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需要一个大发展——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高起祥研究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院论文,北京市论文,研究员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大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的形势下，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实际。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科技兴国的战略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标志着更高起点、更高水平的新一轮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市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如何定位？应该如何体现自己的特点和发挥自己的作用？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起祥研究员。
记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党中央也在强调“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今后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但现实情况好像并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对社会科学的认识以及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状况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您能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吗？
高起祥（以下简称“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新事物，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正是因为有太多的未知的问题，才特别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加以研究。我认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支持，而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也对社会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些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社会上也的确存在着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的问题。但从全国范围看，社会科学事业还是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确立了一批国家级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全国文科高等院校和党校、干部学校、也越来越多地建立起了社会科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央各部和省市委、省市政府也都完善了以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各省、市、区的社会科学院在发展中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也都在或快或慢地发展着。
记者：在社会上，在学术界，关于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请您谈谈您对此的认识。
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我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技术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社会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具体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但在现代化大生产的过程中，管理和技术是并举的，所运用的科学技术是综合的、交叉的，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生产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在去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江泽民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比喻成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两条腿。事实上，一项重大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远非一项具体的科技发明成果所能比拟。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与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导和推动分不开。事实上，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状况，直接制约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国际交往的水平。因此，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都只能加强，不能放松。
记者：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以及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不可能不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北京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的？
高：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领域必然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并引出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寻找说明问题的原因，提供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在一些应用性的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理论滞后以及研究成果推广不利等现象。市场经济的起步和发展，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出现问题的频率的增高，以过去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水平已很难适应新的情况和要求。在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更多地关注物质生产和市场等流通领域，社会的财力物力也会较多地投向实业部门，以至于人才的流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倾向性。这些情况也确实曾给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面发展造成了许多实际困难，但同时也促使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去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如何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等等。我认为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新特点，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主动抓住发展的机遇，要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同时，真正体现自身指导性、实用性的价值。通过近年来的实践，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普遍增强了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的意识，一方面根据自身原有学科特点的优势，寻找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结合点；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有预见性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方针和研究方向。有的研究机构还新建了若干直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研究所，并在落实科研选题上扶植那些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项目。
记者：您能谈一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近年来的科研和科研管理中有哪些经验和体会吗？
高：这些方面的东西确有必要加以认真总结。回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这些年的发展，确实经历了一个反复认识、反复实践的过程。作为一个地方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和其他省市社科院的地位和处境有很大的不同，各省市的社科院无疑在当地是最高的具有权威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而北京市社科院则有所不同。在北京，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有那么多的名牌高等院校，有中央各部委的研究机构，有中央党校等等，北京市社科院犹如在夹缝中生存，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并体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就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就只有走改革的路，在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只有发奋图强干成几件大事，才能化劣势为优势，才能显示出地方社科院的生命力来。这一点对于其他的在北京的地方研究机构和部门以及刊物等等似乎也适用。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特点，请您介绍一下在这方面体现实效的做法以及如何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
高：我认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必须首先强调的。为经济建设服务和搞好自身建设是密切统一的。在实践中，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既要大胆提出对策建议，又要讲求可行性；既总结经验，也反映问题。北京市社科院建院十多年来，在不断适应、不断完善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并且把研究和解决首都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90年代初，我们提出了“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为首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使社科院成为市委、市政府‘用得上、信得过、离不开’的科研机构”的办院方针，加重了有组织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回答了市里极为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从而也提高了社科院的地位，争取到了市委、市政府对我院财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像北京市成立经济发展战略领导小组、研究制订2010年前的发展战略、组建经济问题专家组等项重大事宜，都点名吸收我院参加；一些郊区县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点名让北京市社科院担任。我院的许多专家学者已担任了部分市区县的政治顾问。在我院近期取得的科研成果中，有的荣获了中宣部表彰的“五个一工程”奖；有的受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称赞并联名提案表示支持；有的科研成果变成了市政府的决策依据并在人大立法，得到李鹏总理、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批示和赞许。
说到底一句话，社会科学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搞出特色，同时也要提高学术档次，要在那些政府极为关心又没有精力去做但从长远来看又必须去做和做好的项目上下大力气花大功夫。近几年我院集中研究的课题主要是北京市年度经济形势分析与下一年度的经济形势预测；首都北京的城市性质、功能的定位问题，以及首都北京的文化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战略。
记者：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内容及力量投入等方面，存在着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的矛盾，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高：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相当复杂而且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其中存在着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横向联系与分工，也存在着按其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紧密程度划分的纵向联系与分工。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就是这样一种纵向的联系和分工。基础性研究工作致力于一般性原理的发现，理论化地阐明事实和规律，其研究成果将知识的边界向外推进，为人们提供一般性的认识工具。而应用性的研究则是研究基础理论实际应用的可能性，根据现实需要利用研究成果设计新的实用方案，它考虑到某些实际目标，旨在扩大研究成果的创造性价值。在现实条件下，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和效率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结果，它们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乃至所提供的对策方案就缺乏理论支持，成为无本之木；而如果不重视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科研成果将很难体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外部条件和意义。提高社会科学的服务功能，的确应该大力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但放弃基础研究的做法也是短视和不可取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的周期的确较长，可是从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的角度看，有些基础研究项目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我院历史研究所下大力量、坐冷板凳搞出的十卷本《北京通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还有一批高质量的文史哲著作，大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有的还产生了国际影响，拓展了对外学术交流的领域。
展望下一阶段的工作，在“九五”期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继续从多方面、多角度深入研究它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坚持突出重点、照顾一般、控制总量的原则，注重地方特色和优长学科的作用，力争拿出更多的高质量的学术精品，为首都建设献计献策，努力创造第一流的工作水平、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