天门呈诈马，高牙大纛是侯王。”（注：引自《诗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4册，第2841页。）廼贤《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之一云：“诏下天门御墨题，龙冈开宴百官齐。路通禁籞联文石，幔隔香尘镇水犀。象辇时从黄道出，龙驹牵向赤墀嘶。绣衣珠帽佳公子，千骑扬镳过柳堤。”之二有句云：“珊瑚小带佩豪曹，压辔铃铛雉尾高。”（注：廼贤：《金台集》卷2《元人十种诗》，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328页。）宋褧《诈马宴》一诗有句云：“宝马珠衣乐事深，只宜晴景不宜阴。”（注：宋褧：《燕石集》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以上诸诗“平沙班诈马”、“天门呈诈马”、“重冈”、“龙冈”云云，即郑赋中的“前数里之左右兮，有两山之对峙；矧诈马之聚此兮，易葱芊之绮丽”。“宝马珠衣”云云，则是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盛宴上只孙衣和盛装马这两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他诗句也可明显看出是咏马的镂金织翠，盛装打扮。除此之外，还有一首应该提出的是袁桷的《装马曲》。诗虽不以“诈马”为名，但从诗句来看，“双龙冈”、“棕殿”写的是上京诈马宴的会场环境，“法曲初献”、“万瓮葡萄”、“驼峰熊掌”及“宝训传宣”，分咏奏乐宴饮和宣示祖训，可证这是一首咏上京诈马宴的诗。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诗的前半部，其所咏主要内容为盛装的马：“綵丝络头百宝装，腥血入缨火齐光。锡铃交驱八风转，东西夹翼双龙冈。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齐肩颤金凤。绛阙葱笼旭日初，逐电回飙斗光动。宝刀羽箭鸣玲珑，雁翅却立朝重瞳。”（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5《装马曲》，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四部丛刊初编本。）袁桷至治元年（1321）四月随皇帝赴上京，八月还大都，同行的有王士熙、陈景仁等人。袁氏百余天得诗62首，此为其中之一，收入“开平第三集”。“装马”者，即将马装饰打扮得漂亮华丽，与“诈马”同义。上面几首诗的作者，均曾赴上都亲临诈马宴，所咏为其亲眼所见，与《诈马赋》一样，应该是可信的。
明白了“诈马”所指的含义，再来分析它的语词结构。“诈马”这个双音节词，应该是偏正结构，“马”是中心词，“诈”是修饰“马”的。“诈”作为修饰语在元曲中多见，可释为“漂亮、俊俏、整齐”，其引申义有“体面、矜夸”等义。（注：分别见《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85页；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89页；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册，第361页。）根据这个义项，“诈马”可以解释为“装饰漂亮华丽的马”；或简言之为“盛装的马”。揆之《诈马赋》中“额镜贴而曜明兮”等八句的描写和上引诗句，这样的解释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笔者另外还找到两则元人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可证此词是偏正结构。一例为王士熙的《寄上都分省僚友二首》之一，诗的三、四句云：“白鹅海水生鹰猎，红药山冈诈马朝。”（注：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46页。）这是一首七律，中间两联应该对仗。从这两句看，“诈马”对“生鹰”，鹰、马都是动物，且均处于中心词的位置，“生”、“诈”分别修饰“鹰”和“马”。这里的“诈马”，如果解释成衣服或是食品，都是讲不通的。还有一例是张可久的散曲小令[满庭芳]《春情》：“传杯弄斝，家家浪酒，处处闲茶。是非多不管傍人□（不清），算得个情杂。锦胡洞雕鞍诈马，玉娉婷妖月娆花。朱帘下，香销宝鸭，按舞听琵琶。”（注：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957页。）“雕鞍诈马”、“妖月娆花”两句对举，其中鞍、马、月、花为中心词，雕、诈、妖、娆为修饰词，这是不待多说的。可见，“诈马”一词确为偏正结构，用汉语完全可以讲通。另：郑潜（字彦昭，元末明初人）《樗庵类稿》卷二有《奉寄宣政院使士廉公》七律诗一首，其中三四句云：“诈马晓嘶趋内苑，香车晴碾过西城。”（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既言“嘶”，“诈马”当然是指马；且“诈马”与“香车”对举，亦可证其为偏正结构之汉语。笔者也注意到，王祎《上京大宴诗序》里将“诈马宴”称作“奓马宴”。“奓”，也有“夸”的意思，（注：见《康熙字典》丑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页。）与“诈”的矜夸之意是相同的。奓、诈之异，笔者以为是王祎未亲预现场仅凭听闻而导致的。（注：王序云：“顾祎微贱，不获奔奏厕诸公之列，窃推本作者之意以为诗序。”可证王本人写此诗序时并未亲临宴会现场。）笔者更注意到王序接下来的两句：“奓马者，俗言其马饰之矜衒也。济逊者，译言其服色之其一也。”济逊（只孙）是蒙古语，作汉语解释时才云“译言”；而作者解释“诈马”用的是“俗言”。显然，作者认为二者性质是不相同的。换言之，“质孙（只孙、济逊）”是外来语，故以“译言”解释；而“诈马”不是外来语，是汉语，故以“俗言”来解释。由此也可以想到，周伯琦所说“俗言诈马筵也”中的“俗言”，也当作如是观。即二人文中所说的“俗言”，应该是使用更广泛的汉语，甚或就是当时通俗文学元曲中的语言，这在正史中是难觅其踪的。
根据郑泳的《诈马赋》和上述考辨及所引文献，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元代在上京举行的称之为质孙宴又叫诈马宴的皇家宴享盛会，其“诈马”一词的解释，既不应该是衣服，也不应该是食品，其实就是汉语“装饰漂亮华丽的马”或“盛装的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